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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故事，他想聽又不敢聽

導演一弛要把他對北京、對父輩、對曲藝的理解擱進戲里。（李宴/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父親的故事，他想聽又不敢聽 “ 舞臺廣播劇”《三昧》的由來》）

這是一出以喜劇鋪墊的悲劇。就像當年的《驢得水》，這部不顯山不露水的小戲迅速博得了圈內圈外的好評。

“父母的經歷，我肯定不能忘記。但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每代人都不容易，只是受到的苦各不相同。我們這代人也哭，看著房價我們欲哭無淚。”導演一馳說。

刻意做舊的舞臺，背景處是兩棵白色的寫意的樹，左邊斜逸一枝，右邊斜逸一枝。紅色的框架大致搭出一間房的龍骨。房間正中擺放三桌三椅，桌椅後的木衣架上搭著演員要更換的行頭。幕間的黑場，一個穿長衫戴瓜皮帽的姑娘把寫著每一幕名字的水牌擱上舞臺右側的架子：教子、三不老、醋章、取燈兒、石雀、靈境、百花深處……有十幾個之多，都是老北京的胡同名。

演員不急著演，張嘴便說，對白、旁白、背景音效——蟬鳴鳥叫、老北京的吆喝、茶館戲臺里的大鼓京戲、槍聲炮聲、駝鈴鴿哨——都從他們嘴里出。

旁白字正腔圓，像戲匣子里的廣播劇，文詞流麗，乍聽之下，光靠耳朵有些逮不著——論理這是毛病。但持續的語音輸入造成了一種介乎張恨水和劉紹棠之間的文藝腔，舊京的氣息撲面而來。悟性好的觀眾可以立刻看出這戲向傳統說唱藝術致敬的意思，更進一步，能悟到一點說唱藝術的平易和包容：來，咱們說一段兒，從古到今，悲欣交集，我說著，您聽著……

“舞臺廣播劇”《三昧》，2016年11月在北京鼓樓西劇場首輪上演。就像當年的《驢得水》，這部不顯山不露水的小戲迅速博得了圈內圈外的好評。2017年4月16日，《三昧》結束二輪演出。

導演一弛原來的職業是逗人發笑。第一次玩票做戲，他讓很多人流出了眼淚——從90歲的藍天野到很少進劇場的90後北京姑娘。

話頭兒起在1945年抗戰勝利，繼而回溯到1928年“北京”改叫“北平”，1937年日本人打進宛平城。再由1937年跨到1945年、1949年、1956年，直到北京奧運。一條胡同里三個青梅竹馬的孩子，10歲的文清愛讀書，9歲的曉武愛打仗——“等我打贏了，新的舊的都是吾們的”，8歲的如意喜歡跟倆小哥哥粘知了、聽京劇。三人桃園結義，相約一輩子在一起。

盧溝橋的炮火中斷了年少嬉戲。十八歲的曉武要去二十九軍找他的“本家兒”佟麟閣。文清用口琴吹起《送別》。如意哭成了淚人，她和曉武約定等他八年。八年後，曉武從軍中跑回北平。文清和如意要去瑞蚨祥扯大花綢緞做旗袍，再過兩天，就是他們成婚的日子。曉武的歸來讓如意無法平靜。文清告密，“逃兵”曉武被憲兵隊抓走。

1950年代，對北京城建多有微詞的文清被打成右派。單位新來的佟主任曉武大筆一揮，把他發配到新疆。大漠之中，文清不斷接到二弟曉武和妻子如意的信。文清也寫信，輕描淡寫，把苦說成甜。如意買了一臺收音機，曉武常來聽。文清從來信里知道他們聽什麽，向北京寫信，告發曉武聽敵臺。曉武入獄。

如意接到新疆的電話，文清瘋了，讓她去領人。瘋掉的文清在戈壁灘上找白塔，找歪脖樹、找“季鳥兒（知了）”，他把故都搬到了新疆。終於有一天，他掙脫了如意的看護，開始雲遊四方。多年以後，瘋掉的文清鋼筋鐵骨地回到北京。問他怎麽回來的，他笑著說：“我呀，我望著白塔的塔尖、聽著鴿哨兒，一路咂摸著副食店的香氣，我就回來了。”老邁的文清與曉武角色互換，互相數落起自己當年的告密給對方造成的傷害。這拷問難以承受。如意突然大放悲聲：倆小哥哥，都別說了！都怪我，說什麽“三個人永遠在一起”，這不是混賬話嗎？！

除了那句京罵說什麽都是多余

《三昧》的劇本，第一稿寫於2012年5月，第九稿寫於2017年2月。一弛要把他對這個城市、對父輩、對曲藝的理解擱進戲里。

父母支邊，一弛在甘肅天水長大。每年寒暑假，父母帶著他坐幾十個小時的綠皮火車，望著白塔、聽著鴿哨，聞著副食店的味道回到北京。那時，北京是時間軸上離散的點。因為喜歡曲藝、音樂和電影，從大學環境工程系給排水專業畢業，一弛進了電視臺，做語言類綜藝節目的導演。北京成了定居的地方。關於這座城市的感性經驗連成了一條線，繼而連成了一片。連成片的，反不如當初那些離散的點真切。這難說是好是壞。

作為一個從小喜歡科幻，向往未來世界的“理工男”，一弛追過科技產品。不斷的更新換代，讓他樂此不疲，也讓他恐懼。單向度的未來其實是一個無底的黑洞，意識到這點，一弛調轉方向回望過去。父親常對他說：“你什麽時候回趟家。我也一天天的老了，你得回來一趟。我給你講講咱們家的故事，講講你爺爺是怎麽來到北京的……”

家史，一弛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一個文職少將、一個武職少將。父親“聽敵臺”被告發，“支邊”成為他和母親最好的選擇。每個人化解難處的辦法不同，父親的辦法是“找樂兒”。青壯年時代，這位“文革”前的大學生、大西北地質隊的高級工程師，不放過電影院里的任何一部電影。此外，他讀書，也愛聽相聲，這些愛好都遺傳給了他的兒子一弛。

不管如何隱藏，每個人其實都是父母的翻版。“我覺得我也是挺洋氣的一個人了，我也滿世界逛，博物館、音樂廳，什麽都見過。但有些事情，我真的做不到。我從來沒有主動跟一個女孩子說過‘我愛你’。我跟我老婆結婚很多年了，才第一次在她的逼迫下，說了‘我愛你’。因為我從沒見過我父母之間有這樣的表達，沒有擁抱、沒有誇獎，只有我母親無休止的擔憂和我父親無止境的承受。”一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父親的故事，他想聽又不敢聽：老人憶往，總讓人想起告別，不聽，父親心臟不好，萬一突然走了，就再也聽不到了。“父親的形象是不斷變化的，開始覺得他很牛，後來覺得他跟自己也差不多，後來覺得他還不如自己，再後來發現他還是很牛，最後發現他有點可憐，他要離開我們了……”這是一個父子倆緩緩爬坡的場景，父親時而高，時而矮，兒子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這個場景讓一弛擰巴、鼻酸，乃至有一天從夢中哭醒。他把這層體會寫進戲里。當然，做了變形：

1937年，佟曉武入伍前向父親辭行，父親甩出的都是胡同里的京罵，“我就操”是他的口頭禪。他給兒子的臨別贈言是：“佟曉武！咱爺倆這脾氣是屎殼郎拜把子——臭到一塊兒了！今天爸爸我把話撂這兒，你要是真去，你就把小鬼子他們丫挺的給我殺光了再回來！要不介你也別回來！你也沒有我這個爸爸！”多年之後，佟曉武告過密也被告過密，與結拜的文清、如意重逢，百感交集，除了父親那句京罵，說什麽都是多余。

《三昧》劇照：曉武回憶軍旅生涯。他發現日本人居然也會《送別》的旋律（其實這是日本曲子），這激起了他的思鄉之情，但又不願在日本\人面前顯出不堅強的一面，於是以毆打對方來掩飾。（李宴/圖）

笑料是小尺寸是大

寫劇本的時候，一弛已經想好三個角色由誰來演。演文清的得從電臺DJ里找，“如意”不是京劇團的就是曲劇團的，“曉武”必須是相聲演員。這是由劇本的調性決定的，聲音的塑造能力對《三昧》至關重要。每場演出，一弛會在手機的記事本里記下幾十條遺憾和不足，跟演員交流。在很多小劇場戲劇實行幕表制、搞即興創作的今天，他的導演方式算得上“古法”：先有一個數易其稿的劇本，排練嚴格按照劇本來，表演的“尺寸”卡到秒。

“尺寸”是相聲門里行話：一句話說深說淺，說慢說快，多說一句少說一句，變一個腔調是另一種意思。外行聽熱鬧，內行聽門道，在曲藝愛好者，對“尺寸”的品鑒幾乎是一種精神的追求。

“馬三立的相聲，我喜歡的就是那淡定的那勁兒。他的相聲可能一個段子里面就一個包袱，那個包袱抖響之前，他一直‘藏著’。這種‘鋪平墊穩’給人特別大的享受。我不喜歡現在那種，完全點狀的、沒有任何邏輯鏈接的成人笑話。這也沒辦法，現代人的消費指向就是點狀的，他要隨時進來，聽個笑料就走。”寫《三昧》的劇本，一弛拿定主意，一定鋪平墊穩，“其實你去看，不管時代怎麽變，好的電影、電視劇依然是這種創作思路”。

《三昧》是一出以喜劇鋪墊的悲劇。開頭幾幕的樣板是群口相聲：怎麽搭話，誰說話誰不說話，一個笑料的“咬頭兒”和“嚼勁兒”在哪里，都是要琢磨的。好笑不一定靠噱頭，喜劇的最高境界是“情景喜劇”：情景在那里，誰說都可樂——一弛把他的這些心得都揉進了劇本。

曉武歷經八年抗戰重新回到北平，他出場之前，文清和如意在唱片店挑唱片。掌櫃的推薦來推薦去，不是京韻大鼓《大西廂》，就是鐵片大鼓《王二姐思夫》，再麽就是白光的《如果沒有你》，最後翻騰出來的是奚嘯伯的《珠簾寨》。“劉關張結義在桃園”剛開頭，場外的曉武接腔搶唱，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大多數觀眾還來不及反應。如意嗚咽跑出唱片店，文清追：“如意，如意你別跑啊，你怎麽哭了？”“我……我想曉武！”“八年了，曉武沒準都……”恰在此時，曉武上場。文清那句並不可樂的臺詞“曉武沒準都……”引發了觀眾輕輕的笑聲。

瘋掉的文清在祖國各地漫遊多年回到北京，看什麽都覺得熟悉。循著埋藏在無序大腦中的記憶，他走進家門，看看這邊，看看那邊：“這個地方我來過，這個床我睡過，這個大姐……”反應快的觀眾立刻樂出聲來，慢半拍的，聽見人家，才咂摸過味來。這種文火兒燉出來的會意，讓藏在觀眾席里的一弛欣慰。所謂鋪平墊穩，是一個一個的“尺寸”，一點一點的“講究”摳出來的。說相聲，“皮兒厚”是禁忌，一弛卻寧可《三昧》的皮厚一點。

《三昧》首輪演出，一弛請父親來看戲。父親看完，給出的評價是：“不錯！”然後，他又小聲對兒子說：“以後別再寫這種東西啦。”一弛知道，所謂“這種東西”，父親說的是他那一代人沈重的過往。

“這個故事跟你是什麽關系？說道義的責任太沈重，但那就是你父母、祖父母兩代人的經歷，你該怎麽面對那片過往？”南方周末記者問一弛。

“這個問題早幾年讓我回答，我可能答得更漂亮一點。這幾年，生活發生了一點變故，你看我的劇本，前前後後寫了五年，但有一年我是沒有動筆的。那是我做生意最慘的時候，朋友反目，家人也不理解。對我這種非生意人來說，債務纏身的感覺，跟‘野蠻人’打交道的感覺，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現在我變得更加耐受了。任何的突發狀況，我都先想：可能本來就要這樣。父母的經歷，我肯定不能忘記。但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每代人都不容易，只是受到的苦各不相同。我們這代人也苦，看著房價我們欲哭無淚。”一弛回答。

“平視”不是一句空話。真正的反省可能真要隔著一段時間的距離。最郁悶的時候，一弛喜歡聽“文革”期間那些歌唱社會主義、諷刺帝國主義的曲藝作品，對他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波普。

為了給《三昧》塗上一層“保護色”，一弛特意寫了一首風花雪月的歌詞，拿給一個天天在微博上寫大眾情書的朋友去譜曲。這首《三妹》放在《三昧》的結尾，它的使命是“拋開所有的時代背景，純談感情”。“我知道它跟《送別》沒法比，其實《送別》就足夠了。”一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