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10月25日表示:“消除體制性障礙是改革的關鍵”。
他說,特別是必須改革既不反映成本、又不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計劃價格制度,他認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在出席當日召開的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十周年慶典時,吳敬璉作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主題演講。
吳敬璉說,中國經濟增長從2011年就走上了一個降速的下行的通道,同時存在著的一系列經濟矛盾也開始顯露出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什麽?就變成現在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界討論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吳敬璉說,近年來,從各種意見、分析的框架,到實際的政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兩種分析的框架和由這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對策。
一種是從需求側去進行分析,就是“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走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呢,是因為需求乏力。這種分析方法源自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
“在我看來,這在理論上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吳敬璉說,因為是用了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國的長期增長的問題。從實際表現來看,中國用這種方法來應對GDP增速下降已有很長時間,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強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經濟增長速度。2009年到2010年只在很短的時期,把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從年增長6%左右拉伸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是很短暫,到了2010年年末就開始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從2010年到現在,幾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會采用這個強刺激的方法希望拉升經濟增長。
吳敬璉分析說,這樣做產生了兩個負面的結果,一是投資拉動的效果越來越差。特別是到了最近兩年,這個刺激的作用幾乎等於零。另一個方面,因為過度的投資,使得國民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即所謂杠桿率變得越來越高。
另一種從是供給側的各種因素去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即關註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資和效率的提高。吳敬璉認為,用這種分析的框架來解釋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高速的增長,是很有說服力的。
他說,依據這種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國今後要保持持續穩定增長,主要的驅動力量應該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從主要依靠投資、主要依靠投入資源,轉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話,就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
他分析說,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提出整整20年。過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於存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體制性障礙”。關鍵在於建立一套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在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
對於多個領域改革存在的問題,吳敬璉認為,簡政放權應擠幹水分,既要“把這個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制定出來”,又要“根據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法無授權不可行,制定各級政府的正面清單”。
對於金融改革,吳敬璉說,“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進展的不錯,如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但在金融市場方面有很多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如證券市場的改革一直進展得非常慢,特別不好的消息就是股災發生以後,顯然看出一些跡象。從審批制改到註冊制的改革似乎要推遲了,這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吳敬璉說,財政改革進展總體可以,但遺留的問題太多;價格改革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改革,但又是非常關鍵的改革;國企改革有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論,現在看來還沒有完全解決,一是國企定位,另一個是代表國家來掌握國有資本的機構,是管資本為主,還是要管人、管事、管資產。這些問題需要在今後實踐中去解決,仍有很多難題。此外,自貿區建設還遇到各部門把住自己的權利不放的問題,使得負面清單難以縮短。
吳敬璉說,教育體系改革、法律體系改革等也需要向前推進,否則,“效率的提高”就很難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
2005年9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在豐田汽車公司的無償資助下成立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和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首任院長陳清泰擔任中心理事長,斯坦福大學教授青木昌彥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擔任學術委員會的聯席主席。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攝影/章軻
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十周年慶典。攝影/章軻
6月15日,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 (ASIFMA)、渣打銀行、金杜律師事務所和中誠信共同發布了一份題為《人民幣系列:熊貓債市場蓄勢待發》的報告。
報告認為,熊貓債市場對於發行人和投資者具有旺盛的需求和吸引力,熊貓債市場前景向好,當前熊貓債市場面臨著會計準則和審計要求的差異、中國和國際信用機構評級的不同,同時還存在監管障礙等挑戰。一旦有礙熊貓債市場漸進式發展的許多障礙和技術性問題得到清理,熊貓債市場將獲得長足發展。
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
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固定收入部執行董事錢達表示:“盡管中國的熊貓債市場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但我們發現,境外發行人和境內投資者都抱有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熊貓債市場也帶來了巨大的實際效益。例如,在熊貓債市場中,發行人的成本低於他們在點心債市場中的成本,而且在熊貓債市場的幫助下,有意參與知名國際機構債券發行的境內投資者能夠避免匯率風險和其他不利因素。”
發行熊貓債對於發行人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渣打銀行環球人民幣應用策略主管淩嘉敏表示,對於需要獲得長期人民幣融資且在中國境內擁有子公司的發行人而言,發行熊貓債比從中國境內銀行貸款更為有利,因為銀行貸款的期限通常較短。同時,對於在中國運營且具有人民幣負債的發行人而言,在中國境內進行人民幣融資自然起到一種對沖作用,可減小外匯匯兌風險。
報告指出,熊貓債發行人還可以獲得中國國內投資者——在中國開放資本項目以前,中國國內投資者群體難以投資於國際市場。有資格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國內外投資者也均可購買熊貓債。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是中國境內最大的人民幣債券市場,規模達全國債券市場的91%。
對於投資者而言,國內投資者購買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也可對其人民幣負債自然起到對沖作用,減小外匯匯兌風險。
截至2015年11月,外國投資者持有的境內債券規模為7630億元,僅占中國境內債券市場的1.6%,其余均為境內投資者持有。許多境內投資者迫切希望投資於國際信用工具,以豐富其固定收益投資組合。
報告認為,熊貓債不僅是中國境內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務,它還將在中國建立境內債務市場及人民幣自由化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成熟的熊貓債市場能夠為各方實體提供長期融資和有效募資,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更多不同期限和架構的熊貓債發行也有助於完善收益率曲線。保持地域和行業多樣性對於深化和發展熊貓債市場、消除國際發行人和國內投資者之間隔閡而言至關重要。”淩嘉敏表示。
技術性障礙制約熊貓債爆發
自2015年以來,只有九個發行人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發行了11支熊貓債。熊貓債市場自2005年建立以來,流動性一直相對較弱,只有少量發行人的熊貓債可供投資。每一單熊貓債的發行均得到了投資者的強烈反響,反映出投資者需求強勁,但供給不足。
之所以熊貓債市場的發展相對緩慢,是因為其受到固有技術性問題的制約。主要包括會計準則和審計要求的差異、中國和國際信用機構評級的不同,同時還存在監管障礙。監管制度方面同樣有著不確定性,例如,中國當前嚴格的資本管制措施中有關限制資金收益匯出境外的規定。
具體而言,在會計準則方面,根據中國會計準則(或財政部認可的,與中國會計準則等效的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 其財務報告須由具有資質的中國境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除非發行人所在的國家或地區與財政部簽署了註冊會計師審計公共監管等效協議。目前,只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歐盟采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中國會計準則等效。對於希望發行熊貓債但其財務報告並非根據歐盟及香港采用的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發行人而言,其發行將面臨很大障礙。
“業界正與中國監管機構合作,致力於解決那些影響外國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債券的技術性問題。如果國內外的實踐趨於一致,中國市場將能吸引更多外國發行人。盡管還須考慮境內因素,但我們還是樂觀地認為,這些問題將會得到解決。”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陳已昕表示。
報告顯示,中國的評級行業目前對熊貓債券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評級方法。國內普遍認為,對境外債務發行主體進行風險評估時應該以發行人所在國家主權風險作為評估的基礎。主要分歧在於對發行人的風險評估應基於國內評級序列還是全球評級序列。
同一家發行主體在不同評級序列下級別的差異,以及境內債券市場對熊貓債券發行人的全球序列級別的接受程度,也是熊貓債發行的影響因素。
對此,中誠信國際業務部總經理楊蕾表示,熊貓債一般采用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給予全球序列的評級,這一級別不適合本土市場,還需要本土評級機構給予本土的序列評級。除了監管和政府考量因素外,評級機構更要從市場行為和市場主體負責人角度給予專業評級。本土評級機構是有必要的,因為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更熟悉中國的市場,更了解中國投資者,評級將直接影響到債券發行後的定價。
楊蕾表示,“熊貓債市場的健康發展有賴於健全的信用風險評估機制。伴隨發行主體多元化、中國債券市場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國內風險序列將會更加完整,有利於境內外機構更好地開拓在岸人民幣市場。”
有積極跡象表明,中國監管機構正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以期為發行人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對於熊貓債的前景,錢達表示:“鑒於中國監管機構始終致力於全面開放中國資本市場,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將很快清理有礙熊貓債市場漸進式發展的許多障礙和技術性問題,逐步放松有礙市場高速成長和發展的監管和限制,這也符合中國內地監管機構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