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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们是上帝的乌托邦！”——从人性论看投资者的能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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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上帝的乌托邦！”
从人性论看投资者的能力圈
刘军宁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老子《道德经》

    有个人站在一条狗旁边。一个陌生人走近他问道：“你的狗咬人吗？” 这个人说：“不咬。”那个陌生人伸出手想拍拍那条狗，结果反而被那条狗咬了一口。受惊的陌生人质问道：“你说过你的狗不咬人！”这个人答到：“这不是我的狗。”

Robert P. Miles

保守主义：从人性论到投资者的能力圈

    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投资哲学是追求投资智慧的学问。投资是一种智力密集的活动，准确地说是智慧密集的活动。智慧短缺，投资不可能成功。最重要的智慧往 往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律令）出现的。守住你的能力圈（不要逾越你的能力圈）就是公认的最重要的投资智慧之一。而最大的投资智慧，就是在于如何知道什么对象 是你不该投资的。
    保守主义强调，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其内在的局限性。人性和人的基本况境是不变的。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人在本性是有限的存在，人是理性 的，但是其能力是有限的。与上帝不同，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对人而言，无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合理的。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全知，他不就成了上帝 了吗？这是不可以的。无知对每个个体来说，是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就越多。比如说，我知道投资哲学里有很多东西我都知道。 而对不知道投资哲学的人而言，他根本就不知道投资哲学是他的未知之域。每个人的知识都有无知与有知的界分，能力圈就是在这个界分上出现的。因此，每个人的 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有其难以逾越的能力圈。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保守主义认为，理性能力是人为了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选择正确手段的能力，是人类用智力理解和应付现实的有限能力。换句话说，理性是行动者在其知识和智慧范 围内掌握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有理性的人对事物所作的评判，并不是基于他本人那种不经分析的冲动、成见和癖性，而是基于他对所有能有助于形成深 思熟虑的判决的证据所作的审慎的判断。保守的投资者者正是这样一种人。
    保守主义者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并不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知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和。对人类来说，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未知的领域永远存在，知识是扩 展和演化的。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克服的，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局限。没有人能够、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知识，人 所能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真正智慧，不仅在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多少，而且更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   
    与动物不一样，人被认为是有理性能力的动物。人是有理性禀赋的动物，因此他会力求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有时甚至会为自 己不合理的行为也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人性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如果投资时理性占了上风，投资者就会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行事；如果情绪 占了上风，或者不够理性，投资者就会忘掉或无视自己的能力圈的边界，非理性的投资也由此发生。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忠告是：投资应该是一种最理性的行为，如 果超出了投资者的理解能力就不要投资，只做自己完全了解的事。
    被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有思想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指出：“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东西不要未知的东西，宁要试过的东西不要未试的东西，宁要有限的东西 不要无限的东西，宁要切近的东西不要遥远的东西。”保守主义投资哲学家提出了投资者的能力圈理论。《保守的投资者夜夜安枕》的作者菲利普·费舍在《寻常的 公司与不寻常的利润》一书中指出：智力、知识与经验联合起来构成投资者的常识和判断力。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其能力圈都是有边界范围的，不可能无边无 际。这是保守主义投资家提出来的。能力圈的概念也由此产生。费舍创造了这个理论，巴菲特推广了这个理论。
    能力圈是人的理性化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很情绪化的动物。按能力去投资是理性化的投资。投资必须是理性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它，就不要做。超出能力圈的便是非理性化的投资。
    不论一个人多么聪明，他都应该守在其能力圈之内。在这个能力圈，投资者享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投资者应该守住自己的能力圈。能力圈 是不是价值投资的第一原则还有很多争论，不论是不是第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安全边际是一种风险控制手段。在采取何种手段控制风险前，投资者先要确定 自己的能力圈。能力圈的作用在于锁定正确的投资对象，安全边际的作用在于避免为正确的投资对象支付高价。能力圈与安全边际是保守投资者的左膀右臂！

你怎么知道你知道？

   虽然关于能力圈的理论简单明确，但是要确定并恪守住自己的能力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确定自己的能力圈就十分困难。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一开始 就有能力圈。每个人的能力圈都是在从后来的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个人爱好中逐步形成，而且会随着个体的经历、经验、知识、爱好的变化而有所变 化。况且，一个人很容易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很难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最大的智慧就是在于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大多数的投资错误，都是以为自己知道，认为该 投资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实际却不然。所以保守主义投资哲学不仅要求投资者在自己的能力之内行事，而且在划定自己的能力圈应该非常保守，宁可划小些，不可 盲目乐观激进妄为，绝不能抱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极端自负心态。所以，自己对自己的所知，要格外诚实，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和勘探，要非常保守，而 不是激进。
    投资大师常常告诉我们：所谓“能力圈”，就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和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要永远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投资，不管你的能力圈有多小。坚持自己 能够理解的范围，只做自己理解的企业。在投资外扩展你的能力圈，在投资中守住你的能力圈。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行业，你有两个选择：学会了解，或者回避投资。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还处在学习过程中，也请不要涉足。
    一些介绍能力圈理论的投资书也常常说，如果你理解一个公司，理解其业务、其产品及其所属的行业，那么这个公司就能你的能力圈之内。然而，什么叫理解？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公司和行业，都熟知一些商品，我们就能自认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在我们的能力圈之内吗？答案恐怕不是那么肯定。我们最多可 以说，略有了解、熟悉该品牌或产品的性能。即便是能看懂企业的商务模式，看懂财报、了解企业战略都还不足以称得上是理解。投资意义上的“理解”所要求的比 这些多得多。作为能力圈意义上的理解，我同意这样一种界定：所谓的理解是，是指投资者有能力看清作为潜在投资对象的公司其十到二十年的未来。如果投资者有 十足的把握和证据表明他能看得清该企业在十到二十年之后的未来，那就可以说，该投资者理解其所可能投资的公司。因而，该公司也在其能力圈范围之内。比如， 我完全不知道苹果公司在十到二十年之后畅销的产品是什么。所以，不论我现在对iPad、iPhone和Mac Pro多熟悉，不论苹果公司多卓越，其产品多优异，苹果公司仍然在我的能力圈之外。看懂一个企业的现在，预测未来一两年的收益或者增长，与看清楚未来十年 企业的状况，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和眼光。那时的公司不仅应该活的很好，其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会让你非常满意。不要说一般的外部投资者，即便是行业内的专家、企 业家大多也是看不清楚十年后的情况。保守的投资者通常在其能力圈的范围内选择那些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司与行业。
    所以，看懂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看清其发展战略，读懂其财务报表，这些都不足以表明该公司在你的能力圈之内，“能力圈”是投资者建立在自己的专长、经验和 智慧基础上的洞察力的作用范围，这种洞察力能够帮助投资者准确判断出潜在投资对象是否有持续的竞争优势。能力圈的边界，就是这种洞察力的“有效射程”。如 果在有效射程内，没有合适的猎物出现，保守的投资者通常选择耐心地等待，而不是向有效射程之外的目标开火！
    能力圈原则的副产品是减少了投资的次数，也就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像巴菲特欣赏的棒球手泰德·威廉那样，通过只击能力圈内的球来击出更多的好球。坚守能力 圈的原则需要有纪律与耐心的品格。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说，“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当有人对你说，某某时的资本市场遍地是金子的时 候，你更要小心，因为许多金子落在的能力圈之外。要能够克制自己不去捡能力圈之外的钱，哪怕它散落得遍地都是。守住能力圈还有一个隐蔽的好处，就是能够有 效地避免成为见钱就捡的机会主义者。而机会主义是保守主义价值投资的大敌。投资就像本文一开始所说的那个逗狗的故事。在逗狗之前，要确定你是否真的了解这 条狗，否则就不要动手。这是本文一开始那位不明真相的逗狗人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他以为他理解了这只狗，其实他并未弄懂这条狗。
    人在本性上不仅有其有限的一面，每个人的人性中也都有追求无限的一面。这是也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对许多人来说，对知识与财富的追求，对权力与利益的追 求，甚至对卓越与不朽的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人的梦想与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如有可能，人们甚至想目睹产生宇宙的那个大爆炸的现场。人性中追求无限的一面 则意味每个人都有超越自己能力圈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就是说，超越能力圈的事是注定要经常发生的。
    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是人类的通病。有成就的投资者更容易犯这种错误。然而，人是追求超越性的动物，而且这种超越性正是存在于人的有限性之中。因此，对现有 能力圈的超越也是任何投资者身上不可遏制的冲动。在投资领域，每个人都终将面临这样一种难题：他的能力越强、能力圈越大，边界就相应地越模糊。越有能力 圈，就越想冲出能力圈，逾越能力圈可能性就越大。伟大的投资者就是不断地与这种冲动作斗争，并常常落败。投资大师们越告诫别人要守住能力圈，他自己就越想 突破。神对凡人充满期望，期待投资者守住自己的能力圈。每个人都守住自己能力圈的世界，是上帝期待出现的理想国。从这种意义上讲，诚如德国作家安德雷斯 （Stefan Andres ）所言：我们都是上帝的乌托邦！（We are God's Utopia！）

Sohu Finance Syndicate

【每日一黑馬】向上360陸雨泉:我為什麽從人人貸出來做理財

從人口視角看本輪牛市

從人口視角看本輪牛市 作者：陳光磊 一、現階段經濟和資產價格的人口視角一 從人口撫養比的長期角度，更加理性地看待經濟和資產價格的背離，本文試圖梳理以下三個問題：一、為什麽會出現本輪股市牛市，可能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二、資產價格變化與加快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三、為何出現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萬眾創業的景象。 人口具有超越眾多經濟變量的外生性，它的變化對經濟走勢產生重大影響，但它自身很少受到短期經濟波動的影響。人口被作為理解長周期的一個線索，影響了一個經濟體的50-80年的增長過程。人口的總量、年齡分布與未來變化趨勢被看作是經濟增長、通脹、利率和資產價格等等的重要決定因素，使得人口成為一個必須研究的課題。 我們的報告《盧卡斯的批判－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和通脹再論》（2015-5-17）通過對人口總量和結構的分析，將人口作為長期通脹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並非劉易斯拐點。後者是城鄉二元化的概念，可以分析勞動力成本的變化，但用來分析長期通脹失於片面。 由於15歲以下少年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收入特征類似，都是非勞動力人口，所以不再區分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從理論以及國際經驗（包括中國的經驗）來看，撫養比快速下降的時期，經濟會出現高增長的周期，由於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工資收入對通脹的承受能力較強，社會可容忍的通脹水平也會較高。然而，在撫養率攀升期，經濟增長會顯著放緩，非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低收入易受通脹的侵蝕，社會的通脹容忍度下降，通脹水平保持低位運行。 我們認為，2010年開始中國人口撫養比進入上升期（2010年最低為34％左右,2030年超過50％，真正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消失），因此，中國長期通脹可能下行。事實上，在2010年短期通脹上行直到2011年9月CPI同比達到6%見頂，之後基本處於下行狀態至今。 除通脹外，本文還將引入另一個維度，人口結構對實際利率的影響。實際利率由投資與儲蓄來決定，不同年齡段人口對投資或儲蓄的需求和偏好存在差異，人口結構的變動通過投資和儲蓄量影響均衡的實際利率水平。撫養比上升過程中，由於更多的非勞動人口通過出售資產以獲得收入作為生活來源，使得資產價格下降，利率水平上升。通脹下行，實際利率上升，其結果是長期名義利率的走勢不確定，但我們傾向認為市場的名義利率上行，不太可能出現為零的情況。 經濟下行，通脹低位加上實際利率上升在沒有研究人口的經濟學家看來，前景相當的黯淡。所謂“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我們認為，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耗時太長，中國目前正面臨由人口紅利轉向資本紅利的二次機會： 一、在撫養比上升，長期通脹下行的過程中，給貨幣政策留出相當大的寬松空間。2014年11月以來的降息降準的寬松貨幣政策是觸發股市急速上行的直接動力。當然，這種寬松的限度是不能觸發短期嚴重的通脹，撫養比上升中的通脹會激發社會矛盾。 二、長期利率水平和社會融資成本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利率市場化進程仍在加快，人民銀行為推動利率市場化做了大量工作，但也是受人口撫養比上升過程，實際利率向上調整的經濟內在要求的推動。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目標是使人民幣資產走出去，這與人口紅利上升時期的引進外資（FDI）等有本質的區別。由於勞動力的跨境流動受到限制，事實上以資本的流動替代人口流動，當年FDI的流入是國外資本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而當前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國家戰略，根本意義上是中國的資本走出去。預期人民幣加入SDR，A股納入MSCI，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之後，更多的人民幣資產將為海外投資人（歪果仁）所有，以緩沖中國人口紅利減少，國內居民拋售人民幣資產的壓力。 三、自李克強總理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創業人數不斷攀升，互聯網金融等新興行業、領域逐漸發展壯大，更多的領域等待著創業者們去探索，更多的機遇等待著創業者們去把握。一個“萬物生長”的創業時代已悄然而至。另一方面，由於創業的風險巨大，與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性。有研究表明，在均衡狀態下，即老齡化程度（撫養比）越高，失業率對通貨膨脹的邊際替代率的絕對值越小。也就是說，撫養比越高，相對於通脹，社會能忍受更高的失業水平，菲利普斯曲線扁平化了。創業大潮的興起也反映了社會對失業容忍度在上升，當然，同時也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推動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結果。 二、通脹長期看是人口現象 本文在分析中主要使用撫養比這一指標反應人口結構。在人口統計中，少兒人口（0-14歲）和老年人口（65歲以上）被視為被撫養人口，而15-64歲人口被視為撫養人口，以被撫養人口與撫養人口比反應人口結構，撫養比反映了社會對老年人口與少年人口的負擔情況。 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0-14歲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QQ截圖20150601105933.png (55.39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QQ截圖20150601105946.png (87.19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圖1至圖4展示了近30多年我國人口結構變動情況。圖1（1980年中國的人口結構）是非常典型的金字塔，老年人口規模和比例都很少，少兒人口規模和比例都很多。而圖4顯示的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速度放緩，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同時少兒人口的結構在縮小，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明顯。 QQ截圖20150601105955.png (51.28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從圖5可以看出，從1980年開始，中國由人口負債期經由1985年的盈虧平衡期的過渡，最終轉變到1990年時的人口紅利期。第一代（1950－1957年）和第二代嬰兒潮（1964－1973年）出生推動撫養比上升，隨著主力嬰兒潮進入工作階段撫養比持續下降，此時出現第三代嬰兒潮（1987－1991年）。以50%的總撫養比作為人口負擔高低的門檻，1990年左右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打開，社會享受較低的人口負擔，2010年左右人口負擔降到最低。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0-14歲人口占16.60%，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人口撫養比為34.17%，基本達到底點，未來撫養比將會緩慢回升。由於第一次嬰兒潮進入退休階段，主要由老人撫養比推動總撫養比上升，第三次嬰兒潮的“80後”進入工作年齡降低了少兒撫養比，這種趨勢一直維持至2030年左右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關閉。從2030年開始中國將從人口紅利期經由2035年盈虧平衡期的過渡，於2040年進入人口負債期，且人口負債的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快速增加。 撫養比快速下降的時期，經濟會出現高增長的周期，由於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工資收入對通脹的承受能力較強，社會可容忍的通脹水平也會較高。然而，在撫養率攀升期，經濟增長會顯著放緩，非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低收入易受通脹的侵蝕，社會的通脹容忍度下降，通脹水平保持低位運行。 QQ截圖20150601110001.png (63.01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圖6所示為美國1953-2015年人口結構與通貨膨脹之間的趨勢變動關系，同圖中可以看出，與勞動力人口的增長相對應的是較高的通脹水平，反之亦然。對比中國撫養比與通貨膨脹水平之間的關系（圖7），我們可以發現相似的變動關系。雖然食品價格、勞動力成本、貨幣政策等諸多因素均會對短期通脹水平產生影響，但是通貨膨脹長期水平受到人口結構的制約。在未來5-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由於人口老齡化加劇，撫養比不斷上升，長期通貨膨脹中樞會維持在較低水平。所以，通脹長期看是人口現象，而不是弗里德曼的貨幣現象。 QQ截圖20150601110007.png (56.85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三、扁平的菲利普斯曲線 撫養比的上升，特別是老齡人口比重的增加，會提升社會對於通貨膨脹的關註度。由於老齡人口更多地依靠養老金或儲蓄滿足消費需求，養老金往往也具有較高黏性，積蓄中相當一部分也是名義價格計價資產，使得老年人收入變動空間較小，上升幅度有限，應對通貨膨脹能力較弱。從菲利普斯曲線的變動來看，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相對於失業率，通脹水平更值得關註。 高見（2010）利用中國的數據分析研究了中國人口結構對失業率和通脹率關系的影響，其結果表明，在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通脹率和失業率的替代比不斷下降，即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每降低一單位失業率所引起的通脹率的上升幅度相應減小。即在短期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的權衡取舍中，老齡化社會更加在意通貨膨脹，人們認為通貨膨脹比失業的經濟代價更大。因此在老齡化過程中，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容忍度在不斷降低，使得通脹水平不會維持於高位。 我們把結論擴展到一般化，由於15歲以下少年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收入特征類似，都是非勞動力人口，所以不再區分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以撫養比替代老齡化的表述，即在撫養比上升過程中，菲利普斯曲線呈現扁平化。 四、撫養比、資產價格和利率 根據生命周期投資理論，個人根據一生的預期收入分配不同年齡階段的收入，通過不同的投資儲蓄比平滑消費，以實現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效用最大化。勞動力人群具有收入來源，在收入較高時，會增加儲蓄，購入資產，實際利率水平下降。而非勞動力人群，即在年幼和老年時期，沒有收入來源或收入很少，儲蓄率相應降低，出售資產以滿足消費需求，實際利率水平上升。 QQ截圖20150601110017.png (47.7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Geanakoplos等（2004）從生命周期理論出發，利用美國人口結構簡歷代際交疊模型，證明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例與金融資產價格呈正比，與其收益呈反比。Abel（2001）在考慮遺產動機的基礎上，建立均衡模型，指出“嬰兒潮”一代人進入老齡化階段後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 趙惠（2013）利用代際交疊框架結合價格調整模型得到的結論，即不斷減少的年輕人對應著不斷減少的資產需求，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則對應著不斷增加的資產供給，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資產供需的嚴重失衡，資產供給大大超過資產的需求，勢必帶來實際資產價格的下降。從投資需求與資產供給均衡結果來看，隨著新增人口的減少，利率水平將上升。 同樣，我們把結論擴展到一般化，由於15歲以下少年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收入特征類似，都是非勞動力人口，所以不再區分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以撫養比替代老齡化的表述，即在撫養比上升過程中，資產價格下跌，實際利率上升。 圖中所示美國人口結構與利率水平也印證了這一點，從二者走勢來看，低儲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時，利率水平較高；而勞動力人口占比高時，利率水平較低。 QQ截圖20150601110025.png (48.61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11:01 上傳 圖為中國人口撫養比與十年期國債利率的走勢圖，2010年之前隨著撫養比的不斷下降，利率水平亦仍下降趨勢，在撫養比見底後利率也出現一定的回升。與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的現實符合。 來源：申萬宏源

從人行145號文看人民幣政策政出多門 - 信報7月20日

【第一領導力專欄】從人工智能到人文智能

技術必須為社會服務，社會必須反對技術異化為奴役工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既可以成為人工智能技術下一步發展的阻力，也能成為它升華飛躍的助力。2016年9月，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100年》(AI100)的報告同時強調技術和社會關系的重要性。未來15年，人工智能長足大發展將取決於能否促進人文關懷、增強社會理解並獲得政府信任。

依據斯坦福報告，人工智能是“讓機器思考並執行任務的技術活動。它能讓機器對任務環境變化有前瞻能力”。從報告推演，我們看到人工智能可以在多個方面促進社會人文建設，成為“智能人文”技術。只有不斷人文化，立足於促進各種社會良善關系，人們對人工智能異化為奴役工具的擔心才會逐步消失。

以自動導航和無人駕駛為例，人工智能已經開始改變交通技術。但它絕不能止於讓駕駛更安全、更經濟、更便利。智能車的未來在於“消滅三大差別”：高檔車和低檔車之間的社會地位差別;有無停車位的經濟使用成本差別;開車能力高低之間的交通安全差別。自動駕駛車輛可以解放駕駛人的時間和精神體力，讓老年人和兒童有交通便利，極大減少車輛閑置時間和占用的城市土地面積，也讓汽車失去標識社會身份的意義。進入“按需用車，個性交通”時代需要嶄新的人文社會形態為背景。例如，用彈性工作時間來調節交通峰值，改造現有的社區規劃，重新想象無車社會的社交和居住模式，把停車場改造為經濟住房。在這個技術下，中小城市轉型變化的靈活性高於大都會。它們有潛力成為城市新生活的典範。

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幌子下，家務一直是加班加點無償工作的代名詞，人工智能開始改變家政的隱性負擔。從iRobot自動吸塵器到剛剛上市的谷歌和亞瑪遜智能家居控制器，家務智能機器人開始成為家庭新成員。隨著“情感智能機器人”進入家庭，它們承擔部分家教和陪伴的任務。相關的人文挑戰也日趨顯著：與機器的情感關系將怎樣改變家庭關系?誰主導選擇情感軟件?有沒有操縱情感的隱患?這些人文倫理問題不容忽視，因為家庭關系是一切人文社會關系的基礎。

人工智能另一個廣泛應用領域是醫療衛生。大數據支持下的“專家診斷系統”和“智能病例管理”已經進入醫院。未來15年，增強版的智能工具會讓醫生的判斷與手術能力幾何級數增加。目前，美國“直覺手術”(Intuitive Surgical)公司的“達芬奇智能手術機”已經可以做部分心臟手術。醫療影像智能技術也可以自動處理健康檢查、診斷和分析的任務。移動醫療和機器人協助的康複正在成為現實。

人工智能進入醫療界帶來效率，也引發了爭論：如何界定醫療事故責任?醫生的中心角色是什麽?以關愛為核心的人文醫療服務應該怎樣設計?就關愛能力而言，護士的作用和決策責任會超過醫生嗎?誰對瀕臨死亡邊緣的終極病人的醫療方案做最高的判斷?

從教育手段到理念，教育受人工智能影響最深。慕課(MOOCS)之後是教育智能機器人。Ozobot和Cubelets能教中小學生邏輯思維。PLEOrb是智能機器寵物。它可以演示生物和動物對環境的反應。Khan Academy 已經成為中小學生接受課外輔導的流行工具。接下來，分析學習特征，制定學習計劃，和輔導學習的軟硬件將紛至沓來。

教育人工智能的人文挑戰是：哪些學習適合人機互動;哪些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哪些既是機器更有效率，也必須由人來完成;思想操縱的隱患在哪里;自然人的學習能力和認知特征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哪些變化不是人類希望發生的，等等。例如，從嬰兒時期開始，發生對學習機器人的認知依戀。

智能技術人文化最被忽視，最有政治潛力的領域在資源貧困的社區。斯坦福的報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大方向之一應該是提高社會公平度、透明度和經濟平等水平。在“大數據為社會產品服務”的旗幟下，智能技術可以開發檢測環境汙染系統，能幫助懷孕婦女觀察嬰兒健康成長過程和建議規避風險的飲食和活動。智能技術也可以支持貧困社區的社會關系建設，提供數據事實為依據的社會矛盾調停方案。智能技術還可以為這些地區的公共安全服務，提供防範犯罪行為的社會警報設施等。要獲得政府信任和政策支持，人工智能必須成為一個增強社會平等的技術。為資源貧困社區設計產品和服務，這是極具政治潛力的技術開發道路。

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替代執行標準化的常規任務，但不是消滅工作崗位。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它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伴生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應該如何分配?智能技術人文化最艱巨的社會課題也在此。斯坦福報告提出了“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應該屬於社會”的命題。如何安排比例，怎樣分配，哪里是依據私權和公權分配的邊界?回答這些問題，100年恐怕還不夠。

中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應用領域後來居上，並且發展勢頭甚猛，但系統研究人工智能的社會關系的努力還遠遠不夠。斯坦福大學的“人工智能百年”(AI100)計劃不僅包含各個方面的專家，更以100年的時間跨度去研究技術對社會的影響，讓它成為橫跨三代人的永恒話題。怎樣避免“富不過三代”的咒語?用100年的時間單位去想問題。在當前的形勢下，斯坦福的百年設計思想可以運用到社會多個領域。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周年特刊】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經濟持續增長路在何方

2016年必然會在中國人口史上留下濃重一筆：這一年，實行了三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宣告終結，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這一歷史性轉變將如何影響中國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又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曾經有著耀眼光環的人口紅利，還能推動中國經濟列車快速奔馳嗎？

告別人口紅利

多年來，人口紅利成為中國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即使不懂人口與經濟的普通群眾，不少也有一個模糊的認知：人口紅利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影響巨大。

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紅利只是一個機會窗口期，能不能把紅利收割到自己籃子里還需要體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受益於人口紅利，但是實際影響並沒有媒體廣泛報道的那麽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曾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人口紅利。這一研究結果廣為傳播，但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豐與夏威夷大學教授安德魯·梅森的聯合研究發現，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沒有這麽高，只有15%左右。

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特點，由於嚴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壓低了生育率，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使得人口紅利的窗口期大大變窄。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5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3.67億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1%。0~15歲的少兒人口2.4億人，占比為17.6%。中國雖然仍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是人口結構扭曲，快速老齡化與嚴重少子化並存，勞動年齡人口老化，遠遠算不上一個人口強國。

王豐認為，人口紅利是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年增長率之差，它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根據王豐的研究，2013年，兩者增長率水平相同，之後，有效消費者的增速快於有效生產者的增速。這意味著，從2013年以後，中國的人口紅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

蔡昉的結論是，2013年到2015年前後為中國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從這時起，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將使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

此外，人口學者陳衛、彭希哲、陳友華等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結束。但是由於類似觀點主要是依據總撫養比（0~14歲少兒人口、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之和與15~64歲人口之比）來確定人口紅利期，還存在較多質疑。

質疑主要集中在，按15歲到64歲人口作為分母來計算總撫養比，沒有對其進行細分，導致結果在較大程度上偏離實際。從青年人口來說，由於高等教育普及，進入職場的年齡明顯推遲，大大超出15歲；而中國目前平均退休年齡只有54歲，比64歲小十歲之多。為數眾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處於退休後未就業的狀態，這必然導致對總撫養比以及人口紅利期的推算不準確。

與推算不準確相比，更為關鍵的是對人口紅利認識存在誤區。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由於人口紅利是生育率從高往低降低過程中導致撫養比下降造成的，這很容易形成一種誤解，即生育率降低有利於經濟發展，事實上從長遠看來，恰恰相反。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同，所謂的通過降低生育率促進經濟只是暫時降低了撫養負擔，但這個效果與其說是人口紅利，不如說是人口高利貸，孩子減少在當前減輕了撫養負擔，會導致未來的勞動力減少，老齡化加劇，巨大的人口負債必然要還的。中國正在加速的老齡化就是一個明證。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已經享受了可觀的人口紅利，現在需要應對的新問題是，如何在人口負債期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全面兩孩難改人口頹勢

2016年1月1日，中國開始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在雙獨二孩、單獨二孩政策先後實施之後，全國近2億非獨夫婦也正式走進二孩時代。

根據中央及衛計委官員對全面兩孩政策的表述，實施這一歷史性生育政策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大動力：滿足群眾生育意願、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和緩解老齡化。

從理想的狀態來說，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年出生人口增加，這些孩子未來成長為勞動力和納稅人，同時，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又可以稀釋老齡化程度，並成為養老保險繳納者，減輕未來的養老負擔。

但根據不同學者對全面兩孩政策效果進行的測算，這一意在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的改革措施，其效果可能並不樂觀。

此前，有學者預測，中國放開全面二孩之後，最高每年可增加出生人口數千萬。這一預測讓不少人陷入可能出現“巨大生育堆積”的恐慌。

按2015年10月29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計算，目前新政公布已經一年有余。從各機構進行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和各地匯總的出生人口數據看，形勢並不樂觀。
2016年3月，騰訊進行了10萬人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發現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僅有三成，絕大多數因為時間精力不夠、經濟壓力等原因表示不生二孩。

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在江蘇省進行五年跟蹤調研，她發現，明確表示生育二孩的，後來只有三成左右真的生育了二孩；明確表示不生二孩的，則基本上都沒有生。

騰訊的調查跟官方調查發現的全國性生育意願走低相吻合。據衛計委調查，目前我國城鄉群眾的生育意願為1.93個孩子。這已經明顯低於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率。考慮到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落差，實際的生育行為更低。

人口學者陳友華認為，“調整政策就是盼望出現一個出生堆積，如果沒有明顯的出生堆積，反而不正常，就更需要反思和警醒了。”

今天出生的孩子如果低於預期，也就意味著未來增加的勞動力低於預期。同時，全面二孩減緩老齡化的程度可能也將低於預期。

根據衛計委的估計，到2050年，因為全面二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會降低2個百分點。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這一預期過於樂觀。

他分析，老齡化的趨勢已然如此，全面二孩政策無法改變這種趨勢。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緩解，從全面二孩目標人群的年齡結構和生育意願綜合看，效果將十分有限。

三舉措應對人口新常態

王豐與安德魯·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斷，在經歷了人為加速的人口轉變之後，中國將有很長一段時間面臨勞動力供給萎縮以及老齡人口迅速膨脹。而這種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事實證實了他們的判斷。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連續四年下降，與此同時，老齡化程度迅速提升。

伴隨著這一人口轉變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個月，中國GDP增速為6.7%，繼續處於“L型”底部。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規模(22到44歲)萎縮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使中國經濟產生排浪式下行波動。人口變化影響了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遷移中的梗阻，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

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動作用？多位人口學者提出，當前一方面是迅速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盡快放開對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為這批人口數量有限，對其繼續進行限制不僅減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費了巨大的行政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亞洲人口學會副主席顧寶昌認為，中央對少子老齡化的人口大勢認識得很清晰，繼續追罰三孩以上其實是有悖於人口大勢，應該盡快加以改變。

黃文政認為，人口影響經濟不僅僅在結構，更在規模。根據他的測算，人口規模萎縮對經濟的影響遠遠高過人口結構。他通過對遼寧等地區經濟人口數據的計算發現，當人口相對減少時，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統計數據顯示，從1980到2015年，遼寧的人口增長大大低於全國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國平均速度低20%。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規模巨大的勞動力轉移在中國式經濟奇跡中起到重要作用。學者認為，下一步通過進一步打通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將可以提升人口對於經濟的促動作用。

蔡昉認為，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實現手段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目前看，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所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將可以有效推動生產力的提高。

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勞動力質量是發揮人口促動經濟正向作用的第三個對策。《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包括就業比較充分，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明顯增加。如果這些目標可以順利達到，將可以充分挖掘勞動力資本的創富源泉，推動經濟增長。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中國正在經歷這一無法逆轉的重大轉變。與其無奈嘆息人口紅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動，通過相關改革，努力釋放人口作為消費和生產主體的潛力，實現人口與經濟的良性互動。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經濟持續增長路在何方

2016年必然會在中國人口史上留下濃重一筆：這一年，實行了三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宣告終結，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這一歷史性轉變將如何影響中國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又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曾經有著耀眼光環的人口紅利，還能推動中國經濟列車快速奔馳嗎？

告別人口紅利

多年來，人口紅利成為中國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即使不懂人口與經濟的普通群眾，不少也有一個模糊的認知：人口紅利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影響巨大。

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紅利只是一個機會窗口期，能不能把紅利收割到自己籃子里還需要體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受益於人口紅利，但是實際影響並沒有媒體廣泛報道的那麽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曾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人口紅利。這一研究結果廣為傳播，但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豐與夏威夷大學教授安德魯·梅森的聯合研究發現，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沒有這麽高，只有15%左右。

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特點，由於嚴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壓低了生育率，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使得人口紅利的窗口期大大變窄。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5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3.67億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1%。0~15歲的少兒人口2.4億人，占比為17.6%。中國雖然仍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是人口結構扭曲，快速老齡化與嚴重少子化並存，勞動年齡人口老化，遠遠算不上一個人口強國。

王豐認為，人口紅利是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年增長率之差，它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根據王豐的研究，2013年，兩者增長率水平相同，之後，有效消費者的增速快於有效生產者的增速。這意味著，從2013年以後，中國的人口紅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

蔡昉的結論是，2013年到2015年前後為中國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從這時起，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將使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

此外，人口學者陳衛、彭希哲、陳友華等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結束。但是由於類似觀點主要是依據總撫養比（0~14歲少兒人口、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之和與15~64歲人口之比）來確定人口紅利期，還存在較多質疑。

質疑主要集中在，按15歲到64歲人口作為分母來計算總撫養比，沒有對其進行細分，導致結果在較大程度上偏離實際。從青年人口來說，由於高等教育普及，進入職場的年齡明顯推遲，大大超出15歲；而中國目前平均退休年齡只有54歲，比64歲小十歲之多。為數眾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處於退休後未就業的狀態，這必然導致對總撫養比以及人口紅利期的推算不準確。

與推算不準確相比，更為關鍵的是對人口紅利認識存在誤區。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由於人口紅利是生育率從高往低降低過程中導致撫養比下降造成的，這很容易形成一種誤解，即生育率降低有利於經濟發展，事實上從長遠看來，恰恰相反。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同，所謂的通過降低生育率促進經濟只是暫時降低了撫養負擔，但這個效果與其說是人口紅利，不如說是人口高利貸，孩子減少在當前減輕了撫養負擔，會導致未來的勞動力減少，老齡化加劇，巨大的人口負債必然要還的。中國正在加速的老齡化就是一個明證。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已經享受了可觀的人口紅利，現在需要應對的新問題是，如何在人口負債期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全面兩孩難改人口頹勢

2016年1月1日，中國開始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在雙獨二孩、單獨二孩政策先後實施之後，全國近2億非獨夫婦也正式走進二孩時代。

根據中央及衛計委官員對全面兩孩政策的表述，實施這一歷史性生育政策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大動力：滿足群眾生育意願、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和緩解老齡化。

從理想的狀態來說，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年出生人口增加，這些孩子未來成長為勞動力和納稅人，同時，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又可以稀釋老齡化程度，並成為養老保險繳納者，減輕未來的養老負擔。

但根據不同學者對全面兩孩政策效果進行的測算，這一意在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的改革措施，其效果可能並不樂觀。

此前，有學者預測，中國放開全面二孩之後，最高每年可增加出生人口數千萬。這一預測讓不少人陷入可能出現“巨大生育堆積”的恐慌。

按2015年10月29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計算，目前新政公布已經一年有余。從各機構進行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和各地匯總的出生人口數據看，形勢並不樂觀。
2016年3月，騰訊進行了10萬人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發現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僅有三成，絕大多數因為時間精力不夠、經濟壓力等原因表示不生二孩。

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在江蘇省進行五年跟蹤調研，她發現，明確表示生育二孩的，後來只有三成左右真的生育了二孩；明確表示不生二孩的，則基本上都沒有生。

騰訊的調查跟官方調查發現的全國性生育意願走低相吻合。據衛計委調查，目前我國城鄉群眾的生育意願為1.93個孩子。這已經明顯低於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率。考慮到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落差，實際的生育行為更低。

人口學者陳友華認為，“調整政策就是盼望出現一個出生堆積，如果沒有明顯的出生堆積，反而不正常，就更需要反思和警醒了。”

今天出生的孩子如果低於預期，也就意味著未來增加的勞動力低於預期。同時，全面二孩減緩老齡化的程度可能也將低於預期。

根據衛計委的估計，到2050年，因為全面二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會降低2個百分點。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這一預期過於樂觀。

他分析，老齡化的趨勢已然如此，全面二孩政策無法改變這種趨勢。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緩解，從全面二孩目標人群的年齡結構和生育意願綜合看，效果將十分有限。

三舉措應對人口新常態

王豐與安德魯·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斷，在經歷了人為加速的人口轉變之後，中國將有很長一段時間面臨勞動力供給萎縮以及老齡人口迅速膨脹。而這種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事實證實了他們的判斷。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連續四年下降，與此同時，老齡化程度迅速提升。

伴隨著這一人口轉變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個月，中國GDP增速為6.7%，繼續處於“L型”底部。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規模(22到44歲)萎縮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使中國經濟產生排浪式下行波動。人口變化影響了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遷移中的梗阻，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

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動作用？多位人口學者提出，當前一方面是迅速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盡快放開對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為這批人口數量有限，對其繼續進行限制不僅減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費了巨大的行政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亞洲人口學會副主席顧寶昌認為，中央對少子老齡化的人口大勢認識得很清晰，繼續追罰三孩以上其實是有悖於人口大勢，應該盡快加以改變。

黃文政認為，人口影響經濟不僅僅在結構，更在規模。根據他的測算，人口規模萎縮對經濟的影響遠遠高過人口結構。他通過對遼寧等地區經濟人口數據的計算發現，當人口相對減少時，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統計數據顯示，從1980到2015年，遼寧的人口增長大大低於全國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國平均速度低20%。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規模巨大的勞動力轉移在中國式經濟奇跡中起到重要作用。學者認為，下一步通過進一步打通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將可以提升人口對於經濟的促動作用。

蔡昉認為，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實現手段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目前看，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所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將可以有效推動生產力的提高。

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勞動力質量是發揮人口促動經濟正向作用的第三個對策。《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包括就業比較充分，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明顯增加。如果這些目標可以順利達到，將可以充分挖掘勞動力資本的創富源泉，推動經濟增長。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中國正在經歷這一無法逆轉的重大轉變。與其無奈嘆息人口紅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動，通過相關改革，努力釋放人口作為消費和生產主體的潛力，實現人口與經濟的良性互動。

像蔡崇信這樣的大將，馬雲們是如何從人堆中選出來的？

峰瑞資本 2016-11-21 09:45

本文由峰瑞資本 （ID:freesvc）授權i黑馬發布。

企業之道，無非 “人” 和 “事”。

阿里巴巴（B2B）前 CEO 衛哲曾說，馬雲要永遠感謝幾個人，其中一個是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當年的蔡崇信許多方面都比馬雲強太多，但蔡崇信就是跟著馬雲，一路走到了今天。大將蔡崇信的加入很快為阿里註入了新鮮血液，憑借他極強的法務和財務背景，蔡崇信很快帶領阿里成長為大企業，並爭取到高盛和日本軟銀的投資。 如今，很多阿里投資的公司中，都能看到蔡崇信的身影。

這篇文章除了告訴你理想中的大將長什麽樣，還明確指出了不適合做大將的 3 種人，希望創業者們都能找到像蔡崇信一樣，被企業使命和願景吸引且能與自己並肩戰鬥的大將。

創業公司如何選大將？

本文作者為 “薪人薪事” 常興龍，“薪人薪事” 是一款極致好用的人力資源 SaaS 產品，目前提供招聘管理、薪酬、考勤、審批等八大功能，提供社保、公積金線上線下一體化服務，全方位為企業升級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簡單些來講，所謂大將，是指把一塊全新的業務交由他時，可以直接要時間點和結果的人。

其基本素質是，自驅地完成當前資源的分析，完成目標的可行性拆解及設定相關的 Milestone，並想盡辦法，率領部下爭取所有可用的資源，最終按計劃完成整個任務。

/ 01 /成為大將的要求

成為大將的理想要求如下：

▌軟素質

高度自驅。會自我分析形勢與資源，結合手頭的彈藥來最大可能的完成戰鬥。

極強邏輯及執行力。邏輯是帶領大團隊的基本方法，小團隊可以情感驅動，大團隊統一思想必須有完整的上升邏輯。大將必須有帶大團隊協同作戰之能，由邏輯作為前提條件，再具有強大的執行能力。

對事情有責任心。如果不能以主人翁的精神去 Take 事情的人，很難把事情做到極致，沒有做到極致的事情有時和沒做沒有什麽兩樣。

具有一顆隨時可修複的強大內心和身體。具有金剛狼的能力，放棄自我的脆弱，不需低效的被安撫工作，可以持續的把自身有效的精力放在事情上，而不是自我的心靈康複上。

▌硬素質

精湛的業務和學習能力。

如果沒有精湛的業務，在技術產品界很難獲得發自心底的認可，沒有強大的學習能力則會時刻被反超，所以，如果把業務精湛看作速度，學習能力看做加速度，則要求大將在這兩個方面達到雙高。

總結能力及避錯能力。

總結能力是提高個人判斷力和帶領團隊走向卓越從而達到勝利的關鍵，在總結能力的基礎上，整個團隊會漸漸獲得有 “靈性” 的避錯能力。沒有總結能力的大將有時會重複犯類型的錯誤，使得整個團隊的信心不夠剛性。

不斷增強的個人影響力。

影響力不是組織上給予的，有時，有的同學會講，你晉升我啊，不晉升他們不聽我的，我怎麽管他們？而實際上，真正的影響力和令人信服的能力根本不來自晉升。如果你沒有有效增進影響力的方法，就只管勤奮完成大量的工作好了，所有的人都對勤奮、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人保持高度的尊敬。其實，如果你足夠用心，一定能找出至少十項可以增加你影響力的有效方法，而能持續保持影響力是大將很硬的必備素質之一，戰場之上，不能將人，何以得勝？

以上是理想情況，達上以上全部要求的人，要麽沒有，要麽自己去做了 CEO，可遇而不可求，實操過程中其實標準可以降低要求，一般達到以上任何要求量 70% 以上，且沒有下文中提到的不適合情況的，都可以成為大將的候選人。

那麽，反過來討論哪些能力出眾的人不適合放在大將的位置。

/ 02 /暫時不適合放在大將的位置的人

把這些業務能力超強，但暫時不適合給予完整大將位置的人的情況羅列一下，如下：

▌有大公司病，過度敏感且太自我的人

有一部分人能力出眾，在大公司也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但過度敏感。比如，非常的自我，經常在乎一些別人看來無所謂的禮節邏輯，對於簡單的事情，也受不了任何一點變動，經常說，背景郵件都沒有抄送我，要我來參會做什麽？這個問題是誰說的，提前和我商量了嗎？這個人我都沒有見過就進來了，他的工作我怎麽支持？

反正，好大的官威，工作起來就是行政大爺，別人推一推他就動一動，一副你們把各種路給鋪好了，我上去走個紅毯發表一下看法的感覺。這類人對於擅長領域工作能力很強，但很難有突破，實際上你交給他一個新的事情也會推進得無比緩慢，肯定跟不上公司的發展速度而被淘汰。

記住，幾乎所有的制度的都是為了保證在最差情況時，團隊還可以運轉，而不是保證高效執行。完全靠制度可以類比的是電腦的 For safe 模式，能保證最大限度不出錯，但一定不是 High performance。

只要一個人的思考方法不再是事情怎樣更快更好地推進，而是在於自我養尊處優的感覺、禮節和追求流程完備時，這個團隊一定是最低效的，其戰鬥力是有問題的。

▌放不下之前其它領域的光環，想贏怕輸的人

這類人的表現為，放不下之前的光環，想帶領團隊沖一把新業務又怕輸了沒有面子。這類同誌的表現是，畏首畏尾，放不開手腳，由於信心不足，表現為經常和組織談條件。比如，說這是個全新的領域，我如果做不好，有可能是因為 1、2、3... 等等 16 條原因，也有可能在 1、2、3...等 20 條情況下出現意外。

但是，心中仍有放手一博的沖動。於是講，如果我完成了，是否可以給我個什麽樣的榮譽，給我多少的獎金啊。更有甚者，把自己的過去的榮耀向領導回憶一遍，提前要求一筆獎金獎給他，說大軍未動，要糧草先行，看上去是信心滿滿，其實內心的想法是，TMD，難度這麽大，我要旱澇保收。

對於這類人，即使很重要，急缺人才去填補某個空缺，記住組織處理的最好原則是堅持原來的原則。實際上你要認識到這是個非常極端的 bad case。

首先，對他個人開展工作很不利，叢林法則是，多數人會對少數優先獲益者保持或多或少的敵意。再者，獲益者不會因此而背水一戰，從而使整個事情處於更高的風險中。第三，這樣處理無論成敗，都會給團隊留下非常棘手的後患，將來會有多不勝數的人來和組織談條件。久而久之，團隊會變成利益弱綁定的烏合之眾。

▌骨子里是美國隊長，個人英雄主義太重

這類人的表現為，個人水平很高，但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和卓越的處理事情的能力，在其他同學犯錯的時候，故意視而不見，等到事情即將無法收拾時，自己挺身而出，以一副力挽狂瀾的姿態來征救整個事情。

這類人最大的問題是，極大地浪費了團隊的時間資源，也把本來可以做成 100 分的事情，做成了自己完成的 60 分。其原始思想以為這麽做可以加強在領導心中的地位，可以樹立自己在同學們心中的威信。但實際上，得到的結果卻往往是相反的。

事實上，人類有一種有非常奇特的感應能力，針對對方是真實的在幫自己還是逞英雄這事情上，有幾乎 100% 的準確感知能力（跟老師在講臺上很容易發現作弊一樣，領導在上面的位置更容易看清楚）。

▌正解的做法是，在有人犯錯的時候，及時指出他的錯誤，往往自己的工作量也最小，團隊的工作量也最小，更能獲得內心滿滿的感激和尊重。

以上這幾類人才其實是有做大將能力的，只是在新的領域還沒有徹底想清楚，丟了以事情為中心的思考原則而已，從人性本原上來講，這些想法是每個人都會有的，這樣的大將本質是不錯的苗子，但這個坎只能準大將們自己想清楚，抗過去，加速自己的成長而獲得真正屬於自己的位置。

/ 03 /編外的話

記住，在團隊選大將的同時，團隊也在選擇集體和過去所帶的兵，一旦選對了大將，公司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拼命地優待對大將，保證他付出的努力有相應的物質和精神溢價回報。

總之，能走在一起的都是滿滿的緣份。團隊之間互相理解，大將和公司都暫時多犧牲一些，把更多的正能量傳遞給團隊，把更多的關註點聚在事情上，這樣才是雙贏的局面。

以事情為中心看問題是治愈一切矛盾的最終良藥，以人為中心看問題則往往使團隊互相猜忌，矛盾重生。

以兩句話來結束本篇：財聚人散，財散人聚。處處評人則團隊散，聚焦於事則事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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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事任命看特朗普政府未來政策走向

“不確定性”是全世界談論美國新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時最頻繁提及的詞匯。如果說是“不確定性”幫助特朗普擊敗了以希拉里為代表的政治精英，那麽不確定性也將是其帶給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最大風險。隨著大選塵埃落定，全球再度將目光聚焦在新一屆內閣的組建工作上來。美國的內閣官員由總統提名，國會批準任命，是三權分立政體下行政分支中各職能部門的最高級別官員。對於歷屆美國政府來說，內閣成員均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的能夠影響總統的政治觀點，例如里根上臺初期曾因激進政策引發爭議，後隨著溫和並富有經驗的官員加入內閣而逐漸改變了觀念;有的甚至能對總統的決策起到決定性影響，例如小布什時期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伊拉克戰爭中發揮的關鍵作用。美國總統雖被稱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但其行為同樣受到三權分立其他兩個分支——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監督和制衡，單憑一己之力絕無可能與之抗衡，故往往對同屬行政分支的內閣成員的“參謀”、“執行者”、“橋梁”等角色極為倚重，特別是對於特朗普這樣一位言行張揚，缺乏華盛頓政治圈經驗的總統來說尤甚。因此，對特朗普團隊的背景、政治理念和行事風格進行分析也將作為判斷未來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的重要切入點，成為在“不確定”中找尋“確定”的可靠依據之一。

圖：特朗普與內閣成員

註： 除16位內閣部長外，美國還設8位內閣級別官員，本文統稱為內閣官員。本文對內閣成員的分析基於截至2017年3月21日國會已經通過的任命。

軍人和商人占據要職，“政治正確”不再適用

本屆內閣最突出的特點在於“政治不正確”——女性、高學歷者、擁有公職經驗者的比例幾乎全部不及過往三位總統內閣，律師和少數族裔的比重更是遠遠低於往屆。而從以往經驗看，一個從政經驗豐富、種族構成多元化、男女比例協調的白宮團隊幾乎是歷屆總統的“標配”。

本屆內閣中，白人男性的比例高達71%，遠遠高出奧巴馬和小布什政府。這其中，擁有軍事和商業背景，毫無公職經驗者又占到大多數。例如，特朗普內閣成員的平均軍事經歷達到8.1年，是奧巴馬內閣的三倍，是名副其實的“軍人內閣”。其中國防部長一職被授予退役四星上將馬蒂斯，其軍旅生涯長達41年，退伍前擔任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被特朗普譽為“將軍中的將軍”;國土安全部長凱利同為四星上將，退伍前曾任南方司令部司令;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曾是陸軍三星中將，因親俄立場頗具爭議，後因“通俄門”在上任24天後辭職。其繼任者麥克馬斯特將軍則是一名現役軍人;其他官員，例如總統首席策略師班農、內政部長辛克和中央情報局長蓬皮奧等也均具有深厚的軍事背景。“商而優則仕途”是特朗普團隊的另一大特點。特朗普招募了眾多擁有輝煌職業生涯的前企業高管：國務卿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首席執行官;財政部長姆努欽曾經是高盛高管;商務部長羅斯則被稱為華爾街“破產重組之王”;曾被提名勞工部長，後主動退出的普茲德則是連鎖快餐巨頭CKE的首席執行官。據統計，特朗普內閣成員身家達到驚人的350億美元，被稱為史上身家最貴內閣。

這樣的任命忠實地勾勒出特朗普的用人偏好，以及未來的治國哲學：他更加倚重軍事將領的決策力和執行力，以及成功商人的實用主義和議價能力——前者會讓美國在國家安全方面顯示出更為強硬的姿態，後者則將幫助美國在貿易談判和國家交往中更加遊刃有余。上述特質也是特朗普在地產生涯中不斷自我標榜的“特朗普成功學”的組成要素，他相信具備類似能力的個體能夠在所領導的部門複制過去在各自領域中的成功。

諸多內閣成員以保守著稱，國內外政策右傾傾向明顯

當今美國政壇的主流意識形態大致可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一般來說自由派可被稱為左派，保守派又被稱為右派。從傳統意義上講，民主黨價值取向傾向自由，而共和黨普遍較為保守。特朗普出身共和黨，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保守派，他在移民、全球貿易等方面的觀點與共和黨主流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另外其“反建制”、“反精英”的競選口號也使得各界一度期待他將組建一支頗具自由派思想的內閣團隊。然而從目前的人事任命來看，特朗普無疑締造了自里根政府以來美國最為保守的內閣。

特朗普內閣成員中具有從政經驗的比例雖然不高，但為數不多的幾位職業政治家均屬資深共和黨人，價值取向符合該黨保守的標簽，有些甚至更為激進。首先要提的就是副總統彭斯，他是茶黨運動的支持者，在任印第安納州州長時曾簽署“宗教信仰自由法”，該法案由於涉嫌歧視同性戀者遭到強烈抵制。此外他對墮胎和非法移民問題也持強硬反對立場。鑒於彭斯是組閣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的政治傾向無疑對整個團隊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普萊斯是共和黨內著名的保守派眾議員，不但誓言廢除奧巴馬的標誌性政治遺產——“平價醫療法案”，還計劃將老年與殘障健康保險(Medicare)私有化。司法部長塞申斯曾多次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在長達20年的參議員生涯中以反對非法移民湧入和合法移民激增而著稱。除內閣成員外，總統顧問團隊的右傾傾向也十分明顯。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曾任美國極右翼媒體的執行主席，後擔任特朗普競選團隊首席執行官，被外界普遍認為是特朗普民粹主義政策的幕後推手，以及“禁穆令”的實際操盤者。從內閣與顧問團隊的保守主義傾向來判斷，未來美國在種族、宗教和性別平等問題上有可能出現倒退。

在本土經濟政策方面，共和黨保守派歷來崇尚自由市場機制，強烈批評奧巴馬政府繁文縟節的監管給經濟帶來的負擔。現任內閣部長們的過往言行體現出了濃厚的保守思想：環境保護局長對奧巴馬政府的環境監管持猛烈抨擊態度，曾經五次起訴他當前正在領導的部門;衛生及公眾服務部長將力推老年與殘障健康保險的私有化，該保險計劃自1966年創立以來便一直由聯邦政府提供;教育部長是美國教育私有化最為激進的推進者;能源部長此前曾一度呼籲解散能源部。這些看似與部門職能或定位相對立的人事安排的背後只能有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特朗普及其內閣正在尋求為美國經濟關鍵領域“松綁”。考慮到特朗普商人身份的“監管厭惡”本性，以及內閣成員的保守主義傾向，去監管化，或“去奧巴馬化”，將成為本屆美國政府的國內重點工作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鷹派觀點在共和黨保守派中頗有市場。雖然特朗普毫不掩飾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欣賞，被解讀為美國的對俄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的信號，但與總統崇尚的“一切均可交易”的商人思維不同，本屆內閣平均年齡高於往屆，普遍具有冷戰思維，在潛意識中始終將俄羅斯視為對手。國防部長馬蒂斯將俄羅斯標列為美國的最重大安全隱患，國務卿蒂勒森雖然因過往工作原因曾與俄羅斯關系緊密，但對俄態度同樣符合共和黨傳統的鷹派觀點。在眾多高級官員中，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被視為異類，因職務的重要性以及與特朗普同樣的親俄態度，曾一度被視為能夠影響本屆政府對俄政策的關鍵人物。然而當弗林因“通俄門”引咎辭職後，特朗普團隊中“親俄”與“抗俄”力量的對比無疑發生了轉變——弗林的接替者麥克馬斯特將軍對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始終保持警惕，曾主導了一項名為“俄羅斯新時代戰爭威脅”的研究。考慮到特朗普自身對外交經驗的缺失，以及事關美國外交的三個最關鍵崗位均被對俄鷹派人物所把持，有理由預期未來特朗普團隊對俄政策將由初期制定的和解路線向更為傳統的強硬路線回歸。

註重團結建制派的力量，未來政策或向主流妥協

特朗普出身共和黨，但由於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以及與共和黨核心價值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張，曾被視為“異類”，在競選初期始終得不到來自共和黨中的建制派的背書。甚至在特朗普最終贏得大選並入主白宮執政之後，依然與包括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在內的共和黨關鍵人物言語齟齬不斷。從現實角度考慮，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動議與共和黨建制派的主張存在較大分歧。例如在移民問題上，共和黨建制派對移民持溫和立場，而特朗普則自始至終堅定主張遣返非法移民，並將“修築高墻”;在全球貿易方面，共和黨主流觀點認為國際貿易有助於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並提升了美國的競爭力，眾多共和黨眾議員和參議員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的支持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對全球貿易歷來持激烈批評態度，並已兌現諾言簽署行政命令退出TPP;此外，雙方在外交戰略和社會福利支出等問題上的立場也不盡相同。

雖然在特朗普的首個任期內，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在理論上有利於其兌現競選承諾，但特朗普深諳若缺少黨內普遍支持，政策動議的最終落地和實施效果必將大打折扣的道理。基於上述考慮，特朗普在團隊組建過程中向共和黨建制派伸出了“橄欖枝”。例如，副總統彭斯曾任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在黨內享有良好的口碑與人脈資源。得益於此，彭斯將成為一位十分有實權的副總統。白宮幕僚長普里巴斯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與眾議院議長瑞安同出自威斯康星且關系密切，將起到重要的溝通橋梁作用。交通部長趙小蘭除了擁有本屆內閣中最豐富的內閣工作經驗外，其配偶米奇·麥康奈爾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身份也是趙小蘭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常以“局外人”自居，並發誓要“抽幹華盛頓的沼澤”，但從目前的一系列安排來看，特朗普已經明確釋放出了與建制派和解的信號。

有了主觀上修好的意願，同時輔有諸多“橋梁”和“黏合劑”閣員的加入，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之間的政治互動在未來將出現一定改觀。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雖然共和黨必須承認目前在參眾兩院的多數派席位與特朗普當選的“助力”密不可分，此外在特朗普當選既成事實的情況下，黨內的團結遠勝過分裂，但黨內精英與特朗普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短期內難以完全消弭，故仍不能排除關鍵時刻部分共和黨議員在國會對總統的政策提案進行阻擊的可能。為了政策的最終落地，特朗普將不得不在某些立場上做出妥協和讓步，使之更貼近共和黨傳統觀點。例如，共和黨內為數不少的財政保守派對特朗普的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不以為然，理由是在不增加赤字的前提下如此巨額的開支勢必導致其他重要部門預算的抵消性削減。因此，可以預見未來國會通過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版本或遠不及特朗普競選承諾般慷慨。以此類推，特朗普諸多宏偉的計劃很可能最終以“折中”的版本落地。

貿易鷹派悉數到場，強硬政策箭在弦上

無論是退出TPP、NAFTA等全球性或區域性多邊貿易協定，還是威脅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向墨西哥產品征收邊境稅，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無須贅述。為此，特朗普在貿易團隊組建方面也十分註意網羅“誌同道合”的貿易保護主義人士，並設立新的崗位，以體現對貿易的重視。新設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由經濟學家皮特·納瓦羅擔任。納瓦羅強烈反對TPP，呼籲美國降低貿易逆差，指責德國、日本和中國對匯率進行操縱，對中國立場尤其強硬，曾出版多本關於中國的著作。除此之外，特朗普還需要一位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貿易代表將鷹派理念付諸實踐。該職位的提名羅伯特·萊特希澤出身律師，尤其擅長受理美國鋼鐵企業的反補貼、反傾銷訴訟案件，並曾擔任里根政府的副貿易代表。此人曾建議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以反補貼稅法將中國的“匯率操縱”定性為反補貼行為，並認為WTO現有的爭議解決機制對中國無效。基於對納瓦羅和萊特希澤的背景分析，未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案或將增多，另外雖然實施全面懲罰性關稅的可能性極低，但在特定行業提高關稅水平(鋼鐵等)幾乎難以避免。

正如由納瓦羅和商務部長羅斯領銜的貿易團隊在特朗普就職前提出的貿易政策指出，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實施路徑主要有三：首先，加大對反傾銷和反補貼稅案件的調查力度;同時，將加強對規避的審查;如果說上述動議並無新意，更值得註意的是第三個方向，即美國或將“複活”一些古老的貿易法律條款，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發動貿易戰。目前來看這一想法很有可能被付諸實踐。特朗普貿易團隊在2017年3月1日提交國會的《貿易政策議程報告》中暗示，政府或動用1974年通過的《美國貿易法》中201條款和301條款向中國發難。201條款允許美國政府在大幅增加的進口“嚴重傷害”美國本土企業利益時，以關稅為手段進行自我防護;而在1994年WTO成立後便遭棄用的301條款則授予美國貿易代表調查貿易夥伴國政府政策或行為的權利，並可在貿易夥伴違反國際協定或無理由、不道德、歧視性地限制或傷害美國利益的情況下采取懲罰性措施。無論是201條款，還是301條款，美國繞過WTO尋求單邊解決貿易爭端的傾向愈發明顯——報告中已經表露出認為WTO過於軟弱的情緒。除上述兩項條款外， 1962年《貿易擴大法》中的232條款也在特朗普貿易團隊考慮範疇之內，該條款賦予美國總統在國家安全遭受威脅時停止進口外國商品的權力。

李迅雷：從人口遷徙看投資機會

截至2018年4月中旬，全國大陸地區31個省市區中，除雲南外，30個省市區先後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數據。其中有24個省市區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兩類，一類是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或是受人口總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響；另一類集中在東北，黑龍江、遼寧、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顯下降，也沿襲了近年發展態勢。

長期以來，宏觀研究習慣按照東、中、西以及東北四大區域來劃分中國空間格局。在這樣劃分的背後，其實存在若幹原則，例如各個省份與東部海岸線的遠近距離，二是經濟發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區劃。

例如東部地區主要是包含東部海岸線的省份，類似遼寧省，在出現“東北”區域劃分之前，是歸入東部區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則是與東部海岸線中等距離的內陸省份。長期以來，“東中西”的劃分方式，能夠脫離出省的範圍，利用更加宏觀視角，比較中國區域發展水平。

但若以“東中西”的視角來觀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減，似乎能得出中國人口區域分布趨於均衡的論斷，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廣西、四川、貴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長勢頭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嶺-淮河”一線做中國“南北”區域的大致分隔（由於新疆、西藏兩區情況相對特殊，暫不考慮這兩區情況），則會發現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別為廣東、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明顯偏弱。

因此，換一個視角來看待中國區域格局就會發現，非均衡發展態勢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或從“東西差距”轉變為“南北差異”。

更進一步，嘗試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結構，根據常規的計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並對公式進行適當變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長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由此可以發現，常住人口的增減，受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兩部分的共同作用。

計算結果表明，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而常住人口增量較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則主要依賴自然增長，在人口總量增長的背後，卻面臨著人口的遷徙流出。而東北三省中，除吉林還有微弱的自然增長外，遼寧、黑龍江兩省都面臨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的人口數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東為例，根據山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174.98萬人，約占全國總數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首次雙雙突破1億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後，自然增長約101.2萬人，而2017年山東省常住人口僅增長約59.2萬人，也就是說2017年山東省流出人口的數量可能超過40萬。

其實山東人口流出很好理解，從地理區位上觀察，包括江蘇北部和山東全境的大片區域，被夾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則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已經趨於白熱化，都可能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虹吸”。

而反觀山東省內，濟南、青島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這種情況下，山東推進新舊動能轉換，或許要在“濟青煙”發展框架下，進一步明確重點，防止再撒“胡椒面”，引導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實現新舊動能轉化或許才有人口的支撐。

城市演進——東南沿海省份“雙子星”的傳統與變異

一直以來，東南沿海省內都存在“雙子星”城市的基本格局，往往一個是省會城市，作為省內的行政中心，另一個則是省內的經濟中心。自北向南，例如山東省內的濟南與青島，江蘇省內的南京與蘇州，浙江省內的杭州與寧波，福建省內的福州與廈門，廣東省內的廣州與深圳，省內兩個核心城市共同支撐了省份發展。但就2017年人口數據來觀察，省內“雙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發展並不一致。

福建可以說是最為傳統的“雙子星”省份。從2017年常住人口總量來看，盡管泉州是省內人口增長大城市，廈門常住人口總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從增量上觀察，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領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長人口和遷徙流動人口，則可以發現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凈遷移極為明顯，泉州反而出現人口遷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長貢獻。

廣東省內深圳和廣州構成的“雙子星”正開始“向外擴散”，形成區域高地。從常住人口增量以及遷徙流動數量來看，廣州與深圳都排名全國前列。

廣州常住人口總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遠超廣州，拆分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後，深圳人口流入跡象更加明顯。更值得關註的是，臨近廣深兩市的佛山、珠海、東莞等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而廣東省內遠離廣深的城市，人口遷徙流出的跡象則極為明顯。

江浙兩省的“雙子星”城市則出現了變異。在江蘇省內，南京與蘇州人口流動差別明顯，並且人口流向出現省內轉移。南京與蘇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兩位，但拆分後發現，南京是自然增長少、遷徙流入多，而蘇州相反，自然增長多、遷徙流入相對較少。

另外，更值得關註的是，人口遷徙流入開始從前期的“蘇南區域”向“蘇中三市”轉移，揚州、南通、泰州三個城市遷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蘇中地區的崛起，將會帶來一系列機遇，尤其是南通作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門戶，存在接受上海輻射的可能，或將呈現一定的成長性。蘇北地區的淮安、鹽城、徐州顯現出了人口小幅遷徙流入的跡象，但臨近山東地區的連雲港，則是江蘇省內唯一一個人口遷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寧波、嘉興三市，成為省內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數量，要遠超流入其他城市的總和。嘉興作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門戶，也顯現出了外來人口遷徙流入的跡象。

金華、臺州、溫州是人口出生大市，但人口流入跡象相對偏弱。溫州也是浙江省內唯一一個人口遷徙流出的城市，受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溫州人口“大進大出”的現象較為明顯，2011年就已經出現了人口的凈遷出，在2014年甚至還出現了常住人口的負增長。

“向心流動”——內陸人口“向心集聚、外圍收縮”

內陸省份難以形成“雙子星”的城市格局，省會城市成為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過把省會及省內大城市人口與全省人口的比例作為衡量省內人口集中度指標，可以發現，內陸腹地絕大多數省會及省內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較2016年提升。

西安、鄭州、長沙、武漢、貴陽和南昌等省會城市，人口增長的絕對數量較為明顯，再把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分解開，這六個城市表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這或許與2017年各個城市上演的“搶人大戰”密切相關。

例如西安，陜西全省2017年遷徙流入的人口約4.2萬，而西安遷徙流入人口約4萬，除榆林外，省內其他城市均遷徙流出，表明西安在省內人口集中度的提升，主要是吸引外來人口的結果。

再如鄭州，是河南省內幾乎唯一一個人口大量凈流入的城市。此外如貴陽在各省會城市中的人口規模並非最大，但省會集聚效應極為明顯，常住人口增量和凈遷移量遠高於省內其他城市，也是省內極少數人口凈遷入的城市。

在內陸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會集中的過程中，省內其他城市則呈現出明顯的人口遷徙流出跡象。例如河南、湖南、陜西、貴州、湖北、安徽、甘肅分別有11個、8個、7個、7個、6個、5個、5個地級市呈現出人口遷徙流出跡象。

人口分化和集聚帶來投資機會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由於過度依賴資源取得繁榮，但這類的繁榮最終還是不能持續。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英格蘭小鎮因為棉花而出現繁榮，但隨著紡織技術的更新換代，後來就慢慢開始走下坡路。

鐵銹地帶（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業為經濟支柱的美國東北部，如底特律，匹茲堡，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大工業城市所在的地區在上世紀70~80年代由於工業急劇衰落、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增加而使閑置的設備銹跡斑斑。

從近年來的數據看 ，不僅東北出現凈流動人口外遷的現象，西北和華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的現象。

即便那些區域板塊的省會城市人口還在增長，但省內其他城市的人口卻出現了凈流出。例如河南、湖南、陜西、貴州、湖北、安徽、甘肅分別有11個、8個、7個、7個、6個、5個、5個地級市呈現出人口遷徙流出跡象。

綜合來看，浙江和江蘇下轄城市的人口凈流出現象比較少見，在可獲得的統計數據中，分別只有溫州和連雲港出現人口凈流出。

2017年，國內四個直轄市中有三個出現人口凈流出；而廣東、江蘇和山東這三個經濟大省中，除廣東外，山東人口凈流出規模居然排全國第一，江蘇的人口凈流入量也非常之小。

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在可獲得的19個城市人口統計數據中，居然有11個城市出現了人口凈流出，且肇慶、汕頭等這11個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可見廣東省的經濟差異化很大，其人均GDP水平也低於江蘇、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說，只有靠近廣州和深圳兩大城市的城市，經濟受益於都市經濟的輻射。

因此，從人口凈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應該看好“灣區經濟”，如杭州灣灣區的上海、南通、嘉興、杭州和寧波，或者粵港澳灣區的深圳、東莞、廣州、珠海和佛山。即從過去認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三大增長板塊：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把它們細化到“線”。

今後，我們或許應該再“從線到點”，如日本東京集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紀70年代以後，東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環東京都市圈的人口卻不斷增加，說明“點”作為發展極的輻射功能十分顯見。

根據研究人口的梁建章、黃文政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中國人口峰值將不超過14.2億人，中國人口負增長可能在2021到2025年之間出現。也就是說，在今後3至7年內，中國將面臨人口收縮或城市收縮的壓力，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數量會越來越多。即一方面少數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數量都將減少。

有人統計，隨著中國城鎮化率的不斷提升，每天約有80個村莊消失。未來呢？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中小城市將變得荒涼。因此，的確沒有理由過於看好國內大部分三、四、五線城市的房地產。房地產不同於普通商品，當前所謂的房地產去庫存順利，實質上只是房地產開發商去庫存而已，僅解決了“轉庫存”問題，卻為以後房產持有者的“去庫存”留下難題。

因此，在中國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應該依據人口流向、產業和資金集聚的方向，依據產業結構調整的總體方向，配置一二線城市中未來有廣闊前景的中心城市房地產；或依據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前景，配置其他相關產業的股權。（李迅雷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原標題：《步入分化與集聚的時代——從人口遷徙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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