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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創新的關鍵是理解人性

我把企業家分為三類。

第一類企業家，能夠識別出消費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這是最偉大的，他們創造產業。比爾·蓋茨、喬布斯，就是這樣的企業家。

第二類企業家，能夠更好地滿足已有的需求。他們可以以很低的成本進行大規模製造。

第三類企業家，按訂單生產，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人家把設計都做好了，你生產就是了。

中國最多成功的企業是第三類，做OEM，其次是第二類。我們有多少人可以稱為是第一類企業家?很少!

其實，企業創新說到底，就是對人性的理解。喬布斯做任何一個東西，都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東西我是客戶我會滿意嗎?什麼是對我最方便的?他要手機用一個手指就可以操作，工程師說技術上不可能，但喬布斯說不可能也要做到。最後做到了，這就是一種對人性的理解，對真善美的理解。這是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必備條件。藝術家、科學家都要有這個因素，但是對企業家更重要。

創新就是讓同樣的資源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我們看到大量的戶外廣告，一個合同就是一年，花上比如說200萬。但比如說，對賣羽絨服的而言，冬天來臨之前廣告才有用，夏天的時候廣告沒有意義。我的一個學生就想出分時傳媒，按月甚至按週刊登廣告，客戶只需要在最有價值的時段做廣告，原來這個廣告200萬，他分給兩個人，每個人收150萬，客戶少支付50萬，他多賺100萬。商業模式、技術進步最後關鍵都是看你能不能給客戶創造價值。

還有，創新是創造性的破壞。很多的企業認識不到這一點。索尼公司最成功的產品是什麼?walkman。但當MP3、MP4出現時，索尼公司不願意推，因為推MP3、MP4的話，walkman就完蛋了。而發明walkman的這個人在索尼公司內部地位沒人敢挑戰，誰都害怕得罪他。結果虧損得一塌糊塗。尤其是，現在技術進步、技術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導致什麼結果?企業的壽命越來越短，以後做企業別指望長生不老。柯達破產了。5年前諾基亞紅得不得了，現在也不行了。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裡，現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裡。

企業追求基業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難，就是因為創新是創造性的破壞。

中移動副總裁李正茂激辯張維迎：我們那裡壟斷了！微信才壟斷

張維迎：「中國移動要人家跟你合作，就必須打破壟斷。」

張維迎的這個觀點並沒有得到李正茂的認同。

「張教授你說出這個觀點，我倒覺得可以跟你稍微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李正茂稱，現在，老是有人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壟斷;其實，身處電信行業的同仁都知道，現在中國有三大電信運營商，分別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其實，我們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他舉例說，每年秋季新生入學的時候，在校園市場的爭奪真是白熱化，世界其他市場都很少見。

「這是什麼呢?說明競爭是很厲害的;說(中國移動)壟斷，我們的很多同事、很多員工都不理解。」李正茂表示：雖然中國移動在移動用戶客戶的市場份額方面確實是比較高，在三大運營商中佔據約2/3的客戶份額;但是三分之二並不意味著我們壟斷。

似乎意猶未盡，李正茂進一步表示：相反，騰訊微信目前是處在一個壟斷地位。「在座的有多少人正用微信啊?這個比例比我們三分之二的比例要高得多，因為其他產品沒有幾個能夠跟(微信相比)。」他進一步表示,目前來講，什麼叫壟斷?這才叫壟斷。

張維迎立即回應指出，出現上述觀點是由於許多經濟學家錯誤定義了壟斷的結果。

張維迎表示，所謂壟斷是什麼?就是政府以某種行政命令法律的辦法讓一部分人做，不讓另一部分人做，這叫壟斷。現在不是誰想做通信就可以做的，所以中國移動還是在壟斷。

「如果允許任何人都可以做電信，中國移動是其中一家，你就是競爭的。」對於李正茂提出的三家企業的「競爭」，張維迎指出，這是市場共佔，而非競爭。

就騰訊與微信，張維迎則指出，騰訊是在競爭中推出了新的服務，如果馬化騰半年都在睡大覺，不想怎樣創新與競爭，騰訊馬上會死掉，而壟斷企業則不會。

騰訊的衝擊

騰訊之所以總是躺著也中槍，和這兩方面的原因有關：一是它確實衝擊了傳統運營商的利益。二是它深深威脅到其它互聯網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移動互聯網的OTT業務對於傳統語音、短信業務的衝擊，在三家電信運營商身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工信部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整體基礎電信企業話音業務收入實現2630.2億元，增速為0.9%;點對點短信量累計達到2313.7億條，同比下降11.7%，降幅同比擴大了8.1個百分點。而基礎電信企業的移動短信業務收入規模同比減少4.5億元，連續12個月出現負增長。

而互聯網企業主的壓力也可見一般。

今年8月的易信發佈會上，網易CEO丁磊曾對媒體記者表示：「微信的一家獨大，以及它的閉環特性，對其他互聯網服務商來說，是件特別恐慌的事情。」

丁磊同時稱，網易希望通過與運營商的這種合作模式，以及更好的產品體驗，來打破目前騰訊微信在移動社交領域的相對壟斷格局;「除中國電信外，網易也將在數月後與聯通、中移動採取合作，來擴大易信的規模。」

雖然微信常常被稱為 「一家獨大」，但其究竟是否屬於壟斷呢?

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壟斷行為主要包括「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三種情形。

判斷企業是否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核心在於如何界定相關市場、市場支配地位是否達到和是否具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只有同時具備這三大要素，才能被認定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從而構成壟斷。

張維迎：成長企業必過的關口！

11月19日，《創業家》5週年慶典暨2013克萊斯勒杯黑馬大賽總決賽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在19號上午舉行的黑馬課堂導師分享環節，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黑馬導師張維迎現場做了名為《成長企業必過的關口》的主題演講。演講中，張維迎分析介紹了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形勢，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家的幾種套利經營模式，他深刻地指出，唯有創新，深度發掘中國市場的深度，才是黑馬企業創始人未來持續增長的機會。小標題為i黑馬網編輯所加。

以下為張維迎教授演講全文：

在這麼多創業家面前講企業家可能挑戰比較大，我從來沒有做過企業，但是我很自豪，在三十年前我寫過一本書《論企業家》，而我認為這本書仍然適合你們去讀。今年會有第三版推出，基本內容沒有變，唯一變化的是將1989年出版的時候刪掉的那一部分內容，全部加進去。

對我來講每個企業的生生死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個人類的進步，而且正因為不斷有企業生生死死，所以才帶來人類的進步，其實每個行業都是這樣。一代代新的企業打敗原來的企業，這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標誌。所以我們看一個國家發展速度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也就是他們這個國家最好的企業是不是幾十年、幾百年之後還是最好的企業，如果那樣說明這個國家沒有發展。這也意味著在座各位年輕一代擁有好多機會。

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測

首先我對未來增長做一個簡單的判斷，第一個是，中國經過35年高速增長之後，未來中國經濟的趨勢會有一個向下的調整；第二個，是國家經過過去五年的經濟強刺激之後，未來會存在很大的困難甚至可能危機。

我稍微說一點，為什麼中國GDP會往下降？從改革開放開始到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模仿，這就是後發優勢，很少有一項技術是我們自己做出來，任何西方產生技術只要拿過來就可以開拓中國市場，就可以賺錢。過去我們三十年走了西方200年走的道路，為什麼？唯一理由是，人家在前邊你在後邊，人家在修路你在走路，所以我們的經濟可以說是寄生性的經濟，寄生在西方市場經濟所發展起來的技術、管理基礎之上，隨著我們後發優勢越來越小，現在差距變著越來越小了，意味著你的進步越來越會慢。

2009年之後，中國實行強刺激政策，給我們惹來一身病，特別是由政府主導、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靠大量的貸款支持經濟增長是沒有辦法持續的。我們應該做企業，企業家應該認識這一點。我們生產任何一個東西，最後都是由最終消費者付款的，也許你生產只是一根螺絲釘，但是安上螺絲釘的那個商品如果沒有人付款，最後螺絲釘也不會賣出去。2009年刺激（經濟）的東西都是大部分為了當年的GDP而投資，而不是為了消費者、為了未來價值增長、財富增長投資，這個模式是沒有辦法持續的。今天處於這樣一個狀態，幾十年前哈耶克就打了一個比喻，我們在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把老虎尾巴放開，這時候老虎返過來把我們吃掉，第二種我們緊緊抓住，直到最後被累死。

今年6月份，我理解政府稍微放開老虎的尾巴，不能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結果鬧「錢荒」。這個老虎尾巴能抓多久？我覺得時間非常有限。

當然，無論趨勢問題還是週期問題，就是事在人為。中國增長還是有巨大的潛力，沒有一個國家在經濟工業化、城市化具有這麼大的市場，100年前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5.8%，我們的人口占世界20%，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過去我們利用這個市場，但是利用不充分。未來如何挖掘中國經濟市場，是未來發展的關鍵點。如果利用好仍然是比較高的經濟增長？核心問題是，市場靠什麼？市場不是靠政府政策。靠政府刺激內需，我覺得完全是誤導，甚至是錯誤的，我們需要開發市場。開發市場靠誰？是靠企業家（創業家），包括在座的各位，只有你們才能使中國國內市場潛力得到真正的開發。

企業家的幾種套利方式

下面我講一下我們企業家究竟在做什麼？這也是三十年前，25年前那本書總結的東西。企業家簡單就是兩個事：第一要發現不均衡，這有點學術概念，所謂均衡就是說所有資源都得到極大的利用，已經沒有賺錢的機會，每一個企業得到收入全部要支付成本，土地成本、資金成本、人力成本，沒有經濟利潤。當然，你可以有會計利潤，可以給自己不付工資，自己的工資變成會計利潤，但是沒有經濟利潤。所謂發現不均衡，你能發現，還能夠賺經濟利潤，然後通過盈利機會的發現和利用，糾正市場不均衡使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隨著你的利潤和個人盈利機會慢慢消失，以後又發現新的不均衡。第二是，創造不均衡。這個市場已經很飽和，但是你能不能創造一個不均衡？或者打破原來的均衡，找到新的市場，找到新的客戶。當然這兩個功能經常混在一塊，不是截然分開的。這兩個方面代表我們過去做了什麼，未來應該做什麼。

首先我們講一下發現部分。不均衡意味著有盈利的機會，所有不均衡大致歸結為三類：第一類跨市場的不均衡；第二類跨時間的不均衡；第三類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之間的不均衡。我下邊稍微給大家詳細講一下。

1、所謂跨市場的不均衡，也就是同樣的產品在不同的地方價格不一樣，如果一個橘子四川賣兩毛，北京賣兩塊，你找到這樣的機會就可以賺錢。利用跨市場不均衡套利賺錢就是商人。企業家本身可以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企業家。

要想發現這種市場的不均衡，需要好多知識，過去很多不均衡的發現是因為旅遊產生的。比如《貨殖列傳》裡邊的子貢，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賺大錢。還有紅色資本家阿曼德，當時蘇聯處於饑荒狀態，發現蘇聯有這麼多寶貴的動物稀有皮毛，但蘇聯人沒有糧食吃，而美國人有大量糧食要倒掉，所以他給哥哥發一個電報，你給我們多少萬噸糧食，我給你多少噸的皮毛。

我們改革開放最早的企業家基本就是這樣的企業家，我們叫「投機倒把」。這些企業家發現市場在地域之間的不均衡。我想聯想的創辦，柳傳志先生一開始也是發現一個不均衡，計算機在國外那麼便宜，到中國怎麼那麼貴？所以他做了這個生意。還有國際導爺，這種套利的行為仍然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因為他在市場當中傳遞信息，使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糾正市場的不均衡，但是我們注意到，當你發現市場不均衡，賺的錢越多，就越有人眼紅，最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賺錢變著越來越難，最後到無錢可賺。

2、跨時套利，當你預測未來一個東西，它會出現稀缺的情況的時候。現在這個東西便宜，你可以囤積起來，到未來賣它。這叫跨時套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家對未來的判斷，如果你判斷失誤不僅不能賺錢而且會虧死。過去的商人預計明年遭災今年多儲備糧食，歷史上有好多例子。比如《貨殖列傳》裡邊的計然告訴越王勾踐怎麼經營這個國家，有十個計，越王用這十個計策經營好國家。范蠡用這個計賺錢，所以他成為當時最富有的人，他用的就是未來套利策略。還有過去宣曲任氏的祖先，本來是督道倉的守吏，在秦朝敗亡的時候，所有人都儲存珠寶，只有他儲藏糧食，最後楚漢兩國爭戰，人們沒有辦法耕地，所有儲備珠寶的人的財富都全部到了儲備糧食的宣曲任氏的手裡邊，這就是企業家對未來的判斷。還有好多例子我這裡不講。今天最主要的套利活動是在金融市場。

3、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之間的套利。你發現市場上好多人沒事情幹，好多資金沒有用處，另外市場好多東西得不到滿足，只要把這些要素組織起來生產出來，就能賺錢。這個就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套利。這種套利模式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出現得最多。很多企業家將國外的二三手設備買過來，雇了一幫沒事幹的農民生產出來就可以賺錢。今天更大的套利就是PE套利，國際市場之間的要素套利，比如中國有好多偉大的想法，這些項目沒有錢，所以美國人可以把他的錢拿來給我們套利。我們所處的就是這樣的時代。

接下來講企業家做的第二事情就是打破創新。我先舉英國工業企業家的例子，當時手工製造市場從紡到織是平衡的，全是手工業，後來突然出現飛梭，大大加快了織布速度，使紡紗速度嚴重不均衡，最後大家適應了這個變化——出現了機紡。機紡和飛梭結合起來，最終達到新的均衡。熊彼特在102年前出了一本書，叫《經濟發展理論》，大家可能都聽說過，他的理論就是在企業家創新做出五個定義，這五個定義的核心是出現新的組合，包括引入新的產品、引入新的技術、開闢的新市場、發現新的原材料、實現新的組織形式，這五種創新模式也可以包括現在的新的商業模式。

無論哪方面的創新，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問題，人家為什麼要你而不需要別人？這個可以分解兩個：一個是你怎麼提高你給消費者創造的價值，消費者不是傻子，不需要那個東西是不會買的，只有你創造的東西超過他所擁有的時候才會接受你的產品；第二降低價格，他也會買。為什麼類似的東西我的他會更喜歡？一定有這兩個方面的原因。

張維迎眼中的三類企業家

第一類企業家能夠看到消費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這是最偉大的企業家。他們不僅創造產品，其實也在創造產業，我們可以說所有人類歷史上，特別是過去200年裡，對商業和經濟的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就是這類企業家。他們一定是在創造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消費者沒有想到東西，近代包括微軟比爾蓋茨、蘋果喬布斯，100年前包括愛迪生、福特等，都是這樣的人。

第二類企業家滿足現在市場的需求，人們喜歡吃可口的東西，喜歡高檔的車。

第三類企業家按訂單生產，技術規格都有了，保質保量生產。

全世界第一類企業家都是極少數的，第二類企業家、第三類居多。未來我想可能很不一樣，在座的其實已經出現了第一類的企業家，就是創造出別人沒有想到，而拿到以後高興得不得了的東西，只有這樣我們才是有希望的。而要做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對人性的理解，其實偉大的企業家都是對人性有深刻理解的人，包括最近時興的微信，如果沒有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不會做出這樣的產品。

企業家要對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市場調研是需要的，但這是對一般企業家而言。但你要知道，最偉大的企業家做的事，這個市場根本沒有，你根本沒有辦法做市場調研。

創新也包括模仿，創新是連續的過程，而不是完全跳出來，中國過去講的創新基本是模仿的創新。創新路子是這樣的，跟剛才講的發現不均衡不一樣，創新一開始利潤是虧的，所有新產品開始都是虧的，聽說京東商場都沒有賺錢，隨著市場擴大，就開始賺錢了，但是到一定程度，模仿你的人越來越多，你的賺錢能力就越來越小。所以，會創新的企業在自己賺錢的時候，就開始投入下一個賺錢的機會，不斷創新。有一些企業在自己高點的時候欣賞自己的利潤，最後過一段時間就可能消失了，可能有好多原因。還是用馬化騰例子，QQ仍然高漲的時候就推出微信，微信就是打敗QQ，甚至一定程度替代QQ，我們有這種意識的話就可以有持續的創新能力。

所有的創新最初只是一個想法而已，但是這個想法一定是與眾不同，也就是大部分人不會想到；第二你說出來大部分人不會認同，認為完全不可能，這是創新的第一步。問題是說你有這樣與眾不同的想法，有沒有可能變成最後消費者願意買單的產品。有些人有這種想法，但是他沒有變成消費者願意買單的東西，這不是創新只是發明，發明申請專利放在那裡，企業家創新就是一定最後有人買單。200年前所有人消費都是十到三次方，今天是十的八次方。有些例子大家可能覺得都過時，但是從研究角度，理論沒有過時，只有實踐有過時，所以在座的黑馬，我覺得仍然有必要看看200年前英國工業革命出現什麼、看看30年前企業家怎麼做，對我們同樣有啟發。

比如嬰兒尿布，帶孩子都是不斷洗來洗去的尿布，消費者算成本的，你生產的東西他願意付錢，所以寶潔公司為一次性尿布投入市場花了十年時間，技術很快解決了，唯一需要解決的就是降低成本，如果成本降低不到五美分以下，這個沒有市場。寶潔花了十年時間降低到3美分，市場價格賣到5.5美分，所以就有這個市場，現在這個市場普及了。

我們想一下，100年前，想生產膠片的時候只是一個想法而已，使普通消費者都可以使用它，而且不需要很多技術可以使用，他生產照相機，你照完他給你洗好，它廣告裡邊說「你只要按下快門，其他事情都是我們替你做」，由此普及照相機。我們知道數碼相機出現以後，柯達就被替代了。

還比如家庭錄像機。索尼公司一開始生產家庭錄像機，一個要55000美元，只有專業公司才能使用它。索尼想把它變成普通人都能用的東西。怎麼實現呢？成本必須降低到原來的十分之一，就是說必須用500美元生產出來，最後家庭錄像機就普及開來。

所有創新就是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大部分人不能認同，大部分人認同的想法是不賺錢的想法。像吉利刮鬍刀，刮鬍刀很早就有了，菜刀都可以刮一刮，100年前吉利這個人想怎麼做一個東西，既颳起來舒服，又成本很低，走在哪裡都可以扔掉。他努力十幾年做到了，所以現在它仍然是刮鬍刀市場主要的供應商。

100年前，沒有人想到汽車應該大部分人都使用，福特有一個想法，一定讓汽車變成大部分人使用的東西，所以他引入汽車生產線，不僅改造汽車業而且改造整個工藝。聯邦快遞想法是，任何一個東西能不能今天交給你，明天送到對方手裡邊，當時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從技術上不太可能的，所以他的那篇耶魯讀書時候的論文，老師只給他打了C，就是剛及格分數，然而就是這個論文裡的思想，後來變成聯邦快遞公司。

40年前，沒有人想到每家都有計算機，只有比爾蓋茨想到，他才做出軟件產業。還有國內很多優秀的公司，我要說的核心點，創新就是一個想法而已，問題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想法變成消費者願意買單的東西？

企業家一定要賺錢，不賺錢就不是企業家，但企業家做的是具有很大使命感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創新型的企業家比商業性的企業家快樂的多，因為他改變這個世界所做的事情更多。你要做到這一點，你要有敏銳的嗅覺，企業家比新聞記者敏感高，你對未來預測判斷很重要，凡是成功的企業家都是看未來看的比較遠。現在市場成長起來的產品，是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東西，同樣可以說今天根本不敢想東西，恰恰變成二十年以後市場主流的產品。

跟開始講的對照起來，過去三十年中國企業家做的就是套利和模仿西方創新，未來偶爾套利模式不太可能實現，因為套利空間越來越少，投機倒把的空間越來越少，模仿空間也越來越少。未來只能靠創新，創造新的市場。中國企業家主要關注市場的廣度，我認為市場深度更重要，人口大國市場廣度很大，也可能有人不注意開發市場的深度，也就是每一個產品的附加值究竟多大。

政府制定很多產業政策，靠這些產業政策來引領未來的技術，這都是錯的。因為這種假設的前提是，假定政府官員或者科學家比我們企業家更有能力判斷未來，這個對不對？如果這種觀點是對的，就不會存在企業家。判斷未來最好的仍然是企業家，任何時候不要跟著政府產業政策投資，產業政策投資可以拿到政策補貼就以為你賺錢了，最後可能死在這裡。真正企業家，尤其你想變成偉大的企業家，一定是要別人跟著你，而不是你跟著別人。

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市場

頭發長了要理發並不是說要亂剪一氣

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吃螃蟹埋單，會誘使很多人假裝吃螃蟹

“有為”，“為”的 是什麽才是關鍵

創新時代，政府應該做什麽 張維迎：從套利走向創新

張維迎。（東方IC/圖）

◉編者按

2016年9月11日下午，在深圳舉行的馬洪基金會秋季理事會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與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教授，分別就“清除創新的體制障礙”以及“創新中的企業和政府行為”進行了專題演講。

作為市場經濟中“企業家精神”的知名捍衛者，張維迎教授以嚴謹的邏輯與案例分析，論證了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在市場經濟中的意義及其障礙。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的唐傑學術履歷較少為人知，作為南開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富布賴特教授，他於近期出版了專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唐傑教授的演講從創新的“空間分布”展開，試圖回答為什麽創新總是集中於少數國家或城市空間內。

要從套利走向創新，套利型的企業家走向創新型的企業家，這將決定整個國家的經濟還有沒有提升空間。

套利慣的人，要讓他創新就很難，轉型比較難。80後、90後新一代企業家身上充滿希望。

經濟增長的真正潛力

我演講的題目是“清除創新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先講兩個命題：一是市場經濟是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制度；二是企業家精神是市場有效、有序運行的核心驅動力。這兩個命題結合在一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

市場的兩個基本功能：一是資源配置；二是推動技術進步。真正增長的潛力是來自第二個功能，兩百多年前人類使用的所有的產品種類加起來也就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這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不是原來存在的。為什麽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企業家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是套利，第二個就是創新。所謂套利就是由於人類的無知，資源配置經常處於非均衡的狀態，企業家可以發現這種不均衡的機會，利用這個機會賺錢。第二個是創新，經濟達到均衡，企業家就無利可圖了，企業家接下來做什麽？打破均衡，生產出原來沒有的產品，或是引進原來沒有的生產方式，或是發現新的原材料，或是探索新的組織形式。

再進一步區分，套利有很多種，一種是生產性套利，把一個東西從成本低的地方賣到價格高的地方。另一種是非生產性套利，它不創造財富，政府設立一個管制，門口旁邊就出現一些公司，從事非生產性套利。創新也有兩類，一類是顛覆性的創新，創造原來沒有的。第二種是改良式創新，不斷改進質量、降低成本等等。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因為我們在計劃經濟下資源配置不合理，改革開放之後，套利空間到處都是。深圳1980年代、1990年代基本上是在靠套利增長，政策性的套利尤其重要。為什麽套利深圳能走在前面，我認為是因為深圳的體制改革走在了前面。

套利的人越來越多以後，套利空間就沒有了。市場逐步均衡的情況下，靠套利很難維持增長，靠什麽？靠創新。下一步我們真的要從套利走向創新，套利型的企業家走向創新型的企業家，這將決定整個國家的經濟還有沒有提升空間。

從全世界來看，靠創新支持的增長率大概是2%到3%，中國相對來說還有一定的套利空間，但像過去那樣套利已經很難了，中國經濟增速一定是要下來的。下來多少？有些經濟學家比較樂觀，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他覺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還會在8%，持續20年。

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套利型的企業家就可以完成，下一步創新推動的進一步增長，更多要靠創新型的企業家。套利慣的人，要讓他創新就很難，曾經滄海難為水，轉型比較難。新一代80後、90後企業家身上充滿希望。創新和套利都需要企業家精神，他們對制度的敏感程度和依賴程度不太一樣，過去套利靠制度，不太能用到創新。這個時候就是體制改革考慮的問題，原來的體制是適合套利型的，不適合創新的。

創新的基本特點，第一個是高度的不確定；第二個是創新的周期特別長。政策性的套利也是有不確定性，根據政策買進的東西，想賣的時候政策就變了，這個時候就虧了，但總體來講它要比創新低得多。創新最根本的特點，是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創新是否成功依賴於後續一系列的創新。新技術出現，開始根本不知道它的價值是什麽，比如說激光，激光無處不在，電信通信就是激光和纖維光學的結合，如果沒有激光我們不會有現代通訊。激光在1965年被貝爾實驗室發現以後，專家不建議申請專利，後來纖維光學的技術發展以後，才發現這個是有價值的。

創新的周期長是什麽意思？我舉幾個例子大家就知道，寶潔生產一次性尿布花了10年的時間，1956年研發，1966年投入市場，為什麽？成本降不下來，一開始每片10美分，沒有市場，花了十年降到3.5美分，才有了市場。索尼公司家用錄像機17年。JVC家用錄像機花了21年。施樂複印機研發花了3年，又過了6年才找到一個資助人，又過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臺商用複印機才投入市場，總共24年。

很多人認為創新就是拿專利，拿到專利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後面更複雜。拿到專利因為有了樣品，樣品只是一個發明，發明到創新要有商業價值的轉變，這個需要後續質量改進、功能改善、成本降低，這個過程中，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難。我們看到很多公司拿到專利之後、商業化的過程中就死亡了，為什麽創新如此艱難？發明比創新容易得多。

創新的障礙

創新對產權制度和法治的敏感程度遠大於套利，中國下一步如果沒有法律制度、政策制度改革，要變成創新的國家，難度非常大。

一是監管體制，從古到今監管體制是阻礙人類創新很重要的因素。我這里只想強調一個觀點，創新如果作為創造性的破壞，一定會動既得利益的奶酪，現有的企業、現有行業的奶酪。這些行業、這些企業呼籲政府出來保護他們，名義上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交通部去年10月發布了一個指導意見，如果真的實施，滴滴打車都會消失，好在經過各種努力，最後沒有成功。滴滴公司剛剛虛驚一場，又接受反壟斷調查。《反壟斷法》我認為更準確的名字是《反競爭法》，它反的那些東西都是市場上真正的競爭行為。

創新一定會導致壟斷，歷史上受反壟斷折磨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創新力最強的企業。有人說如果要了解美國歷史最具創新力的公司，哪兒也別去，就到美國商務部，把美國一百年來受過反壟斷起訴的公司列出來，從早期的洛克菲勒到IBM、微軟等等。確實是這樣，《反壟斷法》經常變成不創新的企業去折磨創新企業的工具。真正的市場沒有壟斷，我們可以不坐滴滴的車，可以自己開車，公交車和傳統出租車都是它的競爭者，何況還有其他的網約車公司。哪怕有一家企業也不叫壟斷，只要進入是自由的，如果進入不自由，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壟斷。

傳統的《反壟斷法》對壟斷的定義是按照現在的市場占有率，中國三家壟斷最高的企業，我們選誰？肯定不是中石油、中移動，而是BAT（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微信幾乎百分之百的市場占有率，如果它說我壟斷了，不更新功能了，你愛用不用。我想用不了一年的時間它就會被淘汰掉。真正的壟斷是不允許其他企業進入，這樣的壟斷影響創新。

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產業政策還會嚴重扭曲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產業政策導致尋租行為，有產業政策就有信貸、稅收、土地等等，就帶來租金，實際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產業政策套利比創新更有利可圖，創新是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熬很長的時間，套利容易，想辦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很多補貼，很多企業不想生產汽車，它就想得到每輛車20萬的新能源補貼，它就會投機。產業政策導致嚴重的不公平競爭，更具創新力的企業反而競爭不過只會尋租和搞政府關系的企業。

國有企業由於激勵機制的扭曲和管理體制的約束，一定是短期行為，不可能創新。國企的領導幾乎不考慮三年以後的事情。因為每年考核你的指標，一個私有企業投資虧了沒關系，三年五年以後可以賺錢，國有企業今年虧了就說你失職了，免掉你。更重要的一點，國企通過市場準入限制、擠占信貸資源、提供套利機會，阻礙民營企業的創新。

“產業政策”大論辯火力四射，林毅夫張維迎將同臺對決

最近一段時間，林毅夫和張維迎對產業政策問題的觀點交鋒已逐漸演變成一場全民大辯論。第一財經獲悉，11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將舉辦“關於產業政策問題的討論”，論戰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將出席，展開面對面的辯論。

討論會預告截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爆發的這場爭論，聚焦於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沈寂多年的重大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完全對立。

8月25日，張維迎以《為什麽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引發熱議開始，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數輪爭辯，二人爭論的焦點在於“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推動”，實質是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關系之間的爭論。

張維迎認為，“自由的市場”才能更好配置資源，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阻礙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企業家要靠市場的邏輯賺錢，健康的市場才能促進企業家走正道。哪個項目好只有市場能判斷出來。只有政府減少對資源的控制，把市場的還給市場，企業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給整個社會真正帶來好處。

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同時，政府能夠動員和配置有限的資源。他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

爭論自8月底來持續發酵，甚至發改委在9月14日的記者會上也對此做出了回應。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稱：“從目前的國際情況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比如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德國也發布了‘關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產業政策對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結構調整、調節供求關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更是我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績的重要保障。” 趙辰昕在肯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承認目前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認真評估。

經過第一輪辯論後，林毅夫10月15日在《求是》刊發《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再次論證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又掀波瀾。

在此之前，張維迎在9月21日由北大國發院博士項目(DPS)與東方戰略與領導力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主題為“企業家精神與中國新商道”的論壇中，發表演講強調市場的作用。

有評論指出，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而正名。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

產業政策之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稱支持張維迎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在11月4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的媒體采訪環節表示，自己支持張維迎的觀點，對於那些獨立的公共性質的企業，政府不應該直接出臺產業政策來幹預。

近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與該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就產業政策進行了數輪爭辯。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來推動，以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

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阻礙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一系列不良的後果，比如說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政府應該減少對資源的控制，把市場的還給市場，“自由的市場”才能更好配置資源，企業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

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新產業需要的資本規模和風險通常比傳統產業大，政府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以鼓勵，企業才會願意冒風險。此外，政府也能調動和配置有限的資源，所以“有為的政府”不可或缺。

詹姆士·莫里斯說：“我站在張維迎這一邊。雖然在經濟危機中沒有遭到重創的國家，他們的國有企業或公共機構的表現還是不錯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是那些國家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國有企業的效率會比民營低。”

他補充道：“有時候出於行業或產業管控的需要，政府會出臺一些產業政策。但是我個人覺得，對於那些獨立的、公共的企業，政府不應該直接出臺產業政策來幹預。”

根據之前的媒體報道，張維迎曾經師從詹姆士·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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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黑馬導師張維迎：別讓套利機會主義者，扼殺了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 2016-12-19 11:58

一、從亞當·斯密——熊彼特模型

     看企業家精神

今天我坦率告訴大家，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於企業家精神是沒有理解的，因為我們主流經濟學里是沒有企業家這個概念的。經濟學的教科書里也不會講到企業家這三個字的，在西方也是一樣的，不光是中國。因為，經濟學大量的假設里面已經假定這個社會不再需要企業家。

1.亞當·斯密的理論：分工與市場規模

“亞當·斯密——熊彼特”經濟增長模型這張圖（註：亞當·斯密，《國富論》作者，經濟學的創立者之一，公認的經濟學祖師；“創新理論”之父和“商業史研究”的奠基人，據統計，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僅次於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與我們教科書上，或者一般經濟學給大家講的不一樣。一般經濟學會探討增長分析，新古典理論模型會講資本積累了多少，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等等。這些我都不用講，我們回歸到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理論。

這個圖其實概括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出來的一個核心觀點：一個國家是怎麽變得富有的？

比如我們國家過去三十多年變得富有，依靠的是每個人的生產能力提高。而勞動生產提高靠什麽？我們借助新的生產工具，可以生產更多的東西，現在講究要創新，有了創新才有生產力的提高。

而創新引發的技術進步依賴於分工。假如沒有分工，每個人都要做好多事情，每件事都做不好。分工意味著每個人只專註於做一點點事，這時就會琢磨它怎麽做得更好。

進一步，由於有了分工這個基礎，才能實現所謂機械化、自動化。再複雜的東西，其實都是一個簡單的東西組合而來，都是在分工的基礎上形成的。比如包裝一個箱子，如果分工，就不是一個人在做，而是一個機器的幾道工序。

亞當·斯密最具有創新意義的理念是提出了分工依賴於市場規模。這個事情非常重要，市場規模由什麽決定？人口質量、人均收入質量，這兩個疊加起來就是市場規模。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資產規模不好的話，它養活不起分工。專業化地分工做一件事，必須依賴於資產足夠大。

這就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經濟發展了，資產規模越大，分工就會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就越快，技術進步越快，財富就越多，財富多了之後又形成新的市場，新的市場就再形成進一步的分工、技術進步等等。

我再強調一下市場規模。好多事情為什麽只有中國做得起來，其他國家做不起來，就是因為我們市場太大，其他的國家只能借鑒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中國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獨立特色的互聯網公司。

2.企業家的眼睛不要只盯著GDP，而要關註新技術的出現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一般我們強調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幾。其實比GDP更重要的是不斷地有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在出現。

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經濟發展了，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爺爺、奶奶在你這個年紀時，他們在消費一些什麽東西；再看你爸爸媽媽在同樣年紀消費什麽東西；再看你自己消費著什麽，這樣對比就能看出來經濟有沒有發展。在中國幾十年前，我問這個問題的話，從爺爺到爸爸消費的東西幾乎沒有差別，所以經濟發展就是停滯的。

經濟增長就是不斷地有新東西出現。

我們看一下糧食消費，中國1981年人均消費糧食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下降了40%。原來的食品消費少了，新的消費多了。出現了很多新的東西，汽車、手機、電腦都是原來沒有的。原來有的，我們現在不重視了，比如作為上世紀80年代消費品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車，現在騎的人就少了，擁有一輛自行車也不再意味著你很富有。

我們做企業的人，看經濟發展不要只盯著GDP，而要看是不是有新技術不斷地出現。自己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要看你是不是給社會創造了原來沒有的新東西，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回到這個圖來講，亞當·斯密當時沒有看到這個問題。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奧地利經濟學家，後來移民到美國當哈佛教授的熊彼特，也就是創新之父的熊彼特，提出了增長的核心就在於企業家。所以我把這張圖叫做“亞當·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

3.企業家要去創造市場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市場不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等待著你去滿足它的，市場是由企業家創造的，沒有企業家就沒有市場。最簡單的，不是由於消費者需要手機，然後才去生產手機。而是因為生產者生產出手機，然後給消費者推銷。每一個新產品都是這樣的過程。

據說亨利·福特（福特汽車創始人，也是流水線大批量生產的開創者）講過，如果我問消費者他需要的東西，他肯定會說給我一輛更好的馬車，他不會想到他需要汽車。所以企業家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現甚至創造一個市場，原來沒有的市場。

這時，企業家對人性的理解就變得非常重要。最偉大的企業家甚至不做市場調研，比如喬布斯就從來不做市場調研，他的成功就源自對人性透徹的理解。

但市場經濟很有意思，消費者之所以是消費者，就是因為他不懂。企業家需要創造一個東西，然後告訴消費者這個東西好，最好的才有發言權。消費者可以拒絕你，如果消費者拒絕你，你就失敗了。創造市場的過程是非常微妙的，在座的各位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可大可小。但其實都不是簡單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不要聽那些管理學教科書上說的“客戶就是上帝，上帝無所不至”。其實客戶很傻的。

現在聰明人要伺候笨蛋，因為最後是笨蛋說了算。你們做企業就是要伺候人，你伺候的人越多，賺錢越多。

4.最偉大的企業家創造一個新行業，創造行業必須創新

分工是如何出現的呢？並不像教科書寫的，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分工都是企業家創造的。目前我們有多少個行業，需要看用什麽標準來劃分。可以有幾千個、幾萬個行業，每一個行業都能找到最初的創始人，比如說比爾·蓋茨創造了電腦操作系統軟件行業。

最偉大的企業家，是要創造一個產業的。當然行業的創造需要依賴於對市場的判斷以及創新的能力。沒有創新不可能創造一個產業，沒有創新只能在傳統的產業耕耘，也能賺點錢，但不可能創造一個新產業。

比爾·蓋茨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產業也是因為創新，創新與技術發明不一樣。技術上的發明是做出原來沒有的東西，商業上創新，簡單來說，就是得有人願意為創新買單。

企業家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創新。比如日本人創造的方便面，如果沒有生產方便面面條的烘幹機器這樣的創新，不可能創造方便面產業。當你要做很大的事業時，一定要包含著重要的創新。

經濟發展而且富有了，富有了以後，人們的消費就跟原來不一樣。原來人均145公斤的糧食，現在只是79公斤。新的財富意味著新的市場，但這個過程不是自動產生的，也需要靠企業家創造。

中國現在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簡單來講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家沒有把中國新增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只是在原來的市場上重複生產，當然就會導致產能過剩。

以企業家為核心去理解經濟，就會比很多經濟學家要透徹的多。經濟不是投資、消費的問題，真正的經濟增長核心是企業家。

5.國家要創造讓企業家精神得以發揮的制度

企業家的出現依賴於制度與環境。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企業家的。用一句話定義“計劃經濟”，就是“扼殺企業家精神”。

人類從古到今從來不缺少企業家精神，缺少的是促進企業家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條件。在海外的中國人為什麽做企業的很多，臺灣、香港人為什麽做企業的成功，因為中國人到海外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做企業。在國內可以當官，大家就不會做企業。不是中國人本性沒有企業家精神，而是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導向了不去創造財富的方面。

對我個人而言，研究怎麽使得這個國家創造一種企業家精神有效發揮的制度，這是我的任務。

二、 企業家的兩個基本職能：

套利與創新

市場經濟其實就只有兩個重要的功能：

功能一：怎麽配置資源，這是傳統的經濟學關註的問題； 

功能二：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比資源配置要重要得多。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靠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之後就不會增長了。但是技術進步意味著最優從來不會停止變化。有了新技術以後就不是最優，就得重新配置，所以只有技術進步，才是導致經濟持續成長的真正原因。

而市場經濟的兩個功能，其實就是企業家的兩個基本職能：

1.套利

什麽叫做套利呢？就是當你發現市場當中哪些資源沒有有效配置，或者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時候，你發現了它，利用它就可以賺錢。有一些東西，有人要，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生產，你以為這些東西不會有人要，有人發現這東西有人要，那他就可以套利生財；有一些東西你生產了，你以為有人要，其實沒有人要，那你就虧損。套利就是使經濟不均衡、不協調變得相對協調、均衡一些。

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講，如果一個經濟達到均衡之後，那就沒錢可賺了。所謂均衡就是所有的收入都是由成本構成的。你拿到銷售收入100萬，付了工資、地租、利息、原材料，什麽都沒有了。可能你會計算出賬面上賺了10萬塊錢，但其實你沒有賺，因為沒有給自己發工資，你打工也許賺20萬。這一算其實還虧了10萬。

這一部分經濟學家叫“機會成本”，比如說你的工資沒付，或者你自己的房子租金，把這些剔除以後剩下的那才是企業家利潤。企業家利潤完完全全就是付了應付的東西還能剩下的。所以我們講在均衡的情況下，沒有利潤，是沒有企業家利潤，不是沒有會計利潤。

2.創新

在經濟達到均衡以後，沒錢可賺了。賺錢就需要打破這個均衡，就是創造新的，別人原來完全沒有的東西。這就是熊彼特講的創新：

包括：

創造原來沒有的產品；

或者引進原來沒有的生產方式生產同樣的東西，這樣會使成本更低；

或者發現了原來沒有發現的市場、供應渠道，使得供應成本降低；

也可以通過改變企業要素的組織方式，或者組織形式。

企業家的職能大體就這兩個。在現實中套利和創新不是截然分開的，每個人和企業身上都有一定的創新因素和套利因素。

舉一個例子：在上世紀80年代計算機剛剛興起時，柳傳誌是套利的。當時香港賣1萬元的計算機，北京要3萬元，這就是套利機會。柳傳誌發現了這個機會，但香港的計算機使用的是繁體字，這樣賣到北京肯定不好賣，所以他就發明了聯想漢卡，這又是創新。有了聯想漢卡這個創新，通過計算機套利就容易多了。

另外一點，在現實中有一些人總是在創新，有一些人總是在進行套利。所有創新的人都給套利的人提供了新的套利機會。喬布斯推出iPad是創新，而由此使更多人可以模仿生產平板電腦來進行套利。所以說創新的企業家為套利的企業家提供了一個套利空間。

創業者也需要思考一下，你現在做的是套利還是創新？我相信現在大部分人跟80年代的企業家比已經不一樣了，80年代的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套利。現在創新的成份會更多。

美國的矽谷和華爾街最大的區別，矽谷的企業家基本上都在做創新，華爾街的企業家都在套利，主要是從股票市場、債權市場、貨幣市場利用金融資產套利。在金融資產上實現套利，要有很高的計算能力，然後看市場有沒有套利的空間。當然這種對比並沒有對錯之分。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點：套利也分為創造價值的套利和不創造價值的套利。

我剛才指的是生產性套利，哪怕你搞投機倒把，也是給社會創造價值的。因為你把便宜的東西買進，然後在貴的地方賣出，增加了產品的價值，價值就是人們的效用，經濟學稱為感受、評價。價值並不是實際上重量多少。

但還有很多不創造價值的套利，特別是一些政策性套利。由於政府的管制導致的這些套利行為的產生。如果有人做政策性套利，我建議盡量不要做。盡管你能夠賺錢，但是價值觀念上我不認同。

什麽叫政策性套利呢？比如最近國家設立了一個新能源汽車補貼，你有關系，你可以很容易做出資質來，然後你就註冊成立一家公司，你找我，我幫你申請資質，這就叫政策性套利。

企業家要做的套利一定是要給消費者帶來價值的東西。如果不能給消費者帶來價值，只是在瓜分財富是沒有前途的。中國過去的企業家很多都是這樣起來的，我不是責備他們，但希望到今天，大家至少不要單純地做政策性套利的事情了。

創新也分兩種：

1.顛覆式創新，破壞性創新

2.改良式創新，延續性創新

“顛覆式創新”是熊彼特講的創新，從0到1。原來沒有的東西現在變得有了。改良式創新是原來有的東西，怎麽把它的性能、質量改進，成本降低。汽車工業發展130多年，卡爾·弗里特立奇·本茨（註：德國著名的戴姆勒-奔馳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現代汽車工業的先驅者之一，人稱“汽車之父”、“汽車鼻祖”）發明汽車是革命性的創新，福特自動生產線也是革命性的創新，之後全部都是改良式創新。直到最近的新能源汽車、無人駕駛汽車，又出現了革命性創新。

所有新的創新剛開始出來，性能都不如老產品。汽車剛出現的時候不如馬車的，微型計算機剛出來時無法跟大型計算機比，VCD出來時不能和錄像機比。創新一開始時，性能都不如老的，但是它是革命。經過後續一系列的改良就能實現超越。

像平板電腦很快就被手機淘汰了，也不是完全淘汰，但因為手機基本上能完成平板電腦的工作，所以平板電腦的使用率大大降低了。

改良式創新基本上是現有的主導性企業做出的，革命性創新大部分是名不見經傳的企業做出來的。計算機領域，大型機是IBM發明的，在連續錯過微型機和臺式機之後，IBM在筆記本電腦時代才迎頭趕上，因為它畢竟還是大公司，但後來的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又沒有IBM什麽事了。

圖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一種產品，比如說玉米和大豆。

無論生產大豆、玉米，最大的產量都是受制於產能和技術不可能超越的。當然你可以既生產玉米、又生產大豆。中間這條線是生產兩種產品的組合，假如經濟達到C這個點，就達到了均衡。剛好生產的東西，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消費與需求在市場上是剛好平衡的狀態。

但現實的經濟中可能會在A點，就是資源錯配了。該種大豆的地方，種了玉米，該種玉米的地方種了大豆。或者會在B點，盡管生產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不均衡，因為生產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大豆虧損，玉米賺暴利，這都是不均衡的。

企業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現不均衡點，然後調配資源，讓經濟最終往C點走。但前面講過，在C這個均衡點是沒有辦法賺錢的。所以企業家就幹的第二件事就是想辦法創新。把生產可行性邊界向外移，創造新的潛在均衡。圖中的E點就是新的創新信號。

中國過去30多年，基本上都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但是現在的套利空間越來越小，前一代人已經把能夠套利的做得差不多了。這是現在創業面臨的問題，現在賺錢比過去更有難度，中國企業家整體面臨轉型，就是從套利型企業家轉成創新型企業家。未來依然會存在套利型企業家，但要等待有創新型企業家給你創造套利機會。過去是外國的創新企業家，給中國企業家創造了套利的機會，未來當然也可以等。

這張圖告訴我們整個國家在如何轉型。這也是創業的背景。並不是說現在沒有套利的空間，但創業更多可能是創新，至少創新的含量比原來大得多。

這樣圖橫坐標代表時間軸，周期從短到長；縱坐標代表不確定性，從低到高。套利也有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低，周期也特別短。最短的套利周期，金融市場幾秒鐘就可以實現套利。但我們看顛覆式創新，則屬於高不確定和長周期的。所以適合套利的體制不一定適合創新。中國的整體體制我認為仍然是適合套利，不太適合創新的。我不是說企業家由此被動了，企業家爭取要做別人認為不可能做的事情。

三、創新和套利有2點不同

1.不確定性

創新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概率統計、大數據能告訴你能不能成功。所有關於電影的大數據，都不能告訴你觀眾下一部喜歡的電影是什麽；所有有關馬車的大數據，不可能告訴你應該生產汽車。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創新就是這樣一個不確定的事業。

如果你的意見，大部分人反對，包括像周鴻祎他們都認為你不可能成功，不要聽他的。因為周鴻祎當年做事的時候，大部分人也認為他不能成功。真正的企業家做的事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的事。不要因為別人的不同意而煩惱，恰恰因為你是企業家。如果你做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同意，沒有什麽可自豪的，那恰恰說明你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企業家需要去創造市場。這時沒有任何數據，市場調研可以告訴你新市場是什麽樣的。這就是企業家精神，在面對高度不確定時，有時候更需要靈性。

2.周期

剛才提到顛覆式創新需要周期比較長。但現在好多創新周期很短，這會引起好多人的誤解，以為做出東西來就是創新。其實有了專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好多企業都是在拿到專利之後才垮掉的。要把專利產品變得有市場，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蒸汽機在1769年就拿到專利，但專利的贊助人在1773年卻破產了。甚至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小孩用的一次性尿布，寶潔公司花了10年時間才做出來。不是沒有專利，只是因為成本降不下來，所以會把更多時間投入到產品成本的降低上。

當你出現革命性的創新，後面還有很多改良式的創新，才能使它變成一個真正成功的創新。

這張圖對比了兩種不同類型企業家賺錢的差異。橫坐標是時間、縱坐標是利潤。套利型企業家一開始賺大錢，然後錢越來越少，最後沒有錢賺了；創新型企業家一開始是虧損狀態，到現金流可以彌補成本的時候，之後賺錢會越來越多，但沒過幾年，市場開始出現模仿者，這時候利潤又開始下降。

這張圖告訴我們，一開始就賺錢的事不是創新。如果你去年剛辦的企業，今年就盈利了，這絕對不是創新，就是套利而已。創新一定是一開始不能賺錢的事情。

但一開始不能賺錢，企業要怎麽活下去？所以要有投資者、VC、PE，當消費者不願意給你買單的時候，要有投資者給你墊錢。投資者都很精明，他也是企業家，他憑什麽給你墊錢？賭、猜，他會判斷。同樣的人，你找這個投資者人家就拒絕你，但也許不斷地找，總有一個人就不拒絕你了。

因此資本家也非常重要。純粹的企業家精神當然不依賴於資本，只要有本事，錢會很多。但在現實中，你有沒有本事，誰知道，人家不知道，你說個天花亂墜別人也不會相信，所以企業家首先得自己有讓人家相信你的本領。

假如說你需要100萬，你不能只拿別人的錢冒險，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房產抵押一下，哪怕只有50萬，剩下50萬人家就願意給你。你敢自己拿50萬進去，就表明你對自己有信心，如果企業家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讓別人對你有信心是不可能的。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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