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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氏叔侄案到《無罪》：當代冤案如何走進電影

在獄中，張雲平（原型張高平）服法但拒不認罪，始終沒有放棄申訴的任何一絲希望。（電影《無罪》劇照/圖）

“冤案到底是怎麽出來的？如果冤案只是一個誤會或者誰都沒有錯，拍這個片子有什麽意義？”

“找了好幾個演員，讓誰演，誰都不演。”沒辦法，導演董玲只能親自上陣扮演“女神探”。

一個四面封閉的小房間，米色的墻壁，米色的天花板。一個30歲左右的男人仰著臉、微閉著雙眼站在刺眼的大燈下，雙手反銬在背後的座椅上，白襯衫扣子全部解開。

這是一張電影劇照，燈光下的劇中角色叫“張軍”，他和叔叔“張雲平”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在一段將近十二分鐘的片花里，身穿紅色跨欄背心的張雲平拼命嘶吼，雖然鏡頭只是一閃而過，但他的左眼布滿鮮紅的血絲。

2016年9月22日，由浙江張氏叔侄案改編的電影《無罪》，在新疆五家渠市五家渠文化中心首映。六百多名來自公檢法司機關的觀眾坐滿全場，影片結束後，掌聲經久不息。

張雲平、張軍的原型是張高平、張輝叔侄。2003年5月，二人因涉嫌強奸並致人死亡，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刑事拘留。在缺乏客觀證據的情況下，杭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浙江省高級法院二審改判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1年12月8日、2013年3月28日、2013年5月16日，《南方周末》三次報道張氏叔侄案，這是後兩次的部分版面。劇本創作前，導演和編劇曾與時任本報法治記者劉長聊了個把小時。（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張氏叔侄在新疆石河子市檢察院監所檢察科原檢察員張飈、北京律師朱明勇、《東方早報》原記者鮑誌恒等人的幫助下，經過十年申訴，終得平反。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撤銷原判，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冤案能不能拍成電影

《無罪》的劇本一稿出爐時，還叫《檢察官》。那是2014年底，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廣播電視臺副臺長王安潤被張飈的事跡感動，驚訝於鐵案平反，在報告文學和廣播劇的基礎上，他擴展、潤色出三萬多字的電影劇本。

王安潤帶著劇本初稿找到天山電影制片廠的導演董玲。此前，董玲導演的主旋律影片《楊善洲》曾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看完劇本，董玲有些猶豫，敏感的冤案題材能不能做，能做到什麽程度？“說多了可能過不去，說少了又像隔靴搔癢。”但董玲也對這種頗具挑戰性的題材感興趣，考慮一下，接了。

2015年初春，主創團隊在新疆石河子、北京、安徽歙縣、上海、杭州等地分別走訪了檢察官張飈、申訴代理律師朱明勇、張氏叔侄等人物原型。董玲和律師朱明勇聊了足足兩天。王安潤說，“正義的天平上站著一群人”。

重新梳理後，電影的脈絡變了，線索從檢察官一條拓展為檢察官、律師、記者三條，片名也成了《無罪辯護》，最後定名《無罪》。主創團隊並不滿足於重現翻案過程，“我們想往深層次挖一挖”。

為了體現反思，電影試圖展現主人公們深深的無力感，現實中的諷刺與無奈一幕幕呈現出來。張雲平寄出滿滿一麻袋的申訴信，卻沒有收到任何回複；張雲發（劇中張雲平的哥哥，原型為張高發） 到浙江高院申訴七年，法院卻沒有留下任何電子記錄；張紅旗（原型張飈） 退休前最後一次找張雲平談話，張雲平在鐵窗內望著張紅旗遠去的背影，眼中滿是絕望……

“這個案子的（悲劇） 色彩，就在於大家這麽多年歷經挫折，但仍然在堅持。”鮑誌恒說。2011年11月21日，鮑誌恒關於本案的兩篇報道《一樁沒有物證和人證的奸殺案》和《跨省作證的神秘囚犯》同時在《東方早報》刊發，直接點出另一嫌疑人勾海峰作案的可能性。第二天，浙江省公安廳就將受害人指甲縫中殘留的皮屑與勾海峰進行了DNA比對，結果匹配。近一年半後，張氏叔侄案沈冤得雪。

劇本里，鮑恒（原型鮑誌恒） 的最後一場戲是與朱智勇在東江機場黯然分手。稿子發了，輿論的焦點有了，案子依然沒有變化。

鮑誌恒特別害怕看到那樣一部電影：好像檢察官、律師一跳出來，整個事件的走向就變了，案子就翻了。“這個案子里有二十多個巧合，少一個都翻不過來，至少不會這麽快翻過來。”把人的努力放進這些巧合里，他覺得特別悲哀。

董玲也意識到了這些巧合，意識到某種“人算不如天算”。她甚至一度想將片名改為《蒼天有眼》。

“冤案到底是怎麽出來的？如果冤案只是一個誤會或者誰都沒有錯，拍這個片子有什麽意義？冤案肯定是人為的，不是人為的我就不拍了。”董玲說。

“女神探”：讓誰演，誰都不演

“電影里的角色和真人挺像的，性格、形象都像。”朱明勇第一次看劇照，一眼就分辨出了張雲平、張軍、張雲發，不用說，足夠神似。

因為與張飈長得像，制片方欽點了上海戲劇學院的王洛勇演繹男一號張紅旗。張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段時間，王洛勇天天和他在一起，揣摩他的語言、神態，模仿他說話的速度、走路的姿勢。男二號朱智勇（原型朱明勇） 由著名演員尤勇扮演，雖然二人長得不像，但制片方看中的是尤勇的票房號召力。

選角時，有一個角色讓導演犯了難：李海蘭。李海蘭的原型是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女神探”聶海芬。13年前，聶在沒有客觀證據的情況下，對驚魂未定的張輝、張高平進行“突審”，成功獲得嫌疑人的認罪口供。2006年，她成為電視“浙江神探”系列報道的主角之一，講述了“5·19強奸殺人案”——也就是張氏叔侄案的偵破過程。

“找了好幾個演員，讓誰演，誰都不演。”沒辦法，導演董玲只能親自上陣。李海蘭的戲不多，一場是對張雲平、張軍的審訊，要在三個月內限期破案；一場是捧著榮譽證書，接受采訪。後一場戲里，李海蘭的臺詞全是節目里的原詞，一字不差。就連“無懈可擊”“鐵案”的評價，也是從電視里照搬而來。

為了做到法律上的真實嚴謹，劇組向張氏叔侄案的一審、二審律師王亦文借走了全部卷宗，“一大手提袋滿滿的”，反複研讀。

審訊犯罪嫌疑人的場景更不能胡亂設計。董玲曾向熟識的內部人員取經，專門了解公安機關的審訊過程。椅子怎麽用、手銬怎麽銬、用什麽辦法收拾人，都有講究。拍攝時，劇組盡量按照實際情況還原，就連一位從公安機關調到檢察院的領導也認為這挺真實。“所以幾場戲下來，大家都感覺比較刺激。”

劇組還請來專業人士在片場實時監督。拍檢察院的戲，機器旁邊就站著檢察官；拍監獄的戲，導演身後就跟著獄警。或許因為每個人在專業上的嚴苛程度不同，全片拍完後，法律上大錯不多，小錯難免。

有一場戲，是再審後法官當庭宣布張雲平、張軍無罪。但有人指出，現實中的冤案平反不是在法庭里，而是法官帶著裁判文書到當事人家里宣讀。就這樣，這組鏡頭被刪了，董玲追求的莊嚴感、儀式感沒了。

“法庭上，律師不能站著說話。”“檢察官不能戴著檢徽進菜市場。”“檢察院的人出去吃飯、喝酒，怎麽能穿檢服呢？”內部審片時，來自公檢法司各部門的領導提出了諸多意見，只要在法律上稍有謬誤，一律剪掉。細到什麽程度？同一個場景里，不同的檢察官有人佩戴大檢徽、有人佩戴小檢徽，也要剪掉。

“可還是有專業錯誤啊。”朱明勇說，字幕里，“律師執業證”打成了“律師職業證”；影片結尾時出現的法條，從條目到內容全不對。

“這是審片時專業人士寫好給我的，我按照這個打上去的。”董玲不理解，其他情節審得那麽細，法條這麽重要的問題專業人士還能出錯？盡管電影已經套上廣電的“龍標”，她還是希望能把類似的硬傷改過來。

駐監檢察官張紅旗（右，原型張飈）發現案件存在偽證，他的主動介入，成為推動張氏叔侄案平反的關鍵。（電影《無罪》劇照/圖）

十年冤獄初心不改？

內部審片前，董玲把剪好的第一版成片私下拿給廣電的朋友“試水”，反應不錯，“能過”。她也對自己的尺度把握頗有信心，“那《烈日灼心》都拍成啥樣了，不是也過了嗎？”

“如果在這個基礎上不動，或者稍微加一點東西，肯定能在戛納之類的電影節上獲大獎。”雖然沒有看過那一版，但朱明勇斷言那是一部成功的電影。它真實、完整地展現了一起冤案的制造、平反過程，且不論藝術手法如何，它（能拍成電影） 在法治進程中的意義已足夠重大。

董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一個場景中，警察把方便面調料包撒進水里，用礦泉水瓶餵著兩個嫌疑人喝。審片時，有人一看就讓把“灌辣椒水”的場面剪掉。“可這不是辣椒水啊，這是能量，不給他們喝他們就死了。”“那也不行。”

由於不能出現犯罪嫌疑人在監舍里被打的鏡頭，曾經威逼誘引張氏叔侄作出有罪供述的關鍵人物、同監犯袁連芳（片中化名袁芬芳） 根本沒有露面，只有一個名字、一張照片，在張軍等人的敘述中隱約浮現。

在張氏叔侄案的再審判決書中，浙江高院認定，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機關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張輝、張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認現場筆錄等證據，依法應予排除。

記者鮑恒（原型鮑誌恒） 的線索也全砍了。按照劇本，鮑恒遠赴河南、浙江、新疆等地調查，寫出兩篇重磅新聞，發稿前，還與報社領導就風險問題進行過激烈討論。為了拍出輿論場里風口浪尖的效果，劇組特意找了一家印刷廠，兩個整版刊發了張氏叔侄案的報紙付印、下線，先後被送到張紅旗、張雲平、張雲發的手中。

演員尤勇沒去參加首映。他扮演的律師朱智勇的戲份大量減少。走投無路時，朱智勇要求異地重審案件，這個戲碼沒能在電影中出現。

在五家渠文化中心，人們看到了這樣的結尾：叔侄倆重新買來大貨車，又做上了長途運輸的營生。他們初心不改，照樣在漫長的路途中免費搭載乘車人。曾經有人提出，讓叔侄倆唱個歌吧，高興。董玲斷然拒絕：十年冤獄回來還有心思唱歌？

初版中的結尾本來有一首歌。那是一個持續數分鐘的長鏡頭，在一片黯淡的星空下，叔侄倆蹲坐在老房子門前靜靜抽煙，誰也沒有出聲。隔了半晌，張雲平才說出一句，“過兩天，咱去給你奶奶立個碑。”又是一陣沈默。而後，張雲平不自覺地唱起一首在監獄里學會的歌，他淡淡地哼著，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