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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延緩了中國人吃上新藥的時間” 遺傳資源臨床實驗新政引爭議

自從科技部《人類遺傳資源采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服務指南》10月1日實施以來，有關其增加企業負擔、延遲新藥審批時間、程序設置不合理等爭議一直不斷，南方周末最近得知，有關部門已開始布局調研這一問題。

2015年10月12日，科技部關於人類遺傳資源審批指南實施的第12天，科技部負責該項工作的一位處長就此作了政策解讀。這場以創新研發為主題的討論會——DIA中國首屆藥物研究創新會議，臺下坐著數百家企業老總、科研工作者、醫生。

約莫40分的演講結束，該處長總結，新法規將有利於保護國家生物安全和遺傳資源，促進醫藥行業發展。但話音剛落，臺下就一陣騷動，老總們交頭接耳，仿佛個個想沖上去質問她。

自從2015年7月科技部發布《人類遺傳資源采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服務指南》（下稱《新指南》）以來，這份自國務院1998年頒布《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後首次出臺的審批細則，就一直陷入爭議之中。

業內矛頭所指，是其將外企在中國做的所有新藥臨床試驗都納入審批範圍的規定。按照《新指南》要求，只要是從中國病人采集的樣本包括但不限於全血、血清、血漿、組織、唾液、尿液、頭發等樣本都屬於遺傳資源。所有外企參與的臨床試驗都必須在遺傳辦審批後才能啟動，無論是否出口出境。

“無法理解這樣的政策！”一家歐洲制藥公司的中國研發總裁對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道。在他看來，這一法規將讓剛有起色的新藥審評流程“一夜倒退”。

質疑者批評，它不僅讓現在已經十分漫長的新藥上市時間再度延長“6~8個月”，甚至失去參與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的機會，消退外資對中國投入的熱情。

“它有悖於整個國家高度重視提高新藥上市速度、精簡審批流程的精神，最終再度延緩中國病人吃上新藥的時間。”有論者直接批評說。

一夜回到解放前

質疑從一開始就很強烈。多位外企研發人員估計，“新藥上市時間至少延遲半年甚至更久，分明就是雪上加霜！”

按照該規定，地方和國家科技部審核需要四個月，遇到特殊情況還將推遲。但據臨床研究人員介紹，在實際操作中，不僅提交的材料要求複雜，且大量文件都要各醫院行政領導進行批準和蓋章，還需獲得研究醫院上級主管部門的蓋章批準，手續十分繁瑣。

“準備這些申請文件就需要1-3個月時間。”一位負責準備臨床試驗材料的科研人員說，最近，他正幫一家外企準備提交給科技部的材料，十分頭疼，“一家醫院的材料正反面打印，摞起來還有四十厘米厚”。

但臨床試驗不會在一家進行，病人競爭性入組，很難確定數目，而且每家醫院都需要分別提交，大的項目將涉及五十甚至上百家醫院。“完全是重複浪費行政資源”。

自10月1日之後，已經陸續有不少企業開始遞交材料，兩個多月過去。據接近科技部的人士透露，第一批審核何時開始“連時間表都還沒有”，政府許諾的“三個月完成審批”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科技部的政策完全是和國家背道而馳，也把國家食藥監總局（以下簡稱CFDA）今年做的努力都抵消了。”一家外企註冊部總監說。

自2015年5月下旬，國務院部署開展了對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的大督查；CFDA成為被點名的9個國家部門之一，重點問題在於新藥上市速度太慢，藥品審評審批積壓。2015年，CFDA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審批提速”。

今年7月，CFDA先後發布了《關於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和《關於征求加快解決藥品註冊申請積壓問題的若幹政策意見的公告（2015年第140號）》，大力解決審評緩慢的問題，CFDA副局長吳湞明確表示將通過“三年實現動態審評”。

藥品審評部門十分清楚問題的重要性。據CFDA統計，在2012到2013年間，中國進行的1000多個臨床試驗中，有12%是國際多中心的。為了提高中國參與全球同步研發速度，CFDA在今年年初專門頒布了《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指南》，希望能“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臨床試驗，縮短區域或國家間藥品上市延遲，提高患者獲得新藥的可及性”。

“CFDA今年的所有努力也不過是縮短了三個月，現在仿佛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這位註冊總監抱怨道。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發委員會（RDPAC）告訴南方周末，他們也在近期對成員公司進行了問卷調研，反饋的結果顯示：所有的臨床試驗（包括上市前臨床研究，上市後臨床研究觀察性研究）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對中國參與藥品的國際同步開發和本土醫藥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也有著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

“不能為了管而管，科技部應該對監管對象的風險和帶來的損害做全面的評估！”上海一家大型CRO公司負責人說。

正式納入監管

不過，科技部出臺新規定自有其考慮。人類遺傳資源具有重要的研發價值，“人類遺傳資源被竊取和不當利用的事件還時有發生，我們必須保護國家的生物安全。”上述處長在會議上說。

事實上，關於人類遺傳資源的管理，科技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下稱遺傳辦）在1998年就頒布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初衷是針對國際合作研究項目，限制外國機構獲取不當利益，針對有價值的遺傳家系和特定封閉人群樣本出口，並未將臨床試驗涉及的樣本納入。直到2012年，遺傳辦希望將條例上升到立法層面，制定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送審稿）》，明確將管理對象從基礎研究擴展到臨床試驗領域，針對外資背景申辦的非遺傳家系和特定封閉人群的藥物臨床研究，但至今未發布定稿。

由於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從2012年到2015年的三年間，條例並未真正實施，多是“走過場”。上述CRO公司負責人說，“遺傳辦根本沒什麽人懂這些，基本材料送過去，他們同意就過了。”

直到2015年7月，科技部發布 《新指南》，要求“所有的外資藥廠和CRO在中國采集或收集樣本，都需要提前獲得審批，無論是否出口出境。”此項規定，將得到國家食藥監總局批件作為申請的前置條件——這直接讓外企和臨床醫院都無法在做其他申請時並行進行。

“科技部出臺政策有它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不應該影響整個臨床試驗的審批流程。”在一個擁有37家頂級跨國制藥企業組成的微信群里，大家從知道文件的那一刻就沒有停止討論。焦點集中在科技部是否有權管理臨床試驗的審批，《新指南》是否合法，以及推遲新藥上市和病人參與臨床時間的代價是否太大？

總部在美國的一家制藥公司中國註冊法務部總監質疑，“國家藥品管理法明確規定了臨床試驗經過CFDA審批便可開展，科技部怎麽有權力在之後進行審批？”

在他看來，這項審批的出臺沒有法律依據，臨床試驗屬於“藥品管理法”規範，但該法中沒有針對研究所需樣本采集規範和法律主體進行規定，而《新指南》缺乏上位法支持；其次，關於中外合作知識產權分享在“專利法”已經有明確約定，已經有法律約束針對中國遺傳資源的不當利益獲得途徑，不需要由另外一個行政部門進行重複審批。

“對此（人類遺傳資源）問題的過度重視，反而影響國際合作和藥物研發的創新。”北京協和醫學院基礎醫學院教授張宏冰說。

吃不上新藥的中國人

更多的人則擔心，這將令中國病人無法及時吃上新藥的糟糕處境持續惡化。因為漫長的審批流程，許多進口新藥，都是在國外上市七八年甚至更久後才獲批。

“這完全不合理。如果國際批準上市了，國內推遲幾年，很多患者將無法得救，比如肺癌的中位生存時間是8~10個月。推遲半年就沒有任何機會了。”知名肺癌專家、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主任委員吳一龍教授憂心忡忡。

“我們希望能快一些，現在申請的新藥，一半都和腫瘤有關。治療腸癌的靶向藥安維汀（Avastin）2004年已在美國上市，但中國直到2010年才有。”天津腫瘤醫院消化腫瘤內科巴一主任說。

對於重癥病人，尤其是癌癥晚期的患者來說，時間就是生命，他們當中很多人不得不面臨痛苦的抉擇，要麽在等待中死去，要麽去黑市購買未批準的進口藥物，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一旦重病，很多患者會在病友群里呼籲集體尋藥，有的費盡周折去國外，卻買到假藥，最終人財兩空。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該竭盡全力地滿足藥物的可及性，確保供應；減少藥滯的時間；降低藥品價格；而不是相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臨床試驗國。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臨床試驗註冊網2014年6月數據，中國在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有1653個，僅次於美國和歐洲。

由於中國擁有眾多的癌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一系列傳染病的患者，越來越多的醫生和臨床研究者希望將中國病人加入到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中去，以便可以和歐美同步享受到最新的醫藥創新成果。根據國家藥品審評中心（CDE）2014年的年度報告，我國國際多中心的試驗排名前五的領域是：抗腫瘤、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內分泌系統藥物。這和中國患者最關註的疾病是吻合的。

“參加國際多中心是中國最可能趕上國外新藥速度的辦法了。”某排名前五的跨國藥企的研發總裁說。如果延遲的政策實施，原本中國地區要錄三四百個病人，現在可能只有三四十個，會導致試驗數據不好或無效。而一旦錯過全球同步，只能等歐美上市後，再去申請臨床研究，再做臨床試驗，至少要晚四年時間。

錯失機會還將影響科研進展。“我們更看重的是早期研究，如果能參與進去，就可能出現很好的結果，但現在我們總是跟著外國後面，連尾巴都跟不上。”吳一龍說。他最早提出中國肺癌患者的基因變異特點，從而使中國肺癌病人通過靶向治療受益。

在他看來，臨床診斷並不適應這個指南，新藥試驗目的並不是為了收集遺傳信息，即便是真如科技部所說，有人竊取病人樣本資源，但這樣得出數據將不會有任何論文發表的機會，這一審批是將人類遺傳資源泛化了。

“臨床試驗必須監管，遺傳信息也非常重要，牽涉到重大疾病，家系的調查需要慎重，可以采取事前審批、備案審批等，但不能沒有理由地阻礙。”吳一龍認為，科技部這一政策阻礙新藥的性質和以前CFDA是一樣的。

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並沒有如此苛刻的限制。國內一家創新藥企業曾去美國做臨床試驗，試圖進入全球市場，並沒有這樣的許可。

“中國病人難道就眼睜睜地看著科技進步帶來的福利，而被排除在外嗎？”

新調研或將開始

程序的透明和評估也是專家們質疑的焦點。吳一龍建議，出臺這麽重大影響的政策，必須事先進行聽證會，讓更多的親歷者、臨床試驗專員、法律學者、患者代表等來參與。“但我並沒有接到這樣的論證會（信息），也沒有聽說有舉辦過。”

外資行業代表承認，他們年初就開始和科技部進行溝通。“他們聽了企業們的很多意見和建議，但最終執行時都沒有采納。”一位參與的行業人士說，他們並不想挑戰科技部的權威，只希望政策能夠合理。

行業提出的建議包括，和CFDA同步審批、減少不必要的審批文件，同一個臨床試驗項目只需要牽頭部門送審。其次，他們建議，對於藥物臨床研究中只涉及與藥物安全性、療效、疾病診斷相關的檢測采取“出口報批，不出口備案”的方式，而對於與研究項目無關或者目的方法不明確的生物標記物以及遺傳基因檢測進行“強制審批”

“在這些被延長的臨床實驗過程，受害的是中國患者，他們不能夠及時收到安全有效的藥物。”曾主導過兩萬人臨床試驗的一位匿名科學家說。

CFDA沒有對此事進行評論。一位接近藥品審評中心的人士透露，因為兩部門同級，他們不便幹涉。

截至發稿日，科技部最終未能就問題安排具體采訪，也未給予書面回複。

不過，南方周末記者從多渠道獲悉，相關部門已經開始註意到政策產生的影響，正開始有計劃地進行調研。業內人士猜測，政策有希望被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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