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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日本未來30年還會發生大地震

關西大學安全學教授、地震專家河田惠昭(Yoshiaki Kawata)的噩夢經常開始於午夜：在日本駿河灣的海水下，一場大地震悄然發生。富士、靜岡、濱松等日本東海地區沿海城市的人們都還在睡夢中，房子開始劇烈搖晃，震感要比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還強烈。5分鐘之後，波高十米的海嘯來襲，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失去生命。

這並不是一個大學教授為吸引眼球發出的聳人聽聞的消息，而是日本政府官方“最壞的打算”，且日本政府認為該國未來30年很可能發生這樣的災難：一場里氏8.0~9.0級地震將發生在日本南海海槽。

圖為2011年3月13日，日本9.0級大震後，宮城縣的一個女孩裹著毯子站在震後的瓦礫旁。

“宿命般的巨大地震”

日本中央災害防禦委員會在2013年的一份報告中就提出了上述說法。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日本民眾“冷靜，適當擔憂”。

日本南海海槽位於太平洋板塊和亞歐板塊交接處，深約4000米，位於海槽沿線的日本東南海地區為地震多發區。此前有專家指出，持續的小地震可能引發該地區的超強地震。

日本名古屋大學地震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山岡耕春今年4月也曾警告說，日本南海海槽地震是“一定會發生的、宿命般的巨大地震”。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舉辦後的四五年內發生也不稀奇，由於該地區人口密集，就算和東日本大地震比影響也是巨大的，如不采取措施，後果將“不堪設想”。

4月14日，日本九州島熊本縣發生7.3級地震，至少49人喪生。一個月後，當地時間16日晚間9:23，日本首都東京北郊茨城縣再度發生5.6級地震，引發整個關東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震動。這提醒人們，日本近來地震不斷，是否是強震的前兆?

日本民眾似乎已經適應“地震複地震，地震何其多”的日子。然而，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日本南海海槽一旦發生大地震，或者東京發生大地震，將導致一場全球意義的“經濟地震”。由於地震發生在日本產業核心地帶、將導致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40%的巨大損失，同時破壞如豐田汽車等企業的全球供應鏈，從日元到日本防衛，再到日本國債，無不將受到影響。

“如果我們現在遭遇了這種規模的災難，國家將沈沒。”東京大學地震減災工程學教授目黑公郎(Kimiro Meguro)說，“世界歷史上有很多先例。”

“最壞的情況是(日本)東海、東南海和南海地震同時發生。”河田說，“那可能是獨立的9級地震，東海地震可能達到8級。”

日本政府的數據預測，未來20年日本南海海槽發生8級以上地震的概率為50%，未來30年的概率為70%，未來50年則為90%。

不過，官方預測也招致了一些批評。東京大學地震學家蓋勒(Robert Geller)稱，這樣精確的預測並不真實，敦促日本政府為不可預知的事情做準備。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就發生在政府認為的低風險地帶。

2萬億美元損失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帶來全球影響令很多人記憶猶新，由於缺少零部件，遠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和俄亥俄州的汽車工廠不得不停產。要知道，東北部還在產業帶的外圍，東海地區則是日本制造業中心。

豐田汽車和波音日本供應商位於該地區。世界上領先的工業機器人制造商Fanuc公司總部就位於富士，制造了世界上約一半樂器的雅馬哈公司和羅蘭公司都來自濱松，世界上三分之一Nand閃存則出自名古屋南部的一家東芝工廠。

盡管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很多大企業都吸取了教訓，為一些重要部分制定了替代計劃，然而即便是替代工廠能迅速重啟，也僅能恢複到最基本的生產水平，何況還有賴於當地的基建情況。

日本政府預計，在發生里氏9級強震的最壞情況下，第一年的損失就將達到2萬億美元，這相當於日本GDP的40%，相當於蘋果、微軟、伯克希爾-哈撒韋、埃克森美孚和Facebook等公司市值的總和。

“我認為中央政府需要支付約9170億美元。”河田說，“在我們的委員會，我們列出了約30種社會和經濟損失，但可以直接估算的僅有10種。”

另有分析認為，如此規模的沖擊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衰退，會中斷日本長期以來的通貨緊縮，並且可能扣動日本國債危機的扳機。目前，日本國債已經占GDP的240%。然而，這樣的風險很少被考慮進日本經濟的研究中。

一種經濟“避震”的方法是保險，但日本地震的嚴重程度導致要以合理的價格購買保險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在東日本大地震中，保險賠償款達4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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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40年還在半途，未來之路需全社會共同推進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改革遠未完成，回顧歷史，有利於我們更好著眼未來。

改革40年的中國經濟變化和主要進展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國人均GDP按當時匯率折算是198美元，2017年為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格衡量，人均GDP增長了25倍。用美元不變價格衡量，增長15倍。1977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官方匯率是1.7：1，當時人民幣是高估的，實際上高估15倍。總體上，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5%，即80%以上中國居民是農民，而且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很差。2017年城鎮化率58.5%，農村居民下降到少一半。

關於貧困人口，按2010年的貧困線標準（不變價格人均2300元人民幣），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占到97.5%，當時的農村人口幾乎都是貧困人口。2016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7.3%，90%以上的農村人口脫貧了。

總括起來，改革開放40年的主要進展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低效率的計劃經濟轉向效率更高的市場經濟，總體上中國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國家了。

第二，從封閉轉向了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貿易非常少，既沒有對外投資，也沒有外來投資，和世界經濟幾乎是不連通的，人員和世界各地之間也幾乎是不交往的，現在變成了一個總體上開放的經濟。

第三，從過去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轉變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實際上民營經濟已經占了一大半。改革開放前，農業以外基本上是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出中，1977年國有企業占比77%，其余部分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這個比例倒過來了，2017年非國有經濟占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已達78%，國有控股企業只占22%。

第四，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以前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有保障的，基本上是終身就業，看病可以報銷，退休後可以領養老金。但這些保障其他城鄉勞動者和居民都不能享受。農民更不用說了，生老病死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現在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基本上有了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有低保、養老保險、新農合（合作醫療），保障程度較低，但是基本上都能夠享受。現在的主要缺口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中國的改革道路當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在改革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改革期間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腐敗盛行，這種情況只在最近幾年有所改變。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有些改革可以說向後推了。

改革全面展開的80年代和進一步推進的90年代

上世紀80年代是改革全面進行的時期，主要改革內容包括：

第一是農村改革，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或者叫包產到戶，廢除了原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低效率體制，恢複了農戶個體經營的方式。這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項改革是對外開放。1980年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逐步開放自由貿易。80年代中期把特區的一部分政策擴大到天津、上海等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隨後逐步把這些開放政策推向全國。

第三是取消限制性政策促使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開始時鄉鎮企業都是集體所有制，隨著發展，漸漸出現了很多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發展填補了市場空缺，打破了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

第四是國有企業改革。1978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從幾家企業開始，給了企業幾項自主權，試驗很成功。四川的試點隨後擴大到全國6000家企業試點，再後來擴大到所有的國有企業。

第五是促進了城市化。過去城鄉之間是隔離的，城鄉居民兩種戶口，農民不能隨便進城市，改革期間開始允許農民工進城打工，逐步開啟了城市化的道路。

第六是雙軌制價格改革。隨著市場導向經濟部分的發展，市場價格調節的範圍逐步擴大，政府定價的範圍逐步縮小，通過這種雙軌制的方式基本平穩地過渡到市場價格占主體地位。

第七是財稅體制改革。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了叫做“財政分竈吃飯”的改革。1983~1984年又實行了兩步利改稅，從過去全部企業利潤上交政府變成了交所得稅，稅後部分歸企業支配。後來又經過幾次調整，使各類企業稅負均等化，稅制基本上和市場經濟國家相銜接了。

第八是金融體制改革。上世紀80年代初已經有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了，但起初是嚴格按業務領域分工的，每家銀行在自己的領域都具有壟斷地位，其後逐漸允許商業銀行間業務交叉、有限競爭。再以後各地方商業銀行都出現了，外資銀行也進來了，大體形成了金融市場。

第九是建立資本市場的改革。上世紀80年代一些企業開始試行了股份制，後於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市場，於是中國有了資本市場。

這些改革在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縮小城鄉差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建立特區和沿海地區開放吸引了外資，促進了對外貿易，促使外貿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推動增長的一個因素。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改革期間，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進入了快車道。1978~199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8%，是中國有史以來老百姓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

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1992年鄧小平方淡講話，二是1992年召開了中共十四大。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方淡講話”，其中有震撼力的兩句話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誰不改革誰下臺”。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間各界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反響，促使改革重上軌道。1992年下半年召開了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後，經濟方面發生了積極變化。

第一，1992年以後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政策障礙減少了，民營經濟重新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市場經濟以其自身的邏輯繼續擴展。

第二，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了一套較規範的稅收體制，解決了中央財政緊張的問題。

第三，住房改革。改革前城市居民沒有自己的房產，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試點，90年代推廣，把企業職工、機關幹部住的公房以很低的價格售出，從此城鎮70%~80%的居民有了自己的財產。

第四，國有企業改制。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小型國有企業全面虧損，成沈重負擔，中央決定“抓大放小”，對大企業加強管理，並推進了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對經營不善的中小型企業采取租賃、重組、出售直至關門倒閉等措施，很多僵屍企業被淘汰掉或改制為民營企業。從1996年到2000年，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從11萬戶下降到5萬戶，但改革後經營狀況大幅度改善，利潤總額從400億上升到2400億元。

第五，社會保障體系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建立，此後覆蓋面逐步擴大。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形成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有重大意義。

2000年後的改革

2000年代的改革中特別重要的有如下幾件事。

第一，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此中國成為國際分工體系的平等成員，世界大門對中國打開，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二，取消了農業稅和農村相關收費。2006年國務院取消了農業稅和相關收費，又增加了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對農村居民是非常重要的改變。

第三，政策調整促進了城市化發展。以前的城鎮化政策強調“積極發展小城鎮和小城市，嚴格限制大城市的規模”，2000年左右進行了政策調整，變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此後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城鎮化率在此10年間從36%上升到了50%。

第四，擴大了社會保障覆蓋面。2000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3億人，到2010年擴大到3.6億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覆蓋4.3億人，覆蓋面擴大到非就業城鄉居民。

在2000~2010年這十年間，經濟繼續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長，居民收入年增長率8.2%。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加入了WTO以後，出口增長加快，10年間年均出口增長20%，強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原因是城市化發展加快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帶動作用。

在這期間，政府加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快速發展，也對經濟增長做出了一定貢獻。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若幹問題：

第一，腐敗越來越嚴重。第二，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基尼系數從0.41上升到0.48，進入了世界上少數收入差距特別大的國家行列。第三，國有投資大幅度地增長，政府配置資源強化，對市場的幹預在增加，影響了經濟效率。第四，貨幣政策保持了持續寬松，導致債務杠桿率大幅上升，金融風險加大。第五，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投資效率顯著下降。第六，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失衡變成一個突出的問題。

十八大以後加大了反腐力度，對腐敗蔓延起了顯著的遏制作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該決定包含60項改革措施，具體有300條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部分領域的改革有推進，但還有不少改革措施在等待落實。

這期間一個積極的變化是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有所抑制，基尼系數最高的時候（2008~2009年）達到了0.49，近幾年略有下降，在0.46~0.47之間波動。

未來改革著力點和中國經濟展望

（一）政府改革。

過去有一種說法，所謂中國模式或者說中國特色，就是由政府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的政府是強政府，可以把全社會的資源集中起來辦大事，所以比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更快。這個道理對嗎？改革以前政府幾乎集中了全部社會資源，但只換來了中等速度的發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長期低增長的，二十幾年生活沒有明顯改善。改革以後轉向了市場經濟，放手讓民營經濟發展，增長才進入了高速軌道。所以，把中國特色或者叫做中國模式概括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一個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間，對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貢獻是市場的貢獻，是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做出的貢獻，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礎設施投資，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鐵網，這些對經濟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當作中國的主要或唯一特點，否則中國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政府改革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目前我們面臨的很嚴重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各級政府常常還是GDP導向，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擴大投資，替代市場，幹預市場，幹預資源配置，造成過度投資，帶來了低效率，反而影響了經濟健康增長。這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確造成的問題。因此政府需要推進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反腐敗的制度基礎。反腐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體制弊病沒有根本消除，權力過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監督，腐敗仍然有制度基礎。這是需要改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現在有一些進展，但還沒有看到重大突破。未來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仍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第三，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在物質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進展迅速，但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不足，比如公共醫療、教育、戶籍制度、收入轉移支付等制度建設，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體系。突出的問題是行政改革長期滯後。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職能轉變，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理清楚，把資源配置交給市場，在市場失效的那些領域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包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設施建設、法治建設、推進科技進步等。

（二）宏觀政策。

貨幣政策長期寬松的狀況必須改變。近期有好轉，2017年M2增長率終於從過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幾降到8.2%，雖然仍高於GDP增長，但比以前顯著放緩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這個改變如果能夠持續下去，未來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風險。

（三）產品市場的改革。

在這方面，雖然市場早就在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民營經濟對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仍未充分實現公平競爭。一些產業部門壟斷程度還較高，競爭性企業負擔還偏重，政府的審批、幹預偏多。近期在減少政府審批方面有進步，但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如國企和民營企業之間，大型企業和小企業之間，還沒有做到事實上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四）要素市場的改革。

未來要素市場的改革要解決股市到底是資本市場還是賭場的問題。在房產市場上，要解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個問題。目前土地市場是由各級政府壟斷，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進，要解決政府獨家征地、獨家賣地，還是由市場來配置土地資源的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說了，要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農民宅基地可以流轉。但是這些方面還有種種限制，改革進展非常有限。在銀行體制方面，現在還是大銀行主導，行為還不完全市場化，進入門檻太高，小型民間金融機構沒有發展起來。這妨礙了小微企業融資和發展。在投資領域，政府參與過多。整體來看，要素市場發育仍然不良，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影響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國有企業改革。

過去國有企業職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是扮演一個平等競爭者的角色，還是單獨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競爭性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誰做得好誰就有理由做大做強，誰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壟斷性領域，國有企業要發揮重要作用，但並不是說國企壟斷就不是壟斷了，國企如果不能擺正企業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系，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監督，還需要社會監督。此外還要防止和減少行政性壟斷。

在公益領域，像醫療、教育，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破題，要讓公益性企業或者公益事業單位回歸公益，但同時還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趨勢。這些領域也需要引進競爭機制，讓民營企業進入，兩條腿走路。這可以推動公立機構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這方面已形成了一個大體上全面覆蓋的體系，但要註意城鎮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沒有城鎮戶口。這些新城鎮居民，即“農民工”，長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多數不能入籍，大部分沒有納入到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重大缺失。戶籍改革已經取得進展，但需要加快。

目前公共服務和再分配體系仍然還有很多缺失，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待推進。這些方面如果不推進的話，就沒有辦法實現一個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財稅體制改革。

在稅制改革方面，需要實現更公平的賦稅。如居民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稅是累進的，從3%到45%，而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偶然收入稅率都更低。我們一直要說實現所得稅的綜合計征，但這一點到現在沒有做到。公共資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有待改善，特別是政府支出的重點需要從投資轉向服務於民生。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也要轉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實。

現在有很多改革雖然已經寫在文件里了，但落實還有很長路要走。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還沒有完全落實。如果改革只有頂層設計，沒有基層創造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難以獲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對的，但是改革如果沒有先行先試，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嗎？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沒有社會實踐，沒有社會各階層的積極參與，光靠頂層設計和少數法學家參與，這樣的改革也難推進。

（九）未來的增長趨勢。

我們在考慮若幹制度和政策因素影響的條件下對未來增長進行了預測。根據模型分析的結果，設定了三個場景。一個是常規場景，基本按照過去幾年的趨勢進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貨幣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調整，但做不到去杠桿。第二個是危機場景。假定像前幾年那樣杠桿率還在繼續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個場景假定加快幾個關鍵領域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一是貨幣政策恢複中性，經過幾年時間轉向去杠桿；其二是通過改革和政策改變引導消費率和投資率調整，使消費率回升到66%左右，投資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和政府膨脹趨勢受到約束。三種場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結果差異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調整的場景，我們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達到2萬美元，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按照常規情景，未來只能達到中速增長，2030年我們還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間的邊緣地帶，可能仍然低於中等收入國家上限。

按照危機場景，未來平均增長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個相對偏低的中等收入國家。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都與未來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改革推不動，實際上還有可能向反市場的舊體制倒退，社會有可能兩極分化，使得結構失衡常態化，增長逐漸停滯。如果改革能夠推進，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2030年以前中國可以順利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也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公平、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總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推進。

（作者系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文章原載於《新金融》2018年第7期，本文有刪節，獲作者授權）

責編：孫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