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連續四4個交易日，每天都有個股“閃崩”，越來越多的跡象，正在將A股詭異劇情背後的黑手，指向遊資“溫州幫”。
4月11日之前，在此次暴跌之前，多數股票都曾上演突然拉升、陰跌，直至突然閃崩的戲碼。公開交易信息顯示，除了個別股票外，多數暴跌的股票，都留下了浙江資金集中拋盤痕跡，賣方基本集中於杭州、臺州、溫州三地的券商席位。
在此次暴跌之前，這些股票都有異動的共同特征，並被上述浙江資金大量買入。與此相關的股票，均出現了集體買入、集中拋售的共進退特征。市場分析認為，從種種跡象判斷，多只個股“閃崩”大概率與“溫州幫”遊資有關。
“‘溫州幫’”的操盤方式，可能已經引起監管重點關註，類似的坐莊方式，現在獲利難度加大，他們的資金可能也出了問題。”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在監管、市場、資金都不容樂觀的情況下，“溫州幫”大概率為了資金安全，選擇集體拋售出逃。
事實上，證監會目前正在調查的案件當中就包括“成批使用地域特征明顯的賬戶，利用短期資金優勢，通過盤中拉擡、封漲停、對倒等多種欺詐手法”炒作股票的行為，上證所更是直接指出，地域特征明顯的交易賬戶主要集中在浙江溫州等地。
多只股票“閃崩”前異動
除了中國平安、興業銀行之外，最近突然暴跌的十余只股票，在此次“閃崩”之前，絕大多數的股價，都出現過一波異動或較為明顯的上漲。
以邦訊技術為例，此次暴跌前的4月5日，其最低價為15.41元，為最近一個半月的最低價。隨後的4月6日、7日，該股即大幅拉升，最高漲到17.5元，兩天漲幅達到13.3%以上。健盛集團則在3月15日出現跌停，當收於24.4元，但隔了一天後的3月17日，卻又大幅漲停，直至3月20日報收於28.23元。
漫步者、朗源股份的漲幅更大。三月初以來最近的一個月左右里，漫步者最低價為13.6元， 4月7日最高漲至17.59元，累計漲幅約為接近30%。而朗園股份從2017年1月初到3月初，朗源股份從最低的12.6元，漲到最高的19.3元，區間累計漲幅超過50%。
短期內漲幅最大的，要數超訊通信。3月17日，其最低價為88.36元，但從3月20日開始，該股即連續大幅拉升，截至3月29日，已經高達146.9億元。短短八個交易日里，上漲了58.54元，累計漲幅接近57%。
盡管上述股票暴跌前都大幅上漲，但除了超訊通信，其他股票卻非在短時間里連續暴力拉升。3月14日，漫步者曾小幅下跌，3月15日則大幅上漲10.04%。此後，經連多日小幅拉升，到4月7日漲到17.59元，經過了16個交易日。而朗源股份的上漲，則前後經歷了近兩個月時間。
“最近暴跌的這些股票，基本都是莊股，而且主要以浙江遊資為主，也就是所謂的‘溫州幫’。還有一些沒有拉起來的，也出現了暴跌，主要是跟籌碼有關。”深圳某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據其所知，江浙遊資持倉、但股價未能拉升的一個原因，是籌碼收集困難，未能實現預期目標所致。而一些股價短期內拉升30%，甚至50%以上的，按照其操作風格，這些優質一般都控制了50%以上的流通籌碼。
與收集籌碼拉升時相似，上述“閃崩”的股票中，部分在此次暴跌前，已經出現了下行趨勢，但走勢相對較為平穩，雖然連續陰跌，但並未出現直線下跌。如健盛集團，自3月20日攀升近期最高點之後，就開始小幅下跌。直到4月6日，仍然維持在26.8元左右。
神開股份也同樣如此。3月16日，其股價最高達到17.5元，但隨後掉頭向下，但跌幅並不大，在近20個交易日里，基本都處於橫盤或小幅波動的狀態。直到暴跌前的4月12日，其股價仍徘徊於16.3元—16.7元之間，並未出現明顯下跌。
“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市場環境，一方面是這些遊資操作風格變化。”一位長期江浙遊資的市場人士說，這些遊資已經改變策略，有意避免其買入股票出現直上直下的劇烈波動，引起市場、監管關註，有些股票本來就未能大幅拉升，如果拋盤太急造成急劇下跌，反而對其後續出貨不利。
“溫州幫”集體買賣
4月11日以來，多只股票連續“閃崩”之後，市場紛紛猜測，從交易痕跡來看，此事大概率可以鎖定“溫州幫”遊資。
上述深圳某私募人士稱，從券商交易席位來看，正是以浙江地區為主的遊資大舉拋售，才導致上述股票暴跌，而且交易席位基本集中於浙江的杭州、溫州、臺州三地。從種種跡象判斷，“溫州幫”在此過程中充當了重要角色。
龍虎榜數據顯示，4月13日，邦訊技術買入前五中，長江證券杭州秋濤北路營業部買入555萬元，位居買入第二。4月14日，該營業部又賣出506萬元，在賣出前五中位居第五。此外，上海證券溫州永中西路營業部當日賣出金額595萬元，位居賣出金額第三。4月11日，信達證券溫州新城大道營業部賣出超訊通信1642萬元。
4月14日，邦訊技術賣出前五中，有三家營業部席位來自浙江。其中，長江證券臺州市府大道營業部賣出850萬元，上海證券溫州永中西路營業部賣出595萬元，長江證券杭州秋濤北路營業部賣出506萬元。
上述暴跌的股票中，甚至還出現了賣出前五幾乎被浙江地區營業包攬的情況。4月13日，神開股份賣出前五中，四席被浙江的營業部席位占據，分別為方正證券溫州萬昌中路、浙商證券臺州解放南路、太平洋證券寧波中山東路、湘財證券臺州市府大道等四個營業部，賣出金額分別為1637萬元、869萬元、750萬元、390萬元。4月14日，則有兩家浙江地區的券商營業部，賣出神開股份，分別為國海證券臺州市府大道、東莞證券杭州丹楓路兩個營業部，賣出金額8793萬元、6334萬元。
在上述股票近期賣出前五中，相當部分來自位於臺州市府大道的券商營業部。4月13日，神開股份賣出前五中，就出現湘財證券臺州市府大道營業部的身影。4月14日，國海證券臺州市府大道也大筆賣出該股。此外，溫州地區的營業部也頻繁出現。除了上述上海證券溫州永中西路營業部、方正證券溫州萬昌中路營業部，位於溫州的其他數家券商營業部，也曾包攬部分股票賣出前五的多數席位。
就單一營業部而言，被稱為“溫州幫”典型代表的中信證券杭州四季路營業部，出現次數最多。4月11、12日，該營業部大量拋售健盛集團。其中，4月11日，中信證券杭州四季路營業部累計賣出1458萬元，為賣出第一。3月10日、4月12日，4月13日，中信證券杭州四季路證券營業部還大量賣出朗源股份，賣出金額分別為2574萬元，1462萬元、5302萬元。4月14日，該營業部還在金發拉比現身，賣出5518萬元，為賣出第一。此外，長江證券杭州秋濤北路營業部，多次在暴跌股票賣方中出現。
另一個現象是，上述暴跌出貨的券商營業部，此前在相關股票上漲之前，基本都曾悄然潛伏。如中信證券，3月15日健盛集團跌停當天，杭州四季路營業部曾經買入807萬元，在買入前五中排第三。2月21日、3月9日，該營業部分別買入朗源股份2393萬元、4477萬元。
根據交易數量測算，中信證券杭州四季路營業部買入金額，較為接近拋售金額。該營業部兩次大筆買入朗園股份，總金額為6860萬元，而其三次大筆賣出，總金額約為9000萬元。此外，該營業部3月15日買入健盛集團後，一直沒有在龍虎榜出現，直到4月11日才大筆賣出。
集中拋盤猜想
低價時集體潛伏拉升、暴跌時共同拋售出逃，“溫州幫”、浙江遊資操作中表現出的“共進退”特征，表現得尤為明顯。
根據龍虎榜數據，3月29日，超訊通信買入前五中，就有三家來自浙江。其中，長江證券長江證券臺州市府大道營業部買入1628萬元，財富證券杭州紹興路營業部買入1495萬元，國盛證券杭州蕭紹路買入975萬元。此後的3月31日，中山證券杭州楊公堤營業部買入1719萬元。4月7日，中信證券杭州四季路營業部買入679萬元。
在拋盤時，也出現了集體行動的情況。除了浙江四家券商營業集體賣出神開股份外，金發拉比也出現了類似情況。龍虎榜數據顯示， 3月30日，金發拉比賣出前五中，四個席位為溫州的營業部包攬。其中，賣二方正證券瑞安羅陽大道營業部賣出4452萬元，賣三方正證券溫州小南路營業部賣出3590萬元，賣四、賣五為銀河證券溫州大南路營業部、恒泰證券瑞安拱瑞山露營業部，分別賣出3395萬元、2720萬元。
“總的來說，‘溫州幫’的操作手法比較簡單，為了拿到足夠的籌碼，必須有足夠的資金量，所以要集體行動，也可能是同一個人控制的多個賬戶同時行動。”上述深圳私募人士說，據其所知，通常情況下，“溫州幫”坐莊、快速拉升的股票，所掌控的流通籌碼一般都在50%—60%之間。
“如果只能收集20%—30%的籌碼，無法實現拉升的目的，往往會集中出貨。”上述市場人士稱，手上籌碼數量太少，以“溫州幫”的操盤能力，很難抵擋對手盤的拋壓。因此，即便虧損可能也會不計成本的拋售。
此次之所以出現短時間集中、大量拋盤，上述人士認為，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一是監管趨嚴，“溫州幫”的操盤方式，可能已經引起監管重點關註;第二，手法類似的坐莊方式，接盤者日漸稀少，從中獲利難度加大;第三，“溫州幫”等遊資的資金可能出了問題。
在4月14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證監會對股市操縱行為做出嚴監管表態，堅決打擊惡性操縱。針對炒作次新股和快進快出手法等惡性操縱市場行為，證監會部署了2017年專項執法行動第二批案件，其中一類操縱市場行為的特點，“成批使用地域特征明顯的賬戶，利用短期資金優勢，通過盤中拉擡、封漲停、對倒等多種欺詐手法，在短時間內輪番炒作多只股票。
上證所也做出類似表態，對區域特征明顯的多賬戶多點聯動類異常交易行為，持續加大一線監管力度。上證所指出，異常交易賬戶地域特征明顯，經分析發現，賬戶主要集中於浙江溫州等地。2016年下半年至今，報送了多起此類涉嫌市場操縱線索，下一階段，上證所將對利用多賬戶聯動、涉嫌操縱的異常交易行為，予以持續動態關註，保持監管高壓態勢。
“‘溫州幫’的手法，是典型的操縱股價，之前可能就已經有人被查，這些人怕資金不安全，怕到時候被鎖住了不能交易，所以急著斬倉出逃。”深圳某私募人士說，近一段時間來，浙江等地配資死灰複燃，但在監管嚴厲查處的情況下，資金方可能在回收資金，可能引發了溫州幫資金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