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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崇陽教育城十年實驗 撤了學校,提了質量,苦了孩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769

近5000人的大集中學成了當地無人抗衡的“航空母艦”。 (南方周末記者 陳露/圖)

崇陽力推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來,教育質量明顯提升。

在義務教育法及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原則,在崇陽縣成了一句口號。

十年前,劉文華在鄉下教書;王清平上初三;饒方複在縣城最好的初中當黨支部書記。

十年後,劉文華從鄉鎮進城當老師;王清平因撤校沒有去70公里外的縣城讀書,輟學一年後去江蘇打工;饒方複的書記不好當,天天為招不到學生而發愁。

這一切,都源於湖北崇陽縣的“教育城實驗”。

這項斥資5.2億的教育實驗,自2005年起步,於2009年達到頂峰。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至98所。而該實驗從一開始,就在爭議中推進。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並合校有利於教育均衡化發展,也促進了當地教育大發展——崇陽縣教育質量過去排不上名次,現在能進鹹寧(下轄一市一區四縣,含崇陽)前三,還帶動了周邊房地產市場繁榮;談及教育城下一步發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學質量是當下最迫切的任務。在山區家長的眼中,最長70公里的上學路,讓孩子和自己想來就害怕。上學、放學,路上不安全;到縣城住宿學習,因開銷大漲而增加了負擔。

爭議中,兩所當年被撤的中學通過家長多年呼籲,最終,“失而複得”。

這是全國很多縣城義務教育發展的縮影。在“就近入學”的教育規律之下,崇陽教育城所帶來的集中化辦學模式究竟有沒有問題?能否複制?

“城市里的農村中學”

教育城占地1200畝,相當於兩個天安門廣場那麽大。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還多是荒山、野草;現在,這里是當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築群,四條馬路全部命名為“××大道”。

如此龐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第一期開始於2005年,建成了一所職業技術高中。這所職高的前身是一當地人與一浙江商人合辦的高中,後來辦不下去了,由縣政府接盤。

第二期開始於2008年,這是教育城發展的高潮。2008年5月,崇陽縣委縣政府以9880萬元將老城關中學拍賣。耗時四個半月、投資1億元,在職高旁邊建起了占地600畝的大集中學。2009年,將桂花、桂口、鹿門、金塘、高梘、華阪、蔡墩、銅鐘、大源等鄉鎮中學及原城關中學撤校,十校合一,組建新的大集中學。入學者全部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開工,1.9億建成崇陽新一中。此外,教育城還新辦了一所小學——第二實驗小學。

據公開資料顯示,到2009年9月,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整至98所。至此,一所以小學、初中為主的教育城在崇陽縣城里完成布局。

翻閱《崇陽縣教育新區工程建設指揮部工作日誌》,不難發現當時縣委、縣政府領導對教育城的重視。相關領導隔三差五開會部署,強調“大風小事、統一口徑”,“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講”;為了趕工,“我們‘十一’不放假”。“辛苦要政績,要團結一心”。

全國少見的教育模式,為何全縣總動員?當初又是怎樣謀劃教育這盤棋的?崇陽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上一屆政府的決定。作為貧困縣,崇陽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當然。這也是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當地老百姓並不買賬。坊間流傳的眾多版本中,有說法是政府為了發展房地產。當地最早引進的房地產商是來自江西的凱鴻房地產,據“中國崇陽網”報道,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凱鴻所投資的2.8個億。凱鴻房地產別姓銷售經理證實,當初是崇陽縣政府以稅收優惠等條件吸納他們來的,而所拿地塊就在教育城邊上。目前,教育城周圍在建樓盤達12個。

龐雄軍不同意老百姓的說法。在他看來,教育城帶動周圍房地產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自然規律。崇陽縣過去的教育質量排不上名次,因為有了教育城現在已進鹹寧(含崇陽,共有一市一區四縣)前三名。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難以證實。但有一個事實無法回避,當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陽縣委書記程群林“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調查”。

崇陽縣被譽為“湖北省首批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綜合改革試驗縣”。讓農村孩子大規模進城住宿上學,這在全國也並不多見。目前,這項教育實驗最大的爭議,在義務教育法及後來的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義務教育辦學原則,在崇陽縣失去了效力。

“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

2009年秋季開學,被撤的9所鄉鎮初中搬進了大集中學。加上春季先搬來的原城關中學學生,大集中學在校生近5000人,遠超教育部2010年規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為了符合國家規定,大集中學將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棟教學樓、宿舍樓和食堂。實際上都在一個大院內。

大集中學剛成立那半年,來自不同鄉鎮和縣城的孩子矛盾不斷,家長們也常聽說學校里有人打群架。金塘鎮陳大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一天他的鄰居接到電話後就急著往縣城趕,原來鄰居的兒子在學校被人捅傷,送到武漢花了19萬醫藥費。

比學生矛盾更難處理的,是十校合一後老師間的相處問題。在大集中學常務副校長羅火林的記憶中,剛合校的頭半年,老師們有些不習慣,也不配合。每次開大會,縣城的老師和原來鄉鎮的老師自動坐成兩個陣營,中間隔著一大塊空地。

比起在學校的不安全,家長們更擔心的是孩子上學、回家路上的不安全。教育城並未配套校車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陽公交公司的社會車輛。每到周五下午放學,大集中學操場上停滿了開往各鄉鎮的小型公共汽車。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學時間,南方周末記者在操場上粗數進校接學生回家的班車,共15輛,是清一色的“縣內班車”小型巴士。面對魚貫而出的各分校學生,各車司機早早下車大聲吆喝,恍如身處縣城車站。

初二學生陳微說,像他這樣距家半小時車程的學生,能在學校坐車實屬幸運。而家住華陂的黃鵬,需要先去距離學校4公里的三角洲轉車。

此時的大集中學門口,還停有不少被學生稱為“黑車”的8人座的面包車,其收費比公車貴,但跑得快。在小商販的吆喝聲中,南方周末記者身旁的一輛“黑車”猛踩油門,呼哧沖上了路。

即使從校內開出的有核載標識的班車,也並不在乎搭乘人數的多少。在開往大源等線路中,後上車的學生沒了座位,全部站在車廂過道上,彼此沒有走動空隙。

崇陽地處鄂南山區,縣內多山路。離縣城最遠的高梘鄉,70公里的路程需要開兩個半小時。其中金塘到高梘路段全是約3米寬的土路,路途隨處可見“彎多路陡”“此處塌方”的安全提示牌。全程時速不超過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轉彎連續四五個。

看到電視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車事故,高梘鄉王大哥捏了一把汗。“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這幾年崇陽雖然沒發生過校車事故,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安全。前幾年的“6.23特大交通事故”,一班車翻入20米深的山溝中,死了12人,傷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有些班車司機不負責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縣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來。如果不撤並學校,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學而無需乘車,更不用花這筆額外的交通費了。

負擔重了,老師甜,家長疼

劉文華已經習慣了朝六晚九。以前在鄉鎮中學,120個老師管四五百學生;現在教育城,78個老師管1500個學生。即使這樣,劉文華也願意進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大多數教育城老師都和劉的想法一樣:負擔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長身上的負擔,就不那麽好受。高梘鄉賣菜的廖大姐一直羨慕隔壁開雜貨鋪的王大姐。王的兄弟在縣城安家,孩子有什麽事都有舅舅照應,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總是牽掛剛上初中的孩子。原本每個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為不放心,她每月額外再去縣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為還要賣菜賺錢。

心理負擔之外,經濟上的負擔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學秋季開學時,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曾公開向家長承諾:“讀書全免費、生活有補助、交通有補貼、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長後顧之憂。

該校副校長羅火林兩次向南方周末記者稱學生坐車無需花錢,但據了解,只有少數家住偏遠山區的學生曾有少數時間段坐車不花錢。

“生活有補貼”也並不是人人都有。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師見證了補貼比例的逐漸縮減。2009年剛開始的時候補貼最多,現在相比原來的大幅減少,而獲得補貼的人數占總人數不到30%。

大集中學初二學生陳微拿到了這份補貼。“這是用來給我們吃飯的”。學校的食堂里,一頓飯有5塊、有6塊的。在陳微眼里,“6塊的飯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剔除寒暑假和雙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飯均按“肉少”的5塊算,陳微一年吃飯大約需要2500元,而他獲得的生活補貼不到一半。

查閱《崇陽縣誌》,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陽12個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過3000元。

撤了,複了,“死而複生”

為了讓孩子們就近入學,減輕負擔,崇陽縣不少鄉村家長開始呼籲,恢複中小學。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實驗推進七年後,金塘中學“死而複生”。

兩年後,同樣的一幕發生在高梘鄉。到目前為止,當年被撤並入教育城的9所鄉鎮中學,已恢複2所。

一年後,50歲的劉文華被派往金塘中學任教,為期一年。劉文華本來並不在需要重回山區的老師名單里。他之所以選擇去是代替年僅27歲、孩子尚在繈褓的女同事。

劉文華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幾個學生家長在孩子報完名後並未離開。後來得知,他們是當地家長協會成員,是在觀察新來的老師們。

也就是這家長協會,打通了山區中學失而複得的自救之路。

家長協會會長陳義良介紹,當初金塘鎮、高梘鄉僅有的三所初中悉數被撤。家長們對此意見很大。縣里派出幾十輛班車去挨個接學生進城。只有大源中學暫時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長集體阻攔,甚至鉆到車子下面,那一天,還驚動了縣里的警察。

但這種保住,僅維持了一年。第二年,大源中學“垮了”。

在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的口中,是因為大源的家長用了一年的時間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沒有采取什麽措施,沒有做什麽工作,家長們就自願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們是釜底抽薪啊。”陳義良對此尤為氣憤,大源中學暫時保住的那一年,該校所有老師被調走,只留一些新來實習的大學生,久而久之,學校就這麽被拖垮了。

最偏遠的高梘鄉距縣城70公里。1976年前這里不通公路,生產生活物資全靠肩挑背馱,外運靠汛期紮排沿高梘河、青山河順流至縣城。現在,這里還只有土路。

自從學校被撤走,金塘鎮、高梘鄉義務教育階段的失學率越來越高。學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梘鄉初二的學生王清平就放棄了踏上接他們進教育城的公共汽車。一年後,遠赴江蘇打工。在王的記憶里,他們當時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學和她一樣放棄了讀書。

據陳義良了解,因撤並學校,上學路途遠,該鎮義務教育階段失學率最高時達30%。家長付德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所在的組1995年出生了7個孩子,就我女兒讀完了初中,其余6個孩子中學撤並後陸續輟學”。

陳義良們要把學校奪回來的腳步就沒停止過。他們跑去縣里、市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級級爭取。

2012年,希望來了!

這一年7月,國家教育部下達了《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每個鄉鎮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學校,保證學生就近入學。陳義良們拿著國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氣了。

迫於壓力,崇陽縣教育局同意恢複金塘中學。原本應有68名初一學生入學的年級,迎來了73名學生。有5名是從教育城大集中學轉來的。原本該讀初三的陳武廣,在金塘中學恢複第一年選擇讀初二,那時還沒有初三年級。

兩年後,高梘中學成功恢複。

曾經在金塘、高梘流傳一首改編自《紅樓夢》的順口溜:“學生悲,離鄉求學幾時歸。家長愁,孩子讀書前途憂。教師喜,工作一步進城里。領導樂,政績輝煌少投入”。

新一輪教育失衡?

教育城的矛盾蔓延,縣城里的學校也同樣慘烈。

桃溪中學黨支部書記饒方複幹了十五年,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要為招不到學生發愁。他的老搭檔校長黃青松已經退休,離開崇陽。黃謝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電話采訪,“離開了那里,對那里的事情不想再說什麽了”。

但黃青松在2010年開學帶著老師做的那件事,在當地仍有回響。

9月初一新生報到,黃青松拿著大喇叭站在了大集中學的校門外:要學生!本該來桃溪中學報到的420名學生中,183人去了大集中學。這件事最終驚動了教育局,教育局讓大集中學副校長羅火林把這183名學生交給黃青松。這些學生是被黃帶回來了,但後來又都回到了大集中學。“學生家長不願意,說義務教育階段,想上哪讀就去哪讀”。

羅火林也很苦惱。每年開學季,他雷打不動地被各學校校長投訴,因為學生都來了大集中學。

擇校引發的教育生態失衡已愈發明顯。在原來的崇陽縣城,城關中學、桃溪中學和天城中學如三駕馬車,在校生均有2000多人,並駕齊驅。現在桃溪中學在校生僅為1200人,天城中學為1800人,近5000人的大集中學成了當地無人抗衡的“航空母艦”。

“我們是不行了,已經開始為招生發愁。”桃溪中學一負責人透露。

天城中學日子也不好過。現在該校被教育局“調整”到了城鄉接合部,招生也成了難題。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被另一實行教育城模式的政府“拉去考察”。他清楚地記得一個數字:40%,這是當地可以進教育城讀書的孩子比例。

儲朝暉一直擔心,這是否已經造成新一輪的教育失衡?

在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看來,教育城頗有優勢,一來整體提升了學校硬件水平,二來可以讓更多的農村孩子進城讀書,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想進教育城讀書的學生、家長太多了!”這是該局副局長龐雄軍眼中教育城唯一的劣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此認為,教育城模式是“行政權力對教育的一次綁架”。義務教育要均衡,應該剝離政府的幹預,而不是鞏固加強。“為了證明教育城是對的,政府可能會有很多政策傾斜”,如此發展下去,將會面臨新的教育失衡和生態破壞。

在一輛“高梘—崇陽”的班車旁,一年輕媽媽正在哄繈褓中僅數月大的嬰兒,被問及將來會不會把孩子送到70公里外的教育城上學時,她的頭搖得像撥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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