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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拉響人口負增長警報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91861.html

少子化拉響人口負增長警報

第一財經日報 王羚 2015-09-28 06:00:00

五六年前,江蘇徐州某鄉鎮幼兒園一個班能收三四十個孩子,現在大班只有三十個左右,中班只有二十多個,小班連十個都不到。即使考慮到人口流動的因素,這樣幅度的減少依然異常。
“這幾年明顯感覺入園的孩子越來越少。現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們一家幼兒園,鎮里其他幼兒園都是這個情況。”上述幼兒園園長王女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五六年前,江蘇徐州某鄉鎮幼兒園一個班能收三四十個孩子,現在大班只有三十個左右,中班只有二十多個,小班連十個都不到。即使考慮到人口流動的因素,這樣幅度的減少依然異常。

“這幾年明顯感覺入園的孩子越來越少。現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們一家幼兒園,鎮里其他幼兒園都是這個情況。”上述幼兒園園長王女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王園長幼兒園孩子數量的遞減只是全國少兒人口逐步減少的一個縮影。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少兒人口從數量到占總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續下降。在公眾不察覺間,中國早已進入少子化時代。

嚴重少子化

少子化這個詞來源於日語,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來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學者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眾的註意力。他們制作了一個“兒童人口鐘”,發布在互聯網上,以倒計時方式提醒公眾日本距“只剩最後一名兒童”還有多長時間。根據他們的預測,到3011年5月,日本將沒有兒童。

日本人很認真地在敲響警鐘,但許多中國人也許只會認為這是危言聳聽——1000年還遠著呢!中國可沒有這個危險,咱們人多啊,13億多人,世界第一呢!實際情況如何呢?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一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內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兒人口比重約為13%,處於“超少子化”階段。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0~14歲人口總量為2.2億,占總人口的16.6%,已經處於嚴重少子化水平。

這種變化從歷史來看更加觸目驚心。根據統計數據,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

從絕對數量看,1980年後出生人口為2.28億,1990年後出生人口為1.75億,而2000年後人口只有1.46億。20年時間內,出生人口減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數據之外,還有一些數據同樣可以提供中國孩子在減少的證據。從教育部的在校生統計數據看,從1998年開始,小學在校生開始減少。從2004年,初中生人數逐年減少。減少幅度從數十萬到四五百萬不等。

從招生情況看,小學招生人數從1997年的2500萬減少至2014年的1658萬,初中招生人數也從最高峰時每年招生2263萬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萬人。

根據六普數據的推算可以看出,未來問題會遠比現在更嚴重。在未來10年,中國23~28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數量將萎縮44.3%,如果生育率沒有明顯提升,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還要低一大截。

負增長預警

許多人有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口很多,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人口負增長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也應該在遙遠的將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

人口學者何亞福解釋說,中國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還在增長的原因是人口慣性。雖然孩子數量越來越少,但依然高於老人,等到60後開始老去,中國出生人口將遠少於死亡人口,總人口萎縮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將是空前的。中國少兒人口數量逐年減少,正是人口負增長的一個先兆。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按高、中、低三種生育率方案對中國人口增長率所做的預測,按照中方案,中國人口將在2026年轉入負增長,此後負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直到2060年才穩定下來。而按照低方案,中國人口在2017年達到13.6億的峰值後迅速下降。而《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人口萎縮的具體時間取決於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變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聯合國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間。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判斷,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大勢已定,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人口負增長造成的風險。

說到負增長帶來的負面後果,日本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嚴重,在2005年就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出現長達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高齡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輕人越少,社會越會趨於保守,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都會大大下降。

少兒人口是未來的消費主力和勞動力。少子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未來內需不振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據統計,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開始出現凈減少。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保險的繳納者數量減少,而養老保險的領取者卻在增加,養老壓力將會空前巨大。同時,勞動力減少也將倒逼經濟結構轉型,對未來社會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人口學者梁建章、黃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導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縮會給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人口減少會導致消費與需求同步萎縮,經濟失去動力和活動,匹配效率下降,最終導致人均GDP的相對下降。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人口趨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後認為,低生育導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首要根源。

誰願意多生娃

中國嚴重少子化的現實背後,是不斷走低的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子女數)。根據歷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非常危險的水平。

本報采訪發現,1.4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絕大多數人口學者認可的。按照中國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萎縮36%,兩代人就萎縮60%。

聽起來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狀況並非不可以改變。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總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兒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並沒有說起來那麽容易。首先在中國,傳統“重數量,輕結構”的人口觀念還沒有改變,生育政策還只調整到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已經在加快推進(本報曾獨家報道),但至今沒有看到實質行動。

其次,即使政策改變,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開,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參與2006~2010年江蘇省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五年追蹤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終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產有其特有的慣性,要人為改變它非常難。一個普遍現象是,把生育率降下來不容易,把已經降下來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後,開始重視鼓勵生育。不僅在內閣設立了少子化擔當大臣來專門應對少子化危機,還采取了多種獎勵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終不佳。韓國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兒童節打出公益廣告,“你能給孩子最棒的兒童節禮物是弟弟妹妹”。

廣告再溫情,也抵不住部分群體生育意願低下的冷淡。在中國城市,人們已經把一孩當成正常的默認狀態,往往需要強烈的理由才會去生育第二個孩子。

根據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誌剛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鎮化和推遲生育也是壓低總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機構對生育意願所做的調查表明,養育成本過高、女性職場壓力等多種因素都影響民眾的整體生育意願。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生育推遲是現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這兩者都非人力可以改變。可以改變的是生育政策、養育方式以及整個社會對生育的觀念。在嚴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已十分必要。而從建設健康的生育文化、歸正扭曲的生育觀入手,著力構建一個孩子友好型的社會也已經非常急迫。

分辨哪些是不能改變的而接受它,哪些是能夠改變的而勇敢去改變,這是一種智慧。擁有這種智慧就能造福後代。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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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瑞典 避免債留子孫 高齡社會、少子化 加深年金危機

2015-12-28  TWM

台灣現行的勞保年金制度,是由這一代來扶養上一代,再由下一代扶養這一代,難免不公。 實施自動平衡機制,才是改善這個問題的良方。

台灣的社會保險如果想要正常運轉,就得學習聞名國際的瑞典NDC年金制度〈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一九六○年代,瑞典的第一層社會保險制度採用確定給付制,類似台灣的勞保年金。到了一九九○年代,瑞典面臨經濟衰退的困境,失業率節節高升,導致有能力繳保費的人變少,加上人口老化讓領退休金的人變多,年金制度眼看就要瓦解。

為了讓年金制度可以運作下去,瑞典政府結合五大政黨研究對策,終於制訂出目前讓歐洲國家競相學習的NDC制度。

瑞典NDC又稱為公共年金,是第一層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一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所得年金」,無年齡限制與職業差別,也不分任何國籍,一律強制納入投保範圍,提撥率是稅前薪資的一六%。第二部分是「保障年金」,無須由人民繳交保費,全由國家稅收來支應,目的在給予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費用,即使沒有工作收入者,也能在退休年紀屆齡後領有一筆微薄的退休金。第三部分是「附加年金」,強制個人必須提撥薪資的二.五%,並可自行選擇投資標的,算是第一層社會保險中的輔助項目,希望為人民增加一點退休金。

自己的退休金自己存

NDC的精神在於「自己這一代的退休金,由工作時期的自己來存」,不會有債留子孫的情況,徹底排除世代不公的現象。

NDC雖廣受世界各國肯定,但它不是一套讓所有退休人士滿意的作法。就算工作時期繳的費用差不多,年輕一代未來可領的退休金,肯定比老一代的還少。金額上會有差距,與存活機率有關。

例如出生於二○○○年代的年輕人,能夠活到老的機率,就比早他們三十年出生的上一代高出許多,這與時代進步有關。隨著飲食、醫療與社會環境提升,愈晚出生的人,較不易遇到生死存亡的威脅,能活到領退休金年紀的人,必定比上一代還多。

NDC或許能讓老一輩多領一點,但下一代也許只能領到過去的八○%;等到更後面的年輕一代退休時,可能只有過去的六○%。這是﹁自己這一代的退休金自己存﹂必定會有的現象。缺點是,每一代領取的金額會有差距;但優點是不會把債務留給下一代,退休金制度得以持續運作。

平衡機制讓制度不破產

讓瑞典NDC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在於一套「平衡機制」的設計,它會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與人民繳交保費的多寡,每年固定時間檢測退休金支付是否會有問題。一旦該年出現支出大於入帳的狀況,就會啟動平衡機制,無須經過政府同意,自動做出應對措施。

平衡機制會計算每位退休老人必須少拿多少比率的金額,才能讓平衡率回到安全標準,因此該年度的退休金就會比較少。幸好有平衡機制存在,讓退休老人每年都有錢可領,年金制度也不會破產。除此之外,NDC還有「緩衝基金」的設置。這是一筆獨立出來的資金,專門負責在平衡機制嚴重失衡,例如經濟景氣太過惡劣,或該年度退休老人數量特別多,導致退休金給付金額被迫大幅減少,緩衝基金就會撥款補貼,讓退休金額能維持在尚能接受的數字。

NDC屬於第一層社會保險機制,緩衝基金裡的資金全由政府負責,從不同管道來開闢財源,並非由人民繳交而來。

未來台灣也可仿效此法,成立緩衝基金,幫助台灣社會保險年金制度健全發展,永續經營。

(本文摘自第三章.孫蓉萍整理)瑞典的NDC制度,讓歐洲國家競相學習,關鍵就在於不將債留子孫,徹底排除世代不公的現象。

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破產

作者︰郝充仁

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淡江大學保險系副教授、中華民國精算學會副會員、台銀人壽獨立董事、國民年金監理委員、勞工保險監理委員、私校退撫會監理委員。

出版:今周刊出版(2015年12月)

撰文 / 郝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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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空巢化催生“剛需”,4000萬人的居家養老求解

今年春天,住在北京市海澱區黃莊社區的王大爺遭遇了人生的轉折點——腦中風使他成了我國逾40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中的一員。由於孩子不能常在身邊,照顧王大爺的重任難倒了老伴。

黃莊社區養老驛站提供的上門居家康複服務解了王大爺一家的燃眉之急,雖然每天500元(12小時)的看護費對於老人來說有點貴,但知名醫生以及護士上門提供的專業康複服務卻物超所值。

養老驛站是居家養老的重要“抓手”。最近幾年,北京養老驛站的建設紅紅火火,一些資本進入之後更是呈現“跑馬圈地”之勢。然而,像黃莊養老驛站這樣能夠承擔老人自費項目的驛站並不多見。很多養老服務驛站運營情況不理想,除了靠政府補貼之外沒有“自我造血”的能力。業內人士擔憂北京養老驛站會重蹈當年民政部“星光計劃”的覆轍。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李紅兵在上周舉行的一個社區居家養老主題論壇上表示,北京即將出臺社區養老驛站扶持辦法,來對“有人氣而缺專業服務”的現狀進行糾偏。政策的亮點之一是政府將對養老驛站市場“流量”進行補貼的政策,即除政府性的項目外,運營方純粹從市場上獲得的收入將按照五成甚至更高的比例獲得財政補貼。

為“剛需”雪中送炭

北京已經成為全國第二“老”的城市。《北京市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發展報告(2016年-2017年)》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約329.2萬人,占戶籍總人口的24.1%,戶籍人口老齡化程度僅次於上海,居全國第二位。其中,16.49萬確定為失能老年人。

隨著失能失智、獨居和高齡虛弱老人的增多,為了解決老人們對日間照料、慢病管理等方面居家養老服務需求,北京市2016年制定了社區養老服務驛站建設規劃,計劃到2020年建成1000家養老驛站。截至2017年底,北京已經陸續建成並運營380家養老服務驛站。

社區養老服務驛站就近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陪伴護理、心理支持、社會交流等服務。養老驛站一般由政府無償提供房屋和設施,是由法人或具有法人資質的專業團隊運營的為老服務機構。

李紅兵對第一財經表示,當前很多養老驛站的運營商對老年人的需求分析不足,而且沒有對需求進行細化,因此也就難以找到那些老人們願意為之付費的“真正剛需”。

北京慈愛嘉養老服務有限公司海澱區養老驛站負責人呂而文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黃莊社區居住的很多都是老科學家,空巢老人的比例很高,除了政府所規定的免費項目外,慈愛嘉還提供居家康複、室內綜合維修等收費服務,這些服務滿足了這部分老人的剛性需求,加之這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比較強,黃莊養老驛站成為為數不多的實現收支平衡的養老驛站。

呂而文說,王大爺這一家是他們到社區宣傳時碰到的。家里孩子住得遠,老人也不方便去醫院做康複,而腦中風的康複是非常關鍵的,康複得好,老人可以恢複自理,康複得不好就會終生殘疾。家屬了解到養老驛站的服務後就與驛站簽約,自費進行居家康複和上門照護。

慈愛嘉能夠有服務“剛需”的能力,在於它背後有集團的診所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支持。但很多養老驛站只是給老年人提供一個活動場地、助餐娛樂的地方,並不具備為老年人提供更高需求服務的能力,甚至有部分驛站每年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政府購買服務,沒有動力用市場化的方式提供服務。

李紅兵表示,現在一些驛站有人氣但沒有真正的服務,沒有針對剛性需求雪中送炭的服務,這是活不久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驛站”。

數據來源:北京市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發展報告(2016年—2017年)

可持續發展難題

北京市制定了“9064”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即90%居家養老、6%社區養老、4%機構養老。隨著家庭少子化、空巢化,居家養老這一主要的養老方式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表示,90%以上的老人居家養老,醫養結合重點不是醫院、養老院或是“養老院+醫院”,而是社區和家庭。醫養結合的“醫”不是醫療的醫,而是全生命周期前段的健康管理、慢病預防和後端失能照護,以及臨終關懷。

居家養老,很重要的是對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照料。十多年前,民政部“星光計劃”的黯然退場已經表明,僅僅靠政府補貼給老年人提供活動場所的實踐並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其自身也難以為繼。

2001年,“星光計劃”啟動,民政部門利用福利彩票的公益資金,加上地方財政的配合,在全國一些社區建成了32000多個公益性質的老年活動室、敬老院,提供給老年人娛樂、健身。如今,各地的這些老年活動室早已不知蹤影。

公開資料顯示,到2005年,各級福利彩票等公益資金在此項目上的投入就達到了134億元。

一位養老行業從業者對第一財經表示,養老驛站呈現出來的靠政府補貼生存的現狀,讓人擔心養老驛站會重蹈“星光計劃”的覆轍。而政府即將出臺的對養老驛站的補貼政策,讓他覺得這對其他養老機構也不公平。

呂而文認為,當年的“星光計劃”主要是由居委會主導的。居委會在管理上存在力不從心的情況,養老驛站是直接由政府機構更高級別的部門主推,更強調對於老年人的全方面服務,尤其是要上門對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服務。

按照政策的初衷,社區養老服務驛站是街道(鄉鎮)養老照料中心周邊服務的延伸,是老年人身邊服務、床邊服務的直接提供者。

李紅兵強調養老驛站的輻射功能。驛站的功能並不僅僅體現在驛站一兩百平方米內是否人滿為患,而是看能否真正服務到周邊的200個失能老人。如果做到了,這家養老驛站是一定可以活下來的。

作為養老一線的從業者,呂而文認為養老驛站普遍存在運營壓力,實現收支平衡非常不易。

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2015年對上海民辦養老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有92%的民辦養老院遭遇招工難題。

呂而文說,運營養老驛站首先面臨的是人力成本的上升,只有留住專業人員,驛站才能得到發展;其次,政府可以無償提供的存量房越來越少,運營商如果想繼續增加驛站的數量需要租房。雖然政府也會有租房補貼,但並不能覆蓋房租的成本。

此外,作為驛站主要收入的政府補貼還存在結算延遲的情況,如果運營商沒有足夠的自有資金墊付,驛站也將難以為繼。

李紅兵表示,北京即將推出的這項養老驛站補貼政策要求驛站必須面向市場提供有收入的服務,補貼政策的有效期為三年,三年後經過評估再決定是否繼續或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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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進入“少子化”階段的鏡鑒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6月1日公布的統計結果顯示,2017年死亡人數減去出生人數所得的人口減少數為39萬多人,為歷史最高水平,這顯示日本人口呈加速減少趨勢。另據日本總務省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人口總數為1.267億人,與前年相比減少了22.7萬人,連續7年減少。並且,65歲以上人口占據總人口的比例達到歷史最高,而15歲以下人口比例達到歷史最低,少子老齡化態勢愈發嚴重。

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早就不是什麽新現象了。日本的總和生育率自1975年跌破2.0以來,近40年來持續下降,雖然在個別年份小有反彈,但總體的下降趨勢沒有改變。2016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44,世界排名181。一般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時間內低於維持人口長期穩定發展的更替水平(2.1),就被稱為少子化(或低生育水平);而長時間內低於1.3,則被稱為超少子化(或極低生育水平)。

顯然,日本已經處於少子化階段,甚至很有可能進入超少子化階段。而日本少子化的原因,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分別去說明。

在宏觀上,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其經濟發展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約束,於是日本社會廣泛存在一種以危機意識為基本底色的島國心態。上世紀,日本通過激進的戰爭手段來占有更多資源和向外擴張市場的嘗試,最後以慘敗告終;於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選擇了對內實行帶有自律性質的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以抑制對國內資源的消耗從而保證不因人口規模擴大而突破日本自身脆弱的資源承載極限。

日本以“家族計劃”政策為代表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控制人口基數增長,進而減少資源消耗或者說消費的效果。但是,消費和生產的主體都是人,抑制人口增長的同時,實際上也導致了勞動力的減少,從而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經濟增長的停滯使得居民收入降低,育兒相關的撫養、教育等成本相對而言大大增加,於是普通家庭不得不選擇少生甚至不生。可以說,抑制人口增長造成的惡性循環是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與經濟發展停滯的深層原因。

宏觀上的惡性循環在短期內很難被打破,那麽就要考慮從微觀層面鼓勵生育。日本政府確實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1994年出臺的“天使計劃”以及1999年出臺的“新天使計劃”,強調支持就業女性撫養孩子。隨後又陸續頒布了一些法案,旨在為結婚生育提供支持,以及消除就業領域中的性別歧視。效果不能說沒有,但並不足以扭轉少子化的大趨勢。

可見,政府出臺的政策並不能立竿見影地打消人們生育決策時的各種顧慮。在現代社會,以育兒為中心的文化氛圍逐漸消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觀念開始改變,女性也越來越願意步入社會參加工作來實現其人生價值,這都使得人們尤其是女性在生育問題上掙脫了文化因素的束縛,而更多地從經濟因素進行理性分析。

首先,對於職場女性而言,生育會帶來極大的機會成本。在日本的大部分企業中,男性職工的終身雇傭制與年功序列制度根深蒂固。在這樣的環境里,女性本來就很難獲得晉升,所以M型就業模式(指女性畢業參加工作,結婚生子期間辭職回家,孩子上學後重返勞動力市場,呈現出M曲線。)成為了女性的主要就業方式。一旦選擇生育,女性就會重新遭遇就業困境。即便有些公司保證員工在享受1年期產假後還能回來工作,但也必須從頭開始。這就意味著,選擇生育,就等於是選擇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對職場女性而言,生育的代價太過高昂。

其次,倘若孩子有人照看,女性在休完產假後便能重返職場,那麽很多女性也許還是願意生孩子的。可是日本托兒所又極度匱乏,這就使得女性很難兼顧工作。據日本內閣府兒童育成會資料,近6年來,每年都有超過2萬名的待機兒童。所謂“待機兒童”,專指那些因為托兒所人手不足或滿員導致無法入讀的兒童。如此,女性在是否生孩子的問題上,顧慮便又多加了一分。

最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兒不再被當作未來勞動力來看待,人們更容易接受優生的觀念。於是,只要有孩子,人們便傾向於在孩子的撫養和教育上投入大量資源。相關數據顯示,孩子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日本家庭支出的40%,並且這一比例顯示出繼續上升的勢頭。對普通家庭而言,這無疑是非常沈重的負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

由以上分析可見,日本人口持續減少,甚至出現加速下降的趨勢,既是宏觀上政府主動采取人口控制手段的遺留後果,同時也是微觀上人們生育意願不斷下降的必然結果。日本政府若想扭轉這個勢頭,僅僅糾正以前的政策還遠遠不夠,應該繼續加大力度著力於解決人們做生育決策時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以打消人們生育的顧慮。

反觀我國,人口增長即將到達頂點已成社會共識。雖然少子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沒有日本那樣嚴峻,但是未雨綢繆、以日本為鑒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我國政府最近幾年在生育政策上不斷放松,到如今已經全面放開二孩。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應在保障女性就業機會、發展民辦托兒所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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