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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 思想花園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31.html

也許美國人的版權意識比較高﹐目前在網上還不到全本﹐只看了一半。

寫的很好的一本書﹐作者的觀察非常敏銳﹐專業的角度﹐看中國比中國人還要深入。

翻譯得也相當出色﹐這是很少見的﹐主要原因﹐是翻譯者是作者的朋友﹐當年他在四川的同事﹐能真正理解作者的想法。

一些想法。

尋路中國是美國人何偉在中國生活了多年後﹐自駕中國遊歷的一些觀察。當然﹐他本身就是一個專業寫作人﹐普林斯頓寫作專業畢業﹐又在牛津讀了寫作方面的研究生。

何偉的觀察視角都是小城鎮和農村﹐農民和普通人﹐避免宏大而儘量貼近生活。

我可以這樣理解﹐這是西方最優秀的寫作傳統。何偉自己說﹐在中國這麼多年﹐他從來不和知識份子打交道﹐談不來﹐也沒有興趣。

中國人寫文章﹐不能「身體力行」是最大的毛病。何偉也觀察到了﹐在書裡﹐他說中國學術界很少人研究長城﹐因為中國的學者都是習慣靠文獻來研究。

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近距離來觀察中國文化﹐印象中這樣的中文作品很少。中國文人都已經習慣了抽象﹐一旦描寫了一些具體事物﹐就迫不及待地要提昇背後的抽象意義﹐對現實不再興趣。例如「文化苦旅」﹐﹐「中國農村調查」等﹐都有這樣的毛病。

西方寫作還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很注重考證和資料。尋路中國中的人物和背景都很真實﹐沒有弄虛作假的東西﹐看起來也就很舒服。作為專業寫作人﹐引用的資料也很強大﹐讓中國寫作人自嘆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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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財尋路

http://www.eeo.com.cn/2013/0126/239403.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山西這輛重化工業的卡車,在中國經濟彎道中,轉向仍然艱巨。

山西省社科院近期發佈的《山西省經濟社會藍皮書(2013)》顯示,2012年,山西的工業經濟效益仍在持續下滑,工業增長動力尚未恢復,山西仍舊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瓶頸難以突破,轉型跨越任務艱巨的局面。

1月23日,山西省兩會召開。山西省代省長李小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山西要著力創新產業轉型促進機制,支持民間資本有序進入鐵路、公路、金融、能源、電信、市政、教育、醫療等領域,積極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快金融改革發展,創新用地機制。

山西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如何開發民間的錢,為山西的經濟轉型服務?歷任主政者,都會提出一套方案,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單子,為民資流向設計通路。與浙江資本內引外聯、上天入地的投資風格相比,山西的資本更為隱秘和保守。這一次,出身國企掌門人的李小鵬,能為山西的資本找到路徑嗎?

晉財外流

「山西的煤炭資本轉向金融,是最好的方向,山西人搞金融,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那是天經地義。」1月5日,晉商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晉商聯合」)總裁耿向陽對記者說。

晉商聯合成立於2010年,這個「山西味兒」很重的公司,總部位於北京。在山西當了十幾年銀行行長的耿向陽認為,山西的金融業有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山西的錢,可以有更大的作為。晉商聯合旗下有典當行、擔保公司、基金以及私募,幾乎涵蓋了全鏈條的金融服務。這家公司的董事長、總裁,以及17家股東,都是山西人。耿向陽毫不諱言說道:他們大多數是煤老闆。

從2010年開始,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對山西轉型方向多次定調,袁純清說,作為資源大省,山西的資源優勢是既定的,關鍵是要佔領市場,要堅持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換言之,山西不只是簡單的挖煤賣煤,要通過資本市場工具,撬動更多的產業資本投資山西。

山西的民間資本到底有多少?耿向陽說不清,山西的政府官員和金融業界人士,都說不清。是2000億,還是6000億?一份來自德意志銀行的報告則大膽預測——可能「超萬億」。

資源富集的山西,經過30年的煤炭開發以及3年前的煤炭整合,沉澱了巨量的民間資本。在一些重點產煤縣,財富過億的人,動輒二三百人。山西的銀行存貸比,多年以來一直居於高位,為山西獨有的現象。

始於2009年的新一輪煤炭整合,在國退民進的同時,也是一場財富變現的盛宴。時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份,煤炭的市場行情一路高歌猛進。作為整合主體的上市公司,在收購過程中,整合煤礦的多少成為體現成長性的最佳指標,由此出現了大量的溢價收購。大集團拿到了煤礦,一些煤老闆拿到了高額回報。

也正是從2009年煤礦整合開始,山西資本外流拉開序幕。

臨汾市的煤老闆鄭華(化名),就是在這輪整合大潮中被整合的一員。2009年,他的煤礦被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的西山煤電整合。整合之後,鄭華能想到的投資項目,首選還是煤礦,為此,他跑到了甘肅,盤下個煤礦,繼續當煤老闆。

但幹了一段時間之後,鄭華發現,那裡的煤質並不好,市場前景黯淡,只好再次轉手,鄭華曾經試圖投資過幾個行業,但總是難以持久。幾經波折,又回到山西。幹不成煤老闆,他幹起了還算熟悉的洗煤廠。

在鄭華的朋友圈子裡,有到云南開金礦的,也有到新疆開煤礦的。鄭華自己說,對別的行業不瞭解,只有投入到煤礦,才覺得有把握、能賺錢。

晉中市中小企業局局長朱希偉告訴記者,在他接觸的煤老闆中,大多數還是選擇煤炭或煤炭相關產業。煤礦整合後,有人去內蒙古、陝西,有人去甘肅、新疆,有人去云南、貴州,有的甚至跨出國門,到資源豐富的蒙古國等地尋找商機。在他們熟悉的採掘業,煤老闆的熱情不減。

雖然沒有詳細統計,但選擇繼續開礦的比例始終是最高的。朱希偉認為,「隔行如隔山,與煤相關的各個產業技術門檻低,利潤比較高,俗話說就是『來錢快』!」除此之外,就是涉煤的各個行業,真正轉型出來的並不多。

山西已經無礦可開。煤礦整合之後,山西對煤炭物流的整合也緊隨其後,而焦化產業,也正在新的整合之中。可以這樣說,在佔有優勢的煤、焦、冶、電四大行業,山西的民間資本,已經無處可去。

耿向陽認識的大多數企業家,都面臨這個困惑,現在,似乎只能幹個洗煤廠、水泥廠之類的。而他的朋友,也多數選擇了出走,到外省區繼續投資煤礦。所以,山西民間資金外流的第一大流向,便是其他省份的煤礦和能源領域。

民資的煩惱

鄭華的朋友范小將,是臨汾市古縣一個專門從事煤炭運輸的老闆。在煤礦整合之後,當地的煤礦產量銳減,再加之煤炭行情日益低迷,范小將也籌謀轉型。但轉型之路並不順暢。

2011年,他先後投資了蔬菜種植、生豬養殖、生態旅遊等產業,但很快發現,這些產業並不賺錢。只有當地的特產產業——核桃,贏得了市場的認可。不過,希望繼續擴大面積的范小將,如今則遇到了難以踰越的資金難題。

他投資的鴻昌綠色農業示範園,2011年被列為農業產業化項目,享受政府的貼息貸款。但時至今日,總額70萬元的貼息貸款也沒有拿到。范小將也曾和周邊的煤老闆朋友們商談,希望他們一起來投資農業項目,但都被拒絕,「人家都嫌這個投資回報太慢,又辛苦,風險還不小。」范小將說。

晉中市經濟管理促進中心主任、山西龍毅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范浩裡說,煤炭整合以安全生產為目標,但在煤老闆退出時,並沒有為這些資金設計適合的產業來承接。在產業兼併的同時,忽視了產權的組合、資本的整合。這正是山西今日的尷尬。一方面,當地的民間資本可以投入的方向太窄,巨量民間資本投資苦尋投資路徑,一方面,傳統的輕工業、現代農業缺乏融資渠道。

范浩裡說,與鄂爾多斯、陝北類似,山西的小額貸款公司遍地開花。隨著這兩年銀行信貸收緊,民間借貸的利率逐年攀升,他聽說,一些地方,短期拆借資金的月利率,7分8分已經不算稀奇,個別地方甚至能上到1角。

「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朱希偉說,比如土地政策,如果是外來的資本,解決個幾百畝甚至上千畝有時很容易。但只要是本地企業,解決幾十畝都很難。這樣一比較,山西的企業家們,自然也樂意往外跑,去享受當地的優惠政策。

於是,留在山西當「兒子」,還不入贅外省當「女婿」。這在各地都一樣,對外來的投資,總是優惠的,對本地資本,反而另眼相看。山西本土的中小企業,更願意到外省,因為到外面更受歡迎。

除了現代農業、養殖業、生態旅遊業,退出來的山西煤老闆們,可選擇的行業很窄,投資選項並不多。2012年,是山西省大力度招商引資的一年,在「以煤為基,多元發展」的方針下,山西省的招商項目,多集中在一些煤炭延伸產業上,招商對象,也偏重於央企、以及外省市的大集團。

山西省政協經濟和人口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劉道友認為,要想留下巨量的山西民間資本,關鍵是以重化工業為特徵的山西,能否向民間資本進一步開放。劉道友曾做過山西物流業的調研,他說,山西的煤炭年產量超過10億噸,焦炭年產量3億噸,幾乎所有的大集團都是自銷自運。

與此同時,山西的輕工產品,90%是從省外運進來,數量估計也將近10億噸。多年來,山西維持著計劃經濟形成的產運銷一體化格局。如果能打破這個局面,把物流產業向民間資本開放,起碼給山西一年要增加300個億的產值。

金融路徑

山西的富人們,對風險較高的炒股並不「感冒」,這是山西地域特點所孕育的獨特投資文化。近幾年,知名券商紛紛入駐山西,私人銀行也屢見不鮮。不過,在太原以及呂梁等產煤市縣,證券交易所紮堆兒開業,卻鮮有人頭攢動的場面。

與證券營業大廳門庭冷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的券商所代銷的信託產品卻異常火爆,儘管單只產品的申購門檻最高可達300萬元,但經大戶們的口口相傳,很多信託產品常常在幾個小時就售罄。

范浩裡說,實際上,這幾年投入到PE中的山西資本,絕不在少數。來自北上廣等城市的一些創投專家,一直盯著山西的資本,而從煤焦領域退出的一些企業家,也有一部分人開始嘗試進入這個領域。

「煤炭資本轉金融,是山西最好的轉型方向。」耿向陽說,山西人是有500萬,才敢貸500萬,不像溫州閩浙商人,有500萬就敢撬動上億資金。穩健、或者說保守的地域文化,最適合做金融業。

耿數了一遍周圍這些煤老闆朋友們,似乎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成功轉型的。山西的煤炭老闆們,雖然人在北京、在海南,但他們的社會關係始終還在山西。「現在亡羊補牢也不晚。」耿向陽說,

實際上,在2012年9月舉行的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上,耿向陽也向山西省高層進言:政策應該再放寬一些,把金融業搞活了,對實體經濟也好。而山西要轉型跨越,為民間資本找一條出路,金融業是最好的方向,因為山西的資本都是現金資本,而金融業就是「現金為王」。

山西人很保守,只願意投資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所以他們最喜歡買房子。實際上,山西在金融業的機遇,政府也注意到了,但山西在推進金融市場發展上,還是滯後,推進速度很慢。

這幾年,山西的金融業態全面開花,無論是小貸公司、租賃公司,還是擔保公司和村鎮銀行,都已出現,但在現有的金融政策體系下,每種業態都很難有大的突破。耿向陽希望,在未來,晉商聯合除了提供金融全鏈條的服務,還能推動更多的山西民營企業上市。

山西晉中市中小企業局局長朱希偉十分看好PE在山西的前景,他說,通過資本市場這個平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通過規範化的渠道,民間資本可以反哺實體經濟。按照初步規劃,「十二五」期間,山西省將培育不少於20只規模、10億元以上的大型私募基金,募集資金500億元,形成有影響力的私募基金產業集群。

為此,晉中市早在2011年就率先出台了鼓勵私募發展的意見,為私募基金提供營業稅、所得稅返還等優惠政策。

晉中市被列為山西資本市場改革的創新示範區,主管全市金融改革的中小企業局局長朱希偉透露說,2012年10月26日,晉中市政府和天津股權交易所簽署區域股權交易市場的戰略框架協議。下一步,山西將把天交所一部分功能搬來,做一個區域運營中心,培養一批做市商、承銷商和一些保薦機構。

當這個市場培育好後,一些國內外的風投和創投機構自然會過來。朱希偉說,這樣,就可以通過諸如基金的方式,把資本市場激活,為巨量的民間資金,尋求更便捷、更安全的投資通道。

這兩年,來自北上廣的創投公司、私募股權基金,都將目光聚焦於山西。在他們看來,山西是一塊蘊藏著巨大資源的富礦,亟待挖掘。朱希偉看到,變化正在發生,過去兩年,在做PE市場的過程中,他做了很多的培訓和說服工作,並推動了幾家企業到天交所掛牌上市。而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開始從PE投資中嘗到了甜頭,思想漸漸開始轉彎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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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產業尋路

2013-05-13  NCW
 
 

 

中國老年人口已達1.93億,而養老服務成本高收益低,巨大供需缺口如何填補◎ 本刊記者 藍方 實習記者 楊佳秋 文多年“一胎化”生育政策下中國的老齡化浪潮來勢洶湧。

養老產業曾經是投資者眼中待采的“金礦” ,但這座“金礦”目前正在逐漸褪色。

截至2012年底,中國老年人口已達1.93億,占人口總數的14.3%。從老年保健養生、老年旅遊、老年用品到適老住宅,一系列與養老有關的概念受到各個相關行業追捧。其中,以大規模圈地為核心的“養老地產”更是成為養老產業的同義詞,定位於高端人群的項目遍地開花。

但業界認可、且可複制的成功案例鮮有出現。 “沒有市場調研,沒有需求分析。 ”從美國回來創業的應用老年學博士傅旻告訴財新記者,她看到的只是一個又一個以“養老”為噱頭的房地產項目。

資本狂熱背後,養老產業的真正核心——長期照護服務卻遭遇冷落。這才是中國老人最為基礎的市場需求。

2010年,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躋身“十二五”專項規劃。地方政府提出“9073”或“9064”的養老服務體系,倡導90% 的老人居家養老,7% 或6% 的老人在社區日間照料所等機構養老,3% 或4% 的老人在養老院、護理院等機構養老。

但目前,養老院一床難求、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保姆荒” ,頻頻曝出黑養老院、黑護工虐老事件,都凸顯出中國養老服務明顯短缺。

從一個健康老人需要人幫忙做飯、打掃衛生開始,到一些老人慢慢失去認知,生病臥床需要人端茶倒水、喂藥翻身,再到老人臨終的醫療護理、心理關懷,現代的空巢、少子家庭早已無力顧及老人各方面的需要。

無論是聘請家政工、護理員上門服務,送老人到社區的“托老所”臨時 照料,還是將老人寄住在養老院全程照顧,整套體系目前迫切需要大量專業機構、資本和人員的支撐。據瞭解,民政部、發改委等部門正在擬定新一輪政策措施,大規模、大範圍的補貼性政策或將成為現實。但中國養老產業的巨大供需缺口,能否就此填平?

投資狂熱漸消

“聽的人多,做的人少。 ”中國明日之城城市發展研究院理事、秘書長,北京時代九和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王建文說。近年來,他經常受邀就養老地產開講座、做培訓,為投資者們解讀養老產業的法律政策。

課堂常常爆棚,動輒幾十家乃至上百家公司機構派人聽講,會後投資者們也積極和他溝通交流。但王建文發現,盡管大家熱情高昂,真正落地成功的養老項目寥寥無幾。

“概念確實很熱,但沒有好的盈利模式,都不敢進去。 ”一家國有背景的投資機構從業者告訴財新記者,通過這 幾年業內的觀察和探索,大家已經逐步形成共識 :建一個具有老年特色的樓盤 並不難,關鍵是建好後誰來提供可靠的服務,而後者又該如何盈利。

樂成老年事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樂成養老)投資總經理高峻松,不看好當前這些在城市遠郊大規模圈地的“養老地產” 。 “一個遠離市區、遠離成熟配套的樓盤,從入住一個人到住滿老人,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即便只住了一個老人,也需要配齊全套的服務人員,成本高且風險大。 ”“服務對象是誰,服務需求是什麼,都沒有明確的定位。 ”傅旻說,現在中國的養老社區,標準步驟便是圈了地賣了房,再看下一步怎麼辦。在美國要操作一個養老社區,從一開始就有詳盡的規劃、調研 :一個社區中有著改善住房需求、獨立居住的老人有多少 ;需要介助、介護服務的老人比例多少,康複需求、醫療需求、養生需求又各自是什麼狀況。由此在社區形成一整套服務體系,並配備招募不同專業的管理、服務人才。

服務團隊從社區規劃、設計階段便充分介入,也只有這樣的社區,才真正符合老人需求,最終贏得市場。頗具中國特色的是,大量中國企業僅有一個模糊的“老齡化”的概念,便開始圈地投資。

在傅旻眼中,他們絲毫不畏懼項目的失敗——只要有地,無論最後做出來的項目老年人埋不埋單,房子總賣得出去,資產總會升值。

“養老地產”已經被普遍看做企業圈地的噱頭。在輿論的抨擊和質疑下,一些地方政府在供地方面尤為謹慎。

2013年初,北京市率先推出專門的養老綜合用地,引得業界高度關注,一度被解讀為養老用地“招拍掛”開閘之舉。

但很快,北京方面即表示,暫時不會再推養老用地。在王建文看來,政策前景不清晰,導致資本進一步觀望。盡管養老社區的概念尚未被拋棄,業界的討論,也越來越回歸本旨: 不管房子修在哪裡,核心是如何來為老人提供長期照護。後者,遠遠要比拿地修房子困難得多。

微利行業

盡管亦從房地產起家,樂成養老徹底脫離了“養老地產”概念。 “現階段,長期照護服務是最符合老人需求的。 ”高峻松說。

樂成養老在北京的第一家養老院雙井恭和苑已經開張。

與大多數養老項目選址郊區不同,恭和苑坐落在北京東三環邊最為成熟的雙井社區內。整個養老院有269個不同戶型的居住單位,從硬件設計、內部裝潢各個細節滿足老人不同階段的居住需要,如房間內隨手可及的呼叫器、雙向開關且方便輪椅進出的門、幫助老人起身的電動沙發,還有供失能老人沐浴的沖浪浴缸等。院內1 ︰ 1配備公共活動空間,為老人全天候開放各種娛樂設施。

提供的老年服務,包括從酒店式服務、飲食,協助穿衣、如廁、行走、進食,到專業醫護照料各個方面。

自然,恭和苑的收費也非常高昂。

根據不同的戶型,涵蓋了基本餐飲和酒店式服務管理的費用,從7000元到1.68 萬元一個月不等。如需專業護理,則再根據需求評估另行收取服務費用。

“與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養老服務,低收入就是支付不了。 ”高峻松認為,公辦的機構,有政府分擔人員、固定資產等成本,還有一定的補貼,這種情況下,才能以低收費提供服務。 “但如果要實現一個舒適、體面、安全的養老生活,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簡單算了一筆賬 :在雙井地段出租的精裝修房屋,普遍價格就在三四千元一個月,再計算一線服務員的人力成本、各項服務的開銷,人均最低每月要支付5000元左右。即便高端,也僅有微利,成為投資者們必須直面的現實。

“成本比想象中要高,支付能力比想象中要低。 ”高峻松說, “之前我們預 計要面向市場最上面1%的老人,但實際運營下來,恐怕只能面向最上面1? 的老人了。 ”面對入住養老機構不得不支付的高額房租,在很多人眼中,居家養老更為現實——將服務人員請上門來。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觀察,近兩年來中國養老產業中發展最為迅猛的,事實上也正是居家養老, “需求最大,最接地氣” 。市場也在逐步走向專業化和細分。有來自美國、日本、台灣的機構進場,有醫療背景的專業機構主打醫療護理,也有大量的家政公司轉型主攻老年業務,還有公益性質的NGO以社會企業的定位參與其中。

在普遍的“民工荒” “保姆荒”的態勢下,要請到一個好的家政工或護理員並不容易。農家女居家養老服務社(下稱農家女)負責人方為芳介紹,最普通的家政工,在2010年時每月1200 元 -1400元就能請到,到了2012年已漲到2000元 -2100元,今年春節一過,普遍要價2400元 -2600元。

傳統的保姆,遠非現代意義上的養老護理員。 “家政服務是最初級的,比如掃除衛生、做飯,一旦到了護理階段,照顧老人就需要專業人員。 ”中國公益研究院養老研究中心主任王帥說,從最簡單的幫助老人穿衣、擦澡、行走,到更複雜的康複理療,都需要大量專業知識和培訓。例如幫助老人行走,專業要求是“眼到手不到” ,盡可能讓老人在視線範圍內獨立行走,幫助其機能的康複。而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保姆必然是攙扶著老人行走。

這些專業培訓和服務管理,在傳統家政公司的體系下已無法完成。普通的家政公司,本質上就是一個中介機構。

登入護理員和老人雙方信息,幫忙配對,最後向僱主、保姆雙方收取中介費用。

一些中介費用較高的公司會承諾,若僱主不滿或護理員流失,在一年內無償再介紹一人上門。此後,對護理員的管理、監督,事實上就變成僱主自己的事。即便如此,一些小的中介機構由於業務量小、人力硬件成本高,依然虧損。

“不賺錢,幹等死。 ”一家以醫療護理為主的居家養老公司,如此形容自己和大多數同行的狀態。

“僅僅做中介,絕非居家養老公司的附加值所在。 ”傅旻介紹,成熟的居家養老機構必然是員工制。公司的附加值體現在三個方面 :建立護理員的職業體系,確保他們接受不同層次的培訓、獲得相應資質,提供專業服務 ;購買保險,保證護理員和老人的安全,以機構之力分擔風險; 對護理員進行全程監督,包括客戶的服務反饋、考評等。

就目前來看,中國市場上只有極少數按員工制規範管理、服務的居家養老公司。例如,在2011年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連鎖品牌“仁愛華” 。就其北京直營店的費用來看,24小時的個人護理費用,最高每月可達1.5萬元。

在許多業內人士看來,這些高端機構是不得不“高端”——高昂的人工、管理成本,注定了規範的養老服務僅有少數高收入群體能夠購買。

流失的護理員

微利乃至虧損壓力下,大多數機構的選擇,便是盡可能壓低人力成本。低工資下,一線護理員以及管理人員過於頻繁的流動,數量上的絕對短缺,已成為養 老行業十分普遍的問題。十三陵溫馨老年公寓位於北京市昌平區,住有1000多老人,是北京最大的民營養老院。其負責人介紹,要照顧這麼多老人,至少要有100多名護理人員。高端護理人員少之又少, “年輕人根本不願意來” 。只做日常照料的普通護理員也缺乏,春節前後最少時只有六七十個人。

居家養老亦是如此。 “流動性非常大。 ”中介機構“搜保姆”的負責人說,有的護理員嫌老人病情嚴重,有的嫌老人事太多,還有的因為其他客戶、其他行業工資高直接就辭職走人了。

專業護理人員到底有多緊缺?王帥估算,當前全國養老機構390萬張床位,按80% 入住率和1 ︰ 5的護理員配比,需要60萬名護理員。

當前,全國僅有2萬多人取得了護理資格。其間的缺口,以及居家養老的龐大需求,均由普通保姆、家政工來彌補,她們基本上都是文化程度較低、家庭貧困的“四零五零”農村婦女。

也正因如此,民政部開始推行建立養老服務從業人員分級培訓機制。2011 年和2012年,民政部共安排了4000萬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所屬行業協會和職業院校培訓各地養老服務從業人員。

與此同時,一些職業院校也設置了養老護理課程或者養老專業。從2012年開始,專業院校的畢業生陸續走向就業市場,但情況不容樂觀。

“搜保姆”的負責人就從護理專業畢業, “學護理的畢業後沒人做這個的,給老人端大小便,你能接受麼?肯定接受不了。 ”首都鐵路衛生學校有關負責人介紹,盡管學校開設了養老護理課程,也組織學生考取了養老護理員資格證書,但到畢業時,絕大部分學生還是選擇去醫院,只有極少數找不到工作的才會去養老院。

天津職業大學從2010年開始設立養老專業,每屆招生80人, “基本招不滿。 ”教研主任介紹,除了生源面窄、專業開設較晚等原因,還有學生和家長對於專業認識不足, “認為去護理老年人,去養老院什麼的,比較髒,也沒什麼地位。 ”畢業生也是傾向于去做養老院的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針對“存量”的護理員培訓地位尷尬。這些培訓項目,均由民政系統的學校承接,民辦機構對此熱情並不高。

“大多數護理員都是四五十歲、從農村出來打工的,政府的培訓太理論化,他們消化不了。 ”一家日資背景的養老機構介紹,日本教材往往更重實操性,例如輪椅怎麼用、尿盆怎麼用、怎麼抱老人,而國內的教材動不動便是“癱瘓 老人的心理素質怎麼樣” 。

為彌補官方免費培訓不足,一些民營機構和公益組織開發了更具針對性的課程。由茅于軾、吳敬璉等社會知名人士創辦的非營利組織北京富平學校,便面向進城務工人員開展養老護理的培訓。但是,與參加育兒培訓的人比起來,二者比例基本上是1 ︰ 3;且參與培訓者基本只願學到半自理老人的護理。校長陳祖培介紹,護理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難度高、強度大、專業性強, “很多人不願意幹” 。

陳祖培認為,家政工們養老護理熱情低,還是因為工資低, “和月嫂比起來,掙得太少,活兒比較多。 ”當下緊缺的不僅僅是一線護理人員, “更缺的是機構里中高端的管理人才。 ”王帥表示,他接觸到很多民辦養 老機構,發展到一定規模後都面臨管理瓶頸。尤其是期望連鎖發展的機構,很難做到服務管理標準化。

“說到老年專業,就讓人覺得是伺候老人的。 ”傅旻介紹,美國一整套與養老服務相關的人才培養體系,在中國現階段無法想象。美國的養老機構,基本由學歷教育體系支撐,院長普遍MBA 畢業,機構內的醫生、護士、社工、理療師、康複師、營養師等,每個職業都有三到四個等級,碩士乃至博士學歷常常是基本要求。只有護工及助理社工等崗位由非學歷教育培養,但均要求持證上崗。

在傅旻看來,中國政府目前亟需在學歷教育領域,搭建起成體系的專業格局,盡早進行人才儲備。

另一方面,面對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高峻松認為政府也亟須在戶籍政策上有所作為。

“大城市從來不會將養老護理員作為緊缺人才,給他們落戶,配套公共服務。 ”高峻松表示,當前戶口只給 IT、管理這樣“高端人才” ,城市未來真正需要的這些所謂低端勞動力卻無從落腳。 “一個健康多元的城市,需要各個行業各個層次的人。 ”“關鍵還是要尊重人的價值,提高養老人員工資待遇。 ”在楊團看來,否則將是“政府大量資金投入于培訓,培訓出來的人才大規模流失。 ”

養老金入不敷出

“僅僅讓老人掏腰包是不可能支撐起行業發展的。 ”傅旻回憶她在美國做日間老年看護院院長期間,會想方設法從其他支付體系中“要錢” ,例如美國針對 窮人的醫療補助制度 MediAid、商業系統的護理保險制度、政府的一些購買服務項目等。

相形之下,中國的支付體系遠遠不足。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到2012年底,企業退休人員全國平均月養老金水平不過1900元。隨著近兩年來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老人支付能力的缺口顯而易見。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客戶,最多只能給2000塊錢一個月。而月工資低於2500塊,基本沒有人願意幹。 ”方為芳舉例, “中間500元的缺口

應該怎麼補?”

事實上,為了應對長期照護所需的龐大開支,不少國家都建立了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被保險人從年輕時開始繳納,在年老生病後,由護理保險來支付費用。

如德國在1995年,即將護理保險作為基本社會保險的一部分,強制繳納。美國的健康保險市場上,長期護理保險也是最為重要的產品之一。日本、韓國則在其社會保險和商業保

險領域都大力發展護理

保險,分擔老人的支付壓力。而在中國的基本

養老保險才初成體系之

時,護理保險僅僅還在

各地政策的“探索建立”

階段。

沒有制度性支持的

情況下,作為一家公益定位的社會企業,農家

女曾考慮給一些為低收

入老人服務、工作環境

較差、薪水較低的護理

員提供補助。方為芳介紹,補貼以獎勵形式發放,每月給護理員補100塊 -200塊錢,效果非常好。護理員感覺受到尊重,服務用心,老人也滿意。但由於農家女自身盈利有限,這項

獎勵政策僅實行兩個不得不停止。

除了這些支付能力較差的老人,方為芳更擔心社區中那些根本沒有支付能力的老人。他們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進入政府“五保” 、低保的範疇。例如,子女有經濟能力,但就是不贍養老人。

這些老人空巢在家,無人照料,領著有限的退休金,住在發霉發臭的房間里,吃著帶綠毛的剩飯, “將就活著” 。

方為芳介紹,目前農家女就服務了五位這樣的老人。他們僱不起保姆,機構也無力支付服務費用,最後是安排機構登記的家政工們,每天輪流上門“志願”給他們做飯和打掃衛生。

今年元旦、春節期間,農家女也接到了一個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即政府按市場價出資,由農家女組織家政工,為轄區內的殘障、孤寡老人上門大掃除。

顯然,這樣的購買,與一些弱勢老人長期護理的基本需求,差距巨大。

除了這個政府購買的項目,農家女還通過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活動,申請到一筆25萬元的公益資金。這筆錢除了用來補貼機構在運營、培訓、監督評估家政員方面的費用,還有一部分就是為這 些弱勢老人購買服務。但社會慈善資金顯然不是長期資助之道。農家女為老人們提供的“志願”服務若按市場價計算,每天每人是60元,公益

慈善資金支付給每個志

願家政工的補貼,折合下來也只有12元。 “杯水車薪。 ”方為芳說。

另一家在北京石景

山開展工作的公益機構

樂齡養老合作社(下稱

樂齡) ,面臨與農家女相似的困境。為了保證服務質量,樂齡在居家

養老的業務上採取“員

工制”管理,機構以每月3000元的工資,聘用了三名護理員,為社區

里的老人提供上門的專

業服務。

考慮到社區老人的

實際支付能力,樂齡對

專業醫師的康複服務也

不過定價在25元一小

時——市場價普遍為60

元 -100元 一 小 時。 即便如此,很多老人還是捨不得花錢。樂齡也接

受北京市政府的養老

券——從2010年開始,

北京推出了“居家養老

券”項目,8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可獲100元的補貼,用于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即便算上此部分的政府支付,樂齡2012年的服務收入僅8萬余元,三名護理員的工資每年就是10萬元出頭。中間的缺口,樂齡只能想辦法從其他公益項目中平衡。

樂齡的負責人王豔蕊認為,近年來政府向社會組織投放的資源、購買服務的項目確實有明顯增加。但是,大多數依然屬於“錦上添花” ,例如樂齡此前就曾申請到北京社工委10萬元的項目,用于支持健康老人的社區小組活動。而那些最為弱勢的貧困、失能老人,最需要的就是長期照護, “這部分才是迫切要購買的” 。

“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對養老都是有補貼的。 ”楊團認為,要鋪開大規模的補貼政策,前提是要有體系化的設計, “這塊是我們必須要抓緊做的” 。

政府補貼如何到位

對於弱勢老人的補貼制度,是民政部門近年來的工作方向。

據民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除了要求各地繼續完善對孤老優撫對象、城鎮“三無” 、農村五保的供養制度,民政部亦在推動建立80周歲以上低收入老年人的高齡補貼制度,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擴 大補貼覆蓋面,提高補貼標準。此外,也要求各地逐步建立養老服務補貼制度,支持經濟困難的老年人購買社會養老服務,對生活長期不能自理、經濟困難的老年人,根據其失能程度等情況給予護理補貼。

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18個省份建立了高齡老年人補貼制度,22個省份建立了養老服務補貼制度。

這些針對老人的養老服務補貼,各地採取的模式大致相同。地方政府前期投入大量資金建立起社區的信息平台,包括養老服務機構在內的諸多商家入駐。老人有需求後,撥打信息平台電話,信息平台的運營者根據具體要求安排服務商的服務人員上門服務,老人以養老券支付,商家再向政府部門兌換。

究竟哪些老人可以獲得此種補貼,各地的標準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還是以民政部門掌握信息數據的傳統分類為主,如城市“三無” 、低保老人、優撫對象、勞模、殘疾人等。

不過,不少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機構都反映,最終拿到手的政府購買資金並不多。據北京愛儂家政總經理李潔璐瞭解,北京市政府在養老券方面,一年要花大概5億元,90% 多都是在餐飲上,“老人拿著券買糕點、包子,並沒有購買服務。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當前地方政府補貼的對象,盡管收入較低,但當中相當大一部分老人身體健康,並不需要真正意義上的照料服務。

也正因此,不少城市公佈的養老券政策中,都對老人是否能夠自理、是否有人贍養作了區分,但操作過程中很難落實。 “我們做不到對老人的護理等級進行專業評估。 ”安徽省馬鞍山市老齡辦的工作人員坦言,礙于人手和專業能力,實踐中只能根據一些傳統的標準分類進行資質審核。

由此一來,補貼面涉及較廣,資金分散,各地給老人的補貼普遍集中在每個月100元 -300元之間,很難滿足一些弱勢老人的長期照護需求。

除了此類直接“補人頭”的補貼,各地民政部門另一類補貼模式,則是“補機構” 。除了公辦養老機構繼續享受在硬件、人力上的補助,為了吸引民間資本的進入, “公辦民營”作為近兩年來政府大力推廣的模式,也在逐步落地。

其具體的做法是,政府投資硬件建設,以低於市場價格承包或委托給民間機構運營,將此間差價補貼給民營養老院。

此外,一些地方還有養老院的一次性建設補貼、床位補貼等項目。

不過,這些享有政府補貼的養老院,究竟哪些老人可以以低價入住,同樣缺乏精細化的評估定位。

“現在有3320萬失能老人,我們知道有這麼一個總量,但是具體到個人,人在哪裡?”在王帥看來,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有需求的老人,對他們的需求進行評估,方能進行大規模的補貼。王帥介紹,日本就有非常詳細的評估體系,同樣是70歲的老人,健康程度、經濟條件不一樣,收到的護理補貼就不一樣。

自理程度在哪個級別可以享受居家養老的補助,而到了哪些級別就需要轉移到養老院實行全程監護, “有一個完整的體系” 。

傅旻介紹,為了提高評估的效率,美國的補貼甄別工作,事實上也是交給第三方來做。例如,政府對低收入老人劃線,收入低於多少,可享受養老券 ;而養老券必須是在老人接受了機構服務後才能兌現。機構要為哪些老人服務,不是根據老人的經濟能力,而是健康狀況的實際需要來決定,這項評估工作則是由機構的醫生、社工、理療師等專業人士一同完成。此間,政府要做的工作,便是制定服務標準,對機構進行監督。

“硬件建設通常是最容易達到的,達到之後你怎麼通過服務把它們激活?”王帥觀察,由於多年來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欠賬,為了達到“十二五”規劃中有關床位、社區中心的硬性指標,目前各地政府的重點工作都在硬件建設上。硬件建好後,通過精准、高效的補貼政策,刺激民間機構激活政府的硬件投資,被看做中國養老服務體系更為關 鍵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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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產業化尋路

2014-05-26  NCW  
 

 

中國電動車發展歷時多年,「彎道超車」夢想一直延續,但產業化的迫切感在當

下尤為濃重

◎ 財新見習記者 朱世耘 文財新記者無意中在微信朋友圈裡透露,5月5日將有一個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下稱百人會)成立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一天之內既有十數家包括體制內中央新聞單 位和國外通訊社在內的媒體同行打來電話,詢問如何參加這次低調的會議。

會議的規格毫不低調。科技部部長萬鋼、工信部部長苗圩到場發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委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原科技部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科技部電動汽車重要項目組總體專家組組長歐陽明高分別主持討論。

汽車、能源、通信等領域一眾主流公司均是 「一把手」出席,還被限制只做五分鐘之內的發言。

首屆百人會的成員名單更是陣容強大,12名部長級官員組成了顧問委員會,徐冠華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牽頭學術委員會,同時還匯聚了幾十位相關業界的領軍人物。

「我們是一個 NGO(非政府)組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百人會秘書長張永偉對財新記者說。這個跨學科、所有制、部門、行業的平台,希望自己是個 「第三方智庫」 。

為什麼現在需要百人會這樣的 「第三方智庫」?中國電動汽車產業化有哪些瓶頸,還有多遠?在百人會成立大會上,萬鋼、苗圩等多位發言人士均不約而同地提及美國純電動車品牌特斯拉(Tesla) ,足見這條 「大鯰魚」帶給 中國的刺激。中國電動車發展已歷時多年, 「彎道超車」夢想一直延續,但 「產業化」的迫切感在當下尤為濃重。

離不開的政府之手

「科學決策比較弱。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在沉思片刻之後,就目前中國電動汽車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這樣回答財新記者。

董揚介紹,德國在推動電動汽車產業化的過程中,建立了由百位科學家組成的國家電動汽車平台計劃以協助決策。但在中國,決策還是交由官員和政府部門。科技部、工信部、財政部、發改委四部委組成了電動汽車產業管理的頂層結構,由工信部牽頭主導,共有十多個相關部委參與;四部委之間組成部際聯席會,各部部長、相關司長、處長定期參與交流討論。對電動汽車產業發展起到導向作用的多項政策,就是在這些聯席會上討論完成的。

「我們的部長、司長、處長裡有很多專家,但正因為專業出身,反而容易忽視專家的意見。 」董揚說。政府也逐步意識到,在電動車這樣一個全新的、富有爭議的產業發展問題上,需要聽到更多的聲音。今年3月份在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開展電動車調研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就提出建議,在部際聯席會下面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協助科學決策。

但在現有多頭管理格局下,專家委員會的影響力並不樂觀。董揚認為,四部委對決策的影響各有不同。科技部對電動汽車進入產業化有關鍵的臨門一腳的作用,其在推動 「十五」 「十一五」計劃,搭建三縱三橫新能源車體系方面功不可沒,但目前主要影響仍停留在研究層面;發改委主要是綜合協調;工信部在電動汽車產業化過程中理應發揮牽 頭作用,但由於資金渠道的問題,財政部的決策權反而更大。

「財政部的角色偏重,工信部的角色偏輕。財政部同意的項目就可以做,不同意或沒有認識到的項目,就比較難。 」他說。

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積極倡導和陳清泰、吳敬璉等人士的推動下,最終促成了百人會的誕生。張永偉認為,百人會的目的,就是為政策決策提供前期的科學研究。

百人會最新拋出的九大研究課題,圍繞 的是全球視角下電動汽車發展的一些共性、基礎性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電動車就很難實現產業化、規模化發展。

九大課題包括:充電基礎設施相關問題、動力電池相關問題、純電動汽車示範推廣與商業模式、增程/ 插電式乘用車技術路徑及節能減排分析、微型短途電動汽車有序發展與規範管理、中國電動交通一體化和智能化系統研究、國內外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現狀與趨勢調研和分析、全球電動汽車的政策梳理和創新、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不同技術路線的分析。

「目前的政策法規不能夠清晰描述未來。 」長安汽車集團董事長徐留平認為,這是目前電動車領域的主要問題。

張永偉認為, 中國缺乏把一個新興產業從技術培育到推進產業化的成功經驗,電動汽車發展在現階段,對政策倚重較大,但政策引導能否與市場機制結合?董揚對此的觀點是: 「目前政府、企業、機構等各層面仍有點偏重表面。 」陳清泰指出,電動車發展初期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如要加快實行產業化,就需要政府適度巧妙地伸出一隻「看得見的手」 ,這只 「手」最重要的是確立發展戰略等宏觀導向。

宏觀政策直接左右著企業和行業的發展方向。浙江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在發言中直白地說: 「做電動汽車,最怕國家相關政策不穩定。 」比如2010年和2013年的兩輪新能源汽車推廣補貼政策,在評價標準上,就從電池組能量變為行駛里程,各車企只好隨之而動,續航里程200公里、300公里的產品頻繁推出。

在最近一輪新能源汽車政策刺激下,國內車企紛紛加大了這一領域的研發及生產投入。第一電動網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15年,九大車企大部分的計劃產能在10萬輛以上,最少的也有5萬輛。政策評價標準的變化將改變企業的產品策略,但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成本耗資巨大。上汽新能源和技術管理部總經理幹頻就曾對媒體舉例稱,開發一款新能源車,要10億人民幣的研發投入。

董揚強調, 「評價一項政策要看兩個維度,一是和大政策方向是否一致,是否是綜合指向、形成合力;二是看程度、力度,力度太過就會扭曲市場。 」而以里程 「論英雄」政策引導下的產品,又是否符合市場需求?這觸及新能源車的根本定位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充滿爭議。同濟大學汽車學院院長余卓平就對財新記者表示,未來交通需要形成系統化,不能靠單一交通工具來滿 足需求,純電動汽車的生命力應在短途。福特汽車 CEO 艾倫穆拉利(Alan Mulally)也認為,純電動車仍是小眾市場,其突破還取決於電池技術的突破。

市場化難題

電動汽車能否產業化,瓶頸不僅僅在技術層面。百人會將充電基礎設施、動力電池相關問題、純電動汽車示範推廣商業模式,歸類為當前影響電動汽車商業化的瓶頸問題。同時,近日一位百人會內部人士還對財新記者指出,如何防止地方利用補貼,或利用汽車與交通管理機制搞地方保護主義,也是百人會的研究課題。

儘管財政部公佈的補貼新政中明確提出要破除地方保護,規定各地推廣應用的新能源車(包括純電動車、插電式/ 增程式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汽車) ,外地品牌數量要多於30%,但地方仍然掌握補貼和搖號政策,比如北京市就可以對特斯拉不給補貼,並要上被嚴格限購的傳統車車牌,不能進入目前免搖號的電動車車牌體系。

馬凱副總理在此前召開的「新能源汽車推進應用座談會」上就特別指出,有些地方領導人思想認識未完全到位,沒能下決心。而近期,廣州、深圳、合肥、襄陽四個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城市的主管領導已表態,不會設立新能源汽車進入目錄。

基礎設施建設與動力電池是社會關注較多的話題,但企業更關注的是產品的可靠性。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就認為,私人電動車對充電站更多是一種心理依賴,實際需求遠小於燃油車對加油站的需求。他建議,應為電動出租車和大巴建設充電站,這樣既可保證設備充分使用,吸引社會投資;又可為私家車解決心理障礙。

產品如何被消費者接受,是眾多車企的聚焦所在。幹頻表示,續航里程並不是新能源車最重要的評價指標, 「我們應該考慮一款電動車是不是在它整個生命週期是一個可靠的車,這是做新能源汽車的開發、生產、銷售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吉利集團公關總監楊學良也認同 「市場化怎麼樣被消費者所接受」 ,才是目前新能源汽車推廣最核心的問題。他認為,如果新能源車節能減排出色,性能與可靠性方面不遜於傳統汽車,並且成本也能被消費者接受,就能逐漸形成需求,被市場接受。

比如,比亞迪與戴姆勒合作的純電動車「騰勢」 ,有超過300公里的續航里程,但其宣傳重點放在了戴姆勒所帶來 的安全、品質和可靠性上。

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全國新能源汽車共銷售6853輛,其中轎車佔80%。

201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有可能邁上3萬輛台階,但官方的目標是2015年達到50萬輛、2020年500萬輛。

「明年50萬輛是沒有可能完成的,但50萬輛的目標沒有錯。 」董揚認為,50萬是一個產業化的標誌, 「中國基礎條件不如發達國家,但大家又急於把事情幹成,說小了不行。中國的事情,推遲一兩年實現是一種常態。 」

以里程 「 論英雄」

政策引導下的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

這觸及

新能源車的根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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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轉型尋路

2014-09-08  NCW
 
 

 

幾乎所有的房企都在尋找出路。新的增長極在哪裡?走專業化還是多元化的路徑?主業如何和其他業態資源有效嫁接?問題一一待解◎ 財新見習記者 黎慧玲 文一邊是越畫越寬的限購鬆綁版圖,另一邊是不見回暖的市場。在政策調控四年之後,中國房地產行業進入了全行業的調整轉型期。

國家統計局勾畫出一幅低迷的市場景象:上半年超過九成的城市成交量同比下降,銷售額降幅擴大,開發投資同比增速連續六個月回落,土地出讓金同比大幅下滑。

作為房地產行業的旗幟,萬科(000002.SZ)的半年報發佈之後,董事局主席王石在一個公開場合發言稱, “我擔心下一個倒下的就是萬科。 ”行業龍頭的擔心與市場下行態勢有關,也反映了房企對轉型尋找出路的焦慮。

一向堅持住宅專業化路線的萬科近來頻頻進行多元嘗試,商業地產,小股操盤的輕資產模式,甚至和淘寶聯手賣房;恒大集團(03333.HK)在對項目布局進行調整的同時,開始發展礦泉水和糧油;萬達和騰訊、百度聯手,試圖打造O2O的商業模式嫁接金融; 輕資產服務業態的彩生活(01778.HK)高估值上市,綜合社區服務的商業故事贏得了資本市場認可。

下半年戰局已經拉開,市場態勢依舊嚴峻, “去庫存”壓力籠罩。如何在撲朔迷離的後市實現業績的增長,取得轉型的實際成果,成為房企不可迴避的問題,對部分房企而言,甚至能否完成業績目標都成了問題。

增收不增利

“人人彎腰就可以撿到黃金的時代結束了,房地產行業進入了白銀時代。 ”萬科總裁郁亮說出了市場的態勢。

市場下行成為共識,不少房企依然亮出了較高增長率的半年報,但收入的增長難以掩飾利潤增速整體下行,行業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窘境。

從 A 股上市房企四大龍頭股“招保萬金”上半年的銷售數據來看,只有萬科實現了銷售金額和銷售面積的雙線增長,雖然以半年過千億元的銷售額穩 固了行業龍頭的地位,但營收出現了四年來的首次下滑,上半年淨利潤僅同比增長5.6%,毛利率也創下六年來最低。

保利地產(600048.SH)上半年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同比分別增長11.31% 和12.19%, 成 交 面 積 卻 下 滑10.8%。

招商地產(000024.SZ)和金地集團(600383.SH)的表現不盡如人意,金地集團上半年營收同比微增3.29%,淨利潤卻大幅下降約五成;招商地產上半年營業收入同比下降0.54%,淨利潤同比下降三成。

10% 左右的利潤水平,已經成為房地產行業的普遍成績表,這個成績顯 然難以支撐“黃金時代”的行業盛名。

“招保萬金”是整個行業的縮影。增收不增利的原因之一是銷售均價偏低,另一方面是由於融資成本高。

資金是房地產企業的命脈,量價回落的局面無疑加重開發商的資金鏈壓 力。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對全國房企的資金運行現狀分析發現,上半年開發商可用于項目建設的到位資金同比增速持續下滑,房企自籌資金比重上升至四成,房企的內部資金回籠和外部融資遇到阻力。

對多數開發商而言,銀行和信托的貸款是兩大主要外部融資渠道,渣打銀行日前對30家開發商進行調查顯示,近幾個月這兩大來源的融資難度均有所增大。其中26家開發商稱,當前申請銀行貸款較之三個月前更為艱難;19家稱,獲取信托貸款難度增大。

報告還指出,開發商融資成本正在上升,其中銀行貸款成本上升更為明顯。此次調研中的銀行開發貸款利率行業水平約為12.3%,較此前調研的8.7%顯著上升;信托貸款成本則更高,達到17.6%。

目前,房地產行業整體的財務狀況並不樂觀。據統計,已經公佈了半年報的上市房企中,有40多家的淨負債率超過100% 的安全警戒線,占到統計總數的近四成, “去庫存”成為衆多半年報中的關鍵詞。

庫存高企,資金回籠壓力大,房企拿地意願持續低迷。中國指數研究院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8月全國300個城市成交的土地總面積為7301萬平方米,環比減少15%,同比減少37%;土地出讓金1449億元,環比減少11%,同比減少40%。北京、上海、廈門、成都等地都出現了土地流拍現象。

土地出讓金同比驟減四成的背後,是大開發商愈加謹慎的拿地態度。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至8月25日,20大標杆房企拿地單月額度連續 多月銳減,其中4月至8月連續五個月單月不足200億元,近三個月更是在百億元徘徊,7月20大標杆房企買地總金額不到90億元,創2014年以來的新低。

開發商今年趨於謹慎的拿地態度,從行業標竿萬科身上可見一斑。今年前七個月,萬科新增土地儲備577萬平方米,拿地金額為191億元,同比均大幅下降71%。7月萬科在全國僅收入兩幅地塊,分別位於南昌和嘉興,拿地金額從6月的3.63億元降至2.2億元,創下了兩年來最低值。去年7月萬科在全國總共拿下15幅地塊,地價款總額近130億元。

另一個可衡量房企拿地力度的數據是拿地銷售比 (即拿地金額/銷售金額) 。

正如萬科總裁郁亮在業績發佈會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我們銷售1000億元,才買100億元的地回來。 ”萬科7月累計拿地銷售比僅為0.17,相比去年同期的0.64來說力度銳減。

重回一二線

“重回一二線城市”並不是新潮流,早在2012年樓市出現複蘇跡象時,布局集中于一二線城市的開發商業績增長顯著,側重在三四線城市發展的開發商則增長放緩,甚至跑輸大市。一些地產商開始重新思考戰略布局,更早前“到三四線城市去”的口號已漸失市場,取而代之的是“重回一二線” 。

北京亞豪機構研究總監郭毅說: “房企重回一二線城市,是基於目前三四線城市庫存過大,消化周期長,增值前景黯淡。 ”中金公司房地產分析師寧靜鞭也用 “矬子里拔將軍”來形容眼下的房地產市場。他認為,下半年市場還得靠一二線城市來拉動,市場反彈向來首先發生在一二線城市。

三四線城市房子越來越難賣,如今已經成為多數開發商的共識,三四線城市抗風險能力成為一大憂慮。8月土地市場數據顯示,三四線城市成交量與出讓金降幅均居各線城市之首。

從企業來看,萬科今年上半年拿地174.3萬平方米,位於一線城市的面積占比從去年同期的9% 升至31%,二線城市約為67%,三四線僅2%。中海地產(00688.HK)上半年新增土地儲備685 萬平方米,95% 位於一二線城市,只有一幅地塊位於三線城市佛山。

前兩年便回歸併駐守一二線城市的綠地集團,上半年新增土地儲備42幅,其中一二線及省會城市占比超過80%。8月,綠地集團一周內擲下近60億元,在北京海澱區、通州區逆勢收入七宗商辦用地。綠地集團稱,在京大舉拿地表明瞭綠地集團對中國房地產市場未來趨勢 的樂觀預期,而該公司上半年的銷售成績僅完成全年目標的34.8%,在標杆房企中排名幾乎墊底。

三年不曾在北京拿地的遠洋地產,在開年第一個月八天內,搶下北京三幅土地。財新記者計算,該公司上半年的拿地銷售比超出0.5,遠高于行業水平。

較早回歸一二線城市的中小型房企佳兆業(01638.HK)受益明顯。中報顯示,佳兆業上半年所拿地塊98.4% 位於一線城市及省會城市,銷售貢獻也主要來自一二線城市,毛利率達到40.3%,處於行業較高水平。

在三四線城市拼命賣房子,回歸一二線拿地,則是目前恒大集團的寫照。

4月以來,恒大集團在二三線城市降價營銷,上半年合約銷售額693.2億元,同比增長55.4%,以全年銷售目標完成率63% 居首位。與此同時,恒大地產在一二線城市頻頻拿地,擴張意圖明顯。

CRIC 研究中心研究員房玲認為:“碧桂園(02007.HK)和恒大的主戰場 一直在三四線城市,比一般開發商的根基要穩,容易達到規模效應。另外大型房企在三四線城市的擴展有助于當地的城鎮化,可獲得當地政府更多的支持。 ”盡管如此,有碧桂園內部人士對財 新記者透露,上半年公司回款率僅70%,這一數據在行業內排名並不靠前。房玲同時提醒, “下半年,碧桂園無疑將面臨著在三四線城市後續的去化壓力。 ”

不只是賣房子

在大範圍限購退出的局面下,房地產銷 售仍未見本質性好轉,行業主流的 “高周轉、高杠杆”模式在此格局下無疑將承受壓力。基於房企強烈的轉型意識,高通智庫總經理張宏判斷, “行業轉型將進入執行期。 ”業內人士表示,從目前標杆房企轉型的經營戰略來看,標杆房企的轉型主要可分為專業化和多元化:專業化以萬科、碧桂園、花樣年(01777.HK)為代表;多元化則以恒大、萬達、綠地為代表。

2013年的最後一天,碧桂園發佈《碧桂園高端物業服務發展報告》 ,希望高端物業管理業務成為碧桂園集團新的業務增長點,轉型目標是2018年該項收入超過百億元。

花樣年的轉型更為徹底,將旗下“彩生活”社區服務平台分拆上市,花樣年的業務核心由房地產開發轉型為社區服務運營商,資產由重變輕。花樣年副總裁李傳玉認為,未來地產行業核心競爭因素是金融和地產的結合程度,另一部分則來自于服務特色。她說: “服務慢慢會成為一個工具,對整個地產未來的業務、盈利模式產生變化,這也是我們轉型最主要的原因。 ”碧桂園和花樣年的轉型樣本正是住宅市場龍頭萬科,第五食堂、萬物倉、幸福驛站等配套服務,已經讓萬科成為城市配套服務商的典範。

今年年中,萬科的關鍵詞是 “小股操盤” 。上半年萬科新增的項目中,四個項目的權益比例低於50%,六個項目的權益比例為50% 或51%。萬科上半年實現投資收益13.1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237.8%。中績報發佈會上郁亮亦表示,隨著公司 “輕資產、重運營”模式的進一步推廣,預計未來投資收益處於較高水平將成為經營常態。

萬科高級副總裁兼北京萬科總經理毛大慶此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輕資產運營管理,是萬科商業地產開發最想走的一種發展模式。8月28日,萬科證實與凱雷洽談出售部分商業物業,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初嘗甜頭的萬科,此次向凱雷轉售商業物業,無疑是將商業地產輕資產模式進行到底。

五礦建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何劍波說,房地產是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過去市場快速發展時,房企高負債不稱其為大問題,現在房地產行業進入了新階段,房企要防範風險,尤其要避免高負債,輕資產運營能減輕開發商這方面的負擔。

多元化轉型最生動的例子便是恒大集團。體育行業,引入阿里巴巴的足球俱樂部已更名為 “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快消行業,借亞冠亮相的恒大冰泉品牌礦泉水名聲大噪;去年,恒大收購了韓國最大的醫療整形機構。9月1日,計劃投資超過1000億元的恒大糧油集團、恒大乳業集團、恒大畜牧集團揭牌成立,不久的將來市場上會出現恒大品牌的大米、食用油和嬰幼兒奶粉。恒大集團作為目前中國銷售面積最大的地產商,多元化的戰略網幾乎灑遍了衣食住行消費需求全鏈條,恒大集團也正式進入 “多元+規模+品牌”戰略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恒大集團多元化轉型的背後,拿地動因與主業息息相關。

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認為,恒大的生產基地布局和房地產項目布局有關,發展當地經濟帶動就業的投資故事,可以增加和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方便獲取優質便宜的住宅用地。 “背後的衝動還是拿地,恒大在土地儲備上有很濃的情結。 ”據瞭解,恒大集團目前已投資近70億元建設及並購22個農業生產基地。

地產豪門萬達集團也玩起了跨界經營。僅在8月,萬達便相繼宣佈要建中國最大的兒童娛樂公司和全球最大的O2O電商公司。聯合騰訊和百度一起打造電商的消息連日成為新聞熱點,該電商計劃一期投資50億元,2015年正式上線。按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的經營思路,未來萬達電商平台將線下客流量轉化為線上會員,以實現 “大會員+大數據”電商運營模式;同時,萬達將推出萬達寶貝王品牌進軍兒童產業。王健林認為,進軍文化產業將建立起萬達集團新的“護城河” 。

跨界經營動作頻繁的另一家大型房企是上海綠地集團,這家國內首家以房地產為主業的世界500強企業,如今大舉發展金融產業,深度介入包括金融資產管理、信托、投資銀行、小貸公司運營等業務,在進入地鐵投資業的同時推出智慧城鎮戰略,向城市服務商轉型。

穩盛投資副總經理許亞峰認為,從房地產市場的周期來看,去年全國商品房成交總量13億平方米應已見頂,但從結構來看,優質的開發商仍然會有相對高速的業績增長,甚至可能有30%-50% 的年化增長率。這意味著未來的 “白銀十年”可能是一個專業化、分化的十年,在經營上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而這十年對衆多中小開發商來說,將面臨更多挑戰。高通智庫總經理張宏稱,行業可能出現 “市場調幅偏小與行業調幅偏大”並存的局面。領先企業在調整中優勢更加顯著,中小房企則面臨“寧可踏空,不可斷糧”的境遇。

去化壓力

冷酷的行情加劇了行業競爭,傳統旺季“金九銀十”已經到來,房企紛紛加速營銷,以價換量去庫存。限購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陸續鬆綁,但它對樓市幾乎難以形成明顯刺激,降價已經成為房企促銷或明或暗的一步棋。

一般認為,去限購政策的短期效應可期,存量需求的釋放會適當拉動銷售。今年率先降價的杭州市場,在140 平方米以上房源限購解除之後,迎來了一個小陽春行情。以豪宅項目為主的綠城,僅在杭州市區就有多套單價數千萬元的豪宅成交,8月的網簽金額超過23 億元,創造了今年單個城市單月網簽最高紀錄。另外,龍湖地產在5月的重慶市場,世茂房地產在6月的南京市場,單月的網簽也都過了16億元。

降價跑量是這些銷售數據的主要支撐。甚至有 TOP10的房企董事長在公司年中會上直言, “下半年,我們只考核銷量和回款,不要考慮利潤。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在銀行信貸緊 縮的市場背景下,由於年報業績壓頂、企業資金面緊張等因素,房企勢必會採取相應措施搶收 “金九銀十”的業績,在9月至10月加大推盤力度,以價換量市場態勢將更加明朗化。同時,不可避免的,一些大型品牌開發企業的項目還會出現20%-30%的大幅降價。

另一個策略是拉大銷售傭金差別。

據介紹,較早實行 “全民營銷”的碧桂園,將試點調高傭金點數,給銷售人員的平均傭金由0.6% 調高至0.8%,同時增加0.4% 的管理傭金給樓盤管理人員,進一步激發銷售人員的積極性來應對三四線城市的疲軟。

急於沖業績的房企也不遺餘力在互聯網這個新的營銷渠道上做嘗試。8月25日淘寶網宣佈與萬科聯手賣房, “淘寶用戶全年花了多少錢,就可在萬科全國12個城市23個樓盤直接沖抵購房款,最高可抵扣200萬元” ,這一噱頭十足的網絡營銷被指變相降價。

事實上,互聯網與房地產結合越來越緊密,萬科8月推出線上經紀人平台,任何人均可註冊成為萬科線上經紀人,通過推薦客戶購買萬科項目從而獲取傭金,也玩起了全民營銷。

針對各家商業銀行對個人房貸業務的惜貸情緒,綠地集團、世茂集團與平安集團旗下的“互聯網 + 房地產 + 金融”電商平台“平安好房”8月29日合作推出“好房貸” ,為購房者提供貼息借款來支付購房首付款。這款 “好房貸”覆蓋了綠地在全國範圍內的71個項目,涉及供應金額220億元;覆蓋世茂集團全國範圍內的50個項目,涉及金額超過300億元。

由於市場持續低迷,開發商甚至主動為購房人貼息,減免借款利息。平安好房CEO莊諾透露, “綠地這次有一半的盤是貼息的,由平安和綠地共同承擔利息。 ”“好房貸”不是孤例。此前,房地產互聯網門戶搜房和易居也紛紛鋪開交易平台,易居曾推出 “易居貸” “樂居貸”等產品,與 “好房貸”類似,也是提供首付款貸款,但因為利息高、審核嚴等多種原因,效果並不顯著。

據房價點評網監測數據顯示,截止到8月底,恒大已完成約八成的全年銷售目標,而不少房企銷售目標完成率不足50%,其中不乏大型房企的名單,能否達成全年銷售目標尚不可定論。

一位房地產業內人士表示,相比2008年、2009年開發商直接將樓盤大幅降價,今年房企各類名目的營銷只能算得上 “猶抱琵琶半遮面” 。無論如何,“金九銀十”將是房企衝刺業績的珍貴機會,降價潮目前還沒有實質性全面展開,白銀時代的一場“血拼”或許已經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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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尋路

2014-12-29 NCW歐元區QE及結構性改革遇阻,在“丟失的十年”後如何不“成為日本”,有賴于系統性的政策藥方,包括加大投資◎ 財新記者 王力為 文wangliwei.blog.caixin.com “我擔心歐洲還遠遠沒有走到動蕩的盡頭。”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Larry Summers)12月16 日對財新記者稱,歐洲現在面臨成為新的日本的實質性危險。“這會是(歐洲)丟失的十年,毫無疑問!” 11月底,法國總理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皮薩尼 - 費里(Jean Pisani- Ferry)在北京對財新記者直言。11月,歐元區通脹率繼續下滑至0.3%。歐元區三季度增長率0.6%。危機以來一直引領歐元區經濟的德國,三季度年增長率回落到1.2%,環比則僅擴張0.1%。在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兩方面,歐元區都正面臨難以逾越的瓶頸。歐洲央行(ECB)高層內對於全面寬鬆(QE)的分歧日顯。法國政府12月10日宣佈的經濟改革法草案在西方分析家看來力度不足,卻已在法國國內遭遇巨大阻力。12月19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席經濟學家伯格洛夫(Eric Berglof)對財新記者分析稱,理順並推升投資對 歐元區的前景有更大的作用。11月底,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 宣 布 總 額 為315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下稱容克計劃) ,被稱為 “歐洲戰略投資基金”(EFSI) 。隨後,德法兩國政府聯合發佈了一份委托皮薩尼 - 費里和德國改革派經濟學家昂德蘭(Henrik Enderlein)共同撰寫的改革報告(下稱報告) ,在投資方面提出一系列深入的建議。 “我們擔心歐洲對於決定性的改革缺乏魄力。 ”報告警告稱。QE可期?作為過去幾年內全球市場最為關注的歐洲決策者,ECB 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最近幾個月中多次表示,歐洲需要三個方面的決定性動作: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更快、更深度的結構性改革,以及更為支持性的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盡管德拉吉已多次暗示 ECB 已做好準備採取美聯儲式QE,但是 ECB 管理層內對此的分歧正日益顯現。12月15日,ECB 管理委員會成員、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Jens Weidmann)在法蘭克福表示,即使歐元區物價水平開始下跌(陷入通縮) ,他也不會為購 買主權債投讚成票。12月19日,ECB 首 席 經 濟 學 家、執行委員會成員 Peter Praet 撰文表示,購買歐元區國家主權債將釋放一個更強的信號,即 ECB 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寬鬆、支持性貨幣政策。而主權債 市場也是歐元區內惟一一個大小足夠影響經濟體內融資條件的資產市場。不過,由於歐盟法律和機構歷史沿革等原因,ECB 購買主權債必須獲得其管理委員會的投票通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院(PIIE)高級研究員 Jacob Funk Kirkegaard 分析稱,理論上德國央行只要獲得鷹派的丹麥和奧地利央行的支持,就可以否決德拉吉的全面購債計劃。鑒於德國的強烈反對,Kirkegaard 認為,ECB的購債計劃很可能只能視經濟數據的惡劣程度,一步步推進。曾在ECB工作,剛剛從歐洲調研歸來的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全面 QE 很可能最後會推出,但是規模肯定會受到德國方面很大的制約,ECB很可能無法多印1萬億歐元,回到其2012年年初時的資產負債 表規模,因而“能不能幫到一些歐元區國家,存在很大疑問” 。ECB 全面寬鬆措施的有效性——即進一步降低家庭和企業借貸成本的能力,在 Praet 看來,將取決于歐元區銀行業的狀況。後者更高的資本比例、更低的壞賬風險暴露、以及更透明的資產 負債表都會提高 ECB 寬鬆措施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幾率。在12月初巴塞爾委員會公佈的關於巴塞爾 III 規則一致性的國別評估中,歐盟是惟一一個被列為“大體不符合”(materially non-compliant)的經濟體。沈建光告訴財新記者,此行與 ECB 及英法德三國央行人士都有交流, “談下來感覺很多風險還沒有暴露出來” 。在伯格洛夫看來,要讓 ECB 的貨幣政策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需推動其他改革:除非銀行業、結構性和投資等其他改革推進,給貨幣政策帶來正反饋,否則 ECB 的貨幣政策只能產生短期的市場影響,不會顯著改善歐洲的前景。改革遇阻歐元區結構性改革的前景也仍不樂觀。法國經濟在經歷二季度的萎縮後,三季度年增速小幅回升至0.4%。沈建光表示,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法國政府採取的政策仍是高稅收,試圖以劫富濟貧的方式增加福利,導致 “很多客戶說我明年都不在了,移民去倫敦了” 。今年,法國人成了英國火爆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買家。12月10日,新上任的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宣佈一項經濟改革法草案,內容包括增加法定的一年中周日營業天數上限、打破區域公交運營壟斷等。盡管並未包含改革每周35小時工作制等更為根本性的措施,被普遍認為不足以解決法國的結構性挑戰,但是該草案卻已在法國國內遭遇巨大阻力。奧朗德政府所屬的法國社會黨黨內左翼人士認為,讓更多法國人在周日工作是法國工人運動乃至 “社會進步”的倒退。該法案被預計會在明年1月的議會聽證中被稀釋。在 意 大 利, 總 理 倫 奇(Mateo Renzi)今年2月就任後曾列出改革宏圖。“但目前很難看到具體改革的推進。 ”皮薩尼 - 費里表示。倫奇目前面臨改革意大利堵塞的司法體系和拖後腿的參議院體系的挑戰。在這些任務完成之前,經濟改革很難獲得實質性推進。伯格羅夫分析稱,這兩個國家目前的情勢不如過去幾年完成一系列改革的愛爾蘭、葡萄牙等國緊急,因而改革要獲得廣泛的支持很難。兩國的領導人推動改革的能力似乎也略顯不足。倫奇很有雄心,但政治資歷較淺,在意大利這樣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已固化多年的環境中政治資本不足。反觀法國,沈建光認為,盡管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和剛從投資銀行家晉身經濟部長的馬克龍都銳意改革,但是總統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仍舊無力為改革創造政治空間。德國經濟為何出現放緩?沈建光解釋稱,在外部及歐洲經濟那麼差的情況下,德國政府仍強勢堅持預算零赤字,搞緊縮財政,對於內需的增長有極大限制。德國與俄羅斯之間外貿、能源,以及銀行間素來緊密的聯繫,目前也都受到很大影響。投資探路在此局面下,歐洲決策者基本達成的主流觀點為 : 歐洲在需求端和供給端都存在問題,而 “投資恰好既推升需求又提供供給” 。皮薩尼指出。伯格洛夫認同投資及財政政策相對更為緊迫, “但這些方面也是相互關聯的” ,結構性改革、支持性貨幣政策,能幫助降低投資風險、提升投資回報;而投資在中短期內能推升需求,穩定通脹和增長,為改革創造條件。近年,歐元區投資占比GDP 已下降至18%,低於金融危機前水平逾20%。2013年公共投資總額僅為 GDP 的2%,為公共投資同樣不足的美國水平的一半。然而歐元區國家投資水平的提高受制于各國的財政空間。目前,多數歐元區國家債務高企,僅德國及北歐國家擁有一定的財政空間。德拉吉曾于10月在美國華盛頓表示,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該加以利用,隨後他補充道, “你們來 決定這個句子適用于哪個國家” 。 “德國人剛剛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但改變仍較為緩慢,皮薩尼-費里稱。在薩默斯看來,設計良好的基建項目事實上可以降低,而非提高政府債務。保守假設基建項目的(長期)年回報率為6%,鑒於歐洲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平均約為25%,政府每年可以由此獲得相當于項目投資額1.5% 的稅收收入;目前歐元區發行(至30年期)長期債券的利率成本——收益率減去通脹率——低於1%。因而政府通過債券融資的基建項目的收入事實上大於支出,有助于降低政府債務負擔。薩默斯進一步提醒,在歐洲失業率較高的情況下,讓失業的勞動者參與建設取得收入,政府還能從中獲得個稅收入。在歐元區持續的低迷下,新上任的容克試圖打破其前任的緊縮性政策立場,以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提振歐洲經濟。在該計劃正式宣佈之前,馬克龍即呼籲歐盟層面提供的公共資金應達到600億歐元。最終推出的計劃中,公共資金僅為210億歐元,公共資金的杠杆率高達15: 1。在目前的需求前景和監管阻礙下,該杠杆率被普遍認為不太可能吸引私人資本的參與。而在伯格洛夫看來,基礎設施投資的問題,並不是拿出很多錢就能解決的,容克計劃更多還是基於融資是歐洲投資瓶頸的假設,並沒有直面私人資本不願意參與投資的深層次因素,如市場規則不夠清晰、不具確定性等。相比之下,法德政府委托的報告涉及了經濟體的結構性轉變、投資機制、經濟一體化等三方面,是更為全面、深入的政策藥方。皮薩尼- 費里解釋道,歐洲推進投資,在更新落後、陳舊的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及公共資產之外,也是為了推進向低碳、數字經濟的轉型。他舉例稱,按營收計算全球最大的十家互聯網企業中,六家為美國企業,三家為中國企業,一家為日本企業——原因不僅是歐洲信息基礎設施相對陳舊,也是受制于過於碎片化的歐盟市場及監管。清障投資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DIW)的數據,德國目前每年的投資缺口達750億歐元。1999年至2012年累積缺口達1萬億歐元,導致基礎設施及公共資產無法及時更新。德國的公共投資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人由於歷史原因對於債務形成文化上的反感,反映到緊縮性的政府財政預算立場上。在意識到投資必要性,又希望維持預算盈餘的考量下,德國政府目前計劃,在2016年 -2018年三年間將公共投資支出提高100億歐元。報 告 則 建 議, 未 來 三 年(2015 年-2017年)德國公共投資累計提高240 億歐元。歐洲布勒哲爾研究所(Bruegel)所長沃爾夫(Guntram Wolff)分析稱,德國要有一個可信的投資策略, “必須要放棄對於年度財政預算盈餘的過分堅持” 。另一方面的障礙來自于德國聯邦、州、市三級政府間不同的財政狀況。近年,德國60% 的公共部門投資來自于地方(市級)政府,但是由於危機後地方稅收收入較低,同時社保支出(多數來自于市級財政預算)逐步攀升,市級政府的財政靈活度近幾年極為有限。不少市級政府高度、甚至過度負債。為了讓市級政府層面這些亟待推進的投資項 目獲得融資,報告建議德國設立一個五年期的多層級融資基金,由聯邦、州和市級政府共同參與。在短期內(2015 年 -2017年) ,資金主要來自聯邦政府(或加上州政府)的直接資本注入;中期內,逐漸向公私合營模式轉變,借助公共資金的擔保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皮薩尼 - 費里解釋稱,該基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繞過市級政府的債務約束,也是為了構建、加強公共投資的機制能力: 該基金可以協助各地方政府選取適合私人部門參與聯合融資的項目;還可以與私人部門(金融)機構協調合作,降低私人部門參與聯合融資的交易成本。公共部門投資對於吸引私人資本加入投資也至關重要。歐洲私人部門參與投資不足,不僅受制于資金成本,原因還包括宏觀需求前景疲弱、監管障礙,以及政策不確定性。要繞過資金成本問題,歐元區的融資體系需要完成由銀行向資本市場的轉變。容克在今年7月上任伊始宣佈的“資本市場聯盟” (CMU)動議立足長期;在中短期內,需要公共部門為私人部門參與投資分擔風險。對於監管問題,皮薩尼表示,一方面監管改革需要時間,另一方面監管改革、去監管化、監管標準提高都無法排除未來政策逆轉的風險(如福島事件後,德國核電停止發展) ,因此需要公共部門來覆蓋一部分風險,尤其是在電信、交通、能源管網等跨國界、對政策尤為敏感的領域。基於融資和監管兩方面對於公共部門資金風險分擔的需求,該報告建議在歐洲層面成立一個基金,歐盟機構為此貢獻200億歐元,歐元區各國政府和開發銀行再投入300億歐元。該基金的核心設計包括:能與私人投資者一樣,進行貨真價實的股權投資。皮薩尼-費里稱,歐洲復興銀行和以色列政府在創新融資方面的經驗表明,公共部門以股權形式參與項目融資是激勵私人部門承擔風險的極為有效的方式。該基金還需要能進行類股權性質的融資,且能根據項目的特性,承擔不同程度的風險,報告稱:既可以投資于經過合理設計的“激勵債券” (incentive bond)的風險吸收層——讓 EIB或歐盟各國開發銀行投資其中間層,私人資本投資其風險暴露最小的一層;也可以投資于夾層(mezzanine tranche) ,即與其他投資者同等地位地分擔風險。盡管這一報告目前還停留在政策建議階段,其中的多少措施最終能被採納仍不明朗,但是伯格洛夫表示, “這樣的機制確實是歐盟層面需要更多思考的” 。考慮到歐元區目前的預算上限,薩默斯認為可行的做法是在限制性較大的短期預算(operating budget)之外,在未來的預算評估中考慮採取長期資本預算(capital budget)這一手段。“在歐元區目前採取的政策的基礎上,我不認為歐元區重回令人滿意的增長率在我們的視野範圍內。 ”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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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2.5億港元接盤金錢豹 高端餐飲寒冬尋路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29620.html

嘉年華2.5億港元接盤金錢豹 高端餐飲寒冬尋路

一財網 張誌偉 2015-06-08 22:33:00

嘉年華國際宣布,將以2.53億港元從兩個賣方手中收購金錢豹連鎖餐廳合共99.99%的股權。根據嘉年華公告,BFT及Grace Investment作為賣方,分別將其持有的目標公司94.9999%以及5%股份出售給嘉年華。

高處不勝寒。

國內高端自助餐飲業龍頭金錢豹,在行業寒冬中選擇了“賣身”求暖:以2.53億港元向嘉年華(00996-HK)轉讓公司99.99%股權。根據嘉年華公告,根據公告,BFT及Grace nvestment作為賣方,分別將其持有的目標公司94.9999%以及5%股份出售給嘉年華。

此外,嘉年華還同意認購金錢豹配發的股份,總認購代價為2.64億港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此向金錢豹中國區方面了解更多細節,公司相關負責人稱暫不方便透露,“詳細內容需要等董事會核準後才能公布”。嘉年華方面則表示,相當看好國內中產階層食品及飲料行業的發展,並認為優質自助餐及宴會市場將會有所增長。

“賣身”
資料顯示,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旅遊、酒店及零售綜合項目開發商,包括主題公園、酒店、國際高檔品牌專賣店購物、餐飲、會議及展覽中心、休閑娛樂及康樂設施。

上述交易完成後,嘉年華將擁有金錢豹約99.9999%的股權,將成為嘉年華的附屬公司。“憑借金錢豹在國內良好的品牌聲譽、廣泛的餐廳網絡以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嘉年華相信,金錢豹具有增長潛力,且收購事項將能夠補充嘉年華拓展至中國食品及飲料業務的策略”。

金錢豹國際事業集團,是臺灣最大的餐飲娛樂集團,2003年10月登陸大陸市場。目前已在全國擁有超過28家門店,覆蓋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19個以上城市。

2013年8月,時任金錢豹中國CEO繆欽曾對外表示,金錢豹在未來幾年將加快二線城市布局,“預計到2015年,金錢豹將實現銷售20億元和50家門店的目標”。本報記者了解到,因為行業不景氣,金錢豹在2014年僅開設3家門店:金錢豹青島店、福州店和北京翠微店。2015年上半年,金錢豹更是一家新店未開。

中國食品商務研究院研究員朱丹蓬告訴本報記者,隨著行業寒冬持續,這兩年中高端餐飲和高檔禮品店日子都不好過,“原本以為反腐就是一陣春風,沒想到持續深入,且已經常態化,這讓與政務商務消費為主的高端餐飲很難熬。”

公告稱,嘉年華未來將進一步提升金錢豹品牌在中國的網絡覆蓋,通過增加金錢豹餐廳數量、客戶群規模及客戶人均支出,從而提高“金錢豹”及嘉年華的盈利能力。“通過收購事項產生的協同效應,嘉年華相信,其能夠利用“金錢豹”的餐廳網絡交叉銷售集團的其他業務”。

尋路
既然不能改變環境,就只能通過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顯然,在過去的這兩年,國內餐飲企業也是這麽做的。

在更名、出售資產和甩賣商標之後,湘鄂情算是這輪調整中的極端典型,如今,公司創始人孟凱仍然在為償債而發愁。品牌專家李光鬥向本報記者分析稱,高端餐飲企業以往就是靠政務消費,以北京市場為例,政府、事業單位曾是消費主力,但“三公”消費受限後,這個消費群體不見了,讓湘鄂情及其他高端餐飲企業一時間很迷茫。

“餐飲行業如今到了十字路口,面臨環境壓力,企業主主要有兩條路可走:轉型走親民路線,或者賣公司套現。”朱丹蓬進一步分析稱,前者意味著要降低單桌利潤,後者則是老板發現其他更好的投資項目。

另一家高端餐飲上市公司小南國(03666.HK),日前也在積極轉型發力大眾市場。2014年3月底,針對於大眾市場個人及家庭消費的“小小南國”首店落戶上海。公司董事長王慧敏近日透露,小南國將由高檔轉為發展大眾化市場,並引入更多的品牌拓展業務。她介紹,除了引進Pokka Café品牌,還會在香港的蘭桂芳開設一家日本料理,人均消費約二三百港元。

此外,全聚德(002186.SZ)今年1月28日公告稱,公司暫緩用募集資金投資全聚德上海武寧路店及華東區域總部的建設項目,並將根據市場狀況決定何時重新啟動相關項目的投資。全聚德還介紹,重新進行了開店模式調整,未來新建門店面積一般將控制在2000平方米左右,門店小型化、菜品精致化。

“上海市場的消費能力毋庸置疑,但對餐企來說最大的壓力就是租金成本,尤其隨著高端餐飲寒冬持續,再走那種快速擴張路線顯然不適合。”一位餐飲業研究人士對此稱。

除了湘鄂情和全聚德,另一家A股上市餐飲企業西安飲食(000721.SZ) 也在尋求出路。公司4月6日公告稱,擬以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方式收購嘉和一品100%的股份,後者是一家以粥品為主業的快餐連鎖品牌。

“大眾連鎖是餐飲業今後發展的方向,作為“中華老字號”的上市餐企,西安飲食在融資能力和傳統美食上具有優勢,同時嘉和一品在北京等地有上百家直營店。”四川省飯店與餐飲娛樂行業協會會長何濤認為,雙方是各取所需。

編輯:彭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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