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起的口號。類似表態也出現在2013年3月17日新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面對數百中外記者，用俗語說明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對於走上執政前台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說，「甩開膀子」實幹，顯然比單純喊兩嗓子的「空談」要艱難很多。和十年前相比，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著迥然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
今天，中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強力推進行政體制、國企、稅制、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減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真正還富於民。政府要約束住自己那隻伸進 市場的手，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新領導人還要重拳懲治貪腐，維護共產黨自身的活力，建設廉潔政府；另一方面要建設法治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今天，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日益複雜。在中國南海和東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紛爭升級；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也經歷波折；與昔日友好國家如朝鮮、緬甸的關係也愈加複雜多變。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跳出的每一個改革的舞步，都被全球目光所注視。從經濟到政治、社會，從內政到外交，決策者們的每一個動作，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之路步步驚心，考驗新一屆執政團隊的勇氣、智慧和歷史擔當。
從十八大到兩會，經歷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過渡，新一輪政治週期已經開始。尋路中國，路在何方？本期兩會特別報導中，我們繪製了新一屆內閣圖譜，並試圖用六個關鍵詞，描述接下來中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讓我們在紙上想像未來中國，並且以最樂觀的心態，探尋中國決策者們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路徑。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變都改變不了。
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2013年3月17日上午，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他強調，改善民生離不開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我們應當敢於直面城鄉、區域兩個最大的差距。」
「提低」和「調高」
這個差距的確值得警惕。有數據表明，中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階層的收入差距是23倍。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終難產，等來的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國務院2月5日出台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如何讓大多數人享受改革成果，如何打破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難產本身就說明收入分配改革的複雜艱巨。這些年，除了城鄉和行業之間差距略有縮小外，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中國收入差距正進入轉折期、波動期，處於高位徘徊狀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很難，關鍵是要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內需不足，還會影響社會穩定。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都改不了。很多大的壟斷國企，現在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明顯比10年前強得多。中央高層要痛下決心，有壯士斷腕的魄力。
蘇海南：可以從兩個方向和一個切入點考慮。一個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可以通過多項措施來實現，包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待遇，促進建立低工資勞動者工資增長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等。
第二個方向是調節過高收入人群收入。可將國企分配製度改革作為重要突破口，打破壟斷，徵收國企資源稅，提高國有企業稅後分紅比例，《意見》中提到的到十二五期間，提高5個百分點，要儘早落實。一個切入點就是統籌設計財稅體制改革，對整個收入分配體系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極為重要。
李實：讓國企拿出更多利潤用於社會財政支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個難度要大些，短期內不會有很大進展。相比之下，在財政政策上做些調整倒容易些，包括在財政支出上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傾斜，在轉移支付上提高低保水平。
「少數人掌握資源發了大財」
問題是，現實中「二次分配」往往因為操作過程的不透明，存在「逆向轉移」，也就是說收入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初次分配不公亦比比皆是，幾大要素市場缺乏公平競爭，被外界認為是初次分配收入擴大的主因。如何重建要素市場？又該如何避免「逆向轉移」？
蘇海南：在行政干預下，整個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交易行為是扭曲的。「房姐」龔愛愛之所以有那麼多錢買房，無非是神木的礦產資源被她們低價拿到手。本來資源是全民的，結果讓少數人掌握發了大財。初次分配中資源配置有太多問題，要大力規範要素市場，保證要素市場各類主體地位平等，交易規範，價格形成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是初次分配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關鍵。
李實：如果做到沒有歧視、同工同酬、社會保障權利均等，勞動力市場就會有競爭力，收入自然就會提高。壟斷部門之所以存在高收入問題，和資本市場高度壟斷有關。怎麼破除資本市場特別是銀行業的壟斷？就得讓民間資本參與進來。這會引起連鎖效應，市場擴大了，就業就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會提高，工資就會水漲船高。
土地市場壟斷是導致城鄉收入擴大的制度性原因。農民為什麼有土地但不能獲得收益？是因為土地補償、徵地和管理制度不合理，土地市場完全被政府控制。土地市場的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對農民最大的傷害。
蘇海南：二次分配要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作用，需要抓兩方面。一方面是要明確財政支出中逐步提高用於民生的比重，比如社保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不低於12%並逐步提高比例。另一方面是抑制逆向轉移，政府首先要把保障對象搞准，比如一些保障性住房往往被有權者撈了一大把，但真正無房者卻分不到或分得很少。其次，對保障對象的分配標準要定得恰當。就像一個生小病的人，給他特別高的醫保是浪費，一個得了大病的人，卻只能給他很少醫保，讓他家破人亡，顯然也不公平。
李實：「逆向轉移」需要政府對不同收入人群，採取不同的稅收政策。比如個人所得稅本來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高收入人群有各種各樣的機會逃稅，政府可能就要考慮其他補救性的政策，彌補個人所得稅的缺陷，比如對富人徵收遺產稅。這些可以消除「階層凝固」的國際通行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極高收入人群。
既要勒緊褲腰帶，也要結束待遇終身制
遺產稅在中國爭議多年，有一種觀點認為，一旦開徵遺產稅，中國的富人都跑到國外去了，經濟就垮了。未來遺產稅在中國有沒有破冰的可能？僅僅靠多征富人的稅，少征窮人的稅，就能縮小貧富差距了嗎？
蘇海南：我參加過一個高層討論，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慢慢來，必須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現在要做的是摸底工作。可以先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包括金融賬戶實名制，工資貨幣化電子化，儘可能減少現金交易，實行房產全國聯網。這樣就清楚哪些群體是要徵收遺產稅的對象，但這估計得要八到十年。
在沒法征遺產稅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做文章。如個人所得稅調節，要從以工薪勞動者為主體，朝非工薪階層轉化，起碼並重。現在個人所得稅徵稅主體還是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並沒交多少稅，尤其是非勞動收入。統計表明，個人所得稅中的勞動收入稅率最高達45%，非勞動收入如股票投資、房租等稅率只佔20%，應提高非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要減稅和增稅相結合。一是減少間接稅，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很大的負擔不是來自個稅，而是間接稅，如增值稅等。逐漸地來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就得把直接稅培養起來，如必要的房產稅和資源稅。此外，其他措施也要配套好，如鼓勵民間創業，發揮聰明才智，鼓勵合法創業，消除分配裡邊的不公。
蘇海南：更關鍵的是要對財稅體製做全面深入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節支。政府的錢拿多了，老百姓得到的就少了。另外要增加轉移支付對民生的投入，對於支出結構，民生部門要用法律確定下來，要隨著財政收入增加，相應提高對民生的份額。
賈康：讓政府減支，就必須實行陽光財政和預算公開。更關鍵的是，政府要精簡機構，實現扁平化，削減三公開支，結束領導幹部待遇終身制，這是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