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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願意穿越回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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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日,有雜誌給我發問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歡回到哪個朝代?」我想了一下說,「宋朝吧。」


  為什麼是宋代呢?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嗎?連錢穆老先生都說,「唐漢宋明清5個朝代裡,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其實我想說的是,強大就值得嚮往嗎?在我看來,與唐漢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開國100多年後,當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在一樣,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程伊川,說得比較具體,他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100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100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裡整。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後就埋頭編《資治通鑑》,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


  宋代對商人很寬鬆。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規定的「官市」中進行;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各位日後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後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


  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台灣學者許倬云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煉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


  宋代的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稱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


  正因為有如此繁華,所以馬可·波羅寫的那本遊記,讓歐洲人羨慕了幾百年。法國學者謝和耐斷定,「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南宋滅亡之後,蒙古人統治了中原98年,之後又有明清兩朝,其高壓專製程度遠遠大於宋代,更糟糕的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人的格局從此越來越小,文明創新力也幾乎喪失殆盡。


  簡單說到這裡,你知道我為什麼願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黴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其實,人生如草,活的就是從容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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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室(10):宋朝是最好的?! 梁隼

http://notcomment.com/wp/?p=7949

筆者細個讀中國歷史時,成日都係話漢朝同唐朝是最偉大的,因為偉大的定義係如何令外族臣服(筆者心裡覺得,咁似依家個美國既),對於尋求安穩的朝代如宋朝就描述為國勢弱的時期。雖然宋朝喺外交同埋軍事上面都係技遜一籌,但係講到人均收入,經濟環境筆者真係要俾十個叻俾宋朝,唔信嗎?就拿一點數據來分享下。

用稅收嚟反映當時國家的財力就係最準確,如果國家稅收多,計埋D逃稅避稅等因素即係人民收入會相對多好多。北宋時期稅收曾去到1億6000萬貫。呢個數字好抽象,我地又折算下即係值依家幾多錢?

引用呢個網址提供的折算表 http://wenwen.soso.com/z/q477712508.htm

1兩黃金=10兩白銀=10貫,1億6000萬貫即係有1千6百兩金左右,當12,000港幣一兩,即係值1,920億左右。

當時的稅率約為1/15,而其他賦稅亦都唔多,咁GDP就即係1,920億x15 = 28,000億港幣,北宋的人口約1億人,即係人均GDP就係28,000港幣一年,依家睇落就梗係唔多啦,但係果陣係千幾年前的宋朝喎。

就算宋朝中後期國家朝政有點亂,一般也可收到8000-9000萬貫稅收,即使是得番半個中國的南宋,財政收入都高達10000萬貫文。

咁其他朝代又點先?就拿幾百年後的明朝比較下,明朝中葉時期每年稅收白銀250萬兩,到末年又要抗外敵(後金,即清朝前身),同內亂(農民起義),迫於無奈左挖右挖先有1,000萬兩白銀,加埋正常的稅收就大約1,500萬兩左右。不要忘記明朝以白銀作單位,即係話就算係1,500萬兩白銀,以1兩白銀=1 貫銅錢作計算的話,只有150萬兩黃金,連宋代1/10都沒有。

咁龐大的收入,或多或少係反映宋朝產業多元化,唔係以農業為主, 好似在「水滸傳」中,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林沖)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可想而之當時人民收入係幾豐厚。

其實宋朝富庶係有理由的,因為宋朝的國土只佔有中國最富庶的地方,真係想窮都難,就好似公司重組咁,只留底搵倒錢的部門,搵唔倒錢的就外判或掃出街一樣。

不過咁樣會有兩個問題,第一,組織缺乏擴展同向上的動力,第二,就係強幹弱枝。

下回就會講下,有一個滿有志氣的人,如果在安逸的宋朝下嘗試變法失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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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宋朝那些名畫“拍”回來 宋畫很糾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594

現藏日本京都東福寺的宋畫無準師範像。日僧圓爾弁圓入宋求法,拜在杭州徑山寺的無準師範門下。回國創立東福寺時,圓爾帶回了無準師範的頂相圖(肖像畫),後兩人的肖像畫都成為東福寺鎮寺之寶。中國寺廟收藏的佛教題材繪畫反因朝代更叠等原因毀壞殆盡。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宋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畫家多、畫法多、傳世作品多。從戰國至唐,流傳至今的繪畫作品一共不過百件,而宋朝一個朝代就有千余件。

美國人對中國畫的興趣與研究,正是從宋畫開始的;直到他們買下一大批,才總結出一點經驗,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

中國大陸至今仍是收藏宋畫最多的地區,但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也是宋畫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級重鎮。“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他們的研究水平全面超越中國大陸。”

83歲的中央美術學院退休教授薄松年一點都沒給同行留面子。

2014年11月1日,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舉行的宋畫國際學術會議閉門會上,這位操著一口濃重保定腔的特約嘉賓,對12名來自全世界的學者論文一一點評,對其中一半以上都表達了不同看法。

薄松年當年的學生,同樣來自中央美術學院的副教授黃小峰是被“看法”的學者之一。他為這次大會提交的論文《嬰戲、辟邪與采藥:尋覓宋畫中的端午扇》有一處註釋,標明此處引述來自宋人孟元老的筆記著作《東京夢華錄》,被白發蒼蒼的薄松年抓住:“《東京夢華錄》我滾瓜爛熟,(這句話)不是里面的!”

這次會議的討論氣氛友好,但不無較真兒;與會者們當場打開電腦,上網。“我們幫薄老師驗證了一下記憶力,”黃小峰笑著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還真沒記錯。最後發現,是我把註釋標錯了。那句話是來自南宋的另一本書,《歲時廣記》。”

12名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其中包括80歲的美國著名藝術史家、耶魯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班宗華,每個人都帶來了一篇關於宋畫的論文,準備結集出書。這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少有的大場面。

敢於舉辦如此規模的宋畫學術研討會,浙江大學很大程度上的底氣來自出了一套重量超過100公斤的書:《宋畫全集》。這套書由浙江大學與浙江省文物局共同出版,收錄了分布在全球一百余家機構與個人手中的大量宋畫。

“如果沒有這套書,我想很難有這個(舉辦學術會議的)想法了。”會議主持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繆哲教授說。

世界上精度最高的底片

說是一套書,其實並不確切。啟動快十年了,《宋畫全集》仍然沒有出齊。

它分七卷,每一卷有若幹冊,每一冊的重量都在四五公斤,售價約4000元。目前,這套書共出了22冊。第一卷,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作品;第二卷,上海博物館收藏作品……第六卷是歐美、第七卷是日本收藏作品。根據作品多寡,每一卷的冊數都不同。

浙江大學做這件事,理由很樸素: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最初的想法只是編海峽兩岸故宮的宋畫圖冊。“我說:那麽人家兩個故宮自己弄就行了,需要你浙大幹什麽?我們幹脆做一套全世界的宋畫。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嘛,名正言順。”《宋畫全集》執行主編、現任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許洪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5年全集編纂工作啟動後,很快成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點項目。

三百余年的兩宋,連同五代、遼、金,至少上千件紙本、絹本繪畫作品分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手中。假設它們拿到拍賣行去,基本每張都能估出上億元的價格。要把它們搜集齊全,用8×10英寸反轉片一一拍成底片,印制出書,其難度可想而知。

明清以來的古籍文獻、世界各大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圖錄、國際著名展覽和學術研討會的報告、文物鑒賞專家的研究著作……為了弄清楚“世界上的宋畫都在哪兒”這個問題,搜集資料用了近兩年時間。

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如何說服這一百多家博物館合作,把這些秘不示人的重寶拿出來。根據國內的文物管理與評級制度,宋畫一般都被收藏的各大博物館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2005年時任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曦,是《宋畫全集》的策劃者兼總主編。他任內成立的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是《宋畫全集》的執行編纂部門。

工作團隊迅速兵分兩路。

一路,由時任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帶隊,向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等部委打報告,請求全國各家收藏宋畫的文物部門、文化部門,協助拍攝。從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渺表態全力支持到國家文物局致函浙江表示同意拍攝,用了一年多時間。

有國家部委的公函,就有了通行證,但還不夠。

由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工作進度很慢。浙江方面一一拜訪一些博物館及其上級文物部門。

另一路,則向海外所有收藏宋畫的機構發去公函,請求支持。根據歐美、日本等國的慣例,只需向收藏宋畫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機構直接提出申請,商談細節,約定時間,再去拍攝即可。最終,涵蓋歐美、日本的最後兩卷最先出版。

南京六合畫家村,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名畫《千里江山圖》被複制上墻。 (CFP/圖)

被盜走的國寶

從日本回來,《宋畫全集》副主編、55歲的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曉明的右臂累傷了,整整到醫院治了一年。

為了節省經費,他們最大限度地減少出差人員。一百多公斤重的專業照相器材,經常只有他和另一名工作人員扛。這套書經常要求能將原畫的局部放大到150%翻拍,甚至更大。為了保證圖像質量,能自己派人拍的盡量自己拍。也有些博物館出於“面子”或規章制度的問題,堅持由館方拍。

有張曦的支持,浙大的校內校外資源被調動起來為《宋畫全集》服務。浙大校友總會負責聯系分布在相關國家的浙大校友,協助翻譯、聯絡關系;歷史系、中文系參與審校、鑒定,外語學院參與作品信息的翻譯,藝術學系、藝術研究所參與文獻的梳理、撰寫,文化遺產研究院鑒定畫上的印章、考釋……

“非常有益於浙大藝術學科學術能力的提升。”金曉明說,做完《宋畫全集》,浙大出了好幾位以宋畫為論文題目的博士。他本人也受益良多,尤其是熟悉了海外宋畫的收藏分布、流傳情況。

宋代的杭州是佛教重地,日本頻繁派出僧人來此求佛學法,很多人都會攜帶一些佛教題材的繪畫歸國。在日本現存的宋畫中,很多都是寺廟收藏的佛教題材,佛祖涅槃圖、布袋和尚、達摩像、羅漢圖……近千年來,中國本土寺廟收藏的佛教題材繪畫反而因朝代更叠等,毀壞殆盡。日本藏宋畫正好成了美術史中重要的補充。見到“杭州來的”拍攝組,絕大部分日本寺廟都比較爽快地配合了拍攝工作。

京都五大寺院之一東福寺甚至拒收版權費用。近800年前,日僧圓爾弁圓入宋求法,最終拜在杭州徑山寺的無準師範門下。回國創立東福寺時,圓爾帶了無準師範的頂相圖(肖像畫),作為繼承師法的憑證,也是對老師的紀念。800年來,東福寺奉圓爾遺命,每年紀念無準師範的生日。

無準師範的頂相圖和圓爾本人的肖像畫,成為他留給東福寺的鎮寺之寶,這次借《宋畫全集》重新回到中國。“頂相圖對日本的佛教人物畫有很大的影響,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畫種形式。”浙江大學藝術系副教授林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為這兩張圖撰寫了說明。

受邀參加會議的日本東京大學學者板倉聖哲也參與了《宋畫全集》的工作。他為日本皇宮收藏的一幅《蘿蔔蕪菁圖》配的圖版說明中,對其來歷做了詳細的考證:這幅畫傳為宋僧牧溪的作品,15世紀初期由明朝皇帝贈給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後幾經輾轉,1887年轉贈給明治天皇,成為皇室收藏品。

美國收藏的宋畫則多為百余年來私人購買和捐贈。班宗華教授在學術大會上用漢語朗讀自己的論文《清末宋畫的發現》,引來陣陣笑聲與掌聲:美國人對中國畫的興趣與研究,正是從宋畫開始;直到他們買下一大批,才總結出一點經驗,發現其中不少是假的……

班宗華的老師,是1948年由華赴美的世界著名藝術史家方聞。這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華人教授桃李滿門,1980年代,世界各大博物館的東方部主任基本都是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他也是這次舉辦宋畫學術會議的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的倡建者之一。

宋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畫家多、畫法多、傳世作品多。從戰國至唐,流傳至今的繪畫作品一共不過百件,而宋朝一個朝代就有千余件。宋畫研究在各國的中國古代藝術史學界都是重頭戲,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美術到13世紀到達了一個高峰。

1962年,在美國巡回到舊金山的“中國珍寶大展”上,年輕的班宗華為北宋畫家範寬的《溪山行旅圖》折服,第二天就決定放棄繪畫,投入中國藝術史的研究。

除了北京故宮,國內宋畫收藏的重鎮是上海博物館與遼寧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的主要收藏來自捐贈。從陳毅開始,上海歷任市長都要親自接見重要的文物捐贈者;上博還采取多種手段鼓勵、酬謝捐贈者,比如辦壽宴、付醫療費,甚至買房子。《宋畫全集》的第二卷,共收錄了上博的72件作品,包括趙佶的《柳鴉蘆雁圖卷》、梁楷的《八高僧圖卷》等。

遼寧博物館的宋畫多來自清宮舊藏。溥儀當年以“賞賜”自己的兩個弟弟為名,將一大批故宮文物偷運到天津,後又運到偽滿洲國“首都”長春。1945年,溥儀被蘇聯紅軍俘獲,其大部分藏寶最終被剛剛成立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博物館)獲得。《宋畫全集》的第三卷共收集39件宋畫,大部分來自這批被皇帝盜走的國寶。

而它們的一個“同伴”,金畫《文姬歸漢圖》則在戰亂中被人偷走,1962年才被吉林省博物院尋回,收藏至今。

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二祖調心圖》,據傳為五代宋初時擅長佛教題材的畫家石恪所作,曾藏於京都正法寺。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如何避免“道德問題”

浙大在海外的宋畫尋訪工作,目前還未能像在中國大陸那樣,涵蓋所有博物館等機構的收藏品。

每個參與尋訪工作的人都感到尤為可惜,但“著眼點”不同。

許洪流引以為憾的,是日本京都清涼寺的藏品,16幅筆法古拙的北宋《十六羅漢圖》。想了好多辦法去聯系,對方僧人堅持不見面。金曉明則始終放不下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羅漢圖》。大德寺曾經將此畫向外展出過,但不願參與合作,理由是:不能對外。

浙大甚至請了方聞教授出馬——他青年時曾在大德寺待過,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論文便以這套《五百羅漢圖》為題。八十幾歲的方聞從美國飛到日本,還找了板倉聖哲陪同,對方的負責僧人就是不松口。“如果同意合作,光這一套作品就值得再出一冊。”金曉明說。

更大的缺憾是在臺灣的藏品。已故著名鑒定專家楊仁愷在其著作《國寶沈浮錄》中稱,國民黨去臺時,分三次帶走了約八千箱各類國寶,幾乎件件皆精,其中就包括二百余件宋畫。由於諸多原因,臺北故宮所藏宋畫,未能出現在《宋畫全集》中。

對這套書,學術界普遍評價很高,但也有爭議。2014年8月,已故書畫鑒定家謝稚柳的夫人、92歲的女畫家陳佩秋接受媒體訪談,公開批評了《宋畫全集》。她的意見,主要是魚龍混雜。“現在就應該是每個博物館里的人合起來,把《宋畫全集》真偽的問題統統搞清楚。”

《美術報》不久刊登了一篇對《宋畫全集》有關人員的采訪:《構築宋代繪畫和文化研究的平臺》,作為回應。核心論點是: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可能的。

“再鑒定三百年也一樣有爭議。”金曉明說。

1983年,由文化部等部門牽頭,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組成“中國古代書畫七人鑒定小組”,對全國文博系統的館藏書畫進行集中鑒定,本次《宋畫全集》入編的國內藏品,基本都經歷過七人小組的鑒定。對海外藏品,則以海外博物館和相關藝術史家的研究成果為依據,再組織專家討論,決定入編目錄。但無論是鑒定小組,還是海外藝術史家討論,對很多書畫都沒有得出一致結論。某幅作品是不是真跡,某幅畫屬於哪個時代,“謝稚柳和徐邦達就經常吵架。”許洪流說。

鮮為人知的是,當時個別地方博物館並沒有把最珍貴的文物拿出來鑒定。“他們怕一旦自己館的文物被鑒定為珍品,可能一道命令文物就調走了,損失更大。”

《宋畫全集》編委會為入選畫作定了自己的標準:對內,只收公立文博系統的收藏,私人收藏品一件不選,“怕有利益問題、道德問題”。對外,對日本個別流通有序的私立博物館和文化機構的部分藏品,進入備選;而其他入圍作品,一律按國內標準執行。

《宋畫全集》的圖版說明,每篇幾乎是一篇小論文,作品的學術爭議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如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金畫《文姬歸漢圖》,連主題都有巨大爭議:畫的到底是蔡文姬歸漢,還是王昭君出塞?

謝稚柳認為是昭君出塞,“金人每好作明妃出塞……”楊仁愷也持相同看法。但另一位鑒賞家蘇行均卻不主張改動此畫的名字。理由是該畫自明朝王士禎、清乾隆時即已定名,已經進入歷史;另外,畫上沒有昭君出塞圖的關鍵符號:持琵琶的侍女;女主角全身上下均是胡裝,似從胡地歸來;從該畫胡官的外貌表情等分析,亦應是文姬歸漢,而非昭君出塞。

故宮副院長也只看過這一次

“專家不是一兩天能培養出來的。”開完閉門會第二天,繆哲在主持學術會議的間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參加學術會議的部分專家還要繼續留幾天,參與其他工作——來一趟不容易。這次來參加學術會議的12位學者,10位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來自中國大陸的只有黃小峰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余輝。

中國大陸至今仍是收藏宋畫最多的地區,但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也是宋畫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級重鎮。“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他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中國大陸的。”許洪流說。

除了公開展覽,在大陸很難看到原作,這是研究的第一難點。每次打開,都可能意味著國寶的一次損傷。黃小峰說,出版《宋畫全集》,才讓他第一次有機會仔細地對很多宋畫進行觀察。

即使故宮的專家,看次原作也不容易。《宋畫全集》收入了北宋畫家王希孟的作品《千里江山圖》,青綠設色打開以後可能會剝落,原故宮博物院分管副院長肖燕翼十幾年來也只看過這一次。對文物的嚴密保護,無形中也限制了它的利用價值。

而在中國大陸之外,這一問題並不突出。繆哲在美國幾個博物館申請看古代美術品的原作,一個電話就搞定了。他很自覺地讓工作人員負責搬動和打開,自己並不動手。“說到底,是一個財產權和責任的問題。現在,這套《宋畫全集》,可以說解決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研究障礙。除了極少數研究必須看原作,正常的研究,看這套書就行了。”

收藏宋畫的海外博物館,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收藏了一套單價8萬余元的《宋畫全集》。

早在2010年9月,《宋畫全集》大部分編撰完成時,浙江大學已決定將其拓展為《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繼續編撰《戰國-唐畫全集》《元畫全集》《明畫全集》和《清畫全集》。雖然需要面臨一系列老問題,如同樣對海內外收藏機構走一遍申請程序、重新拍攝,但畢竟輕車熟路,這項工作做得快多了。目前,《元畫全集》已經印刷出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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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零口供”如何定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3552

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圖為《洗冤錄》清代木刻本。(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

中國傳統司法制度有一個頗受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過於重口供,為取得犯人認罪的供詞,允許用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口子一旦打開,濫刑幾乎無可避免。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對此有幽默的描述:“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然後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序在現代眼光中,會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什麽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傳統的最銷書呢?”

然而,如此審案程序,只能說是寫“舊小說”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國家司法的制度設計,也不是真實的司法情景。中國古代雖說允許刑訊,但法律對於刑訊的使用其實有著嚴格的限制,尤以唐宋時期的“拷囚之法”最為周密。《唐律疏議》與《宋刑統》均規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審多少次,刑訊最多只能三次;兩次刑訊之間須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訊只限用杖,杖笞的總數不得超過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則刑訊的杖笞數不得超過其罪罰之數;嫌疑人三度刑訊仍然拒絕招供,必須保釋(犯盜、殺重罪之人除外)。

宋朝立國,對刑訊的條件限制更為嚴格。宋太祖曾下詔:“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 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不得對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為防止司法官濫刑,因為“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不過,這一立法卻帶來了一個悖論:如果“狀驗明白”、證據確鑿,那又為什麽還要逼問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一道詔令也許可以回答這個疑問:“自今獲賊,如贓伏露驗,事實顯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隱蔽徒伴者,許量拷訊,數勿過二十。”拷訊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審問出共同犯罪的同夥、破案的線索。

應該說,傳統司法確實重口供,但相較之下,宋人更重證據。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洗冤錄》的作者南宋提刑官宋慈提出:“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今人以為口供是傳統司法的“證據之王”,但宋慈顯然不這麽認為。檢驗所得的法醫報告,其實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證據。

另一位南宋法學家鄭克則說:“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叠用,各適所宜也”;“按證以人,或容偽焉,故前後令莫能決;證以物,必得實焉,故盜者始服其罪。”在宋人看來,“察情”與“據證”都優先於口供;而各種證據當中,物證的證明力又大於人證。不管怎麽說,“證據之王”都輪不到口供。

唐宋時期的司法,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從前的“據供定罪”模式,《唐律疏議》與《宋刑統》都有規定:“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據狀斷之。”意思是說,如果犯罪證據確鑿,能夠排除合理懷疑,那麽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據證據作出判決,這叫做“據狀定罪”。

《宋史·張近傳》記載了宋代的一起“據狀定罪” 案:前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溫卿,因為胡作非為,“以不法聞”,大理寺正張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訴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張近說:“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況惠卿也?”審訊時,呂溫卿一言不發,擺出“我有權保持沈默”的架勢,始終“不肯置對”。但本案證據確鑿,“溫卿所坐明白”,法官張近又考慮到“倘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也就沒有要求呂溫卿招供。在請示皇帝許可之後,最後“以眾證定其罪”。這是發生北宋的一個承認犯人“沈默權”、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由於《宋刑統》有“雖不承引,據狀斷之”之規定,我們相信宋代還應該出現過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過,應當承認,“據供定罪”還是當時主流的判決模式。我們也不能苛責宋人為什麽不將“零口供”列為普遍的司法原則,以一千年前的刑偵技術,絕對無法做到“零口供”。同時期的西方司法雖然不怎麽重視口供,卻不能不忍受更荒謬的“神判”,一個人有罪或無罪,取決於上帝;說破了,其實就取決於運氣。

但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發展也確有令人遺憾之處,那就是唐宋時期萌發的證據重於口供的文明趨勢,未能在後來的明清時代發展下去。《大明律》《大清律》均刪去“雖不承引,據狀斷之”的條款;同時補充規定“凡諸衙門鞫問刑名等項,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義”舊路。

而且,唐宋法律對刑訊的種種條件限制,也被 《大明律》刪得幹幹凈凈;同時“拶指”“夾棍”等以前列為非法的拷訊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認可。因此,刑訊逼供在明清時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泛濫之勢,誠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說:“《唐律》於拷囚之法甚詳,《明律》概行刪去,遂無節度,遇有疑難之案,仁厚者束手難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濫之害,勢所不免。”但也不至如舊小說所寫:“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

(作者系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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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古蹟公園 原址保育宋朝遺址

1 : GS(14)@2016-10-18 08:11:33

【本報訊】規劃署除大幅增加啟德發展區可建單位數目,亦因應早前在港鐵沙中線一帶發現的宋朝遺址,包括古宋及其他遺蹟等,故建議將鄰近九龍城及新蒲崗的發展區第二區,原本政府、機關或社區用地等改劃為休憩用地,並在該處發展面積約1公頃的古蹟公園,將近年發掘的宋朝遺址作原址保育。


鄰近建築物高度將提升


規劃署發言人指,因應古蹟公園,部份道路將要改道,一幅政府、機關或社區用地亦要移位,日後公園將會配合隔鄰的宋皇臺公園一併發展,讓市民可欣賞到考古遺址,了解更多宋朝歷史。但古蹟公園旁的住宅及商業用地亦會增加發展密度,地積比由4.5至5倍增至6.5倍,建築物高度亦會提升。至於屬歷史價值較高的宋代方井,因位處日後沙中綫土瓜灣站位置,該井則會在車站建成後,重置在原來位置。發展區亦會預留位置作啟德全科醫院擴建、在茶果嶺海濱一帶設職訓局新校舍。■記者鍾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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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香園:宋朝的後裔

1 : GS(14)@2016-11-25 07:25:58

早前有篇關於長實(1113)執行董事趙國雄的花邊新聞,趙國雄飯局「自爆」,說自己是江蘇常州人,更是宋太祖趙匡胤後人。據《明報》報道,他「最佩服祖先黃袍加身兼能杯酒釋兵權,前者顯示能服眾,後者則能避免了血腥收權」。無厘頭認祖歸宗,意有所圖?向地產界前輩請教,原來趙國雄早說過是「宋朝的後裔」。於2011年時,趙國雄曾指自己雖在香港出生,但非常熱愛家鄉,每年會回鄉探親2至3次,更透露家鄉有祠堂有族譜,可證明是趙匡胤第二十一代傳人,那年更連任香港常州商會會長,女兒趙宇任該會副秘書長。趙國雄為趙匡胤後人是舊聞,但此時提「杯酒釋兵權服眾論」卻可圈可點。趙國雄任主席的泓富(808),其收購計劃剛被股東否決,但有趣的是,作為泓富單一大股東的長實地產,是在表決前公開表明不支持。更巧合是長和(001)主席李嘉誠有份持股的亞騰資產管理(ARA),近期決定私有化,趙國雄就是ARA主席。到底是想暗示有人不能服眾?還是想說有人成功避免「流血衝突」?又或者是想提一提,有人很有能力,隨時也可「黃袍加身」自立門戶?密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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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VR】回帶到宋朝大澳「自古以來」是鹹魚領土?

1 : GS(14)@2017-05-06 11:38:41

大澳於宋朝已是漁港和鹽場。



特區政府計劃發展大嶼山,打算在大澳發展甚麼武術還是太極中心、民宿、露天劇場、昂坪纜車延線等。《蘋果》帶大家回帶到宋朝,親身體驗大澳歷史。毋須建一棟「博物館」,亦毋須在港鐵站搞甚麼「展覽」,只要點擊以下《蘋果VR》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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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機(葡萄牙)人曾在明朝於此處建立據點。

大澳漁民最早在船上生活,後來逐漸建起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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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大火燒毀了大澳近百間棚屋。

未來的大澳會是甚麼樣子?

早於宋朝,大澳已經是漁港和鹽場,明朝期間更有軍隊駐守。正德年間(1506-1521年),佛朗機(葡萄牙)人襲擊屯門區域,並於大澳建立據點,直至屯門海戰(1521年)後,佛朗機人才撤出。嘉靖年間(1522-1566年),大澳更設置水師寨,以防禦海盜入侵。棚屋是大澳獨有的特色,最初,大澳漁民一家會擠在船上工作和生活。後來,為免老弱、小孩在捕魚時發生危險,漁民建起了棚屋,並逐漸遷到陸地。棚屋除了居住外,村民後來亦用來曬鹹魚、海帶,醃製蝦醬。可惜,大澳棚屋一直經歷政府取締及清拆,2000年更發生一場大火,燒毀了近百間棚屋。今日大澳仍然保留了漁村風味,是香港著名旅遊景點之一。未來,這種懷舊的漁村風味,鹹魚、茶果、和魚肚等手信又能否得以保留?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tertainment/art/20170506/200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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