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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浩:應當明確肯定民企不等於資本主義私企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告別了計劃經濟,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從而使國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國民經濟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大好局面。黨的文件也明確肯定民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民企就是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發展民企就是發展資本主義。而隨著民企數量、規模、產值、就業人口的逐步提高,中國的改革開放到底是否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就成了長期被質疑的問題。我們雖然從來沒有認可這種認識,但在理論上似乎也缺乏足夠的回應。這就使得堅持這種認識的人甚至主張積極創造條件,以便在今後某個時刻開展社會主義改造。似乎豬養肥了就當宰。而這也成為了富人跑路的重要原因。現在應當是時候從理論上清楚地對此做出回答了。

社會屬性必然體現在企業行為之中

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這個概念雖然張口就來,但如要做一個符合歷史與現實的經濟學定義,其實並不容易。我們只能沿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完成這個定義。

首先,資本屬於私人所有(包括家族或極少的幾個個人)。

其次,企業生產的根本目的是利潤,即剩余價值。

因此,工人們從事雇傭勞動,資本家千方百計壓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其要害就是剝削他人勞動。

如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那麽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讓這樣的企業長期存在。因為資本家盤剝工人必定會激起工人的反抗,工人從破壞機器、消極怠工到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生產環境、提高各種待遇等,勞資矛盾會越來越尖銳。甚至發展到罷工、上街遊行,並引起城市斷水、斷電,公交、鐵路停運,商店、醫院關門等嚴重幹擾社會生活秩序的現象。矛盾再尖銳就會爆發革命。這是社會所不能承受的,而且這使本來想賺大錢的資本家不但賺不到錢,反而會因工廠停工而倒賠。現實使資本家成為了懂得妥協的經濟動物,其社會也必然會拿出各種辦法對企業的行為進行限制或引導。

上述現象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法國、德國及其他歐美國家確確實實地發生過。馬克思、恩格斯就處在那樣一個時代。

青年恩格斯撰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不朽著作,詳細揭示了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引起馬克思的關註。更多的社會人士也早就看到了這些現象,這甚至成為了更早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發展的土壤。而資產階級國家的言論自由使得對當時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批評沒多大障礙就可以發表出來。很多社會主義流派的報紙、雜誌、書籍紛紛出版,而工人階級也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甚至舉辦學校、各種培訓班來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些都致使整個社會的道義、同情在工人這邊。

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工人對勞動產品享有權利成為社會共識。這打碎了資本家企圖獨占剩余價值的美夢。所以資本主義企業從一誕生起,批評反對的聲音就不絕於耳,社會主義運動也隨之而起。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馬克思語)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遏止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種種盤剝。英國政府先後建立了工廠視察員制度、衛生官檢查制度,頒布了礦山視察法,建立了童工調查委員會,專職人員輪番對工廠的有關情況進行實地考察,並公開發布視察報告。其中有涉及勞工工資的、勞動時間的、勞工食品的、車間衛生狀況的、雇用婦女童工的、工傷事故的、工人居住條件的、職工教育的、業余生活的、健康狀況的方方面面。

雖然政府的投入並不充足,但仍對工廠主構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他們要從各個方面改善勞工的境遇和待遇。在這個基礎上,英國政府又推出了工廠法,對工人的工資標準、工作日長度、勞動保護、教育等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規定,並不斷嚴格執行,違者受罰。從而使勞資矛盾大為緩解,也使得企業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必須服從其他人群以及社會的利益。這些變化甚至使得馬克思認為英國最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簡單的回顧說明企業的社會屬性必然體現在企業行為之中,而企業的行為由於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而必須以能得到社會的包容為前提,不是可以由自己任性的。所以,是社會意識形態——包括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道德因素,以及作為這一切體現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其中特別重要的還有勞動者自身的態度和選擇,規制了企業行為,決定了企業的社會屬性。處在同一社會經濟制度中,企業行為不會由於所有制不同而展現根本不同的社會屬性。

經濟領域的“出身論”一開始就是錯的

把改革開放後誕生的民企視為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這種認識把當今中國看得比200年前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如。中國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勞動者是社會的主人,社會制度包括法律保護勞動者不會陷入受剝削被奴役的地位等。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具體的保證的。

首先,資本主義私人企業是在社會兩極分化,極少數人壟斷了社會財富,而廣大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這樣一種社會狀況不可能存在於改革開放的中國。

雖然仍有貧富不均,但當今社會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不說沒有,也確實已經不多了。黨號召全民創業就說明少數寡頭壟斷社會資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工人中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賺到錢後去開店辦廠或做生意。也就是說,人人都有當老板的機會。

第二,現在企業職工的主體其實是農民工,他們不是一無所有,也不是除了出賣勞動力外別無生路。他們在農村擁有可以進行農業生產的全套生產資料,進廠務工只是出於比較利益,自己有選擇的自由。城市職工也是一樣。

第三,由於勞動法和其他法規的作用,民企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能得到保護,隨著法制的健全,企業主的違法成本將越來越高。

由於這樣一些條件的變化,民企老板已不可能任意剝削工人了。民企職工的收入及經濟地位總體上與公有制企業的職工沒有本質的區別。

不僅如此,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再加上市場競爭的作用,還使得越來越多的民企老板懂得職工和自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因而尊重並善待工人。很多民企老板會把提高職工的收入和福利視為自己的責任和事業成功的標誌。像華為、慧聰這樣的企業,還推行員工持股。在深圳這樣的地方,如果企業違背了勞動法,工商局、社保局、稅務局等都會進行嚴密監控,違規的企業寸步難行。這就保障了民企職工能充分享有利益保障。

堅持民企就是資本主義私企,其實就是斷定私人辦企業肯定剝削。這種認識有兩條自認為很充足但卻站不住腳的依據。

第一,私人辦企業肯定剝削了工人,這個問題企圖靠數量經濟學的嚴密計算是無法得出結論的。有沒有剝削,只需看工資合理不合理,工資合理不合理只需看是不是符合勞動法。我國存在的不同所有制執行同樣一個勞動法,不能說國企職工是主人,而民企職工就成了受剝削的了。

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有效的觀察點。只要看工人自己對工資認可不認可就可以。因為當今的勞動者並不是不進工廠就沒有活路,而是權衡之下才進的廠。馬克思指出,一個國家的工資水平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水平以及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我們國家,比如旅遊已經被認為是人人都可享有的權利,那麽工資的支付就應當使得職工有錢可以利用假期去旅遊。再如工人的工資應當足以支付兒女上學。民企職工如果對工資不滿意,是可以用腳投票的。因此我們認為民企職工工資總體處在正常水平上。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工資水平必定越來越高。靠壓低工資賺錢的企業,只能面臨職工用腳投票而被市場淘汰。

第二,另一個依據是認為企業的利潤都被企業主占有了,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麽。

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只要企業按勞動法的規定支付了工人大體符合市場水平的工資、獎金、加班費、補貼,交夠了稅,那企業主的收入就是合法收入而無關剝削,無可厚非。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企業利潤雖歸企業主了,但真正拿去消費的只占不大的部分,利潤的主要部分其實還留在企業,用於創新、設備更新、產品升級換代以及擴大規模、應付生產成本的上升。不這樣做的企業會垮掉。按西方經濟學的說法,這不是利潤而是企業主為未來支付的成本。而且工人也會從企業主支付的這未來成本中得益。

利潤留成在公有制企業里我們叫積累,而到了民企我們就說是剝削?買了股票享受分紅是正當收入,而辦廠獲得利潤就是剝削?這樣的理論無法自洽。

企業的社會屬性是從其經濟行為體現的,而企業的經濟行為又受到社會的規制。所以企業的社會屬性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是先驗的問題。經濟領域的“出身論”一開始就是錯的,早該壽終正寢了。所以在討論民企是不是資本主義私企之前,應該明確的是時代已經變了,條件也變了。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制下,民企成為資本主義私企的道路總體上已經被堵死。這樣來認識並這樣來做,才是制度自信。非公即資是階級鬥爭時代的思維,這種思維大大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人民長期陷於貧困。

改革開放之初是為了加快生產力發展才允許民營企業發展的,但這種允許並不意味著支付億萬勞動者重新受壓迫被剝削的代價。那些主張在今後適當時候對民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恰恰沒有認識到,民企在誕生之前就已經被改造了,而在誕生之後也依然被規制著,否則中央何以論斷民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呢?我們必須堅決維護中央的這一判斷,保護社會成員依法創業的積極性,促使國民經濟更加健康地發展。

當然,民企不是天使。我們的經濟生活中充斥著假冒偽劣、賄賂、尋租,民企也參與其中。但這反映的是叢林規則,要靠加強以社會的公共精神為前提的信用與法治來加以解決。把汙泥濁水都歸於資本主義,並不是科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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