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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中國威脅論也沒用 TPP淪為美國大選犧牲品

美前財長否認“中國投資威脅論”：支持中美BIT繼續完成

近年來，中國不僅在多邊貿易方面大步前進，在直接對外投資(FDI)方面也大幅上升。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威脅論”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乏觀點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出口擠占了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就業崗位。在眼下的美國大選期間，“對華強硬”的情緒似乎也愈發強烈。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近期，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ank Paulson)撰寫了“闡明中國在美投資”，表明應“繼續支持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完成”， “中國的FDI很可能繼續大幅增長，成為中美之間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經濟紐帶。這一紐帶發揮其最大作用是可以支持美國就業，甚至貢獻工作崗位。”保爾森認為，許多工作流失並非由於貿易，而是由於科技進步迅速、生產效率提升所致，在美國、中國都是如此。

保爾森也認為，由於中美之間的文化和法律法規差異、對目標市場與機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動態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中國在美投資可能仍會面臨一定挑戰。“中美BIT的最終完成將提高跨境投資規則和相關機構的可預測性。”

“‘全球化’很容易就被美國用作解釋當前眾多問題的‘替罪羊’，這比起解釋例如教育、基建、稅收、匯率政策、信息化等更複雜的細節要容易得多。”美國黃氏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白永輝教授(Jean-Marc F. Blanchard)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美兩國其實都不會反對達成BIT協定，但問題在於雙方如何滿足各自的需求，美國希望的是建立在負面清單上的市場準入、提升透明度等。”

中國對外投資增速迅猛

早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總額為1160億美元，略超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不過，直到近十年，中國投資才開始多元化發展，投資重心從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轉向了發達市場。

不同於“中國投資威脅論”，保爾森認為，中國在美投資開始維持或創造當地就業崗位。在一些項目中，中國投資人為美國企業提供成長資本、幫助其擴大產能。對於另一些項目，通過與中國投資人成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一些美國企業發掘了中國市場的新商機。此外，中國市場的規模與容量可觀，創新性的美國初創公司得以快速量產新產品，降低新興技術成本。“從這一意義上，中國投資將造福於面臨激烈全球競爭的美國中小企業、制造商、初創公司、農民和農場主。”

保爾森認為，宏觀經濟推動力的變化、外匯儲備的積累、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品牌建設與加強創新等是主要推動力。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現行的增長模式正在失去動力，迫切需要進行經濟再平衡，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出口與高能耗工業化的依賴，提升經濟附加值與科技含量，提高服務業的經濟地位，從而打造一個以中產階級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濟體。”

201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頂峰，約四萬億美元。政府註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且允許部分國企使用外匯儲備在海外投資更高回報的資產。另外，中國也設立了對外投資的專項基金。

其他因素也導致了中國資金流向美國市場。例如，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成本相對昂貴，對於一些行業來說, 在終端用戶與消費者市場附近成立制造樞紐和供應鏈更符合企業的經濟利益。農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迄今為止，中國在美最大規模的交易之一就發生在這一行業，即2013年雙匯對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收購。

保爾森認為，雙匯投資案凸顯了中國FDI的另一動機：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國內投資企業正在學習如何管理國際性業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借助知識轉移，向全球最佳實踐靠攏。”

此外，隨著中國意識到自己缺少全球性品牌，建立國際品牌、增強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創新能力等目標對中國投資者來說變得緊迫而重要。

中國對美FDI仍面臨挑戰

雖然態勢一片大好，但中國直接投資依然面臨著挑戰與阻礙，未能發揮全部潛力。保爾森熱認為，其中一些問題不可避免，但也有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施加的阻力，其中有一些則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在他看來，中國絲毫不能忽視這些障礙和阻礙帶來的影響。關鍵性挑戰包括以下幾點。

• 觀念差異：無法達成一致

雙方的誤解是一項根本性挑戰，這也並非意料之外，因為大多數潛在的中國投資者並不充分了解美國市場，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企。保爾森認為，更讓未來外資環境堪憂的，是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公眾情緒，這些情緒被兩黨的一些政客進一步利用並強化。

對於交易雙方，特別是涉及中國投資者的交易，處理和緩解政治顧慮顯得愈發重要。中國投資者的確還需要學習適應，不僅是處理在聯邦層面的政治問題，還需要應對投資所在地的本土政治。這並非易事，也不存在萬全之策。保持高度透明，嚴格遵守交易的法律流程與規範是一切中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的基本前提。

• 投資政策影響兩國市場

中國

中國的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中國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時，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若這一障礙能得以解決，僅此一項就能幫助更多中國資本流向美國等其他市場。

此外，若中國對外投資的審批流程能進一步簡化, 公司將對投資項目擁有更大的管控與決策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政府的依靠。“中美BIT若能完成，不僅會有助於中國市場打破壟斷，經濟事務上的積極進展也會鞏固兩國間的互信。”保爾森稱。

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私人投資者正投資海外，但國企在融資和政策環境上(例如外匯儲備的獲取)依然享受優惠政策。大型國企有許多為海外投資融資的辦法，民企可能被擠出局。

美國

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投資者和政府時常將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審查看作是投資交易的重大阻礙。2012-2014年間，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所有案件中中國占19%，緊隨其後的是英國（15%），加拿大（11%）與日本（10%）。尤其是被視為關鍵性基礎設施與技術的行業，包括能源、電信、信息技術與國防等，都有可能導致該委員會的介入。

保爾森認為，在收購流程的早期, 中國投資者就應當明確潛在的國家安全問題，進行徹底盡職調查，尤其是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似乎在不斷擴大。為了以開放的姿態正確完成流程，投資者必須聘請經驗豐富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需要熟知國家安全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了解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動態，清楚如何與相關的議會委員會打交道。

與州市一級合作

美國體系呈現去中心化特征，各州州長或者更低一級的各市市長在招商引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的職權不同於中國地方政府。美國州長與市長可以提供優惠稅收政策，簡化行政上的繁文縟節，甚至幫助投資項目選址。大多數時候，州長與當地政府官員並不直接參與交易，也無法為項目動用大量的州資源。考慮到投資所在地的社區可能從未接觸過中國投資，與州市一級的官員和其他當地利益相關方攜手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與美國媒體溝通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媒體風格主動，有時甚至有些攻擊性，中國投資者應對這樣獨立私營媒體的經驗缺乏，使得與美國媒體打交道也成了難題。在整個交易期間，周密與積極的溝通戰略必不可少，投資意圖、項目如何融入和造福當地經濟都需要加以闡述。當然，這不僅限於地方層面，在聯邦層面，積極主動的溝通戰略需要同步展開，以保持高度透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讀。

中美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

盡管存在上述挑戰，但保爾森表示，考慮到赴美投資強大的經濟動力與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中國資本依然會繼續尋求美國的投資機會。而且即使大多數情況未必如此，許多時候，接受中國資本也符合美國利益。但為了真正激發這一潛力，爭取中國資本，美國需要積極與其他發達市場競爭，同時，不管當前政治風向如何，都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兩國政府都應當：

• 保持經濟開放，接納外國投資，克服國內選民與利益集團的政治施壓。

• 避免設立外資完全禁入的行業，國家安全審查須公正透明。

• 在投資項目中避免報複性行為擡頭。

• 繼續支持中美BIT的完成。

保爾森認為，為提高投資的成功幾率，牢記以下原則大有裨益。

• 所有的收購都存在政治因素，獲得收購或新建工廠所在地所有利益相關方及社區的支持總是有益的。

• 對於狀況良好的美國公司，任何外國投資者的收購都會面臨政治阻力。另外，美國公眾通常不喜歡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中國國企的收購將會受到更嚴密的審查。

• 除了盡可能保持信息透明，建議外國投資者聘請高水平的金融、法律與溝通顧問。

• 幫助當地經濟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收購項目，更容易獲得被收購方與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

• 在美國市場運營的中國公司與收購項目將成為美國了解中國的窗口。

最後，保爾森也強調，任何收購美國公司的外國買家必須牢記以下兩條準則。首先，收購必須根植於經濟考量，避免出價過高。最佳的收購應當提供協同效應，以使買方促進美國公司與員工發展，比如提供新的市場機遇，或進入買家所在國市場的機會。收購完全不相關行業的公司時，買家僅起到出資作用，此類項目幾乎註定失敗。

此外，交易完成並不是故事的尾章，收購後留住人才是關鍵，包括如何安排薪酬體系與職場晉升機會，激勵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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