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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教授有如此質素?






















greatsoup:

對於該人寫的東西我有點保留,他說的東西甚皮毛,所以多不轉載。

但是這篇文引經據典,看來寫得非常好,但犯有極大錯誤,他在文章稱REIT無槓桿,那為何REIT要借錢作收購物業之用,借錢已有槓桿作用,但他好像沒發現到這一點。

他作為財務及會計系教授,究竟他有無研究過香港的REIT,連脫苦海兄都寫得好過他多多聲,唉。

作為他的學生,我只好對香港的大學教育感悲哀。

延伸閱讀

脫苦海:

逆向圈地運動 REIT熱潮

http://hk.myblog.yahoo.com/tokuhon_blog/article?mid=595

將租金轉成資本-REITS簡介

http://hk.myblog.yahoo.com/tokuhon_blog/article?mid=1439

2008-09-14 AppleDaily

理財第一波:投資(二十五)為甚麼買房產基金?

買 基金是間接投資的一種,透過中介人購買投資產品,當中的產品可以是股票、債券、認股證及商品。房地產基金所投資的是物業,物業可以是住宅、貨倉、商場、寫 字樓、酒店、廠房及車位等。房地產基金在亞洲的發展稍遲,美國在60年代已發展,澳洲在70年代,而亞洲則是2000年的事。主要是日本、新加坡及南韓, 香港要追溯至領匯房地產基金。著名的投資數據研究公司ibbotson Associates(在06年已被Morningstar收購),每年都有為不同種類的投資產品作長期回報分析。他們指出房地產基金的回報,高於債券但 低於股票,特別是細公司的股票。

物業升值投資者得益小

在美國,房地產基金有不同的投資策略,也有其相關的指數,例如 NAREIT,其中有再細分為住宅、商場等指數,而且市值龐大,與香港的小規模不可同日而語。研究亦指出,房地產基金對利率的敏感度不高,但能有效地與通 脹對冲。不過如果物業升值,投資者的得益不大,因為房地產基金的收入主要是租金。

流動性高入場費低

買房地產基金的好處是流動 性高,交易的時間比物業短很多,而且可以分散風險,投資者把畢生大部份的積蓄投資於單一物業,物業的質素、保養、是否凶宅等皆是風險。房地產基金把投資分 散於不同的物業,甚至是海外物業,風險較低。再者,房地產基金的入場費較低,普通投資者只要付出很少,便可以投資於商場,如果沒有房地產基金,幾乎是不可 能的事。

房地產基金也不是天下無敵,如未能像直接擁有物業般可全部分享利潤,而且沒有槓桿效益,除非你願意借貸,當然不是向證券行借,因息率較差,也不是 當普通股票孖展借,而是利用其他有抵押的貸款,可以借得多一點。

結果如何,是個人問題多於其他問題,好的客戶從來會借得多,借得平。不過除非房地產基金十 分高息(如10%)及時機好,否則其槓桿效益不大。

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高級導師 李兆波電郵地址:[email protected]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067

從未如此肯定過 蔡東豪

2009-01-22  NextMagazine


對 於預測泡沫能力,我屬於格林斯潘派別︰泡沫爆破後所有事情看得較為清楚。可是,有一個泡沫連我也看得一清二楚,從它醞釀到形成到爆破,一切似是跟足劇本在 觀眾眼前演繹出來;我說的是杜拜泡沫。杜拜是一個從沙漠中升起的21世紀城市,魅力沒法擋,曾經是全球金融家、有錢人、「潮人」的寵兒。忽然間,「中環刁 王」頻頻飛往杜拜;Giorgio Armani 高呼杜拜是新紐約;杜拜宣布興建全球最高商業大廈、最大購物商場、最豪華人工島。

杜 拜泡沫我看得特別清楚,當中牽涉了香港因素:我留意到特區政府這「明燈」。當特區政府高調率領由政商界組成的外訪團,不停大讚人家怎樣了不起,高談全新概 念,出現「雙贏」或「三贏」、「打造XX平台」等詞彙,我肯定這是泡沫。99年董建華率領政商猛人訪問以色列,考察科技項目,李澤楷亦有同行,回港後董建 華宣布批出數碼港,為港版科網狂潮揭幕。

特區政府可能是運氣不好,也可能是判斷力差,總是在不適當時候在不適當地方做出不適當事情。去年初曾蔭權率團訪問杜拜等幾個中東城市,驚嘆這些城市商機無限,香港可扮演中介角色,打造「伊斯蘭金融平台」。

杜 拜人口二百萬,逾半來自外地。它本身沒有豐富石油資源,但位處阿拉伯海灣有利位置,一直擔當石油出產國金融中心角色。近年杜拜政府銳意加速發展,高調興建 舉世矚目項目,開放地產市場予外地人,放寬銀行借貸限制,大力推動旅遊業。遇上油價節節上升,杜拜成為全球焦點。而最為人注視是杜拜的地產市場,07年和 08年是最瘋狂時期,樓價不停上升,銀行開大水喉,全民參與炒樓。其實杜拜當地人對樓宇的需求有限,買家主要來自鄰國和國際熱錢,一時間杜拜成為全球表現 最佳地產市場,製造一個沒有基本因素支持的泡沫。到08年6月,杜拜在建寫字樓樓面面積達4200百萬平方呎,超越上海。當銀根收緊,外部需求減少,全靠 炒家支持的地產市場應聲崩潰。杜拜股票市場由地產股主導,指數從高位六千點,跌至最近二千點。

沒有人懷疑杜拜作為石油出口國金融中心的長期 優勢,泡沫爆破影響短期投資氣氛,但不會擾亂杜拜經濟長期升軌,也不會影響杜拜政府的決心。泡沫爆破甚至可視為發展中城市的必經階段,讓它從中吸取經驗。 我最摸不着頭腦的是,為何香港要參與其中?去年11月,正值金融海嘯多事之秋,財金主帥之一的陳家強飛去杜拜,依然大談香港怎樣推動伊斯蘭金融……押錯注 不是問題,事後低調處理,不了了之便是;特區政府對伊斯蘭金融迷戀程度之深,令人費解。

 

一個城市、一間企業或一個人,在制 定競爭策略時,第一個亦是最重要一個要問自己的問題——有沒有獨家優勢?這問題衍生其他問題︰優勢能否持久?其他人能否輕易取代這優勢?香港擁有一個可持 續下去和不容易被取代的優勢︰中國。對此優勢,曾蔭權曾說過,香港想窮都幾難。我認為他的話全無輕佻成分,一語點中香港應走的路。

或者日日夜夜談論中國是一件很悶的事情,人總是喜歡搞搞新意思,以示創意,可是當香港未完全發揮中國這基本優勢的時候,新意思只會令人分心。假如我是「阿爺」,我會不客氣向曾蔭權訓示︰你做好了本份嗎?

以 我熟識的新上市市場為例,中國政府對香港和上海這對活寶貝之爭,態度是時愛時恨,一時認為上海是親生子,應全力支持;一時認為香港才是一級國際城市,應順 勢發展,跟上海共榮共存。香港政府不可坐等內地政府幫忙,須無時無刻進行游說和推廣工作。我不同意有能力上市的大型內地企業已全部上了市的說法,較準確的 說法是第一輪準備較為妥當的已經上了市,餘下來港上市的企業可能要多下點功夫。中國「四大銀行」之一農業銀行還未上市,它會考慮香港嗎?中國最大鋼廠寶鋼 會否考慮來港上H股?中國第三大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幾時重新啟動香港上市計劃?再者,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無雙,製造財富能力驚人,昨日的小企,三數年間 可變成大企。我們與其老遠去沾手外地泡沫,不如多下點功夫參與一個實實在在、就在眼前的經濟奇蹟。我相信這是中國對香港的期望,也是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期 望。

蔡東豪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港交所上市委員會副主席。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5380

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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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f2lj.html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 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 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 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 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 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 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 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 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 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 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 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 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 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 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 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 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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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了網購如此大的空間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5124.html

目前,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互聯網用戶,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整個歐盟的人口數。儘管中國的電子商務起步較晚,但中國網民顯然比歐美發達國家的網民更熱衷於網絡購物。其中正反映了我國傳統商業發展的不均衡。

普華永道2011年9月在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瑞士和中國7個國家進行了這項比較研究,在每個國家分別訪問了1000名18歲以上網民。

結果顯示:6%的中國網民每天網購,33%的中國網民每週網購數次;而在歐洲,法國、荷蘭、德國、瑞士這些歐盟國家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1%和5%;英國網民網購的頻率稍高,分別為2%和7%;美國網民則為6%和15%。

調查還顯示:法國44%的網民5年前開始網購,23%的網民網購經歷不超過1年;而美國和英國分別有54%和52%的網民網購經歷超過5年,20%和14%的網民網購經歷不超過1年。

中國目前擁有著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中國的互聯網用戶達5.56億,其中34%的互聯網用戶會在網上購物。到2013年,中國應該擁有7.15 億互聯網用戶,如果40%的用戶在網上購物,那麼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中國將新增近1億網上購物者。作為中國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淘寶網註冊用戶已達6億, 日交易量1000萬筆。

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2010年大大超過傳統零售業的增長。貝恩公司的研究顯示,未來網上購物預計將以48%的年增長率增長,到2013年將達1.5萬億元,但仍只佔總零售額的7%。這意味著儘管已經達到目前的數字,但網上零售商仍有很大的空間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對比其他互聯網應用可以發現,導致中國網民對網購熱潮更為熱衷的主要原因在於價格方面,中國網購流行的最主要誘因在於「差價的誘惑」,傳統零售業與電子商務的差別就在於,傳統零售業要承受高房價、高運費、高稅收的中國「三高」症中的高房價、高稅收兩大壓力。

同樣的商品,分別擺在中國和美國,標價卻大不同。同一款Coach的拎包,在中國可能要價2000元人民幣,在美國的Outlet可能不到100美元,按匯率計算,國外價格不及國內的一半。這便是中國零售業備受制約,也是網購火熱的最有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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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中國經濟為何如此之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4b5010102dynu.html

房地產投資放緩的跡象、製造業產量萎縮以及貨幣政策朝著促進增長的方向轉變,使得研究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們校正了他們對2012年的預測。當然預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都是充滿困難的,只是在預測中國的發展前景時,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經濟結構疾速轉變,一些關鍵變量缺少長期的歷史數據,其他方面也根本沒有數據可循,這一切都意味著預測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更像是一門藝術而非科學,一直以來都要依靠大量的猜測。

 

如同PNC的資深經濟學家比爾•亞當斯(Bill Adams)所言:多數預測模式的基本假設是,未來的各種關係會與過去一樣,但是中國的情況往往不是如此。

 

對經濟的預測是由對潛在增長率的估算來支撐的,其不確定性就由此而起。潛在增長率是由可利用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額度以及二者結合的有效度來決定的。美國及歐洲主要經濟體的所有這些變量是可知的,或者是可以估算到一定的準確程度的。而在中國卻不行。等著從農村遷移到工廠的農民工的數量、資本存量的規模以及生產能力的增長幅度都是相當不確定的因素。

 

大家都認同的一點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放低了,但是在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根本問題上卻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要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會去到多遠或發生得多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許多經濟學家乾脆只審視目前的增長率,並且假設在接下來10年中會逐步放低。

 

預測將來一年兩年的增長率基本上是在估算出潛在增長率的基礎上,計算出需求的變化將推動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高多少或低多少。為了表達他們的想法,經濟學家們把國內生產總值界定為消費、投資和淨出口的總和。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濟學家、目前就職於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解釋說,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每個組成部分的貢獻需要依據展示關鍵變量如何影響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等式。

 

舉例來說,要預測家庭消費,高路易會考慮工資變化、財富水平和消費決策的信心的影響,在中國,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拿出口和消費的關係來說,歐洲危機肯定會在2012年影響中國出口業,進而又影響就業、工資和家庭消費。但是影響有多大?中國不公佈有意義的失業數據,工資方面的數據稍好一些。估算出口業遭受的打擊對消費的影響,既要依賴硬數據,也要依賴自身的判斷。

 

在投資方面,企業和政府的資本支出數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非理性的動物精神是影響商業投資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企業認為經濟在快速發展,他們就會掏腰包辦新工廠買新設備。如果他們認為發展放緩了,他們的投資就會降為零。

 

非理性的動物精神讓預測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商業投資都很困難。但是美國和歐洲有幾十年的數據顯示出各行業對經濟週期變化做出怎樣的典型性反應。中國30年來幾乎未曾中斷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急速變化意味著很難去預見其商業投資的走向。

 

在這種混沌之外,如果商業投資急遽下跌(像2009年那樣),政府很有可能開始行動。這種決定會有很大影響。在2009年,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令中國經濟轉危為安,但是經濟學家們通過研究中國經濟的歷史趨勢是完全不可能預見到這一點的。

 

在出口方面,成熟的經濟體預測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很直接的。估算貿易夥伴的需求,與競爭力的變化綜合起來,就能得到準確的結果。但是對那些還正在世界舞台上咱露頭角的國家(例如中國)來說,這種方法就沒那麼有效。

 

2012年為例,歐洲的衰退肯定會削減中國的貿易夥伴的需求,工資的增長又有損競爭力。但是如果中國繼續在全球市場佔較大份額,將減弱需求衰減及競爭力下降的打擊。整體的影響很難預見。

 

相關的主要數據和各種關係有著這麼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經濟學家已經不止於單純運用模型來形成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測,他們同時還要運用判斷和直覺,在預測中國經濟發展時,這兩者所起的作用要比預測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來得大。

 

那麼我們對待關於中國的預測是否應該比對待關於那些成熟經濟體的預測抱有更大程度的懷疑呢?高路易認為,答案為是,也可以說不是。他說:一方面,中國的預 測數據的不確定性更大;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於推動經濟增長有著很強烈的意願,願意通過政策的靈活性來實現目標。所以如果經濟增長率降低得很多,相信政府 會拿出刺激政策使經濟增長率回升。

 

市場指望通過經濟學家來得到正確的增長預測,經濟學家則指望政府來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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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桂華:綠城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2/1419452.html

講授的《財務報表分析》課程再一次被MBA學生們評為最受歡迎課程。獎品是一個7英吋的樂Pad,可以單手持著看書、安排日程、瀏覽網頁,真不錯,我也因此樂上了幾天。

為什麼最受歡迎,我想原因有二。

其一,我常教導我的學生,「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是舞台,企業的戰略與運營計劃是劇本,會計師是場記。企業家根據戰略與運營計劃在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 這一舞台上演出,會計師就趕緊把它記錄下來」。反過來,分析師,就是要根據會計師這個場記的記錄,分析和評價演員們演出的效果如何?為什麼?

其二,我常常提醒我的學生,要學會觸類旁通。像我們的祖先告訴我們的那樣,見一葉之凋零而知秋之深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已寒。也學會通過一個行業若干個典型企業的報表分析,而對行業形勢、經濟形勢做出準確的判斷。

瀏覽微博時,不經意中見到一篇妙文,「綠城通過騰挪項目降低槓桿保命」 ,像武林高手見到「乾坤大挪移」的秘籍後就想躍躍欲試一樣,我也有些抑制不住,想通過綠城的報表,看看綠城這些年在演哪一出、演得怎麼樣,見綠城這一葉,可否知房地產行業這一秋?

圖表是從綠城近5年的會計報表中摘錄出的一些資料,這是綠城的會計師們記錄的場記。我們首先通過這一場記來解讀綠城這些年演的是哪一出。

為了讓非財務專業人士理解綠城的會計師們記錄的這些演出,這裡我們不妨首先用最直觀的語言解釋一下圖表中的一些術語。

流動資產,是指現金、銀行存款、應該收取的銷售款、儲備的土地、正在蓋的房子、蓋好了沒有賣出去的房子等。

流動負債主要是指預收的賣房款、應該付的採購款、應該支付的工資等。

流動資產減去流動負債,就是營運資本。打一個極簡單的比方,如果我們採購了100萬元的材料,有70萬元沒有支付,那麼我們的流動資產就是100萬 元,我們的流動負債就是70萬元,營運資本就是30萬元。換句話說,100萬元的材料,我們「騙」了70萬元,掏了30萬元的真金白銀。這就意味著,營運 資本就是我們掏出去的真金白銀。營運資本增加,就意味著我們掏出去的錢增加了。

多掏的這些錢從哪兒來?不是「騙」銀行,就是「騙」股東。「騙」銀行的錢,就是非流動負債的增量。「騙」股東的錢,就是股東權益的增量。

掌握了這些分析的工具之後,我們就可以來分析綠城的演出了。

以2009年為例,綠城的營運資本增加了71.52億元,即綠城儲備土地、正在蓋的房子和蓋好了未賣出去的房子等流動性資產,除去沒有付錢「騙」來的部分之外,從兜裡多掏出去了71.52億元的真金白銀。

2009年相對於2008年,綠城的非流動資產,比如汽車、機器等,增加了13.4億元。與營運資本的增量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綠城的錢主要花在了囤地囤房上面。

綠城的錢從哪裡來?我們發現,2009年綠城的非流動負債增加了63.26億元,股東權益增加了13.95億元。即綠城囤地囤房的錢,主要來源於債務,比如銀行借款等。換句話說,綠城借來的錢,變成了土地和房子。

讀者朋友們不妨順著這一思路研究2008年至2010年的數據,不難發現,這三年,綠城似乎按照同一劇本在演出,即這三年綠城主要依賴各種債務融入 的資金在囤地囤房。因此綠城的債務資金佔資產的比率,即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底的71.14%逐年堅定地上升至2010年底的88.47%。簡言之,綠 城玩兒的錢,有接近90%是玩銀行的錢。

如果把經營企業看成是賭博,相信讀者朋友們不會有太多的異議。那麼綠城玩兒的賭注到底是誰的?

我們再來看綠城演出的舞台。我們注意到,從經濟環境來看,在近幾年廣義貨幣發行量增加的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社會上流通的錢越來越多。在這一背景下,近些年的房價也因此呈現持續上漲的態勢。

在這一舞台上,大舉借錢擴張,大舉借錢囤地囤房,似乎合乎情理。正如同有春風夏雨,就一定有秋霜冬雪一樣。2011年,近乎嚴苛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之 下,房子似乎有些賣不動了,綠城借來的錢變成了房子,債務在陸續到期,銀行自然只會要真金白銀而不會要房子。怎麼辦?綠城只好把變成土地和房子的錢,再變 回真金白銀。

於是,我們注意到2011年上半年,綠城的營運資本增量較之以前大幅下降了,非流動負債的增幅也大幅降低了。不僅如此,有媒體報導,自2011年12月至今年1月的「2月內賣掉7個長三角優質項目,綠城通過騰挪項目降低槓桿保命」。

我不禁莞爾,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早知在缺錢的時候要把囤的地和囤的房變成錢,為什麼當初把錢變成地和房的時候,太過「瘋狂」而不知穩健?

一葉知秋。

綠城大肆甩賣非現金資產,一定是因為債務陸續到期而又缺乏現金。如果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放鬆,舞台環境依舊,那麼綠城演出也將依舊。如果綠城現象不是 孤立的,那麼大量囤積的土地和房子,急於變成現金時,如果需求不增加,價格會如何變動?我想,街頭賣燒餅的「馬大姐」都能夠判斷。

這裡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所謂的「剛需」一族,不要因為「剛需」,而讓你未來的資產大幅貶值,而且這種貶值,可能比通貨膨脹更為可怕。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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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百億燒到本業 面板夢一場空 八十四歲不拚了 許文龍放手奇美電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2012-5-28 TWM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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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畫我猜》如此短命?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10/20/233961.html

社交遊戲《你畫我猜》(DrawSomething)一度火爆大街小巷,搞移動互聯網的不知道這個詞就好像不用混下去了。今年3月被Zynga以1.8億美元收購後,各種成功分析文章更是充滿了科技媒體版面。但它的輝煌似乎也就止於此,日活躍用戶自收購時的1460萬銳減至5月時的1000萬,再到現在觸目驚心的190萬,證明了其實不一定是遊戲值這麼多錢,也許只是它的乾爹Zynga管理層把好生意做壞、以及亂花錢的能力比較強而已。

拋開金融不談,單就產品而言,你有多久沒碰過這個圖標,還是早就刪了?偶爾打開,對方不是畫圖猜詞、而是直接把單詞寫在屏幕上就為賺金幣的情況,也會令人大大掃興。那麼,為什麼Zynga如此「短命」?如果你是它的產品經理,當初應該做出哪些改進以挽回頹勢?以下綜合了知乎網友劉超及黎秋陽的回答:

為什麼短命?

劉超:首先我們要看玩家玩遊戲是想在遊戲的過程中得到什麼?不管是策略類、經營類、動作類、射擊類、角色扮演類,我覺得追求的是一種滿足感,攻城略地的快感、拳拳到肉的快感、百步穿楊的快感、行俠仗義的快感,因為這是人欲望的天性。

經過思考發現,粘度高的遊戲都是線性的,就像設計者鋪好了一條路,你沿著這條路走就會有快感發生。我也玩DrawSomething,並且有段時間樂此不疲,現在回過頭想想,我感覺這款遊戲屬於點性遊戲,一個點終結了並不能從遊戲設置上把你引導到另一個點上去。

同時,這款遊戲對於玩家要求太高,試想你的畫作鬼畫符自己看了都想死,別人老也猜不中,你深深的陷入了自卑感,這與玩遊戲的心態是相悖的(這可不是再說我自己喲,我畫的還是可以的),就這兩點就會喪失許多玩家了。

總之,遊戲缺乏粘度、對玩家要求太高。

借鑑一下目前大家都在討論「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DrawSomething亦是如此,玩家對於這款遊戲的體驗基本上來自於你的對手,由於存在大量劣質畫,甚至非常多的直接把詞寫出來的情形,這嚴重的破壞了遊戲體驗,而遊戲本身的設置幾乎無法規範這種情況,對遊戲環境的維護完全靠玩家的素質,這簡直是災難。當DrawSomething上充斥著糟糕的塗鴉和直接寫出的詞語時,也就離死不遠了。

黎秋陽:

1、缺乏成長性:這是用戶持續玩的興趣來源。大部分社交遊戲都有一定的成長性,如經營類的城池/農場,基於成長性才可以去談遊戲中的交互行為,用戶通常為了成長而交互。金幣系統也是成長性的體現,如TempleRun,但是DrawSomething裡面的金幣出口明顯狹窄,可購買物品吸引力不足。休閒遊戲中的三星/完美系統以及成就系統也屬於成長性的一種,如憤怒的小鳥,小鱷魚愛洗澡等,但DrawSomething不太容易借鑑此類系統。

2、缺乏新鮮感:成長性差的遊戲通常具有較為持久的新鮮感,這是在缺少成長獲得的成就感時,刺激用戶不斷來玩的基礎,如德州撲克、三國殺、Dota,其基礎玩法雖然相同,但是每局遊戲都不一樣,正是其魅力所在。DrawSomething的玩法簡單,每局遊戲雖然都不相同,但是大量的劣質畫沖淡了用戶的新鮮感。

3、隨機匹配和一對一系統所限:我粗略的把用戶需求分為兩類:一是和熟悉的人玩,用戶並不介意其繪畫質量,單純是為了和對方交互;二是隨機匹配,不管用戶自身繪畫水平如何,他總是希望能夠看到水平高的畫作(PS: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畫是Spinage——對方給我畫了一個惟妙惟肖的大力水手),這是隨機匹配不能滿足的。

由於一對一系統所限,在朋友沒空而用戶空閒時,必須選擇隨機匹配而沒有其他遊戲方式進行遊戲。隨著用戶逐漸增多,讓我眼前一亮的畫也越來越少,更別說那些直接寫詞語的用戶了,用戶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漸離開。

4、高等級用戶和低等級用戶的割裂:當然,任何遊戲都需要注意這個問題。通常的遊戲設定中,用戶與高等級用戶交互獲得的獎勵較多,為了加強用戶與低等級用戶的交互,遊戲策劃通常採用兩種做法:一是設定一些組隊/帶練級的系統吸引高等級用戶去幫助低等級用戶;二是設立一定的門檻使低等級用戶只能互相交互。但是這倆者均無法在DrawSth中實現。更為嚴重的是,繪畫水平的成長極為緩慢,大多數用戶很可能一直保持著較低的繪畫水平(比如我)。當用戶開始排斥低質量畫作時,這個局面就已經積重難返了。




《你画我猜》(Draw Something)活跃用户数减少趋势(至2012年5月)

《你畫我猜》(DrawSomething)活躍用戶數減少趨勢(至2012年5月)

怎麼能讓它的持續性更好?

劉超:對於上述存在的問題,我覺得產品層面的改進,可以增加以下功能:

1、評分系統。無論猜中與否,猜詞結束後,猜詞者對剛才的畫作進行評分(0-5顆星),比如對方是直接寫出詞,雖然我照著猜對了,三顆金幣進賬,但是在評分上給其評零分,寫詞者收到的鴨蛋多了(系統設置連續或累計得到多少個鴨蛋被kick),被退出,良主動驅逐劣,重塑遊戲環境。

看到這裡可能有客官會問,惡意差評怎麼辦(親,包郵哦)?淘寶惡意差評是有利可圖,收錢改評。至於DrawSomething,各位玩家有沒有過這樣的情形,看到對手的一幅好畫,並且精準的猜中時,嘴角上揚一抹微笑,這樣你還給別人鴨蛋的話,我語塞,我認為在沒有金錢糾葛同時還能給自己帶來美的享受時,人性是純良的。

2、成就系統。點性遊戲要增加粘度,可以用成就系統把點串起來,不過多累述。

3、圖庫系統。這是我一上手這個遊戲就很糾結的地方,遊戲中無畫作保存處,我都是每次在別人猜中的瞬間(必須快,不然馬上就被翻頁了),用手機截圖保存的,二次語塞。

剛在知乎另一個問題上學到一個詞「木乃伊情節」,人們都喜歡照相留下精彩瞬間,回過頭翻一翻看一看,無限感概啊。增加圖庫系統不僅解決玩家正面需求,亦側面能增加遊戲粘度(有時就想打開看看,然後既然都打開了,那就再畫兩幅吧)。

4、暫別系統。當你和對手齊心合力幹到第10輪第20輪時,可能各種原因你突然覺得累了,再進行下去漸漸變成出於一種不讓輪數歸零的責任感,為了責任玩遊戲?Oh,on!固然可以直接丟在那不理會,但這對你的partner來說,突然杳無音訊是種非常不好的體驗,增加一個暫別功能,跟對方Sayhi,let'sfighttogethernexttime,I'llbeback!情意滿滿啊,當你的小畫筆再一次在他屏幕上亮起時,多麼美妙……

黎秋陽:分享和評論系統是對原有遊戲的很好的改進,除此之外,我覺得還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思路:

1、猜優秀畫:基於分享系統或是採用其他方式對畫作進行評分,獲得一定好評的畫作自動進入優秀庫,用戶可以選擇猜優秀庫的畫作。

2、競速模式:類似於闖關模式,在一定時間內猜對數量最多的用戶能夠進當日排行榜。圖庫可以選擇用戶的「朋友庫」或是「優秀庫」或者就是所有畫作。

3、回味模式:打亂用戶原先畫過的畫,讓用戶自己再猜一遍。這本身也是一種Timeline。

4、結合字謎:可以結合小強填字的玩法,用圖畫取代文字給對方提示,但是做起來可能略微複雜。

(出自知乎網友劉超、黎秋陽回答,整理: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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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漫長 如此崎嶇 如此堅毅------寫給過去和未來投資者的信 雪球壹號

http://xueqiu.com/1409552993/22727854
  1949年,是新舊中國的分野,是劃時代的年份,也是這一年,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格雷厄姆出版了一部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聰明投資者》,巴菲特一直把這本書視為引領自己成功的基石。期望股票投資成功的人,完全可以從這裡吸收不盡的營養。然而肇始於1990年的國內股市,迄今已經22年,熊長牛短,給數不盡的投資人留下了難挨的徬徨苦悶。

     為什麼股票投資極易失敗?這是許許多多的投資人不可迴避的問題。思考這樣的問題常常引起我內心最深沉的追問,是我們不夠聰明嗎?是我們不會分析公司財報嗎?是我們不瞭解公司運營嗎?

    市面是有許許多多的關於股票投資的書籍,可謂浩瀚;網絡論壇裡也有許許多多的高手,高談闊論,意言無盡。但是很多的書所傳授的知識如同飲鳩,高手們的表演也幻影般迅疾消失。世上並無免費的午餐,成功投資必須走自己的路。即便這條路再泥濘,再艱難,也需步步踏實。

     查理.芒格一再告誡:「反過來,總是反過來」,這種逆向思維方式,回許可以找到投資何以失敗的答案。

    沿著這條思維的捷徑,粗略地梳理自己感念,興許對過去和未來十年或更長投資期的你我會有所啟悟。

    投資極易失敗的原因之一,投資者沒有弄清投資和投機的本質。說起概念來有些玄虛,兩者又極易轉化,如果用價格和價值來表述可能好理解些。我不想談論如何區分價格和價值,因為反應在市場中兩者從未精確過。進入股市,必須構建價格和價值的「雙軌思維」框架,早期進入的投資者,多是考慮公司的價值,後期進入的投資者多是看重價格。價格是價值的影子,有時拉的很長,有時離得很近,有時甚至會出現「倒影」。銀行地產這幾年的政策打壓,像「趴窩」一樣死氣沉沉,然而利潤卻年年增長,無論用什麼指標計算,都極具投資價值,然一年不動,兩年不動,三年還是不動。「權威」人士引述國外的投資經驗,說價格低估一般不超過十八個月,可是三十六個月過去了,仍然如鴕鳥般把頭埋在沙坑裡。「週期論」甚囂塵上,奉行實用主義的投資人去追逐市場熱點,把風險直接裸露在外,唯失敗沒有二致。

     投資極易失敗的原因之二,盲從輕信。既然成功的投資是極少數人才能實現的事情,大眾行為就一定是錯誤的。經濟學不是科學,經濟學家描述的只是經濟現象,各種預測結果過後看都是笑話;市場分析師的預測更是不靠譜。我曾暗自思忖,是無數的股民養活了他們,而他們卻在鎂光燈下煌煌大論;流行於各類財經網站的標題黨新聞,不是製造眼球就是放大恐懼,也許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交差混飯;論壇上一幫職(非)業股民,到處散播對某某股票的推薦和評論,極盡渲染。浸淫股市這麼多年來發現,凡盲隨者皆無好的下場,凡被盲隨者,無論當時多麼耀眼奪目,最終總會被一腳踢開。何其悲哉!

     投資極易失敗的原因之三,盲信技術分析。我不懷疑價格一旦發動,短時間會形成趨勢,但這不標明你有能力預測價格發動的時點。技術分析是以心理學為基礎進行預測的計算機模型,我們甚至不能預測明天會怎麼樣,怎麼能精確預測短期的股價走勢呢?各種線性指標原本沒有,可總是始終環繞在投資人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成交量、資金流、轉融資天天說破了嘴皮,按照各種指標精確計算買入的股票卻沒有猴子擲飛鏢買入的勝算率大,這又當何解釋?

     投資極易失敗的原因之四,過度自信。樂觀自信本是人生向上的積極心態,可是一旦來到市場上便會發生異變。自信自己智商高的人,最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在情緒控制上表現出搖擺性。無數事實證明,財富的多寡和智商的高低(當然不是智商過低)並無多少關聯性。

    投資是一門極難入門的學科,內涵豐盈,象限縱深,富有挑戰性。態度和理性是成功投資的慧根,所以它很像心理學和哲學的綜合體。如果博弈成癮,追逐價格遊戲,多會踉蹌栽倒。世間中大彩者,後來命運多以悲劇收場。

     投資就是做生意,要謹記生意場裡的老規矩:「不熟不做」;投資者又是公司的合夥人,你要找到並相信那幫誠實且能幹的傢伙。

     我相信偶然、運氣和貴人相助。世人代代築夢奮鬥,從茅草棚出來,一步步住上旺景豪宅的快感和愉悅,讓人疾羨!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並無可非議,如若不然人生還有何意義?但我更相信自我救贖和敢於實踐的勇氣以及良好的心理特質。人生不需要不斷地試錯,更不需要不斷地選擇,只要方向正確,穩得住心,存得住氣,成功就不會與你擦肩而過。

     當獨處一隅,當夜深人靜,當心如天籟,我常常懷想過往的歲月,暢談、讀書、騎行、品茶或會伴隨終生。自古人生多憾事,我也無意追求投資的圓滿無缺。

     天象循環,盛衰互演。持有招行萬科已有七年時光,其間又不斷地投入,投資收益屈指倍數,然而投資之路卻是如此漫長、如此崎嶇、我也亦如此堅毅!

    白雪皚皚。這讓想起巴菲特的話:「人生就像滾雪球,重要的是找到很濕的雪和很長的坡。」

    回望來時路程,但見翠色蒼梧,雨煙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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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上從未發生如此重大的洩密"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628

曾因洩密五角大樓機密一舉成名Daniel Ellsberg稱,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如此重大洩密。

2013年6月7日,華盛頓郵報披露了代號PRISM的絕密項目

從2007年起,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FBI通過PRISM項目可直接使用九大美國互聯網公司中央服務器中的音頻、視頻、圖片、電郵、文件和連接日誌,來分析追蹤個人動向和聯絡方式。

6月10日,前CIA僱員Edward Snowden逃到了中國香港,在香港萬豪大酒店向衛報透露:

我29歲,我洩密了PRISM的機密。

現在,Snowden已經離開萬豪大酒店,去向不明。據美國媒體Daily Beast報導,NSA已經啟動所謂「Q-Group」行動組,全力追捕Snowden。

這一事件佔據了全球所有重要媒體的頭條,中國人也在微博和微信上熱烈地討論此事。

一時間,Edward Snowden命運存疑。同樣存疑的是,面對「隱私權利和自由」重大問題時,美國、香港以及所有各國各民將如何反應?

上述問題的答案,將展示人類對「隱私權利和自由」的珍視程度。

Snowden稱其逃到香港的原因是:

香港有濃厚的自由言論的傳統……香港人有長期街頭抗議表達觀點的傳統……我覺得在處理與許多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問題上,香港是具有獨立性的。

他想逃往冰島找到庇護,但是他知道NSA遲早可以抓住他,因為他清楚他們的手段。

911事件後,美國出台愛國者法案無疑讓情報部門的權力越來越不受限制。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情報部門官員透露:

現在,NSA已經完全處於一種癲狂模式。

目前,可以想見這種「癲狂模式」將給Edward Snowden帶來多大衝擊,但無法揣測這將對美國人耗費200多年建立的民主和自由造成多大衝擊。

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華裔著名影星Maggie Q主演的美國電視劇《尼基塔》中,那無法無天的美國情報特工部門「DIVISION」。

看看美國官方和民眾的反應:

美國民眾中,支持Edward Snowden的第一時間在紐約的聯合廣場舉行了抗議。抗議者在標語中寫道:「揭秘者是英雄」、「我愛曼寧+Snowden」。[註:布拉德利·曼寧,生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美國陸軍上等兵,於2010年時因涉嫌將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外洩給維基解密網站而遭美國政府逮捕並起訴。檢方針對此事件起訴的罪名包括洩密與最高可判處死刑的通敵罪,然而檢方宣稱並無意求處其死刑。]

即使是曾參與起草愛國者法案的共和黨議員Jim Sensenbrenner,也對情報部門的行為發出質疑

在Edward Snowden向衛報洩密事件上,愛國者法案已經被錯誤使用。

白宮新聞發言人Jay Carney週一說:

美國政府歡迎Snowden披露事件在華盛頓引起的強烈爭論。如果這些爭論能夠導致就修改[愛國者法案]達成共識,[奧巴馬]總統將會考慮這個問題。總統一直以來都非常清晰地表達過要嚴肅考慮這些問題。

週一,美國前副總統提名人Paul Ryan和其他三位可能於2016年參選的共和黨候選人質疑:

美國人的隱私權利是否[受到情報部門]的過度威脅。

Paul Ryan說:

我確信某些能夠搞起巨大計算機計劃的人士[指PRISM項目指使者]會說:「我們可以做從X、Y到Z的任何事[意指為所欲為]」,但這並不表明他這麼做是合法的。我希望為我所代表的人民,知道有關此事的更多詳情。

再看看其他國家和民眾的反應。

英國衛報報導,歐洲大陸的主要官員,從德國首相默克爾到整個大陸的信息主管,都想盤問美國人,PRISM的絕密項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默克爾下週會向奧巴馬提出這個問題。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Viviane Reding會在週五與美國官員的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註:Viviane Reding是負責歐洲信息安全的歐盟官員。]

德國聯邦數據保護專員Peter Schaar稱:

迄今為止,美國尚無足夠級別的數據保護法律,也沒有像歐洲一樣的獨立監管。我不知道美國人都就數據問題向歐洲政府說了什麼。但問題是,美國政府收集的數據可能會回到歐洲各國政府的手中,被歐洲政府使用。我們要與我們的政府討論這個問題了。

此外,法國、意大利、加拿大都對PRISM表達了嚴重關切。

中國政府目前尚無表態。

Daniel Ellsberg在衛報上著文稱:

顯然,美國現在不是一個警察國家。但考慮到其對個人隱私的入侵已經達到這種程度,美國確實具備了一個警察國家所需要的完整的電子和立法基礎設施。[註:Daniel Ellsberg丹尼爾·艾爾斯伯格 是前美國軍方分析師,受僱於蘭德公司,因1971年私自拷貝並向媒體提供五角大樓機密文件為世人所知。]

Daniel Ellsberg對Edward Snowden表達了他的同情:

Snowden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意識到NSA的監察行為是危險而違反憲法的。這次對美國和外國公民隱私的入侵,不會給我們的安全帶來益處,但會對我們努力保護的自由帶來危險。

Edward Snowden在香港曾說:

我知道美國是這樣一個國家之後,我不想呆在這個國家了,我想去別的地方。

問題是,「別的地方」在地球的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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