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中國好歌曲》裡的唱作人 作得好不如唱得好

http://www.infzm.com/content/99340

「我們馬來西亞人都覺得政府沒有把事情做好。可是我們也沒有證據,政府到底哪裡沒有做好。」《中國好歌曲》學員、馬來西亞音樂人湯小康情不自禁地跟南方週末記者討論起「馬航失聯」事件,「只有等真正確定的消息出來,我們才能信,但是那可能要靠大國,像中國才能做得到,小國、馬來西亞做不到。」

早些年,在馬來西亞的小鎮上,湯小康的父母賣糖水時總是備著個小喇叭喊:知道《情非得已》嗎?是我兒子寫的!後來,湯小康很久沒再發新歌,生活也處處不如意。他父親便常看著他嘆氣:「哎,你沒運走。」

《中國好歌曲》導演沈寧第一次看到湯小康時,他鬍子拉碴,頭髮也很久沒修過,卻認真地打了髮蠟。看得出,他希望這檔節目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機會——儘管在馬來西亞的選秀節目裡,他都坐在導師席上。

沈寧原是《中國好聲音》的副導演,在她看來,「好歌曲」學員和「好聲音」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看起來大多沉默、壓抑、敏感,還帶點兒神經質,「好像含冤多年似的」。

滿族姑娘烏拉多恩從第一次到節目組開始,眼淚就沒停過。一直到正式上台前,導演組都還在勸她。一首自嘲的《鳥人》唱完,導師座上的劉歡、周華健、蔡健雅、楊坤四人全部「推桿」(相當於《中國好聲音》中的「轉身」,表示導師願意選擇此歌),這姑娘的眼淚又瞬間決了堤——自打入行起,烏拉多恩埋頭寫了二百多首歌,從沒得到過什麼認可。

2014年3月18日凌晨2:00,第一季《中國好歌曲》決賽在嘉興學院體育館錄製完畢;兩天後,節目如期在CCTV3播出。請來了吳青峰、費玉清、羽泉、鄭鈞助陣的這檔節目,收視率是1.81(CSM48城市網),排在週五當日全國節目的第三名。

萬萬沒想到是他啊

決賽那晚,張嶺把嘉興學院體育館變成了自家酒吧,紅色的「CD BLUES」標牌從體育館穹頂上懸垂下來,他抱著貝斯站在台上,一旁,是手指翻飛在琴鍵上的劉歡。

「慢著,慢著,歡哥,我真的有話要對你說。」他唱道。

「我這不在這兒呢嗎?有話你就說吧。」劉歡答唱。

像兩個老友坐在酒吧裡,你一杯我一杯,一直喝高到不省人事,心裡那些苦悶全都掏了個底掉:「那個女人她說愛我,可她跟別人都這麼說。」這是《喝酒BLUES》的第三次改編,前兩次都是張嶺一個人的訴說。

第一次是盲選,歌到一半,劉歡「推桿」,導師椅前的擋板落下,劉歡看到張嶺,起初大笑,然後跟著音樂手舞足蹈,最後開始抹淚花:「我萬萬沒想到是他啊!」他向周華健和蔡健雅介紹:「這個人叫張嶺,是北京太資深的音樂人了,中國最好的貝斯手之一……可是你怎麼上這兒來了?」

早在1980年代,張嶺就已經算「腕兒」了。1986年他和朋友們組過一支叫「五月天」的樂隊。樂隊吉他手何勇後來成了「魔岩三傑」之一,主唱秦勇後來成了「黑豹樂隊」的主唱,張嶺卻「趁著」那個搖滾樂最好的年代,跑到澳大利亞進修了五年爵士貝斯,回來以後在崔健樂隊做樂手,有過自己的音樂廠牌,現在的主業是開酒吧。

張嶺並不是「好歌曲」上最大的腕兒。他的老朋友馬上又,給《建黨偉業》、《搜索》、《趙氏孤兒》等幾十部電影作過曲,也給那英、田震等人當過製作人,來「好歌曲」唱歌,是他平生頭一次為自己的事兒忙活超過三個月;50歲的香港人柳重言喜歡反著戴頂灰色的鴨舌帽,唱起歌來空氣裡都飄蕩著1990年代香港的味道,他選了楊坤做導師,因為「楊坤老師最懂fashion(時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王菲唱的《紅豆》。

更多的人雖算不上大咖,但也不是默默無聞。民謠歌手趙雷早就有著一批豆瓣粉絲,他在北京唱一場LIVE(現場),最多的時候也來過千把人捧場;彝族音樂人莫西子詩寫的歌不多,但有一首叫《A Jie Lo》(《我不怕》),2012年吉克雋逸在「好聲音」上把它唱火了;就連謝帝那首R&B《老子明天不上班》,也早就是成都人民耳熟能詳的「神曲」了,只不過搬上中央三套的時候,他沒忘把那些「川罵」、不和諧的詞兒統統改成對音樂孜孜不倦的追求——「老子」兩字理論上也不合適,可去掉「老子」,歌都沒法唱了。

這些人都是節目組挖地三尺找來的。從2013年5月起,有長達五個月的時間,「好歌曲」的幾個導演幾乎天天都在聽歌——唱片公司推薦的,創作人上傳到各種音樂網站的,一天七八十首,魚龍混雜、頭昏腦漲。有一陣,每個工作人員都被鼓動著天天在家翻舊磁帶,專找磁帶上那些不知名的作曲人。

那時候,京城的創作人好像都知道「好歌曲」了。為鳳凰傳奇寫過《荷塘月色》、《最炫民族風》的音樂人張超曾經誇張地描述過那種「奔走相告」、「好像創作人的春天就要到了」的氛圍。最後很多人因為「唱功差」沒能入圍,這讓張超很生氣,他髮長微博吐槽:「我沒聽錯吧?沒有進中國好歌曲是因為唱得不好?」

「沒辦法,沒有完美的節目形式。」2014年3月18日凌晨1點,「好歌曲」決賽錄製現場監控室,屏幕上劉歡正彈著鋼琴唱著他的新歌《夜》,燦星總裁、「好聲音」、「好歌曲」的出品人田明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觀眾更關注的是人,這也是我做這麼多年真人秀最深的體會,既選歌又選人,效果是最好的。」

「唱作人」的建議是劉歡提的。他曾就「選什麼」的問題和田明討論過各種可能:給創作人搭檔一個歌手;或者請歌手唱一首新歌,不論是誰寫的。最後都覺不妥:「到最後,人們還是只會關注到唱歌的人。」

劉歡對「好歌曲」的摻和,遠多於此。「推桿」就是他的設計——操作桿控制的擋板,其實是一個音樂台,上面有提詞器,也有音箱。他會跟舞美商量舞台的色調:能不能營造出錄音棚的感覺?也會專門問主持人要來稿子,校對一遍音樂名詞;還會看著台上綵排的學員說:「我覺得你穿那個顏色好看」;甚至有好幾回,他還去跟了後期剪輯。

事實上,就連《中國好歌曲》本身,也是劉歡的主意。

還在《中國好聲音》做導師的時候,選手金志文曾用一首《為愛痴狂》換了三位導師轉身,惟一沒轉的是劉歡。可當時金志文泣不成聲地說:「大家可能不太瞭解編曲這個工作,編曲真的很累、很壓抑。」震撼最大的是劉歡。

「好聲音」還在播,劉歡就迫不及待要和田明做「好歌曲」。有段時間,劉歡在紐約的家裡天天看美國選秀節目。田明也飛過去,倆人「七日談」,達成的共識之一是:這節目收視率可能不會高。

可2014年1月第一集「好歌曲」播出後,收視率竟達1.9(全國網),霍尊的《卷珠簾》還一舉衝進百度音樂熱搜榜前幾位。此後,盲選階段的「好歌曲」一直維持在1.7(全國網)以上的收視。直至對戰階段節目開播。

田明和劉歡原本的計劃是,在對戰和決賽階段繼續推新歌。但考慮到《卷珠簾》這樣的歌勢頭還算不錯,節目組後來改了計劃:繼續改編原來的歌,推出「豪華版」和「超白金豪華版」,把一首歌一推到底。

結果,細微的改編觀眾聽不出來;動靜大的又多半被吐槽,「好歌曲」收視率此後果然下跌。

嚥不下的不止一口氣

稍有地位的唱作人,在接受「好歌曲」邀請時都有點猶豫。「瞻前顧後,怕輸。也有比馬上又還大的腕,投了小樣,沒中。」音樂總監安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最後,讓張嶺站在台上的,是推廣中文布魯斯的熱情;馬上又,是真正想為自己忙一回;柳重言唸唸不忘的,是要站在大舞台上唱歌給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粉絲——他的初戀女友,在23歲時便早早離世了。

讓莫西子詩決定走一遭的,是《A Jie Lo》。

《A jie lo》是莫西子詩創作的第一支歌。2008年,從四川大涼山裡走出來,剛剛北漂一年的莫西在鼓樓做導遊。大冬天沒什麼客人,他去一個朋友那兒坐著,思緒飄浮:眼下的工作既辛苦又沒有前途,這一年過得有點渾渾噩噩,是不是該回家了?看著窗外行人步履匆匆,各自為生計奔波,他似乎也找回了那麼一點兒勇氣,順手拿起琴絃掃了掃:「時光流轉,歲月滄桑,無論嚴寒或酷暑,無論傷痛還是苦難,不要怕,不要怕……」

他把這首歌賣給了原彝族樂隊「山鷹組合」中的「黑鷹」瓦其依合。2009年,《A jie lo》改名《不要怕》,出現在瓦其依合首張個人專輯裡。

「山鷹」其實是莫西子詩的音樂啟蒙。莫西讀初三的時候,「山鷹」到莫西的學校裡拍MV,三人坐在草地上彈唱,那是莫西子詩第一次聽到吉他的聲音,覺得美妙極了。在那之前,他只在親友結婚、生子、蓋新房的時候,見過長輩們彈口弦、月琴、馬步……那時他對這些民族樂器十分無感,到了北京,那些聲音卻總迴響在他腦海裡。現在,他正一點一點地「學回去」。

《A jie lo》後來因為彝族歌手吉克雋逸的演唱變得人盡皆知,可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的作者莫西子詩。莫西希望能在「好歌曲」嘗試「打開思路」,也希望自己的東西被更多的人知道,「而不是像《A jie lo》,到現在都被很多人以為是彝族民歌」。

湯小康說,上「好歌曲」前,他已經把自己清零,以最平常的心態來享受這場大「Party」,但字裡行間,他還是掩飾不住自己對「紅」的渴望:「楊坤老師火紅,是因為他的作品。紅了之後就有節目走,有商演跑,這些就是藝人能夠生存的惟一希望了。」

因為覺得父親唱歌的樣子很帥,湯小康從小就想成為歌手。12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幫一些馬來京劇團暖場,在京劇演出前唱流行歌,吸引年輕人,一場50馬幣(約合100人民幣)。

1999年,他去了流行音樂更發達的台灣。他知道自己先天條件並不好,「沒有劉德華長得帥,也沒有張學友唱得那麼好」,於是從寫歌幹起,希望有朝一日成為趙傳那樣的唱作人。

唱片公司對待作曲人的方式這十幾年似乎都沒變過:給一份極微薄的生活補助,恨不得你每天都能寫出好幾首歌來,歌賣出去了,會分一點版權費,賣不出去,就繼續寫。有時候,作曲人還會被按照市面上流行的音樂類型,被強行劃分:你寫這種風格的,他寫那種風格的……

剛到台灣的生活就是這樣,湯小康被公司安排住在一個亂墳崗子對面,屋子簡陋,陳設寒酸,夜夜睡不好覺。有段時間公司很久沒發生活費,湯小康就只能拖著房租、餓著肚子。而比所有這些都難受的,是歌寫了一首接一首,卻全被當作垃圾,包括《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是他1999年就寫完的,成功賣給庾澄慶的時候,已經是2002年。這首歌剛剛走紅的時候,湯小康還繼續窩在出租屋裡傻干,睡醒了就做demo,餓了就叫盒飯。直到有天一個朋友來找他:滿大街放你的歌呢!

那年,庾澄慶因為《情非得已》在華語音樂圈包攬了很多大獎,之後,來買湯小康作曲的歌手越來越多,都是一線歌手:劉德華的《月老》,動力火車的《外套》,張學友的《Let me go》……這些人的出場費有的能達到百萬級別。

湯小康知道,這是自己成為歌手最好的機會了,他開始和公司談:能不能給我做一張自己的專輯?公司滿口答應,然後一直拖著。直到2004年,因為簽證過期,湯小康被遣返回馬來西亞,專輯的事再沒了下文。

公司不願繼續給他做專輯,他希望能和公司解約,公司不同意。他就把寫好的歌都收著,不賣。靠著上選秀節目做評委和版權收入,他生活倒也無虞。只是那股怨氣總是嚥不下:「我寫歌賺那麼多錢分給你,你幹嗎不好好規劃我的東西?」

時間一晃就是五年。2009年,和原公司的合約終於到期,湯小康和馬來西亞本地公司「HLD娛樂」合作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瘋了》。

只是此時,歌壇早已忘記他是誰了,唱片最終只賣出了不到2000張。鬱悶中,他寫下《法國老畫家》的旋律,好朋友高見(馬來西亞音樂人)為他填上了歌詞:「天橋底下唯一的家/他自問自答/怎麼沒有人欣賞他的畫……只想回到擁抱1968年的她。」

「我的那個她,就是2002年的《情非得已》。」湯小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見過中國版權協會寄出的清單嗎

「很多人想從創作人變成唱作人,是因為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已經覺得很困難了。」在廣州和南方週末記者碰面的時候,柳重言照例反戴著灰色鴨舌帽,穿著色彩鮮豔的上衣,背著一把亮色大吉他,像個壯實的小夥。說話時,他總是帶著一抹不好意思的笑:「簡單地說,如果我們只是寫歌,可能連生活都成問題。」

「即便寫出了《紅豆》這樣的歌,生活也成問題嗎?」

「《紅豆》的收入,跟其他我寫的、你們聽都沒聽過的歌差不多。」他想了想說。

1999年寫《紅豆》的時候,柳重言寫歌的價碼在7000港幣左右。此時,他已經寫了14年歌。

1985年,當他還在一家工廠畫電路板的時候,就為了寫歌,專門花一個多月工資買回了一台脫軌器,又花了兩個多月的工資買回一把1.5萬的琴。

「花這麼多代價,就想著哪天能靠寫歌賺回來呢。」柳重言自嘲地擠了擠眼,可他寫啊寫啊,寫到1992年才進了唱片公司,又寫到了1997年才第一次給陳奕迅做了專輯,那時,他寫一首歌的價碼才只有三五千。

這些都是預付費。專輯如果賣得好,每半年還可以再分一次錢。可入行才幾年光景,柳重言就慢慢發現,專輯分錢的時候越來越少了。

他記得,1995年王菲要發一張專輯,計劃第二天出街,前一天晚上就可以在一些街角買到盜版了。「正版100塊,盜版只要15塊,小販躲著警察跑,香港也是一樣。」柳重言回憶,再過了幾年,就連盜版專輯都沒人買了,數字時代降臨了。

每年,香港版權協會會寄給柳重言一張清單,清單上列明了每首歌的KTV、演唱會版權收入,即便是《紅豆》,清單上的數字也總是少得可憐——誰讓香港人少呢?《紅豆》最火的地方在大陸,可大陸版權協會的清單,是稀有品種。

湯小康和《情非得已》就不同了,他的市場主要在台灣。《情非得已》火了之後,湯小康瞬間躋身台灣一線作曲人之列,價碼僅在周杰倫之下。周杰倫當時已是巨星,寫一首歌也只有8萬台幣。湯小康的價碼是5萬。

2004年,湯小康簽證過期,被遣返回馬來西亞,此後三年,他都還是「大馬版權協會最高收入創作人」。「基本上都是《情非得已》的。每年大概有個三四萬人民幣。」這些錢從來沒有來自大陸版權協會的,湯小康說:「如果有,還能多個一兩萬。」

「大陸倒是有這麼一個版權協會。但不管用。理論上你應該服務於我,哪裡用了我的歌,你去討債,把錢交給我。但它現在非常被動、不積極,找不著人付錢它也就不管了。」音樂人安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作曲無數,每年能拿到的版權費極少。

電影編曲馬上又到現在還沒見過一張中國的版權清單,「做了一輩子一錘子買賣」。倒是日本人,給他寄過日文版權清單,看著上面為數不多的漢字,大致能猜出他們的意思:「這些歌你已經在我們這兒上過稅了,根據國際法律,你不用再上第二遍稅了。」有一首歌還被特地圈出來,那意思是這首歌稅還沒上,你自己掂量掂量要不要上。

整個1990年代,馬上又基本上靠做職業樂手生活,因為「只靠寫歌根本活不下去」。那時他寫一首歌能賣到一千塊就得偷著樂,「大腕寫個歌也就最多兩三千」。

十年過去,唱片產業默默進入了連王菲也賣不出專輯的年頭,音樂圈人人自危,蒸蒸日上的影視劇成了一部分有專業音樂知識的人的救命稻草。

馬上又是其中一個。他至今想來還覺得殘酷。「一瞬間大家都不買唱片了,好像都覺得做音樂是不需要成本的。」電話那頭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租錄音棚,錄音棚要租房、要裝修、要買設備,成本轉移到你身上,你錄完一首歌怎麼也得兩萬塊錢。再便宜那就沒法弄了。」

每回做電影配樂的時候,馬上又總得先跟組,少則四五天,多則二十天,來熟悉情節和角色。按照他的形容,「演員可能只演一個角色,電影配樂得用音樂把每個角色和場景都演一遍」。

真正完整地做完一部電影的配樂,還得三四個月。那一百天裡,除了吃飯睡覺、說少量必要的話,馬上又基本上像給自己和外部世界間套了個隔離罩。

這一系列工作的報酬,一般是幾萬到十幾萬人民幣。投資幾個億的大片,和投資500萬的小製作,數目的差別不會特別大。而在好萊塢,電影配樂的預算標準是總投資的8%。像漢斯·季莫這樣的電影配樂大師,製作費加上後期源源不斷的版權費,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都沒問題。

得了冠軍又能怎樣?

湯小康最終沒能在「好歌曲」舞台上走得更遠。盲選時,他選擇加入了蔡健雅的陣營。每位導師會為自己的陣營中網羅16支原創歌曲,再從其中挑出8支做成原創大碟。

蔡健雅的原創大碟《美味人生》,最終沒能給湯小康和《法國老畫家》留下一席之地。

柳重言稍好一些,他的《空白的緣分》被楊坤選入了自己的《走進心時代》。但在「主打之爭」中,柳重言並未受到媒體評審太多的青睞,分數不高。那期節目裡,應蔡健雅之邀,柳重言深情唱了一段《紅豆》,劉歡則特意向柳重言表達了敬意。但顯然地,柳重言和湯小康的風格,已經和這個時代流行的東西不太合拍了。

幾週後,第一季《中國好歌曲》決賽,前四名分配很平均,四位導師的學員各佔一席:霍尊的《卷珠簾》、莫西子詩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王思遠的《她》、鈴凱的《一個人》。

終極PK在莫西子詩和霍尊之間進行。

此時,霍尊已經被央視看中,在蛇年春晚上亮了相,《卷珠簾》也盤踞在百度、騰訊熱歌榜前三甲裡很長時間了。他的家庭背景也不再神秘兮兮:唱《大花轎》的火風是他父親,媽媽仲小萍也是圈內人。

決賽採用101家媒體投票的方式。儘管南方週末記者在現場採訪到的大部分投票媒體記者都表示,被莫西子詩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征服,表示「自己死在了莫西子詩的那首歌裡」。前7撥投票裡,莫西子詩也確實是壓倒性勝出,經過「強力拉票」後,最終,莫西子詩還是以3票之差,「死在了」霍尊手裡。

像所有選秀節目一樣,選秀的最後結果,也許並不那麼重要。

第一屆「好聲音」學員裡,身價最高的是吳莫愁。如今她代言著八個國際品牌,通告上排著一長溜商演。那一屆的冠軍梁博,卻幾乎銷聲匿跡。

李代沫當年讓無數人陶醉在「他的歌聲裡」,專輯《敏感者》卻沒多少人問津,當他再次「強勢回歸」娛樂新聞頭條的時候,是因吸毒被拘。

收視破6的「好聲音」尚且如此,「好歌曲」學員們能發展得好嗎?

田明並不擔心,他有個「大計劃」:撬動華語流行音樂產業。他覺得產業活了,學員、節目,一切自然就活了。要讓音樂產業活,就得改變這個產業的遊戲規則,就像燦星曾經改變娛樂節目製作的遊戲規則那樣。

在「好聲音」之前,一檔娛樂節目的傳統誕生方式是:製作公司做節目,播出平台一次性付錢買節目。節目怎麼做、做成什麼樣,取決於買家手裡有多少人民幣。

燦星不這麼幹,他們要保證充足的製作經費,和浙江衛視簽下「對賭」合約:我砸錢做節目你播出,廣告分成共享。收視率超過2,大頭歸我;小於2,大頭歸你——2這個標準,是根據燦星之前的節目「中國達人秀」2.8的收視率定的。後來,「中國好聲音」果然花了8000萬,賺了好幾個億。

那麼音樂產業最該改變的規則是什麼?「收費。」田明斬釘截鐵。

在田明給自己和燦星畫下的大餅裡,燦星要想率先收費,就得先奪取在音樂產業鏈裡的話語權:用「好聲音」網羅未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歌手,用「好歌曲」收納未來中國最有前途的好歌,這就攬下未來華語樂壇的「半壁江山」。

但就算拿下「半壁江山」,燦星又能和音樂門戶網站怎麼玩?怎麼防盜版?怎麼讓中國版權協會積極幫創作人收錢,再乖乖把錢送到創作人手裡?

「這一步,我們也還得去談。」田明笑著,誠實地回答。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94539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