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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的悲哀 李嘉誠在香港推出16平米“蚊型”公寓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027

李嘉誠 「不賺最後一個銅板」的箴言曾被奉為圭臬,但長實最近推出的16平米「蚊型公寓」,卻被媒體痛批「賺盡最後一分錢」。嘗試本週在新界推出新樓「嵐山」,有43套實用面積僅16平方的微型戶型,創下香港「最小戶型記錄」。該戶型居室面積僅8平方米多,和香港監獄的單人囚室相仿。媒體紛紛驚呼,李嘉誠是想藉此榨盡每一個香港人的錢,連剛畢業的小年輕都不放過。不過媒體罵歸罵,這種迷你戶型卻頗受年輕貴族的青睞,近年來已經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戶型,有時甚至要用「哄搶」來形容。迷你戶型雖然面積小,但總價也低,在樓價常年居高不下的香港,這類戶型成了資金不足的置業者唯一選擇。你身在大城市,享受各種便利性的同時,卻也得忍受面積小如牢房的居所。這不能不說是大城市的悲哀。蚊型公寓面積「堪比牢房」本週,長實在香港新界大埔區的新樓「嵐山」開售,不聲不響地刷新了新盤「小戶型」的紀錄——其中一套「開放式」戶型實用面積僅177平方英呎,折合約16平方米。新盤資料一面世,長實馬上被套上「無良開發商」的帽子,媒體冷嘲熱諷,紛紛送上「劏房豪宅」。長實最近在香港推出的「小戶型」,小得可以媲美香港監獄的單人牢房。香港樓價長年居高不下,小戶型的面積就越來越小得令人稱奇。包括恆基、華人置業、信和置業等開發商,近年來都曾推出總面積不到20平方米,居室面積小於10平方米的迷你戶型。「嵐山」這次引發爭議的戶型,居室面積只有8平方米多,而香港赤柱監獄單人囚室甚至都有7.5平方米。熱銷的「窮人恩物」然而,輿論罵歸罵,開發商每次推出這類迷你戶,卻總是意外地受歡迎,有時甚至要用「哄搶」來形容——最近信和置業推售的九龍大角咀新盤奧朗-禦峰,其中包括一大批面積在20平方米左右的迷你戶,僅僅開售半天就售罄,收到的預訂更超購21倍,早上9點開售前售樓處已經排起長龍。事實上,這種面積也小得有些「不人道」的迷你戶型,也是這兩年才開始在香港流行。最直觀的原因當然是小戶型面積小,總價也低,在樓價常年居高不下的香港,這類戶型成了資金不足的置業者唯一選擇。例如嵐山的超小戶型,最低僅售165萬港元(約合人民幣132萬元),相對於過去較常見的50平方米左右的兩房小戶型,總價低了一半以上。這就像許多地產中介一針見血地在推介中說的,真正是「窮人恩物」。單身貴族青睞迷你戶這類迷你戶的買家,不少都是首次置業的單身人士,或是沒有子女的年輕夫婦。全球不少研究都認為未來單身和無孩小家庭將越來越多,因此也令超小型住宅的發展長遠看好。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有多部樓市論著的曾淵滄博士更多次撰文,鼓勵政府、開發商興建超小型公寓。他認為大多數單身人士,其實只需要一間如同酒店單人房那樣的住所,傳統設計給一家三口以上居住的2、3居室,對於不富裕的單身一族而言根本是浪費空間。「就像超市也推出多種微波爐食品,對象就是這些不煮飯的單身者」,他相信,由於這類家庭的增加是時代大趨勢,因此在長實之後,其他開發商也一定會跟隨。可憎,可悲?現在,「牢房豪宅」是否看起來沒那麼面目可憎了?事實上,長實旗下「嵐山」的迷你戶開售四天以來,也一直是最受歡迎的戶型,這裡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精緻豪華,不但有單人廚房,浴室還裝有浴缸,甚至有個小小的陽臺(下圖)。這個開放式單位還被設計成與旁邊一套三居室的大單位相鄰,而且可以打通,長實更美其名曰「1+親」,指最適合年輕家庭帶著老人一起居住,也的確有不少買家將兩套住宅同時買下。事實上,沒有開發商建房子是為了「良心」,無論建豪宅還是小戶型,出發點無非都是為了公司的利潤。「迷你戶」越來越小,其實只反映了這類住宅的需求越來越大,也折射出香港地產市場正從過往的炒作豪宅,轉變為更多由自主需求主導市場。房子越來越小,房子的總價也隨之越來越低,解決年輕人的剛需,其實未嘗不是一件讓樓市變得更健康的好事。你身在大城市,享受各種便利性的同時,卻也得忍受面積小如牢房的居所。這不能不說是大城市的悲哀。(本文內容來自於新浪財經彭琳的文章《李嘉誠怎樣賺盡香港最後一個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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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磁吸”優勢制造:讓先進制造業紮根大都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正值地方兩會季,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在“振興實體經濟”上著墨甚多。

在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作為國民經濟根基的實體經濟,成本持續上升,利潤空間收窄,發展面臨很大挑戰。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正致力於防止資源、資金、資產脫實轉虛,防止產業結構形態虛高。

實體經濟發展也牽涉方方面面。上海市政協委員、力康集團董事長沈欽華說自己現在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醫療器械產品必須要做電磁兼容性(EMC)檢測,但由於檢測機構和人員有限,要等很久才能輪到;不完成檢測,也就無法進行接下來的審評、上市銷售。

“千軍萬馬就卡在那里。”沈欽華說。

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日前開幕。1月15日公布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這其中,在制造業上,上海聚焦了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而在服務業上,則強調要進一步提升“四個中心”功能,促進金融、航運、商貿等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月初,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在港發布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4個系統的評價體系中,上海力壓香港繼續排名第一。作為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也將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先從沈欽華說的電磁兼容性檢測說起。這一檢測是判定醫療器械電磁騷擾與抗騷擾能力的重要技術項目,直接影響醫療器械產品、醫護人員和患者的使用安全,是國際醫療器械產品安全檢測的重要性指標之一。

沈欽華說,醫療器械產業比較特殊,一個成熟的產品從研發周期到工程樣機的制造,到臨床試驗到最終拿到註冊證,順利的話一般都要5年以上。

沈欽華做了一個調查,他發現麻醉呼吸類的醫療器械現在只有一個人在負責檢測,而手上需要檢測的產品有三十幾個。“這不是給錢或者說免稅(就能解決),這個證號拿不到就不能生產。”

沈欽華建議說,上海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檢測人員,在收入、編制以及績效上給予傾斜;是不是可以將這項業務開放給第三方檢測機構?

這也正是上海希望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上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擴大進出口環節收費的減免範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時指出,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繼續壓縮一般性開支,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上海市政協委員、德勤稅務大中華區合夥人蔣穎表示,從企業經營角度來說面臨三種成本:跟市場相關的成本、稅和費,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可以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益,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目前,全球多個經濟體都在進行相應的改革,以促進經濟的提升。

根據世界銀行去年末發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人人機會平等》,去年全世界有137個經濟體實行了關鍵性的營商改革,使得中小企業成立和運營更加容易。數據顯示,全球在提升營商環境便利度方面持續取得成功。相比10年前的46天,現在開辦企業的全球平均耗時為21天。

“(上海)自貿區做了很多工作,企業備案從10天降到1天,但是準備資料時間比較長。”蔣穎說:“另外,制造業還有很多許可制度可改進。”

強化先進制造業

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本目的,是激活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振興實體經濟。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欣分析說,上海各類生產要素成本處於全國較高水平,在國內成本型區域競爭中處於劣勢;上海國際化開放程度高,外資占比較大,受國際環境因素沖擊的影響更大。

“現在做實體經濟,確實面臨困難。”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新亞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垂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做實業需要大筆投資建廠招人,和大筆運營資金保持生產運轉。在全球大環境不景氣的壓力下,企業經營成本持續上升。

曾垂宇以新亞藥業為例,現在人工成本逐年上升,企業一年增加用工成本2000萬元。同時,企業研發新藥周期長、風險高,隨著藥品質量和國家標準提高,企業藥品制造成本也在提高。

近年來,受外部發展環境複雜多變和自身結構調整等影響,上海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從2010年的1151億元,逐年減少到2015年的758億元,而同期上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19.5%。

袁欣說,這是因為傳統工業比重在降低,新興制造業雖投資上升但比重還不大,所以造成制造業總體投資下降速度過快。

與此同時,上海的制造業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也不斷下滑。2015年這一數字是26.9%,2016年上半年又變成了26%,逼近上海提出的“到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的目標。

上海下一步的聚焦點在哪里?答案是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

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實施產業創新工程,發展智能制造,推進智能網聯汽車、工業互聯網等一批產業引領性項目,推動傳統產業深度運用新技術、新模式。

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上海堅定不移推動產業轉型,關鍵是制造業怎麽和智能制造結合起來,把商業模式找好。“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會推廣。”

如何選擇政策助推點來推進先進制造業轉型?

上海市政協委員錢世超表示,通過對華東理工大學EMBA企業家的調研發現,稅費成本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效益下降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相對於稅費,這些企業家一致回答缺乏核心材料、核心技術是關鍵。

因此,錢世超表示,上海應在核心材料、核心技術上發力,紮實制造業的基礎,使上海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回歸。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建議,要振興實體經濟,不僅僅是解決中小企業、新興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更重要的是多管齊下,降低稅費負擔和土地成本,使企業有更多獲得感。

袁欣建議稱,可以參照上海自貿試驗區模式,建立“中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示範區”的統一品牌,將臨港、張江、汽車城、漕河涇、金橋等產業基地和一些零星工業用地納入統一品牌管理,以統籌配置全市產業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政策、財政稅收扶持政策資源。

袁欣說,大城市需要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來抵禦經濟和金融波動,在美國制造業回歸大都市已漸成趨勢。

以通用電氣(GE)為例,袁欣說,出於稅收和成本考慮,1974年GE將總部從紐約搬遷至費爾菲爾德市郊區,但為了轉型和吸引人才,GE已決定將總部遷往波士頓,為此馬薩諸塞州政府和波士頓都為GE提供了不菲的補貼,還另外出資幫助GE與波士頓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關系。

除了政府扶持政策外,袁欣表示,還可以借助上海金融業發達的優勢,通過財政設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形成政府領投基金、社會創投基金、風投、私募基金的良好生態,發揮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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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成都被國際權威智庫排名全球大都市前三?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發布了《全球大都市監測報告2018》,該報告推出了全球300個大都市經濟運行表現指數榜單,愛爾蘭都柏林、美國聖何塞和中國成都分列這個榜單前三位。

布魯金斯學會是全球頂級智庫,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庫”。它每兩年發布一次全球大都市監測報告。此次報告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國大都市數量迅速增長,以及成都進入榜單前三名。

布魯金斯學會為什麽會這麽認可並看好成都呢?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落地,中國中西部城市開始迅速成長,顯示出宏偉前景。成都因此多次進入多個國際機構的榜單,這些榜單從多角度、多維度來觀察成都為代表的中國城市的成長歷程,也相互印證著對成都的研究結論和預期。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300強大都市前10名

大城市的增長“源動力”

布魯金斯學會以城市來研究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他們梳理出來的300個主要大都市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的近一半。因此,以國家作為全球和地區經濟形勢的基本分析單位還遠遠不夠。

報告根據就業和人均GDP這兩個指標,梳理研究了這300個全球大都市對全球經濟總量、就業和人口吸納的貢獻率。報告顯示,300個最大的都市區占全球就業增長的36%,占全球GDP增長的67%。

其中,新興大都市經濟地區成為推動增長的重要力量,在60個表現最好的大都市地區中占80%。中國大都市和新興亞太地區都占據了上層的主導地位。中國此次上榜的103個大城市全都是推動國家和地區增長的“源動力”。

從數據上來看,中國大都市地區的人均GDP增長率是全國其他地區的四倍(2000年至2016年,中國六年來的人均GDP增長率高達42.8%)。成都、福州等10個城市的就業增長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至少四個百分點;重慶、揚州、宿遷等8個城市的人均GDP增長率比全國平均值高出兩個百分點以上。

不僅如此,中國城市化進程十分迅速,大城市的能級和數量不斷上升。在2012年的全球300個典型大都市進行研究分析時,中國上榜的城市只有48個。而在今年發布的報告中,這個數字增加到103個,超過北美和西歐的總和。

中國大都市的崛起已經成為重要經濟現象。上個月上海社科院和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了《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8)》,對世界“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的6輪世界城市排名進行了分析,中國擁有的世界城市總數僅次於美國的51個。

該報告認為,從2000年進入“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世界城市榜單的6個城市增加到2016年的33個,中國占全部世界城市的比重相應的從2.64%增加到9.14%。綜觀2000年以來的16年,2012年至2016年的跨越最大,中國新增15個世界城市。

在中國大城市大量進軍世界城市的過程中,成都成為表現最為耀眼的城市。

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以人均GDP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為兩大指標,評估了過去幾年這些城市的表現。從數據來看,近年來中國大城市的表現在所有國家乃至地區中最為矚目,發展勢頭強勁。除北上廣等“老牌大都市”,一些新興都市的表現非常突出。成都以人均GDP增長率7.2%和就業增長率5.9%的成績,全球排名第三,在上榜的中國城市中排名第一。

成都近年來推動高質量增長,國際化水平大幅提升。以中國西南美國商會為例,成都在整個西南地區中是最受美資企業歡迎的投資地,在蓉美資企業達到560家左右,商會現有會員超過300多家,覆蓋IT、高端制造、金融保險、零售等多元業態。

截至目前,在成都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達281家,其中境外企業199家,境內企業82家,數量均創歷史新高。落戶成都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穩定增長,直接投資企業數量也進一步提升。

成都多次登上國際榜單

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再次讓成都成為關註的焦點。不過,這不是成都第一次登上國際榜單,這些年來,成都的迅速發展以及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被國際機構越來越多地看中。通過時間來檢驗,這些榜單排名相互印證對方的結論和預期,也驗證了成都的發展。

2011年,《福布斯》雜誌發布未來10年全球發展最快的城市研究報告。報告站在全球城市發展的角度剖析,認為成都依托著中國快速發展,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可觀的商業發展前景,將成為全球發展最快城市的第一位。

不僅如此,另一家美國著名雜誌《財富》更將其論壇放在成都舉行,這是繼上海、香港、北京之後,中國第四個《財富》全球論壇舉辦城市。其總編蘇安迪認為,西部大開發引擎城市、創新之城、獨特的文化體驗之城、中國會展名城和政務環境優良政府運轉高效是選擇成都的理由。

此後,來自美國的智庫米爾肯研究所分別在2015年和2017年在其發布的“中國最佳表現城市”報告,將成都作為中國最佳表現城市第一位。他們認為,受益於政府支持,尤其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工作和彌補東西方的發展差距的努力,令成都的工資、地區生產總值(GRP)和外商直接投資(FDI)方面均有出色的增長。

米爾肯研究所董事總經理、研究員、中國報告聯合撰寫人黃華躍表示,成都在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產業的積極發展,對創新和創業精神的鼓勵,人才儲備豐富,和較低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領銜全國一線城市。

顯然,這些國際機構的肯定和認可證明了成都發展的實力和前景。

事實上,成都已是中國非常重要的產業基地,並且與國外經濟交往頻繁,這對整個西部地區的發展具有巨大帶動力;就交通物流而言,成都已成為“一帶一路”的交通物流樞紐,34個國際友好城市、53個友好合作關系城市、106條國際地區航線、17個國家獲批在成都設立領事機構……成都開放程度領先中國西部。

成都還確定了“三步走”戰略目標:到2020年,高標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建成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到2035年,加快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全面建成泛歐泛亞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設現代化新天府,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城市。

這是從全球視野來定位成都,格局之變必將帶來能級之變。為完成“三步走”目標,成都提出並確定了建設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國際綜合交通通信樞紐的“五中心一樞紐”功能定位。

最近,成都又發布了《關於加快構建國際門戶樞紐全面服務 “一帶一路” 建設的意見》及《建設西部對外交往中心行動計劃(2017-2022年)》。表明了這座城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決心。

成都提出全面構建聯通全球通江達海的戰略大通道、做強做優 “三區五園多支撐”開放平臺體系、積極推動國際貿易和投資優化升級、精準高效促進資源要素全球配置、全面深化高品質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

按照規劃,到2022年,成都將全面建成國際門戶樞紐。全市國際(地區)客貨航線總數突破120條,形成48條客運、14條貨運、30條文旅航空戰略通道和7條國際鐵路貨運通道、5條國際鐵海聯運通道,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7000萬人次,航空貨郵吞吐量突破110萬噸。國際鐵路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100萬標箱,國際班列在國內開行城市中持續保持領先地位,服務貿易規模達到2000億元。

到2022年,成都地區生產總值超過2.1萬億元,年均增長保持7.5%左右,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1萬億元,外來消費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30%以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100個以上海外綜合服務站,實現沿線重要城市國際友城和友好合作關系城市全覆蓋,年入境遊客達到620萬人次以上,年度舉辦國際會展次數超過200場。

隨著這一系列目標的一步步實現,未來的成都將會獲得更多國際機構的認可,吸引更多國際目光的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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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計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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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城市引領作用凸顯,南昌全力打造大都市圈

省會城市是省域發展的關鍵引擎,近幾年各個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

根據《江西日報》報道,8月6日上午,中共南昌市委十一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消息,南昌提出今後要1小時通達都市圈內所有縣城,打造“半天工作生活圈”。 為實現這一目標,南昌正在完成或即將開工建設一批交通要道,明年實現城市一環全面打通、二環初見維形。

大南昌都市圈是以南昌為核心,以贛江新區為引擎,以九江、撫州為支撐,以一小時交通時空距離為半徑,聯動豐樟高、鄱余萬等周邊縣市而打造的。

南昌打造大都市圈

根據《江西省城鎮體系規劃(2015-2030年)》,南昌大都市區包括南昌市轄區、撫州市轄區、南昌縣、新建區、安義縣、奉新縣、高安市、豐城市、樟樹市、靖安縣、進賢縣、東鄉區、余幹縣、永修縣等,總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

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江田祥是江西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由於歷史因素,在長江中遊幾個省份中,江西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城鎮化水平較低,經濟體量也較小。作為江西的省會,南昌的經濟總量、城市競爭力比同為中部的武漢、長沙、鄭州、合肥都遜色不少,對江西的帶動作用也比較弱。

數據顯示,2017年南昌GDP總量首次突破5000億大關,達到了5003.19億元,但僅為長沙的47.5%,武漢的37.3%,合肥的69.4%,鄭州的54.8%,與兄弟城市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

不過,近年來南昌正不斷發力做大中心城市,帶動整個江西經濟的發展。2016年6月,國家級新區——江西贛江新區獲批,贛江新區範圍包括南昌市青山湖區、新建區和共青城市、永修縣的部分區域,規劃面積465平方公里。

贛江新區的獲批,可以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進而帶動整個江西發展。江西財經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院長吳誌軍認為,贛江新區的設立,將進一步聚集政策、資金、人才等各種資源,改變南昌目前經濟輻射帶動力不強的尷尬局面,對南昌市做大經濟體量、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契機。

未來,南昌將按照“城市功能互補、人口分布優化、產業配置密切”的定位,加強與周邊市縣在空間規劃、交通物流、產業發展、城鎮體系、體制機制、公共服務等方面一體化銜接,推動都市圈在更大空間、更廣範圍、更高平臺聚集更多的資源,加速都市圈一體融合、抱團發展步伐。

強化省會引領作用

省會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個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除了南昌,其他省會城市也在加快做強做大,突出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強化省會意識,突出產業集群,正成為省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同處中部的太原,上半年,太原地區生產總值 1729.82億元,地區生產總值增長9.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1.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7.4%,這3項指標增速在中部省會城市中均居第一位。

對太原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年1月份的山西“兩會”上,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指出,“太原市要進一步強化省會意識,攻堅克難、銳意進取,率先發展、奮力趕超,通過五年努力,實現太原市在全省的首位度和在全國省會城市的綜合排名‘雙提升’。”

在貴陽,此前7月16日,《貴陽日報》刊登的中共貴陽市委黨校寫作組的文章指出,省會不僅是一個省的“窗口”和“形象”,更是引領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作為省會城市,貴陽在貴州發展中起著引領作用。文章指出,要切實強化省會意識,勇於擔當省會使命,積極發揮省會作用。

作為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數據顯示,去年濟南GDP占全省比重僅為9.9%,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中是倒數第一。而同期中西部的西安和武漢這一比重分別達到了34%和37%左右。

濟南市市長孫述濤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濟南作為省會城市,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落伍不要緊,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知道自己在什麽地方落伍了,知道自己為什麽落伍了,知恥而後勇。”

從數據來看,近幾年,不少省會城市的經濟增速都在所在省內名列前茅,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

比如,南京過去長期居於蘇州和無錫之後,位列江蘇省內第三。數據顯示,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不過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南京至2014年更是首度超越了無錫,上升至江蘇地市經濟總量第二位,近年來不斷拉大同無錫的差距,縮小與榜首蘇州的距離。

省會引領作用不斷凸顯,一大原因在於,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在這個過程中,高鐵、城際軌道加速推動人口、經濟要素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尤其是二線省會城市集聚,加速推進人口、要素向大都市圈集聚。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說,高鐵虹吸效應導致作為二線城市的省會集聚優勢明顯,首位度不斷加強。

尤其是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的單極核心城市,集聚了全省最好的教育、醫療文化資源,在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人口向這些省會城市集聚。

以鄭州為例,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雙中心乃至多中心的格局相比,河南是一個單中心的區域結構。在省會鄭州之外,河南其他地級市與鄭州的差距太大,無法形成於鄭州相競爭的格局,這也使得河南的產業要素、資源等優先向鄭州集聚。再加上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平又相對滯後,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使得各種要素不斷向鄭州集聚。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進入到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階段,對科教、人才的需求和依賴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和高端生產要素的優勢要比普通地級市要突出很多,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也更進一步凸顯。

培育副中心城市

不過,對於一些中西部人口大省來說,僅僅靠一個省會城市帶動顯然不夠,也不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近年來,包括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等中西部人口大省,都在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6月29日,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在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做為四川這樣一個人口和經濟大省,沒有一定規模的經濟副中心是不行的,一個還不夠,二三個也不多。但誰能擔此重任,要靠實力說話。目前四川候選的7個區域中心城市,即綿陽、德陽、樂山、宜賓、瀘州、南充、達州,這些城市經濟總量目前在全省都是排在前列的。“(四川)省委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區域中心城市爭創全省經濟副中心。”

在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去年年中,河南出臺的《河南省建設中原城市群實施方案》增加了“一副”的布局。一副,即洛陽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市域面積1.52萬平方公里,2015年底總人口700.3萬人,中心城區建成區面積2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230萬人。

在湖北,近幾年來,湖北把宜昌、襄陽作為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發展,與武漢相互呼應,形成“一主兩副”的鼎足發展格局。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從沿海擁有“雙子星”、“多子星”的省份來看,省會之外的其他城市之所以成為該省的中心城市,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具有區位優勢,以及不弱於省會的行政資源優勢。比如需要所在省加大傾斜力度,加快交通樞紐的打造。

實際上,即便在沿海發達省份,打造更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也十分重要。例如,廣東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和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已不滿足只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大中心城市,未來還將把珠海、汕頭、湛江這三座城市打造成省域副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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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胥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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