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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大城市的房屋平均租售比的對比 北美購房網

http://xueqiu.com/4010286949/24139018
下圖是美國各大城市的房屋平均租售比的對比。中國習慣用租售比,美國習慣用售租比,就是售價和年租金的比值。

一般而言,售租比小於15,則買房比較合適;售租比大於15,則租房比較合適。

中國國內一線城市售租比在50左右,是美國的好幾倍。國內一線城市房價一直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處於不健康的狀態。其實對於平均收入者來說,最佳途徑是租房不是買房。但因為中國的傳統、婚姻等的制約,購房者還是趨之若鶩;對於這一現狀,普通老百姓是無力也無法改變的。

對於傾向購房-出租來獲取收入的投資者來說,如此高的租售比很難讓他們回本甚至盈利。

由於資本總是最終期望獲得一個合理回報,如果房價不跌,國內的租金必然會快速的漲上來。最終回歸到一個合理的售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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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經濟學發威:日本大城市地價六年來首升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81799

日本最大的三個都市區地價六年以來首次出現增長。 日本國土交通省18日稱,東京、名古屋、大阪地價1月同比平均增長0.7%,此前一年為下跌0.6%。這也是2008年以來,日本地價首次恢複增長。 三大都市區中,住宅地價攀升了0.5%,去年同期為下跌0.6%;商業地產錄得1.6%的漲幅,去年同期為下滑0.5%。 18日,追蹤45家大型房企的東證地產指數(Topix Real Estate Index)收盤增長0.4%。Topix指數是日經225指數外最受重視的日本股市指數。 年初至今,該指數累計跌幅達21%。 “中期來看,地價很可能持續上漲。”森信托株式會社首席執行官Akira Mori對彭博新聞社表示。他認為複蘇的理由包括商業不動產供應低於均值、租金上漲、內外資的投資增加。 自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誓言終結長達15年的通縮,並祭出史無前例的貨幣寬松措施以來,房地產投資走強。根據日本不動產證券化協會(Association for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數據,日本房地產投資信托J-REITs去年豪購價值2.23萬億日元(約220萬美元)的房產,一舉成為全國最大的不動產買家。 不過,全國範圍1月地價均值同比下滑0.6%。相較之下,去年同期下跌1.8%。但這一跌幅為過去六年間最小。值得註意的是,非主要城市地價跌幅為1.7%,為連續22年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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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組織威脅迫近 美議員稱伊斯蘭國要攻擊“美國大城市”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6275

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 伊拉克, 基地組織, 本拉登

在美國國防部長公開表示伊斯蘭教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L)威脅超過基地組織後,美國國會發出了積極備戰伊斯蘭國的呼聲。一位議員昨日警告,伊斯蘭國在圖謀“攻擊美國大城市”。(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據福克斯新聞報道,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參議員James Inhofe昨日向媒體發出上述警告,表示擔憂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肆虐的伊斯蘭國威脅美國。他敦促奧巴馬采取更積極的政策。

Inhofe說:

我們處在最危險的境地,這是我們身在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

伊斯蘭國是真正卑劣的恐怖分子,連基地組織都怕他們。他們在那兒(伊拉克與敘利亞)太瘋狂。他們在迅速謀劃毀掉一個美國大城市的方法,大家只是還不相信會發生而已。

本月上旬,華爾街見聞文章曾提到英國媒體報道,在巴基斯坦發現的本拉登遺書顯示,連基地組織的頭子本拉登生前也忌憚伊斯蘭國,警告伊斯蘭國帶來的危險。

信中本拉登呼籲,基地組織要切斷與ISIL的一切聯系,因為該組織極為兇殘。本拉登認為,ISIL公然不尊重平民的生命,如基地組織還與ISIL有瓜葛,ISIL的行徑可能破壞基地組織的聲譽。

本周伊斯蘭國果然露出兇殘的面目。本周二,伊斯蘭國公布了處決美國記者James Foley的視頻,並威脅還將再殺害一名記者,“將用鮮血淹沒你們所有人”,以此震懾此前援助伊拉克政府的西方國家。

前日,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在新聞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伊斯蘭國的威脅超過了基地組織制造的“9·11”慘案,該組織比此前目睹的所有恐怖組織都兇險。他說:

伊斯蘭國不僅僅是恐怖組織,他們將意識形態與軍事上強大的戰略戰術結合,而且財力雄厚。這遠遠超過我們此前目睹的所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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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2月大城市房價同比增4.5% 高於市場預期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538

12月美國大城市房價增幅加速,這表明美國經濟複蘇,以及有限的供給正加速推高房價。

QQ截圖20150224220504

華爾街見聞實時新聞

美國12月S&P/CS20座大城市房價指數同比+4.46%,預期+4.30%,前值+4.31%。 
 
美國12月S&P/CS20座大城市未季調房價指數環比+0.87%,預期+0.60%,前值+0.74%。 

美國12月S&P/CS10座大城市房價指數同比+4.30%,前值+4.17%。

美國12月S&P/CS10座大城市未季調房價指數環比+0.1%,前值-0.26%。

具體到各個城市看,所有20個城市房價12月份均同比上漲,其中舊金山上漲9.3%居首,邁阿密上漲8.4%其次。漲幅最小的芝加哥上漲了1.3%。

S&P/CS房價指數由經濟學家卡爾·凱斯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等人開發,是衡量美國房地產價格的一項重要指標。

房價溫和上漲能意味著有房者的資產升值。但房價漲幅超過工資和物價漲幅,意味著年輕人和首套房購買者將面大的壓力。

FTN Financial公司分析師Sophia Kearney-Lederman在數據公布前對彭博新聞社表示:“房價上漲成為了年輕人和首套房購買者的進入樓市的壁壘,現在房價漲幅超過了工資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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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部嚴控城市邊界 大城市新增供地將減少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5931.html

國土部嚴控城市邊界 大城市新增供地將減少

一財網 林小昭 2015-05-10 19:36:00

劃定城市邊界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將明顯提高。隨著土地供應的減少,未來新供應的土地中,低容積率的土地將越來越少,土地的容積率也會提高不少。未來大城市新增的土地將不斷減少,更多的將是存量土地的再升級再改造。

過去大城市“攤大餅”式的擴張模式將明顯改變,未來大城市將以盤活存量為主。

14城嚴控邊界

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近日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深入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在會上表示,劃定城市開發邊界,首次是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來。這次《意見》再次提出了明確要求。

《意見》提出,要科學確定城鎮開發強度,提高城鎮土地利用效率、建成區人口密度,劃定城鎮開發邊界,從嚴供給城市建設用地,推動城鎮化發展由外延擴張式向內涵提升式轉變。嚴格新城、新區設立條件和程序。

在此前4月底召開的第八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國土部副部長胡存智指出,傳統城市開發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亟待解決。脫離實際、貪大求洋的建設方式嚴重浪費建築空間和土地資源;傳統城市建造模式和用地方式耗能費地,導致嚴重的“城市病”,侵占優質耕地,沖擊耕保紅線,危及生態安全。

董祚繼也說,多年來,城市外延擴張確實占用了大量土地,中國的國情是可耕地不多,城市所在區域大多數又是平原地區,所以城市的擴張占用的大量土地一半以上是耕地。因此劃定城市邊界有利於節約用地和保護耕地,是落實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的重要舉措。

“一個時期以來城鎮化加快發展,但城鎮化質量不高。這里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規模、城市建設的低效外延擴張,缺乏一種壓力最終導致轉型發展動力不夠。城市開發邊界明確下來,會成為城鎮化轉型發展的一個新動力。”董祚繼說。

去年7月,國土資源部會同住建部挑選了14個大城市,其中包括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進行首期試驗。董祚繼介紹,目前14個城市開發邊界的劃定工作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要在認真總結的基礎上再擴大,爭取在全國600多個城市最終都能夠把開發邊界劃定下來,而且嚴格管理起來。

特大城市供地或減少

劃定城市邊界,這也意味著未來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用地規模將受到嚴格控制。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特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大城市病”、過度膨脹,不僅出現嚴重的環境問題,而且也擠占了二三線、四五線城市的發展空間。“一線城市無限膨脹,肯定會吸收更多的資源進來。因此,從生態、經濟轉型的角度來說,劃分城市邊界都十分重要。”

今年以來,一線城市的土地供應已經明顯縮減。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日前,北京成交的住宅用地僅為13宗,預計全年成交量將遠低於2014年和2013年。“最近兩年,北京住宅土地市場稀缺。”

張大偉分析,未來大城市的土地市場將出現兩個變化,一是新增土地的供應會越來越少,土地的價格會越來越貴,一線城市的房價會更加堅挺,尤其是中心區域的豪宅化會更加明顯。

物以稀為貴。在土地供應緊缺和今年以來樓市快速升溫的情況下,一線城市的土地價格也水漲船高。中原地產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從4月單月看,一線城市合計成交住宅類土地9宗,平均樓面價達到了14012元的月度新高紀錄,從溢價率看,因為北京設定了上限,導致停留在49.6%,實際平均溢價率超過60%。

另一方面,劃定城市邊界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將明顯提高。隨著土地供應的減少,未來新供應的土地中,低容積率的土地將越來越少,土地的容積率也會提高不少。張大偉說,未來大城市新增的土地將不斷減少,更多的將是存量土地的再升級再改造。

一二線城市要做減法

此前,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同時對房地產市場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會議中提到,“要完善市場環境,盤活存量資產,建立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盤活存量資產,意味著未來在土地供應方面,相應的存量資產也要盤活,比如重點城市的更新改造中,工業用地轉為住宅用地等。

例如,5月1日開始實施《上海市城市更新實施辦法》提出,在符合區域發展導向和國家規劃土地法規要求的前提下,允許用地性質的兼容與轉換,鼓勵公共性設施合理複合集約設置;在地區整體空間對建築高度不敏感的地區,允許高度適度提高,緊湊建設,以高度換開放空間等。

不過,如果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產業沒有真正發展起來,那麽嚴格控制大城市邊界將面臨著較大的壓力。廈門市政協委員、集美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李友華說,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市民化應該是一個梯度轉移,即村鎮人口主要向三四線城市轉移。但現在的問題是,農村的人口大多直接向一二線大城市發展,再加上很多三四線城市人口還在向一二線城市轉移。

貴州省政府參事、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教授說,要讓三四線城市真正發展起來,關鍵核心還在於公共產品的供給。比如好的醫院、學校、交通主要公共產品,要是都仍然集中在一二線大城市,那三四線城市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

“一方面,一二線城市要做減法,既減少土地供應,也要轉移走一些產業。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要做加法,增加一些產業和公共資源。”張大偉說。

董祚繼說,目前國土部正和農業部合作,把所有城郊的耕地挑出來,然後進行評價。如果質量確實非常好,就要盡量把這些耕地留下來,跳出去發展,衛星城市、組團式發展。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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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協同發展破解“大城市病”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703380.html

京津冀協同發展破解“大城市病”

第一財經日報 邵海鵬 2015-10-28 06:00:00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北京如何解決人口擁擠、交通擁堵、公共資源緊張等“大城市病”,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有所突破?

資源與居住分離,工作地與居住地分離,城市空間“攤大餅”均質蔓延態勢不減,北京的交通和城市發展仍然存在不少挑戰。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北京如何解決人口擁擠、交通擁堵、公共資源緊張等“大城市病”,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有所突破?

近日召開的第二屆城市交通綜合開發國際研討會上,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副主任方平坦承,就當前北京交通發展來看,仍未完全擺脫需求追隨型的被動式發展局面,亟須進一步樹立交通引導城市發展的理念,探索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城市開發模式(TOD)。

疏解非首都功能

數據顯示,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達到2151.6萬人,其中居住在五環以外1098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1.1%,外圍“睡城”人口過度聚集。

方平表示,隨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出行總量不斷增長,再加上軌道交通路網規模不斷擴大,北京地鐵客運量持續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超過5%,工作日千萬客流已成常態。

中心城吸引力依然很強,向心交通運行壓力巨大。在城市空間拓展過程中,優質就業機會、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城市功能布局並沒有隨著人口空間結構的變化進行及時調整,導致中心城區向心磁力不斷加強。

這些問題導致的是軌道交通客流潮汐現象嚴重,乘客出行時間、數量、方向極不均衡。早高峰以進城方向為主,運力與運量矛盾突出,列車擁擠,換乘通道擁堵;晚高峰以出城方向為主,客流相對分散。

方平說,隨著人口不斷向外擴展,導致交通系統長期處於被動、追隨的狀態。城市空間“攤大餅”均質蔓延態勢不減,出行距離不斷增加,加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交通出行周轉量成倍增長。

結合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協同發展,北京市提出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持續建設完善幹線鐵路、城際鐵路、市郊鐵路和地鐵四層網絡的統籌謀劃。方平說,TOD的理念應該是政府部門、交通和城市發展的主體企業、社會機構和專家們的共識,在城市發展中凝聚共識,形成合力,逐步推進。

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會傑說,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除了加快軌道交通本身建設和發展之外,還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進行統籌謀劃,優化調整城市功能布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水平。

他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為提升軌道交通服務質量贏得了機遇,人口疏解,產業轉移,職住合一,地鐵中心城區客流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扭轉,中心城骨幹線路和外圍線路的客流負荷強度將得到有效控制。

“人跟線走”

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總建築師李暉在上述研討會上說,在整個北京市TOD實踐中,針對嚴重資源匱乏的問題,京津冀要執行非常嚴苛的土地控制;針對城市環境汙染嚴重的情況,下一步就要追求和實現低碳排放量的城市生活模式;針對城市交通嚴重擁堵的情況,就要在TOD建設中提供舒適便捷的公共出行方式,緩解整體的交通壓力。

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也發生嚴重堵車問題,跟北京、上海沒有任何區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MTR)中國區執行總裁易瑉說,當時香港政府部門以及MTR一直致力於軌道交通的初級階段“線跟人走”,哪里人多,哪里需要解決為了謀生而出行,就將軌道修到哪里。

但之後人們開始認識到較長的出行時間帶給生活的不方便。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軌道交通的第二個階段“人跟線走”。易瑉解釋,這就是TOD的理念,在設計城市規劃的時候,有意識地先把軌道交通鋪設好,然後發展社區。

易瑉認為,內地現在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硬件不夠軟,軟件不夠硬”,即在軟硬件過程中缺乏足夠的人性化。京津冀發展最重要的環節是糖葫蘆式的發展方向,是把需求、沿線人們集中的社區和功能團打包,如果有可能,在城市規劃方面要盡量考慮讓人們少出行。

深圳已進行TOD開發十多年,深圳市軌道交通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趙鵬林表示,當初政府的基本設計思路是,使土地開發的收益、地鐵建設的成本和未來運行的成本能夠打平。

他說,城市的交通方式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軌道交通建設發展的方式,又影響到未來政府財政的負擔和每個人的生活成本。因為毗鄰香港,深圳一開始就受到香港地鐵的影響,而且深圳發展很快,土地資源很少,建設地鐵又需要很多錢。綜合考慮之下,決定了深圳一開始就把軌道交通的發展和土地的利用捆綁在一起。

趙鵬林認為,要尊重市場規律,處理好政府跟市場的關系。當時正是因為不知道地鐵的運營成本到底是多少,對地鐵的收入也不知道應該如何確定,於是就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這樣政府的責任就相對少很多。如果一個企業是靠補貼來存活,那它基本上不能算是現代企業,因為它沒有成本核算,換誰做董事長或總經理,也都只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要補貼上,而不是放在怎麽樣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服務水平、降低成本上。

趙鵬林舉例說,比如一個地鐵公司向當地政府一年要10億的補貼,政府經過討價還價後給了公司9億,那麽一旦出現事故,公司就會將責任推到政府身上。基於此,在引進競爭機制的同時,深圳市政府的角色定位就只做兩件事,一是制定遊戲規則,二是負責監督檢查,不去管地鐵運營的中間環節。

研討會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基礎一處副處長張奇提到,北京市的地鐵沒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完全靠財政進行補貼,而且北京市的交通樞紐建設規劃實現率非常可憐。現在的樞紐建設也受制於政策,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此外,日本政府制定遊戲規則,鼓勵軌道站點周邊高強度開發,而且為了彌補開發時候的代價會獎勵容積率,這是一種非常符合市場規律,且能夠形成良性循環的機制,遺憾的是在北京並沒有出現。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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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438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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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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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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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津五大城市集體“沒縣”了 縣改區更受大城市歡迎

在城鎮化的浪潮下,隨著大城市的不斷向外擴張,轄下的縣和縣級市也紛紛改區。

北上廣深津集體不設縣

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崇明撤縣設區”工作大會,上海最後一個縣改為區。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行政區劃經歷過多次調整。尤其是在2001年上一輪郊區撤縣設區後,崇明成為全市唯一的縣。資料顯示,上海崇明縣轄崇明、長興、橫沙三島,總面積1411平方公里。崇明島是僅次於臺灣島、海南島的中國第三大島,陸域總面積1267平方公里。長興島位於吳淞口外長江南支水道,陸域總面積88平方公里。

在上海崇明撤縣設區之後,7月28日,根據《國務院關於同意天津市調整部分行政區劃的批複》,天津市委、市政府決定,撤銷薊縣,設立薊州區,原行政區域和政府所在地不變。至此,本市縣級行政建制成為歷史,全市實現城區化管理,天津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目前,撤縣設區有關工作正在有序展開。

這也意味著北上廣深津五大一線城市全部告別了“縣域”時代。

在上海之前,去年11月,北京,經國務院批準,撤銷密雲縣、延慶縣,設立密雲區、延慶區。至此,北京告別縣治時代,所轄行政區域全部設區,目前北京共16個市轄區。

在華南廣州,2014年初,經國務院批準,撤銷黃埔區、蘿崗區,設立新黃埔區;撤銷從化市、增城市,設立從化區、增城區。至此,廣州告別縣治時代,所轄行政區域全部設區。

至於在一線城市中面積最小的深圳,早在1992年時,轄下的唯一的縣寶安縣就被撤銷,設立寶安區、龍崗區。至此,深圳告別縣治時代。目前深圳也只有6個市轄區。

當然,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同安),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所以看到別的大中城市能不斷將轄下的那麽多縣改區,發展空間受限的深圳也只能暗自羨慕了。

除了北上廣深津,還有不少二線大城市也結束了縣域時代。比如中部的中心城市武漢,在1998年就將所管轄的縣都改成區,目前武漢共有13個市轄區;南京在2013年也進入了“無縣”時代,目前南京共11個市轄區。廈門則與深圳一樣,由於只帶一個縣,在1997年同安縣改區後,就結束了縣治時代。

縣改區更受大城市歡迎

不過,縣改區在不同的地方,受歡迎的程度則不盡相同,在大城市,下轄的縣對改區的歡迎程度更高。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大城市發展到目前階段,越來越受發展空間限制,具有對外擴張的客觀要求。通過區劃的調整,可以實現自身的發展。與此同時,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將周邊的縣改區,這些縣可以接受主城區的外溢效應,是有利的。

從實踐經驗來看,大城市對轄下的縣撤縣建區,極大地促成了當地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北京為例,過去很多郊縣變為區後,其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較快。比如1997年通縣改為通州區,2003年八通線通車,通州成為最早通地鐵的郊區縣;1999年昌平“撤縣設區”,2007年地鐵13號線通至昌平回龍觀、霍營。改成區之後,中心大城市享有的一些公共服務也能延伸到郊縣,並將帶動相關產業加快發展。

就上海而言,通過撤縣建區,使郊區經濟社會快速融入了城市化發展進程,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綜合實力躍上新臺階。

但在三四線城市,很多縣(市)對改區還有疑慮。2005年,湖北地級市黃石計劃將轄內最強的縣級市大冶改為區,遭到大冶上下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作罷。同樣的劇情也曾在浙江湖州上演,2013年,湖州市下轄的長興“撤縣設區”的動議因為引起當地各界的廣泛反彈而作罷。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說,長興經濟發展比湖州還好,同時湖州的輻射能力也不強。類似一些中型城市的聲譽、影響力、帶動作用可能還沒有下面的縣市強,改成區後,對下面郊縣的幹部及地方利益損失會比較大。對這些地方來說,他們更喜歡的是縣改市或省直管縣,而非縣改區。

這是因為,對於三四線的地級市來說,縣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財權、人權等都相對比較獨立,改成區後,它的行政自主權、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城發展的規劃、社會管理權限都要上收到地級市去,一些縣級政府可能會認為縣改區非但得不到來自中心城市的輻射,反而削弱了自身的發展動力。

以長興為例,作為浙江財政“省直管縣”,曾經有媒體披露該區域的財政80%留給自己,20%交給省里。但變成區之後,可能一半要交給湖州。“浙江這邊一直都是省直管縣,縣域經濟發展得好,縣里財政有錢。所以像長興的教師收入水平比湖州市區的要高出不少,這對他們積極性提高也比較有利”,湖州市區某中學劉老師告訴記者。

專家指出,是否改區要因地制宜。如果主城區太弱,對周圍輻射能力不夠大,這樣的城市還處於一個集化階段,還要吸收鄰近地區的要素,尤其是如果縣和地級市離得很遠,市帶動力量不大,會減弱一定時期內相關縣域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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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微博的人群變了: 從大城市走向二三線城市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961

 

新浪微博經典頁面(東方IC/圖)

就在很多人感覺新浪微博離自己越來越遠的時候,這個公司卻越來越賺錢,而且玩微博的主要人群也已發生變化。

8月9日,微博公司(NASDAQ:WB)公布的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第二季度未經審計財報顯示,微博二季度凈營收1.46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6%。按照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計算,歸屬於微博的凈利潤有3550萬美元。

自2014年4月上市以來,微博從17美元的發行價,上漲到今天約42美元,市值90億美元左右。微博的用戶活躍度已連續9個季度保持30%以上的增長。目前日活躍用戶達1.26億。

微博取得這一成績實屬不易。要知道,同時期微信的用戶量從4億到今天已逼近7億。

微博在上市前一年,獲得了阿里巴巴的投資。所以很多人把微博的進步歸為阿里巴巴的資源支持。但其實微博對阿里的依賴已經很小。微博今年第二季度的營收里,來自阿里的營收為1280萬美元,只相當於去年的一半不到。

目前微博絕大部分營收來自廣告和營銷,近七成的營收來自移動端。

微博公關部的一位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過去很多大品牌不願去微博做推廣,他們覺得微博是一個中小企業做廣告的地方。但這幾年,隨著微博大數據的積累和沈澱,以及短視頻和直播業務的成熟,一些大品牌(如豪車)開始在微博上做投放。

一開始,微博的主要用戶是從開心網和MSN轉移過來的。這些用戶把微博當做QQ空間或者Facebook和Twitter來玩。當時的微博是一個典型的好友社交工具。

後來微博發展成一個信息和資訊獲取工具。典型的是大V群體的崛起。再往後,大V影響力逐漸降低,很多中小V和自媒體崛起,微博的用戶也開始年輕化。更重要的是,隨著微信的崛起,微博的用戶群發生巨變。

上述微博公關部員工說,這幾年微博最大的變化是,三四線城市的微博用戶和年輕用戶增幅明顯。從今年2月開始,微博月活用戶增長最快的是二線城市,人均在線時長漲幅最快的是三、四線城市。

微博CEO王高飛在今年一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中提到,微博在一線城市的人口滲透率達到了50%以上,但在二、三、四線城市,微博的人口滲透率僅在20%至30%。他預計未來兩三年,二三線城市的微博用戶滲透率會趕上一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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