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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中型冶金礦企聯合申請對澳、巴鐵礦石反傾銷調查

7月26日從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獲悉,國內大中型冶金礦山企業擬聯合對進口鐵礦石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

申請中指出,國際主流礦山大量、低價向中國出口鐵礦石,存在明顯的傾銷行為,已經並將繼續對國內鐵礦產業形成實質性損害,如果不及時采取反傾銷措施,將嚴重影響我國資源戰略安全。

為了維護國內鐵礦產業利益,國內20余家大中型礦山企業聯合作為申請人,由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代表國內鐵礦產業向商務部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並商請有關冶金礦山企業作為支持申請企業,共同請求對原產於澳大利亞、巴西的鐵礦石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據通知書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市場是國際主流礦山出口的主要目標市場,其80%以上的鐵礦石產品出口到中國,且近兩年數量不斷增加,進口價格明顯低於國內鐵礦石產品生產成本。大量、低價進口,已經對國內鐵礦產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和影響,投資持續撤離,企業虧損面加大,大量企業停業關閉,產業開工率不足65%,行業萎縮加劇,產品對外依存度接近85%,不但礦山生產企業舉步維艱,苦苦掙紮,鋼鐵產業安全也面臨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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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商行生存困境:貸款成本高 客戶被大中型銀行搶食

“去年以來特別是今年,原來農商行的既有客戶被四大行、股份制銀行搶走,我們的客戶流失非常嚴重。”華北地區農商行信貸部總經理劉勇智(化名)對第一財經坦承。

面對資源和成本優勢明顯的大中型銀行同業競爭,農商行只能“以退為進”,在既有市場定位基礎上進一步下沈,將小額貸款推向更接近農民、居民的地方。在經濟下行期,小額貸款反而遭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小。

農商行困境:大中型銀行客戶下沈

劉勇智所親歷的農商行經營環境變化,正是銀行業已經打響的市場化改革戰役。

2015年推動了近20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入“最後一公里”,央行連續五次降息,並於10月24日取消了存款利率上浮管制,自此,利率市場化基本完成,商業銀行攬儲自由定價、充分競爭。同年5月1日,存款保險制度正式實施,商業銀行、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等銀行機構須繳納存款保險基金,這意味著銀行不再“大而不倒”。

金融改革急風驟雨對銀行經營形成倒逼,商業銀行“坐吃利差”的盈利模式倍受沖擊。與此同時,在經濟下行、結構調整的進程中,實體企業信用風險暴露,銀行不良風險持續飆升,截止到今年2季度,銀行業不良貸款率1.75%。

誠然,經營環境變化是銀行業共同無法避免的“風雲變幻”,但在銀行陣營中,相對於五大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以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為代表的中小銀行經營管理、抗擊風險能力更弱。記者多地調研發現,在一地區的客戶市場格局,已經形成了四大行服務大型央企、國企、政府平臺,股份制銀行差異化定位中型企業、特色產業,城商行瞄準地方性國企、小型企業和城市居民,留給農商行和農信社則是被“瓜分”之後的中低端客群。

如今,這一“食物鏈”卻正在重新進行分配。除了銀行業普遍經受的經營壓力,農商行確實面臨更嚴峻的發展困境。“我們的很多高端客戶被四大行搶走,因為他們本身有業務、利率成本優勢。”劉勇智說。

自去年利率市場化完全放開以來,市場競爭愈加激烈,當地四大行、股份制銀行的客戶策略向下延伸,原來被排除在外的“長尾人群”納入大中型銀行的“盤中之物”,搶走了農商行很多的既有客戶群體。

在一家農商行營業部網點,記者隨機采訪的一位正在等待辦理貸款客戶表示:“哪家銀行門檻低我們去哪兒做(業務),哪家銀行方便去哪兒做(業務)。”相對當地四大行而言,在農商行貸款業務的門檻較低,但貸款成本高。

事實上,客戶所說的農商行貸款率高也是“情非得已”。劉勇智解釋稱,農商行由於網點多、人員多,本身運營成本和管理成本高,因此貸款定價要高於四大行,一般客戶從農商行貸款利率成本在8%左右,而在四大行利率成本僅5%—6%,對比下來,2%—3%的貸款成本對於任何客戶都不容小覷,客戶自然選擇成本低的銀行。

除了來自銀行之間的同業競爭,農商行的經營環境更是隨著金融主體的多元化而日益艱難。 近年來,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村鎮銀行等基層金融組織深入農村金融市場,給農民貸款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空間。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崛起,以宜信為代表的P2P平臺、網商銀行等新興民營銀行專門推出針對農村市場的金融產品,紛紛開拓出以線上貸款技術和大數據風控模型的路子,來破解農村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的長期頑疾。

中國農業大學金融系主任何廣文表示,在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銀行利差收窄,而且農商行面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不管是在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除了銀行之外還有其他的金融機構,特別是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

農村金融還有多大空間?

面對資源和成本優勢明顯的大中型銀行同業競爭,農商行只能“以退為進”,在既有市場定位基礎上進一步下沈,開辟農村金融、社區金融——這些大中型銀行觸角尚未延伸的空白市場。

事實上,如何進一步開辟農村金融市場,對農商行而言是一個緊迫的命題。從現有的存貸款數據來看,農商行在體量上還不是服務“三農”的主角。截止到今年3月末,農商行涉農貸款余額4.9萬億元,較2007年增長262%。盡管農商行在近十年間涉農貸款以超過20%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長,但對比銀行業整體涉農貸款金額,截止到3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不含票據融資)余額26.8萬億元。農商行在涉農貸款體量還不如整個銀行業水平的零頭,占比僅為18.28%。

眼下,進一步服務下沈,深耕農村金融市場,已經成為農商行生存發展沒有選擇的“選擇”。

但情況也並不那麽悲觀,在劉勇智看來,農商行在網點和服務下沈,可以給農戶服務更細微,將服務延伸到國有大行不可能覆蓋的鄉鎮甚至村。在農村,村鎮銀行目標客戶與農商行定位有交叉,但村鎮銀行實力與農商行無法抗衡,不在一個量級。

農商行由農信社和農村合作銀行轉制而來,由於農信社被定位於主要為農戶提供服務的合作金融機構,轉制成功的農商行體制機制變化,但沿襲了服務“三農”的使命基因。

小額貸款是雞肋還是甜頭?

既然堅持服務“三農”的定位始終未變,為何有著貸款需求的農民與資金供給方之間總是遙遠呢?

一位有著多年農村金融經驗的西北農商行副行長對記者表示,第一,獲取農村的信用很難,很多農戶都是信用的白戶,單靠一家銀行建立起農村的信用體系非常困難;第二,在農村設立銀行經營網點相對於農村的金融密度很低,相較於城市,在農村建立網點的經營成本很高,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

這一問題反映了目前農商行發展農村金融面臨的普遍瓶頸。

記者從山東某農商行了解到,對於投入產出問題,該行利用風險評級和業務貢獻度的權重對農戶貸款定價,其中風險評級權重占比60%,業務貢獻度權重占比40%。一名鄉村信貸員的人力成本年均5-6萬元,在當地農村每2000名村民由一名信貸員維護。在貸款品種上,該行側重采取抵押、擔保方式,保證類貸款占主體。

可現實問題是,一直以來,農民貸款的主要問題是抵押物不足、缺乏信用數據、受自然災害影響大、現金流不穩定等。銀行本身是經營風險的機構,如何在農村信用體系不健全的條件下控制風險,擴大農村市場呢?

“在農村地區,商業銀行很難通過一種產品或服務,同時協調貸款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經營成本高、風險大之間的矛盾。”上述西北農商行副行長告訴記者,他所在的西部省份本身土地廣袤,有的偏遠地區一個信貸員騎摩托車跑一天只能跑一個牧民,如此下來,銀行服務年均貸款需求幾萬元農民的成本很高。而在農村主要以農戶開展貸款單位,難以采取規模化、批量化的授信方式。

在農村小額貸款實踐中,逐步形成了農戶之間的信用擔保模式,即農戶互聯互保,這種經驗主要依托於一個小範圍內家族、氏族、群族的社會,這種方式天然適用於農村。

以某農商行推出的“農戶擔保+互助金模式”為例,5名農戶之間互相擔保並組建互助金,每戶根據貸款額度繳納5%的保證金,簽訂保證金協議,規定一旦有人發生風險,其他農戶共同擔保以保證金償還貸款。

除了針對農村金融市場的農戶貸款,在城市,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也是農商行另一重要客戶群體。大企業貸款規模大、批量化運作,但農商行畢竟很難拼得過成本和資源強勢的大行、股份制銀行,小額貸款的農戶、居民和小企業主類客群更像是農商行門當戶對的選擇。

“這輪經濟結構性調整,信用風險暴露誰也跑不了。”劉勇智告訴記者,銀行業的不良壓力困擾著農商行,由於經濟調整尚未見底,下半年或者明年不良壓力持續加大。

不過,硬幣的另一面是,小額貸款在經濟下行期更耐得住考驗。劉勇智解釋,本輪經濟周期對每個市場主體的影響客觀存在,企業流動性普遍收緊,但對小企業影響並不大。而農商行貸款主要是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這些小額貸款群體,一般小額貸款額度20萬—30萬元,最高50萬元,基礎產業受經濟波動影響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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