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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家陳家寬: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四大挑戰

“保護生物多樣性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一要務,自然保護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最重要也最有效的途徑。”

7月9日,即將邁進古稀之年的我國生態學家、複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教授陳家寬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這位長期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的老教授在現場提出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四大挑戰。

陳家寬認為,第一大挑戰就是體制機制的障礙,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或自然保護區項目的申報、投資、建設和管理均存在巨大困難。具體來說,保護的自然地理單元被行政區域分割,比如如武夷山就由多個省市分頭管理;其次,同一生態系統保護對象分屬不同部門管理,比如河流、湖泊和灘塗就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另外,同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歸屬於不同等級行政區。

“美國所有的自然保護區都是國家管理的。我也傾向於由中央政府集中管。”陳家寬建議,首先,應該建立自然保護區由同級政府投資、建設和管理的體制;第二,應該把分屬到各部委的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職能集中到環保部;第三,國家環保部應該下設自然保護區局行使管理職能;最後,要建立跨行政區的自然保護區群與統一協調的管理機構。

第二大挑戰是保護空缺明顯,這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戰略資源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比如野生稻等農作物這樣的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的保護均存在空缺。

對此,陳家寬表示,建議組織科學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空缺進行科學分析,並發布保護空缺的指導性文件與優先保護方案,以及修改或者出臺相應文件為搶救性保護開路。

第三大挑戰為目前對於主要保護對象動態及管理缺少針對性和科學性。最後,人類活動與全球變化對自然保護的巨大威脅則為第四大挑戰。如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與保護的沖突還在不斷曝出。

對於目前國內一些森林公園和濕地公園的管理模式,陳家寬也嚴厲地提出,自然保護區是人類的偉業,絕對不能成為政府或企業經營旅遊或房地產的幌子。

除了闡述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挑戰並給出對策,他也在演講中分享了一些成功案例。“以朱鹮為例,這一生物在日本和俄羅斯都滅絕了,中國在1981年的時候發現只剩下7只。”陳家寬說,讓人欣慰的是,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10多處朱鹮棲息地自然保護區,這些努力讓野生朱鹮數量從當時的7只發展到了1000只左右,活動面積也由最初的20平方公里擴展到了1.3萬平方公里。

另外,我國目前有60多處大熊貓自然保護區,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由2000年的1100多只增加到2013年底的1864只。長江濕地保護網絡、黃河濕地保護網絡以及海濱濕地保護網絡也在努力的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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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已到危險境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509

澳大利亞的大堡礁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這里生活著1500種魚類和4000多類軟體動物。然而過度的開發、汙染和氣候變化的不斷威脅,讓大堡礁的健康陷入危境。在過去的30年里,大堡礁失去了近50%的珊瑚。(東方IC/圖)

從前工業化時代到今天,全球平均氣溫升高了0.8攝氏度,這使地球上瀕臨滅絕的物種增加了2.8%。如果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攝氏度,約5%的物種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如果溫室氣體排放一切照舊,16%的物種將消失。

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一直是人們關註的熱點。最近幾年的研究發現,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減少速度驚人。面對這種結果,一個不容否認的問題是,人類的行為直接和間接造成了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尤其是人類開墾荒地、砍伐森林以及大規模的工業化導致氣候變暖,造成了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

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統計,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已經識別的物種數量大約是175萬,其中大部分是諸如昆蟲這樣的小生物。不過,研究人員認為,地球上實際有1300萬種生物。

過去的一些研究提出,在過去的100年里,地球上45%的森林已經被砍伐掉;在過去的50多年里,地球上的生物種類正在以相當於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世界目前約有3.4萬種植物和5200多種動物瀕臨滅絕。

現在,一些研究再添新證據。2016年7月15日的美國《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地球陸地上58%地區的物種多樣性完整指數已低於安全值。研究人員在18659個地點進行了238萬次記錄,共錄得39123個生物物種。以此數據界定,相較於沒有人類活動的地方,所謂“安全”地方的在地物種數量必須至少達到90%的水平。但是,目前地球陸地上58%的地區物種達不到這個水平,在這些陸地上居住著全球大約71%的人口。

物種多樣性完整指數低於安全值主要由於人類的農業用地、道路與城市發展持續擴充所致。受到物種減少沖擊最大的是美國、阿根廷、南非與中亞的草原地區,這些地區的動物與植物數量皆因人類活動而減少。

類似的另一些研究同樣把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原因歸咎於人類。2015年5月,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倫敦大學學院紐博爾德的一篇文章指出,過去500年來,人類已經使陸地上野生動植物總量減少了10%,物種總量減少了14%,絕大多數損失都發生在100年以內。這是研究人員分析了70多個國家的近2.7萬個物種、100多萬條生態多樣性改變記錄後發現的。14%的物種滅絕只是全球平均水平。在一些地區,生物多樣性保存較好,而在其他地區,例如西歐,已經失去了20%-30%的物種。

紐博爾德等人指出,人類的狩獵、破壞動物的棲息地、與牲畜爭奪食物是大型食草動物減少的主要威脅。土地開墾使某些物種的棲息地支離破碎或完全被破壞,從而可能導致地球上15%-30%的物種走向滅絕。

此外,人類的工業活動導致氣溫升高也威脅到越來越多的物種。從前工業化時代到今天,全球平均氣溫升高了0.8攝氏度,這使地球上瀕臨滅絕的物種增加了2.8%。如果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攝氏度(這是全球努力追求的控制目標),約5%的物種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如果溫室氣體排放一切照舊,16%的物種將消失。

多樣性的作用

科學家認為,地球上實際有1300萬種生物。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在所有形式、層次和聯合體中生命的多樣化,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基因)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它形成了一個生命系統,人類只是這個生命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依賴它而生存。

以遺傳多樣性而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遺傳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攜帶的各種遺傳信息的總和。這些遺傳信息儲存在生物個體的基因之中。遺傳多樣性也就是生物的遺傳基因的多樣性。任何一個物種或一個生物個體都保存著大量的遺傳基因,也就是一個基因庫。一個物種所包含的基因越豐富,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越強。基因的多樣性也是生命進化和物種分化的基礎。

狹義的遺傳多樣性主要是指生物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種內顯著不同的種群之間以及同一種群內的遺傳變異。此外,遺傳多樣性可以表現在多個層次上,如分子、細胞、個體等。在自然界中,對於絕大多數有性生殖的物種而言,種群內的個體之間往往沒有完全一致的基因型,而種群就是由這些具有不同遺傳結構的多個個體組成。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在於它有兩種價值——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

直接價值是,生物為人類提供食物、纖維、建築和家具材料及其他生活、生產原料。例如,發展中國家有80%的人口依賴植物或動物提供傳統藥物。在亞馬孫河流域有2000多種動植物被作為藥用,在中國,能夠入藥的物種多達5000多種。

間接價值是,生物多樣性提供重要的生態功能。在生態系統中,野生生物之間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們共同維系著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提供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如保持土壤肥力、保證水質以及調節氣候,保護人類免受自然災害和疾病之苦等。

此外,生物多樣性的間接價值還在於,可以提供光合作用固定太陽能,使光能經綠色植物進入食物鏈;維持植物的傳粉、基因轉移和交流、異花授粉的繁殖等;對汙染物的吸收和分解,包括有機廢物、農藥以及空氣和水汙染物的分解作用等。

由這些情況可以看到,如果生物多樣性減少,人類的生存也會陷於困境。物種多樣性水平降低後,依靠蜜蜂等昆蟲授粉傳播的農作物、為糧食作物生產養分與水分等的健康土壤,以及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以應對氣候暖化的樹林等自然生態服務系統將面臨更大風險,從而降低作物產量。

物種滅絕被誇大?

地球上的生物誕生以來,有過5次大的物種滅絕,誘發的原因各種各樣,如火山爆發、地殼造山運動、小行星撞擊等。現在,又在經歷第6次的物種滅絕,主要原因是人類的過度需求。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目前對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物種滅絕的估計有誇大的趨勢。人類為了自身的需求對生態環境進行了大量破壞,由此造成了物種滅絕和減少,但是由於缺少直接測量物種滅絕速率的方法和可靠的評估數據,物種滅絕速率的估計並不嚴謹。

例如,一個大型研究項目——千年生態系統評價——提出,現在的物種滅絕速度是每年10-100個,而未來將達到1000-10000個。這種估計的根據是理論計算,即建立在“種-面積曲線”的理論之上,也是一種間接推算方法。根據受破壞的生態環境面積,逆向推導計算物種滅絕的速率。

不過,後來相當多的研究人員認為,從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有些誇大和偏高。中國研究人員何芳良認為,“種-面積曲線”的理論有一定問題。這種倒推法忽略了一個基本的要素,即增加一個物種所需要的環境面積比滅絕一個物種所需要的面積小得多。在數學曲線上,倒推法所劃出的曲線與實際曲線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通過這樣的計算,何芳良在《自然》雜誌發文提出,目前地球生物滅絕的速率僅約為原來估算的40%。如果人們估計未來生物滅絕速率為每年1000-10000種的話,那麽現在這個數字要除以2.5。當然,這也是一個粗略的推算。

其實,還有更多的研究人員發現,在實際生活中目前的物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因為增加一個物種所需要的環境面積比滅絕一個物種所需要的面積小得多。

美國佛蒙特大學、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極地到熱帶,從海洋到陸地,很多地方的物種數量甚至有所增加。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瑪麗亞領頭進行了一項新研究,他們仔細地查找了世界各地多年之前跟蹤和統計的物種檢測研究,選擇了100年中,包含超過35000個不同的物種觀測,其中的數據資料可以追溯到1874年,而更多的數據集中在過去40年內。

研究發現,幾十年來,許多地方的物種數量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反而有所增加。而且,幾乎80%的群落在物種組成方面發生了變化。59%生物群落的物種豐富度增加,41%有所下降。在所有的研究中,變化的速度是適度的。

同時,瑪麗亞等人進行的這個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相較於物種滅絕,更應當稱為全球棲息地的物種正在進行巨大的周轉。換句話說,生物多樣性並非是在減少,而只是在變化。甚至有的地方和有的時候物種多樣性反而在增加。例如,美國的佛羅里達州的螞蟻就有巨大的多樣性,其中大約30%都不是本地的,它們主要是從熱帶地區意外地被引入,現在組合為當地群落的一部分,這也證明地方性的生物群落多樣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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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法》大修 學者稱缺了“生物多樣性”

國家林業局官網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2016年修改征求意見稿)》正在征求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的意見,截至時間為10月25日。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現行《森林法》是1984年制定的,1998年進行過一次修改。國家林業局表示,《森林法》對於保護、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促進林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建立健全,現行《森林法》已不適應現代林業發展的要求。

有關專家對記者表示,林業的發展方式正在由傳統的木材生產向生態保護轉變,林業部門的重要職責就是保護好青山綠水。所以相關的制度就要做出調整,比如林地的保護制度、林木的采伐管理制度、生態保護制度、林業補貼制度等,都要向保護生態的方向做出調整。

8日,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執委解焱對本報記者表示,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森林法》作為國家新時期的一部重要法律,應該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體法之一,應當把森林的生物多樣性生態服務功能作為第一重要的價值來定位。

“看到《森林法》正在進行修訂的消息,非常高興和興奮,這是關乎到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極其重要的工作。”解焱說,但征求意見稿對於“生物多樣性”的重視不夠。

本報記者的查詢結果,在征求意見稿中,只有一處提及“生物多樣性”,在第三章“森林保護”第二十七條中,規定“國家實行基本林地保護制度。下列林地應當根據林地保護利用規劃劃入基本林地,嚴格保護,可持續經營。”其中包括“國家重要的天然林地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地”。

解焱說,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生存和延續具有關鍵性的作用與意義,這在國際社會已經日益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是全球生物多樣性迅速下降的危機也日益嚴重。根據201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全球陸生脊椎動物的種群在過去40年下降了約50%,淡水生態系統生命力指數下降了76%,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仍然沒有得到全球性的足夠警醒。

她介紹,建國以來,我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開展了退耕還林、天保工程、自然保護區建設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從50年代初8.6%提升到2014年21.36%。但是因過去不同發展階段的局限,“造林綠化”中一直把森林覆蓋率作為最重要指標,無法兼顧生物多樣性的指標和價值。因此在全國森林覆蓋率大幅提升的同時,局部區域存在的森林單一化、外來林種等問題與未來的發展要求極不協調。

“森林作為生物多樣性的載體和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發揮著巨大的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解焱說,在過去的理念中,森林的主要作用以木材、林下產品等價值存在和體現,但是隨著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功能價值日益被重視,森林的其他方面功能價值形式應得到全社會更充分認識和保護。《森林法》的有關條款,應當充分考慮這些價值的保護、改善和提高,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健康生活提供更加重要的服務功能。

8日,解焱發起成立的“保護地友好課題組”聯合提出修法建議,建議將生物多樣性系統要求的理念模式充分引入《森林法》,以生物多樣性價值角度對現有森林進行評估和分類、分階段系統性地予以優化,整體提升我國現有森林的生物多樣性服務功能和價值。

解焱對本報記者表示,具體內容還包括:強化現有自然保護地體系及其連通性建設,明確以生物多樣性為保護目標;避免森林單一化,合理利用當地物種,減少外來物種威脅;充分認識野生動物對於森林健康的價值,避免采用大規模化學性殺蟲等方式;推行碳匯經營、綠色產品、可持續林業管理和認證等友好型的生產發展中要充分兼顧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要求;涉及森林中野生動物保護方面,應當與剛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具體條款融合。

該課題組還建議,在管理體制上也需要引入更科學的管理理念,征求意見稿中林業部門不僅代表國家行使森林所有權、使用權,制定所有經營規則,也是林業經營的主要實施主體,同時是保護、經營狀況的監督者。因此希望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更積極的推動和監督作用。

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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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慶:多樣性×文化智力才是創新,最重要的是連接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16/161893.shtml

毛大慶:多樣性×文化智力才是創新,最重要的是連接
場景實驗室 場景實驗室

毛大慶:多樣性×文化智力才是創新,最重要的是連接

網絡效應已從比特中溢出,原子被關系重構,“混”才是出路。

本文由場景實驗室(微信ID: changjingshiyanshi)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毛大慶

什麽是聯合辦公?什麽是共享生活?什麽是共享社區?共享經濟 2.0 已進入深水區,人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場景。基於人處於自身的情感和情緒的代理中,我們切切實實感受到新的解決方案和新的意義表達層出不窮。

我們不再滿足於 Online 的“屏觸”,也不再滿足於簡單空間的停留,真正打動我們的是空間、人、物之間的關系。網絡效應已從比特中溢出,原子被關系重構,“混”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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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各式各樣的模式創新中出現了三個重要的詞——混沌,李善友的混沌大學;混序,李文的混序部落;混合,吳聲的混合內容。這三個詞都是“混”,“混”的確是關鍵,因為沒有了邊界才會出現新東西。

“混”是有理論的。《為誰留的空椅子:多樣性如何驅動創新》這本書揭示了一個關於創新的新公式,創新是多樣性乘以文化智力,其中多樣性就是“混”。

“混”之後,需要有方法,用文化智力驅動創新。在新的商業模式中,最核心的認知是——精神消費、社群、社群思維、社群經濟,其中最需要找到的物理概念就是 IP。

IP 代表著人的價值取向和消費取向。它從社群里衍生出來,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宗教是最大的 IP,而能夠在這個時代制造商業宗教,所基於的是連接和互聯網。今天的企業,如果沒有能力制造自己的企業宗教,恐怕也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

基於以上,我們一起來探討精神商業時代社群經濟的新模式和創新能力的新要求:

從微觀上說,消費方式和結構正在發生著改變——從生存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升級,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升級,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其中需特別註意的是,高凈值人群開始從金融、理財、保險等單點式消費向網狀新增長點消費、複合型消費升級。所有這些升級都在我們身邊潛移默化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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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消費升級,中國的消費升級空間尤其巨大,並且中國消費升級過程中,在精神消費領域的消費產品將是難以估量的。解決用戶的精神饑渴是新商業的最大機會,而核心是能否找到人的精神訴求和真正為滿足精神訴求所創造的新產品。

你的每一個設計都是要找到那一群人共同的精神訴求,社群思維是這個時代最高段位的思維,沒有這個能力,別的模式都免談。滿足消費者在精神層面的剛性需求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備條件。

我們目前做出的共享際,略有一些社群思維。做完之後好多人來取經,來了就拍照,什麽都照,我說照片你拿走,房子也拿走,都做不出來,因為你沒有社群思維。你只是看著房子好,可這房子有什麽用?還是房地產。最終要有社群思維、社群經濟。我個人認為社群思維真的是高於互聯網思維,而互聯網思維是構成社群思維的基礎。不懂互聯網思維,就更沒有資格談社群思維。

社群經濟是下一個時代里不斷支撐經濟發展的原力註入。社群經濟有三個特征,它是人本經濟,是人性經濟,更是人格經濟。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經濟,它強調企業需要塑造魅力人格體,不斷提升品牌人格的正能量,才有機會得到用戶的歡迎和擁戴。

社群經濟是人格經濟,連接和交互是搭建社群的渠道,其中空間、消費、精神三點缺一不可。空間是社群活動投射的載體,消費是空間在物理方式上讓社群鏈接的商業手法,精神是社群在鏈接過程中形成的共同價值觀,是最穩固的形成商業護城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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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網絡只有一個節點時,它是孤立的,是沒有價值的,但當所有人通過移動互聯網連接時,表現出的推動和顛覆的力量將呈現指數級增長。所以,要把你的產品接入到已連接的網絡,嘗試讓產品與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產品產生連接,通過連接再搭建新的社群,這是非常關鍵的思維路徑。

什麽才能夠成為社群?首先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的認同,才能形成精神聯合體,再達成利益共同體,我想這是在連接的時代大家必須要去理解的。當然在用戶社群之上,未來會產生更多新的商業模式,比如 C2B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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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馬雲最近談得很多,他說當企業擁有用戶社群後,跨界延伸的能力增強,即使跨界也無需親力親為,通過集合用戶的需求,倒逼供應鏈,對產品或服務進行反向采購,同時也擁有較強的議價能力。誰有更強大的社群,更能夠集合社群,未來就會在新產生的商業模式中占得先機。

在我個人的實踐中,共享辦公只是一個入口,終點其實是在共享生活上。占領了辦公,再慢慢去占領居住,最後去占領消費,把這三者融合在空間里,才是我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們要做的共享社區。

共享社區對原來商業綜合體的顛覆是從單一的地產邏輯、空間邏輯,變為空間和人的連接,企業跟企業的連接,資源跟資源的連接,視角轉向為用戶思維,從原來的租戶變成未來的用戶,從原來的招商變成了 IP 的組織和發現,這是我們真正要學會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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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商業中的成功企業,將會具備一系列獨特的能力:能夠打磨出自身品牌的精神內核,打造出極具穿透力和凝聚力的品牌 IP,能夠不斷為用戶貼上精神標簽並反複強化,能夠將用戶群打造成一種真正的精神聯合體,能夠激發它的用戶社群產生出巨大的傳播能量。

從功能商業升級到精神商業是全球商業變革無可逆轉的大趨勢。在功能商業陷入困境的今天,精神商業肩負著一種歷史使命,已經吹響號角。在未來精神商業時代中成功的企業,將會比今天功能商業時代的成功企業更加優秀、強大,因為它的最大能量是連接的能量。社群成為商業的孵化器,社群的真正價值,是讓企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找到生存之道,構建牢不可破的深度用戶關系。

社群生態的運營邏輯,做來做去還是這四句話,產品即場景,分享即獲取,跨界即連接,流行即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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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的路徑是,先塑造人格化的品牌,孵化小眾社群,再到內容爆發產品引爆,制造流行文化,最後定義生活方式。我們任何一個產品的生命周期和制造周期,其實都是圍繞這五步的產品路徑圖去發展的。當然,重構體驗、重構價值、重構連接這是永遠沒完沒了要做下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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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力,等於多樣性乘以文化智力。文化智力是一個特別高端的智力,它考驗你的合夥人、團隊有沒有能跨越多元文化、高效工作的人,他能不能夠包容,能不能提煉,能不能願意放大差異。同時也考驗領導者能不能駕馭得了這樣的文化環境,能不能包容及不斷放大差異,並從差異里尋找創新的元素。團隊成員是否具備文化智力,可以通過回答這四個問題來驗證:

第一,有沒有文化智力的驅動性?所要驗證的是他有沒有內驅力、有沒有自信、有沒有興趣去擁抱多元文化。如果他的想法就是要趨同,要大同小異,要最大範圍地取得共識,這種人很難產生文化智力。

第二,有沒有文化智力的知識?這在於他認不認為能夠從多樣化的人群中提取他們身上的潛在價值,認不認為這里真的有潛在價值。

第三,有沒有文化智力的策略?關鍵在於他會不會去規劃多樣性,能不能用好多樣性,能不能有計劃地對社交之後的多樣性進行有價值的規劃。

第四,有沒有文化智力的行動力?行動力所強調的是,他能不能把多樣性提取出來,把差異放大,最後快速地把它組建成一個新的產品。

沒有這四種能力的團隊,說白了,再怎麽創新也創不出來。最終歸結到人,多樣性乘以文化智力,才能有創新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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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這些話反思自己做了兩年的這些東西,成功的地方都來源於我們團隊有幾個人,敢於跨越多樣性文化,敢於跨越自己,敢於否定自己,敢於放大差異,最後才能夠創出新玩意兒。希望你多找到一些有文化智力的人,才能夠真的產生出創新產品。

消費升級 社群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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