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罰單塵埃落定 美國銀行以166.5億美元終結MBS調查

史上最大罰單終塵埃落定，美國銀行以166.5億美元的天價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和解，以結束美國司法部對其違規銷售抵押貸款擔保證券（MBS）的調查。（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美國司法部周四宣布了和解協議，要求美國第二大銀行美國銀行支付96.5億美元的現金罰款。此外，美國銀行還需提供約70億美元，以援助困境中的貸款人。

美國銀行表示，和解罰單將使其三季度稅前收入減少約53億美元，約合稅後每股43美分。

此前華爾街見聞曾報道，被認為應該由美國銀行承擔責任的抵押貸款擔保證券中，絕大部分都是由該行收購的公司全美金融發行的。2004年到2005期間，美國銀行、全美金融和美林證券合計向私人投資者出售了965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擔保證券，遠遠超過了任何大型銀行競爭對手的發行規模——這其中有接近四分之三是全美金融發行的。之後違約的2450億美元貸款中，只有4%來自美國銀行。

而針對投行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抵押貸款業務，美國司法部已經給多家投行開出了罰單。摩根大通在2013年11月就類似的問題與司法部達成了一項130億美元和解協議。花旗集團在不久前也同意支付70億美元了結了類似調查。

據彭博新聞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過去數周的談判中，美國銀行一直拒絕接受超過130億美元的和解金規模，包括現金付款和消費者紓解項目開支在內；而司法部方面一直要求170億美元的總賠償。

學者如何角力“經濟憲法”新預算法十年四審塵埃落定

幾處不起眼的細節，在有“經濟憲法”之稱的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

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們，還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

長達十年的預算法修法之路終於塵埃落定。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預算法修訂啟動於2004年，其間兩度成立起草小組，歷經三屆人大，啟動四次審議，在中國立法史上並不多見。上一次歷經四審才通過的是2014年4月頒布的新環保法。

翌日新華社發布的決定全文顯示，新預算法對現行預算法的修改多達82處，在全口徑預算、預算公開、轉移支付、預算審查制度、地方債等方面有諸多亮點，但最引人關註的莫過於新預算法對現行法“央行國庫”的保留和對財政專戶的限制，顛覆了之前二審稿、三審稿中新提出的表述。

2012年6月，預算法修正案二審稿公布後，人們發現現行法第48條第2款“中央國庫業務由中國人民銀行經理，地方國庫業務依照國務院的有關規定辦理”被刪去，而增加了“國庫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此外二審稿還增加了“依法設立財政專戶”，與“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概念。

幾處類似的不起眼細節，在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卻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學界普遍認為，主導二審稿起草工作的財政部，企圖取消央行的國庫經理權，回歸財政國庫體制（參見南方周末2013年8月29日“三屆人大，十年修法，預算法考驗中國”與“‘經濟憲法’里的明爭與暗鬥”兩文）。盡管輿論反彈強烈，在今年4月的預算法修訂三審稿中，對此問題依然模糊保留了二審稿的表述。

與此同時，盡管事關現代預算制度核心，在“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方面，爭議和反複並不強烈。根據新預算法，預算草案得以提前交至人大財經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查，問責制度也有所強化。但外界多有期冀的“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則未能入法。

無論如何，拉鋸總算結束了。而在最後的4個月內，這部法律中的重要條款如何從幾成定局到神奇逆轉，水面下的高層運作過程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集會研討、向上投書、公開呼籲，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為此，南方周末記錄下這樣一群學者不曾為外人知道的努力。

微群里的好消息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2014年8月11日下午5點08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在一個微群里發出了一條微信：從權威渠道得知，預算法修改最新稿關於國庫問題回到現行稿規定，由央行經理國庫。財政專戶改為由法律規定或國務院批準設立。對此，劉按捺不住興奮之情，隨即給眾人發來喜訊。

同一天，還召開了一個與預算法四審相關的立法研討會。這次座談會由組織預算法修訂的人大法工委召集，與會人士來自銀行系統、財政系統、農業部、郵政總局等預算法利益相關方和學者代表共四十余人。事後一位不願具名的參會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在那次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上述法條。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寫道，“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8月24日下午，在天津財經大學的辦公室內，李煒光摘下眼鏡盯著手機回想了好半天，“‘成了一半’是什麽意思呢？我表達沒這麽差呀！當時實在太高興所以詞不達意。”而因為表達能力強，李煒光曾數次被推舉為相關會議的主持人。

事後考證，此處的“成了一半”是指，微群里的幾位學者的建議是“除非法律、行政法規允許或者人大常委會批準”，政府不能在國庫單一賬戶之外設立財政專戶，而四審稿中，財政專戶須由“國務院”而非“人大常委會”批準。

這是微群里的八位學者第一次獲知此結果。兩個多月前，他們齊聚北京，共同商討出五條預算法修訂的專家建議，其中最後一條就是關於國庫和財政專戶問題。兩年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在上海召開相同主題的研討會，也提了五條建議，其中第三條也是關於國庫問題。兩次的主張，都是維持央行國庫經理地位。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的人大對財政的管控權力很弱，多一個制衡和監管的力量，對避免財政部門一家獨大，是有必要的。

8月11日之前，他們對於結果毫無把握。今年6月，李煒光對上述五條建議的預期是，“哪怕只成了一條，就算沒白忙活。”結果真的“成了一條”時，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坦承，“這算是意外收獲。”

兩次會議的發起人，複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8月12日在微群留言說，“首先應該感謝劉老師的上傳（學者建議），如果最後結果如此，我們當慶賀，畢竟中國預算制度的改革有我們大家的貢獻。”

兩年前他曾在上海會議結束時動情陳詞，“即使沒人聽，我們說給上海灘聽，即使一條不接受，我們今天的會議全部的價值，留在未來。”另一位參會者，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教授則預言，“它（指會議）有可能載入史冊，有可能一事無成。”

微群中八教授的另外四位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政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蔣洪，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武漢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教授，和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葉青。

最終說服高層保留央行國庫經理權的一個重要理由，也還是學者們秉持的那個核心理念，“多一層央行的監督有什麽不好呢？”劉劍文與人大法工委等政府相關部門多有聯絡，他自認為修法過程中學者起了很大作用，“中央高層還是比較重視和關註學者的意見建議”。

韋森則和央行、人大財經委等方面人士保持溝通，四審之前，他也得到反饋：“最近的高層會議討論了預算法問題，會上說，預算法是一個重要法律，綜合考慮專家的意見，央行國庫保持原狀。”

從2012年6月預算法二審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以來，以八位專家為代表的許多學者、民間智庫多次召開研討會，提建議，發表文章、聯名信，接受采訪，意圖阻止預算法修訂過程中的倒退，使人大具有預算監督實權，防止政府內部沒有制衡。

即便在預算法三審前後，種種跡象表明財政部與央行已就國庫爭議達成一定妥協，民間學者仍在堅持發聲，以期局勢的真正明朗化。

他們的堅持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結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贏得了尊敬，著名經濟學家王則柯近日在微博中贊譽道，“平均來說，法學界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明顯高於經濟學界；在經濟學界里面，財稅學者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又明顯高於其他的經濟學者。”

三審稿依然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

2014年4月21日至24日，預算法修正案草案卡著最後期限，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進行了三審。此時距離2012年6月的二審已時隔1年又10個月，按照立法法，法律草案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審議的將成為廢案，終止審議。但三審後並未提起表決通過，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參會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對三審稿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會上說，“這次提請審議的三審稿，還沒有完全達到三年來大家對預算法修改的期待……仔細看下來，預算法修正案三審稿還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一位委員認為有些財政專戶甚至成了部門的“小金庫”，助長了財政管理上的權力尋租，可能滋生腐敗。因此建議將修改稿的55條第二款修改為，“依照國務院的規定在國庫下設立財政專戶”。

至於國庫庫款支配和國庫業務經理的權限，他認為應由不同機構分別行使，不宜由財政部門在行使庫款支配權的同時經理國庫業務，“讓國家財政的錢多一點監督有什麽不好呢？”

“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由人民銀行經理國庫是財政公開透明、防止內部腐敗的重要舉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當時發言認為。

還有多位委員談及，三審稿中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的落實，較之二審稿有一些進步，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韋森與李煒光等學者看到三審稿後也不滿意。三審稿並未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學者們大多是在4月下旬人大常委會三審之後，通過媒體才拿到三審稿。

在他們看來，三審稿對二審稿的主要進步，在於立法宗旨層面，第一次明確預算法立法宗旨是“為了規範政府收支行為，強化預算約束，加強對預算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健全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人大的預算監督審查權仍被虛置。

學者們認為，預算法作為一部“限權法”的核心條款在於兩方面，一是在現有框架下盡量加強人大對財政部門預算的監督；二是央行通過國庫經理權監督財政部門。“三審稿看來是外部監督不接受，有限的內部監督也不想接受，那就是倒退了。”李煒光說，“這也是專家一定要堅持出來說話，不能妥協的原因。”

只是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

還要不要堅持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

出乎學者們意料的是，三審稿雖然在國庫問題上基本沿用了二審稿說法，但央行這次沒有主動聯系學者。

在二審稿出來之後，王雍君、李煒光、施正文等學者們最早曾被央行找去開會座談國庫問題。一位與會者回憶，他參加的那次會上央行兩位局長在座，“說央行國庫局都快名存實亡了。”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但聽完座談會、看完央行給的材料之後，“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墨家思想是源於中國東周時期的一派古代哲學，主張墨者應該為了民之福祉，冒著危險而奔走。

“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這個事上央行明顯弱勢。”李煒光說，“財政部如果自己搞一個國庫，它的權力將大過發改委。”

作為一名制度經濟學家，李煒光的好友韋森離預算這一專業領域較遠，但他是個熱心腸，曾經因為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的“稅收法定”四個字而興奮得“夜里都跳起來”。為了解預算，他還專門去美國考察了國會和預算撥款委員會。

也是在二審稿出來後的2012年7月25日，韋森在上海召集21位專家召開預算法修正案二審專題研討會，李煒光向韋森推薦了相識多年的王雍君和施正文。

專業研究預算問題的王雍君在這次會上向與會者系統地闡釋了取消央行國庫和財政專戶納入單一賬戶體系，這背後的利害關系。

研討會之前，韋森已閱讀過王雍君撰寫的相關文章，“國庫管理是個很細分的專業領域，我們中的很多人雖然關註預算改革，但也看不出這部分條文細節調整的深意，好在王雍君專註這個領域，他發現了問題，並率先公開提出。”

而曾在財政部條法司從事財稅立法和政策研究工作的施正文，則在會上詳解了二審稿對人大權力的弱化和虛置。他直言二審稿是一次沒有產生規範、不解決問題的“小改”，“按照預算法，財政部門想怎麽幹，人大沒辦法去監督它，那麽我們立這樣的法幹什麽？”

會後21位與會專家學者聯署了《對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五點修改意見》，提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

同期，劉劍文和天則經濟研究所也在北京召集了兩場預算法研討會，專家學者們的修法建議通過媒體獲得公開傳播，並遞交到了人大。

學者們嘗試著各種發聲的渠道。今年7月，韋森還與北京一位著名智囊經濟學家深聊預算至半夜，並托其向高層轉交一篇自己關於預算的7000字長文，同時囑咐其轉述：“管好一個國家，先要管好預算。美國1776年建國到1921年一百多年，賬也沒有管對。在這之後美國有了管理預算的法律和機構，才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我們現在建國才六十多年，還不晚，我們可以通過推動預算改革，來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民間和學界的強烈反應，客觀上至少改變了預算法修法工作的節奏。一位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預工委組織起草的二審稿被指有被財政部主導之嫌，國務院法制局後來介入修法，因此三審稿直到今年4月才過審。

三審之後，幾位學者從各自的渠道獲知，在中間人的斡旋之下，財政部與央行已經達成妥協，雙方都各讓了一步：國庫依然設在央行，財政部支持國庫集中支付；但在立法層面，三審稿仍然維持二審稿的處理。

葉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所知當時財政部和央行都有所讓步，並同意雙方根本性的分歧交由高層決定。

韋森得到的反饋是，“現在央行和財政部關系好了。”眾所周知，2013年中央政府換屆後走馬上任的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是曾在一起合作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老熟人。

商量之後，韋森與李煒光決定不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學者們獨立起草一個“理想中的預算法”。但與眾人商議之後覺得“目前不現實”，決定還是在三審稿基礎上提修改意見。當時並不知道何時會四審，學者們決定盡早開會。

分歧中的最大公約數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6月14日，北京多雲轉雷陣雨，八位學者在北京朝陽公園東南角的郡王府飯店召開“預算法修法研討會”，閉門會議開了一整天。

八位參會者中，年紀最大的蔣洪已67歲，最年輕的熊偉才43歲。劉劍文、施正文和熊偉是財稅法學家，王雍君是預算專家，蔣洪、李煒光是財稅學專家，韋森是制度經濟學家，葉青則是活躍在媒體上的學者型官員。除劉劍文和熊偉外，其他六位都是2012年上海研討會的參會者。熊偉被李煒光戲謔為財稅法學界的帥哥。

“我們這八個人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各取所長相互彌補，誰還缺不了誰。”李煒光說，“我的主要貢獻就是把這幾個人給攢一塊兒。”

但八位學術背景、關註點、思維方式各異的學者在一起開會，爭議和分歧是必然的。八位學者事先把新老預算法條文做成PPT，從早上8點開始逐條討論。“主要是爭論，修改意見不大。”韋森說。

分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熊偉等學者認為，預算法應該是一部比較純粹的規範政府財政支出的法律，不該它管的不應該納入進來。比如稅、費等財政收入，都是依據稅法或相關法規征收，不應該納入，“難道說人大否決了預算政府就不收稅了嗎？”其次，熊偉認為分稅制、轉移支付、地方債等不涉及預算，而屬於上下級政府關系的問題，也不應納入預算法。

但其他大部分學者認為一部全面、完整的預算法，是現今中國防止政府隨意花錢、收錢所需要的，且中國沒有其他法律來規範政府間收入劃分、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債等財政行為。

此外，法學家更看重法律條文之間的呼應、銜接、執行效力和用詞的精準。而財經專家更重視理念、立法宗旨層面的超前，而不願糾結於個別詞句的斟酌。

“八個人之間對幾乎每一條都有爭議，都有分歧，到最後條文都沒有討論完。”熊偉回憶說。

由於分歧頗多，大家商定按“最大公約數”規則，凡有分歧而無法達成共識的建議，一律不以八名學者聯名修法建議書的方式提出，留作個人意見表達。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我們是為國為民”

“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

回到武漢後，熊偉花了兩天時間寫出了長達七八千字的初稿。商量之後，2014年6月底，2700多字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審稿）>的修改建議》得以定稿。

這五條建議是：進一步完善預算法的立法宗旨；增加規定政府預算活動的目標；強化人大預算審查監督，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落實財政透明度原則，健全政府財務管理；明確央行國庫的職能，從嚴格限制財政專戶制度的設立到逐步取消財政專戶。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這一條大家一拍即合地寫進了建議書中，“其實已經超出預算法修訂的範疇，我們都覺得做不到。”韋森說，但劉劍文、施正文等人認為，做不到不妨提，為將來中國建立現代預算制度、做實人大做鋪墊。

以這份稿件為藍本，劉劍文等人修改之後，中國法學會以《要報》的方式遞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等部門。中國法學會是部級機構，其會長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

此外，學者們也盡可能通過各種私人關系，輾轉向上傳遞。

最終在9月1日新華社公布的新預算法修改決定中，上述五條的具體建議僅有最後一條得以入法。

韋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位學者最看重的三點修法意見：人大設立專門的預算監督機構；保留央行國庫；預算法建立真正問責機制。現在看來第一點沒有實現，第二點完全落實，第三點做到一點點，“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我們可以喝酒慶功了。”

“我們不是為了央行，我們是為國為民。”韋森感慨道。蔣洪說，“要真正監督權力，不能單純依靠政府內部的自我約束，必須倚靠社會、公眾、人大的外部力量。”

“其實正因為人大監督權力需要加強，才需要制定這樣一部面面俱到的預算法。”熊偉打比方說，“一個內功高強的人要想制敵，輕輕一推你就倒了。如果本身很羸弱，招式再多也無濟於事。”

八位學者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同道中人有的更願意做幕後英雄，有的卻偏好通過媒體高調造勢，而非訴諸體制內的上書通道。

體制內渠道是學者們眼里更穩妥的渠道，比如，上海財經大學一群財政領域學者組成課題組，從2008年起，持續以課題組名義上書全國人大遞交修法建議和各種相關問題研究成果，四審前，他們抓緊最後時間提交了最新的一份。“當時恰好人大換屆，前一屆人大沒有按計劃完成預算法修訂，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成立課題組，就是為了參與到預算法修訂，在其中發揮學者價值，課題的學術成果本身倒是其次。”課題組成員之一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劉小兵說，接下來課題組還會繼續以這樣的方式參與預算法實施條例的制定。

記者出身的龔成鈺屬於後一類，他創立的財稅智庫天和經濟研究所在三審稿出來之後，花了兩個月時間，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征集到132位學者專家的55條修法建議。7月28日，天和在北京召開財稅論壇，蔣洪、劉劍文、李煒光、王雍君、葉青、熊偉等數十位學者參會，會上天和公開發布了“百名學者修訂預算法對照表”。

“在傳統思維上，我這種方式可能有待商榷，但為什麽我要這麽做？因為今天互聯網技術正顛覆一切，公開透明是趨勢，公民有知情權。”龔成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就覺得這是一件正確的、有價值的事情。”

格隆對阿里巴巴塵埃落定後的若幹反思

格隆對阿里巴巴塵埃落定後的若幹反思 作者：格隆 萬眾矚目的阿里巴巴終於登陸美國資本市場，首日漲幅38.1%，遠高於籌資額超過100億美元的IPO公司股價上市首日9%的平均漲幅，也實現了馬雲“leave some money on thetable”的願望，收盤市值2314億美元，超越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中石化、中石油、中國人壽、中國平安這一堆多少享受著壟斷利潤、耳熟能詳的中國公司，也超過了寶潔，IBM，輝瑞，豐田，可口可樂，美國銀行，Intel等這些耳熟能詳的美國公司，整個亮相過程堪稱完美。現在這幕大劇暫時算是塵埃落定，格隆不再去解剖阿里，而是談談阿里折射事件的一些反思！ 1、一定要有夢想並堅持去做：再糟糕的夢想，也扛不住SB似的堅持 用50萬元成立的阿里巴巴，僅僅15年時間就做到近1.5萬億元市值。馬雲這個長得像外星人，兩次高考落榜，第一次高考落榜後應聘酒店服務生被拒絕，找了個蹬三輪送雜誌的零工，三次高考才考上，畢業後當老師，業余辦過翻譯社、背著書包賣過小百貨，多次創業失敗的應試教育失敗者，一首打造了一個時代和奇跡。 沒有人確切知道15年前馬雲是怎麽想的，但可以確認的是他一定擁有一個美麗的夢想：我經常在想，在15年前誰談電商，誰一定會被罵做騙子和SB的時代，馬雲是用什麽樣的夢想來激勵自己，以及說服蔡崇信等18個人心甘情願一年只拿600美金年薪，跟著他去做夢的。一個傳聞的花絮是，在蔡崇信放棄美國70萬美元年薪回到中國和馬雲一起做夢的時候，蔡崇信剛懷孕的老婆無比疑惑地對說身邊朋友說我老公被一個中國騙子騙去大陸了，我一定得去看看究竟是怎麽回事：是啊，能不說他是騙子嗎？要知道馬雲當時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第一筆500萬還是蔡崇信加盟後憑自己華爾街的人脈資源拉到的。 創辦阿里巴巴之後，起步非常艱難，競爭對手易趣當時處於壓倒性優勢地位。阿里巴巴資金緊張時銀行里只剩200元。馬雲這個沒有任何所謂什麽二代背景，也沒有任何政策支持或者獲頒壟斷牌照之類的照顧的小個子醜男人，打造了一個全球仰視的巨人公司！ 廣東潮汕人教育孩子，說你要麽去當官，要麽去創業。當個白領，拿再多也被人瞧不起。 還是那句話，再糟糕的夢想，也扛不住SB似的堅持。 2、阿里開啟了一個時代，更是一個奇跡。 但這個奇跡對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則多少有些尷尬：我們自己的金融體系是不可能催生阿里這樣的企業的，銀行不會在初期給阿里貸款，中國本土的風險投資和P E 只會靠關系弄點上市前突擊入股的遊戲，我們的證券市場也不會接受阿里的股權治理結構。所以，阿里巴巴是中國公司，但本質上不是中國制造，而是完全迥異於我們國內的海外風險投資制度、金融制度催生的。這就是說阿里是個奇跡的原因：在我們這種金融制度框架下，原本是不應該出現阿里這樣的公司的。 回想起很多人當初攻擊阿里是日本人的公司，號召抵制阿里與淘寶，我在想，現在這些人是否也應該給幾句贊揚：馬雲這個小個子，在沒有利用國家一點政策的前提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利用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美國人的錢，燒出了一個龐然大物般的商業帝國，並成功去到美國騙了一堆錢回來，算不算一個英雄？（美國歷史上最大的IPO是一家中國公司，讓美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情何以堪） 3、阿里財富效應有沒有可能改變中國文化重心？ 阿里上市，占阿里巴巴8.9%股份的馬雲成為中國首富，並超過微軟聯合創始人鮑爾默，印度裔億萬富翁拉克希米猠呼爾，以及香港富豪呂誌和、鄭裕彤等。同時阿里1.7 萬名員工 1 萬人成為千萬富翁，三百人以上成億萬富翁——這有無可能開始引領一代江南文化之風，重新確立江南文化在中國的主流地位並引領中國走向更加富庶與繁華？ 當年曾國藩的湘軍鎮壓天平天國起義，縱橫半個中國的湘軍子弟在打完深勝仗後，順帶每個人都盆滿缽滿帶回家鄉大筆財富，由是也奠定了三湘子弟寬闊的視野、開放的心胸、敢於為天下先的闖蕩精神以及支撐這些境界的財富基礎，從此湖南人幾乎主宰了整個中國的近代史。 有宋一代，江南文化底蘊支撐的中國物質文化水平都達到一個很難企及的極限，是故史學界有句話：崖山之後無中華。格隆誠摯祝願阿里的財富效應能夠讓曾經“兩江膏腴，澤被天下。滿朝進士，半出江南”的江南文化能重新回歸主流，並引領中國走向更加富庶與繁華。 4、為什麽那麽多人不喜歡馬雲？ 個人好惡純屬個人私事，格隆無意去改變任何人的想法，只是想知道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國家資源，全靠自己騙子一樣的夢想和SB一樣的堅持而獲得的成功的草根案例為何不被接受？無獨有偶，很多人不喜歡中國史上最出色的網球運動員李娜，甚至對她不乏額度的攻擊。在格隆看來，這兩個人都是典型依靠自己的拼搏與努力獲得成功的案例，也是格隆最欣賞的類型。 如果把馬雲和李娜都受攻擊擺在一起看，最合理的解釋應該就是：中國文化一直強調集體，個體則很渺小乃至可以忽略，這種文化不太能接收個人英雄主義。多數人會天經地義認為，你的個人成功一定是因為背後的人，背後的集體，背後的組織，而不是因為你自己的努力和奮鬥。這反映的是一種國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不自信：他們相信，離開了集團，離開了組織，自己什麽也不是，什麽也不可能做成。如果你竟然靠自己做成了，還堅持不把感謝集體放在第一位，好了，你會成為大逆不道的公敵。 馬雲的答謝詞里沒有感謝集體。李娜退役致辭二十多次哽咽落淚感謝，也沒有——很完美的謝幕，我很認可！ 5、總有一天，阿里市值會上4000億乃至6000億 阿里定價區間出來，格隆就分析了這個價格有確定的、可以算的出來的20%以上的空間。在阿里上市前夕，格隆在個人微信朋友圈寫了另外一段文字：阿里開盤如果漲30%，阿里黑洞就基本告一段落，後面如果阿里繼續漲，阿里黑洞將變成阿里引擎，其他前期跪下的中概股，科網股都應該回頭去看看了； 目前看，阿里已2314億市值，後面會不會接著漲不確知，因為這確實是家好公司，而且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基金並沒有拿到貨（據說三分之一基金拿到了0股）。但接近2500億市值，短期意思就不大了（不知道當初那些預測阿里900億，1200億的人會不會瘋了？。 但做空它也沒必要。這是個長期看好的品種，沖著短期的略微高估去做空，這是在和自己內心的不忿在較勁（人多少都有不忿他人太風光的內心情節），沒必要，也不是賺錢的合理邏輯與正當路數。但阿里這個估值與定位會讓其他中概股，科網股開始整體顯露吸引力，這是好事。如果中國經濟不出大問題，阿里不犯大的錯誤，阿里市值總有一天會上4000億乃至6000億。

抗生素歸途：半隨流水，半入塵埃 中國首份抗生素汙染地圖發布

中國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公布。2013年，我國抗生素使用總量約16.2萬噸，其中獸用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抗生素大部分以原形排出體外，進入水體和土壤，又通過食物鏈再回到人體，從而增加耐藥性，這可能導致人類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這是一個階段性報告，我們只是在網站上掛了一個消息。”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應光國沒想到，一項科研成果會引發全國數十家媒體聯系采訪。

2015年6月，長期關註化學品環境影響的應光國課題組公布了中國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

最初做研究時，應光國想從各個部門獲取一些基礎數據。但他跑遍了環保、農業、食藥、衛生等部門，卻一無所獲。

“多年來，我們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獸用多少，都是未知的。”應國光感嘆。這也是他堅持要做這項研究的原因——中國至今沒有各類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報告。

課題組在從事養殖業的農民家調研，詢問“平時會使用抗生素嗎”，答案都是一致的：沒有。

但檢測顯示，幾乎所有大型養殖場的動物糞便和飼料里都能檢出多種抗生素。

最終該研究項目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基金重點項目資助，通過模型預測得出全國58個流域的“抗生素環境濃度地圖”和36種常見抗生素的全國使用量和深入排放清單。報告全文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環境科學與技術（ES&T）》。

這項最新研究揭示了抗生素汙染在中國河流環境普遍存在。人和養殖動物吸收的大量抗生素絕大部分以原形排出體外，進入水體和土壤中，又通過食物再回到人體，從而增加人和動物的耐藥性，這可能導致人類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國和消費國，此次課題研究顯示，2013年中國共使用抗生素16.2萬噸，其中一半以上用在了養殖業。

十年調研繪汙染圖

“我們跑遍了全國的大江大河，每條河從上遊做到下遊，采集水土樣品，獲取監測數據，收集環境汙染資料。”應光國說。

從2006年開始，應光國的團隊就開始進行基礎數據搜集。他們在全國各處進行野外調研搜集數據，有時采樣還會遭遇利益相關方“圍追堵截”。

最終報告形成了兩幅“抗生素汙染地圖”，一幅是全國抗生素排放量圖，一幅是全國抗生素排放密度圖。

從地圖上可以直觀地看出，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環境抗生素汙染最嚴重的兩條河流，平均濃度超過79.3千克/平方千米，比雅魯藏布江等西部流域數值高出幾十倍。應光國指出，由於海河水量少，其抗生素環境濃度高於珠江。總體上，我國北方流域的抗生素濃度高於其他區域。

就抗生素年排放總量而言，洞庭湖是排放量最大的，高達3440噸。黃河、淮河、揚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級別的流域，都超過了3000噸。總量較少的是北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

應光國的團隊重點監測了36種抗生素，這也是環境常見的抗生素種類，它們的排放量高達53.8萬噸，其中46%到了水體里，54%進入了土壤。排放量最大的五種抗生素依次是，阿莫西林、氟洛芬、林可黴素、青黴素、諾氟沙星。

以珠江三角洲流域為例，濃度最高的抗生素阿莫西林，達到3384納克/升，其次為氟洛芬（2867納克/升）。諾氟沙星、青黴素等另外5種抗生素濃度也較高，均高於1000納克/升。

應光國解釋，我國目前沒有關於環境里抗生素濃度的標準，但1000納克/升以上的濃度已經屬於非常高的水平。

“從論文附錄看，高濃度抗生素基本上都是養殖水體和汙水排放口的檢測值。目前國家還沒有對汙水中的抗生素建立明確的標準（包括制藥工業廢水排放標準中都沒有列出），所以還是一個監管漏洞和難題。”清華大學飲用水安全教研所副研究員陳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無論是人用還是獸用，阿莫西林都是用量最高的一種抗生素。”應光國說。

以2013年為例，中國的抗生素使用總量約16.2萬噸，這大約是英國的160倍。其中人用抗生素占到總量的48%，其余為獸用抗生素。

數據推演靠譜嗎？

全流域的普查對於一個科研團隊，甚至對國家來說，都十分困難。應光國的團隊采取了一種較為巧妙的方法——基於市場調查的預測。

野外調研的數據成了這項研究的前期基礎。2012年之後，他們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大規模市場調研。

“環境抗生素含量可以通過綜合抗生素的消費量和汙水處理率、人類和動物排泄量來模擬推算。”報告指出。

應光國的團隊從中國化藥協會那拿到了一份國內所有化學藥廠的名單，他們從中分別選擇了各種抗生素銷售量最大的5-10家企業作為代表，共計237家。課題組向這些企業購買了2013年的市場份額、銷售量和銷售區域等數據，從而計算出這些抗生素在不同區域的使用量和途徑。

他們再根據各流域的行政區劃組成，將各市、縣的數據相加，得到流域尺度的抗生素排放量和排放密度。最後，在排放量基礎上，模擬預測了各種抗生素在全國各流域的環境濃度。

有人質疑用市場調查的數據推演結果的準確性。應光國解釋，“市場調查結果，與藥品經濟研究所與中國藥物工業的基本數據進行了交叉比對核實，基本一致。而模型預測的環境濃度與我們及國內其他實測數據比較，多數在一個數量級內。因此是準確的。”

在他看來，這項研究最重要的意義是構建了一個全國流域尺度的模型，將來可以利用這個模型計算任何一年的抗生素使用量。

人類活動是抗生素排放的主因。在兩幅圖上清晰可見，以地理學上著名的“胡煥庸線”（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也稱為“黑河-騰沖一線”）分界。在人口較密集的中國東部，其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這是第一份覆蓋面廣、數據量巨大、研究介質全面的抗生素排放和歸趨的檢測和研究報告。”陳超評價。他認為，我國科研工作者在抗生素方面已經開展了十多年的工作，由於人力、物力所限，大部分只能開展很小範圍的檢測工作，但是將這些零星的研究拼合起來，已經反映出我國存在十分嚴重的抗生素濫用和環境濃度增加的問題。

失控的抗生素管理

中國一半的抗生素貢獻給了養殖業。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曾在2007年警告說，中國養殖的海魚含有氟喹諾酮等在美國海產品中不允許使用的抗生素。

而大量的汙水處理設備對抗生素的處理明顯不足。應光國發現，很多養殖企業未經處理的汙水就直接排放到河流，或用於農田灌溉。

為什麽連統計數據都沒有。專家們的猜測是，“他們都覺得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都沒有數據。”

更大的威脅在於抗生素的耐藥性以及它帶來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

應光國的報告顯示，抗生素的使用量、預測環境濃度、地表水環境中的細菌耐藥率和醫院的細菌耐藥率存在正相關，其中使用年代較短的新型抗生素正相關更顯著。

“現在衛生部門非常關註抗生素濫用問題帶來的耐藥菌的問題。”陳超說。

抗生素在人類和動物身上的濫用被認為是產生耐藥性細菌的主要原因。在我國動物的飼養周期中，農民和農場主們一直向其投餵少量的藥物，這些藥物不是用於治愈患病動物，而是為了促生長，並抑制因近距離接觸彼此的糞便而引發的疾病，動物吃下抗生素之後，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會隨糞便排出體外。

2013年，8名中國和美國科學家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過一篇研究報告，三家中國商業養豬場中的糞肥里發現了149種“獨特”的抗生素耐藥基因。

這種耐藥菌可通過環境、食用上述動物的肉制品等方式傳播至人體，有的演變成“超級細菌”，導致人們難以甚至不可能通過常規抗生素來治療感染，而新藥的研發根本來不及跟上。

威脅已經在人體中暴露。2015年4月，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周穎副教授課題組，歷經1年，通過對上海、江蘇和浙江的一千多名8到11歲的學校兒童人群尿中抗生素的生物監測證實，近六成檢出1種抗生素，四分之一檢出超過2種抗生素，有些甚至有6種抗生素。

抗生素在動物中的濫用和抗藥性已經成了世界範圍內公共衛生領域的重大問題之一，醫生面臨著選擇越來越少、沒有充足時間做決定等問題，他們常常被如何拯救病人生命的痛苦選擇所困擾。每年至少有200萬美國人患病，其中約2.3萬人死於耐抗生素感染。

如何監管？

抗生素可以拯救生命，但濫用的威脅更可怕。學者們都希望抗生素能有統一規範的管理，不至於未來的人類“無藥可用”。

據長期關註藥品管理的北京大學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管曉東博士介紹，我國的抗生素管理人獸是分開的。人用抗生素由衛生部門管理，而獸用則是農業部門管理。近年來醫用相對控制更嚴。

2012年8月衛生部實施“最嚴限抗令”（《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以來，抗生素在醫院和藥店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監管。農業部門也不斷出臺禁用某些抗生素的清單，但由於農戶分散，監管困難，效果不彰。

“對比歐美，歐盟已經禁止用抗生素來促進生長，美國和澳大利亞也正在禁止更多種類的抗生素。”管曉東說。

2013年12月，美國FDA發布了行業指導性文件《獸醫飼料指令》，要求有執照的獸醫監督抗生素的使用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3月5日，麥當勞公司宣布其在美國的大約1.4萬家餐廳將在接下來的兩年內，逐漸停止采購使用了“對人類用藥有威脅的抗生素”的雞肉。

陳超認為跨部門的合作是解決獸用抗生素問題的關鍵。他希望政府對養殖業中濫用抗生素的行為加大執法，同時給養殖戶更多的用藥指導，必要時應該把獸用抗生素也比照醫院納入處方管理，由經培訓的獸醫來實施用藥。食品監管部門應該加大對肉蛋禽奶和水產品中抗生素含量的檢測，不僅是對出口產品做測試，也要加強國內產品檢測。環境部門則應該在重點區域和重點產業進行檢測，特別是抗生素生產企業、汙水處理系統。供水部門則應加強對凈水工藝進行工藝改造，特別是在有機汙染嚴重的地方。

2015年6月9日，農業部網站公布了最新的禁用清單，擬禁止在食用動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和諾氟沙星4種原料藥各種制劑。征求意見稿指出，由於這四種原料藥及其制劑存在較大食品安全隱患，且已有動物專用的替代產品，因此決定禁用。

“停止濫用抗生素，珍視環境健康，為人類對抗病原微生物保留殺手鐧，確實是人人有責，也人人受益。”陳超呼籲。

「錢」事惹塵埃 柯市長莫名挨罵

國內首只ETF退市“塵埃落定”公募清盤趨於常態化

國內首只ETF退市“塵埃落定”公募清盤趨於常態化

一財網 謝丹敏 2015-10-14 20:06:00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基金業人士看來，基金清盤正變得日益正常，未來一段時間倘若市場環境不發生變化，清盤案例還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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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發改委PPP分工塵埃落定 答案就在這份文件

當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邁入投資額10萬億大門之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PPP領域涉及的十多個部委如何分工，特別是財政部和發改委在PPP上如何進一步協調合作。

第一財經註意到，7月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談到推廣PPP模式時提出，“會議厘清了有關部門的職責”，並表示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領域進一步對社會資本放寬市場準入。而近日隨著一份文件的發布，兩部門具體分工的答案已經正式揭曉。

8月30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於切實做好傳統基礎設施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有關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要做好切實傳統基礎設施領域的工作，並重點劃定了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以及重大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領域PPP推進工作。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此前國家發改委旗下媒體曾援引業內專家表述，稱《通知》印發標誌著我國推進PPP工作職責分工更加明確，即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負責基礎設施領域PPP項目推進獲得國務院認可。

而在此前的8月29日，財政部網站披露，財政部PPP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部長史耀斌帶隊赴湖南省開展PPP工作調研督導。史耀斌強調，7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明確要求財政部要發揮好在公共服務領域推進PPP工作的牽頭作用。這句話在7月23日史耀斌在對四川省PPP工作調研督導時，也被提及。

業內分析認為，兩部委的上述表述顯示，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在PPP領域將各有側重，即前者側重公共服務領域，後者側重上述七大傳統基礎設施領域。

長期研究PPP的清華大學教授王守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PPP領域最好是建立一個跨部委的協調機制，如果按照當前兩部委的表述以“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來劃分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在PPP領域的職責是一個次優選擇。

他認為，如果未來不進一步明確界定和劃分“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還是會給實際操作帶來困難。因為很多基礎設施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如提供教育和醫療的教學樓和醫院大樓，有的基礎設施可以跟使用者收費，但很多基礎設施也不能跟使用者收費;像產業新城、海綿城市、智慧城市類項目，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沒法區分，區分了也就沒法集成提高效率。

在傳統基礎建設領域，從目前已經發布的政策內容看，國家發改委對其側重的七個傳統基礎設施領域給了明確的界定。

在上述《通知》的附件“傳統基礎設施領域推廣PPP模式重點項目”中，國家發改委將對前述七個傳統基礎設施領域給出了較為詳細的目錄。

比如，交通運輸領域分為鐵路運輸、道路運輸、水上運輸、航空運輸和綜合五類，每一類有詳細的項目。如鐵路運輸類，包括列入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國家批準的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的各類鐵路項目。重點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和運營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以及支線鐵路，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投資鐵路客貨運輸服務業務和鐵路“走出去”項目。

在公共服務領域，雖然財政部近期的文件暫時沒有進一步給出明確的範圍，但根據去年9月公布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公共服務領域涵蓋範圍廣，包括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領域。

如果這些公共服務領域減去上述國家發改委牽頭的七個傳統基礎設施領域，則為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領域。業內猜測，未來這些領域可能由財政部更多負責。

王守清表示，建設與運營基礎設施只是過程，最終目的和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務，不能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可能產生資產泡沫，所以不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導向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會浪費納稅人的錢。

盡管部門間的分工職責清晰有利於推進PPP模式，但一個PPP項目的落地離不開部門間的合作。

早在今年5月底，財政部聯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進一步共同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有關工作的通知》，強調各地要進一步加強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積極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順利實施。對於涉及多部門職能的政策，要聯合發文;對於僅涉及本部門的政策，出臺前要充分征求其他部門意見，確保政令統一、政策協同、組織高效、精準發力。

徐小平昆山杜克寄語：青年人要擁抱時代激蕩的創業機遇，勇敢締造塵埃中的輝煌

真格基金 2016-09-14 12:19

推薦人：黑馬哥

推薦星級：☆☆☆☆

閱讀時長：本文4255字，閱讀需要4分鐘。

推薦理由：職業方向就是人生方向，對於剛邁出校門的大學生，如何選擇職業？創業對於人生的意義又是怎樣的？看完徐小平老師的這篇演講，或許對你有所幫助。本文由真格基金（ID： zhenfund）授權i黑馬發布。

每一代人都有屬於的自己時代暗語。

上山下鄉、“鐵飯碗”、下海潮、公務員、考研熱、出國潮……

而今天，在徐小平老師看來，創業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最強音——站在時代的洪流中，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有人問我，是努力重要還是選擇重要，其實我覺得是選擇重要。我今天的話題叫大學生的職業方向，職業是跟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和生命連在一起，所以職業方向其實也是人生方向。

一說大學的人生方向，我想先簡單地說一說我自己的人生方向，最早我是學音樂的，中學畢業以後，因為文革，我就到當地劇團拉了四年的小提琴。22 歲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那讀了 5 年以後就去了北京大學，在北大認識了王強。我自己比較低調，不願意說我在北大遇到了什麽人，在北大我遇到了王強、俞敏洪、李彥宏。

1996年，王強和我分別回到了新東方，一幹就是十幾年，到2006年，新東方上市。今天是 9 月 7 日， 10 年前的今天，新東方在紐交所揭開了中概股教育類交易最閃耀的新篇章。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跟王強又進入了新的人生階段。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什麽叫投資，到今天，我們不認為我們是投資家。當時其實很簡單，學生來找我們說“我要創業”，我不好意思不給他們錢，因為當年新東方“剝削”他們很厲害，所以我覺得幫助實現夢想是我的責任。就這樣一個一個的，無意當中，我們撞開了一扇時代的大門，引爆了中國創業的洪流。每一個人把命運和夢想捏在自己手里，匯集一幫朋友、同事，施展自己的資源和才華去追求一些東西，這個東西就是過去十年席卷中國的，創造了BAT、新東方、學而思、聚美優品的創業洪流。

做了大概三五年以後，我們發現原來錢給出去以後還真能回來。你知道嗎？其實我們當時給錢的心態是“風蕭蕭兮易水寒，資金一去兮不複還”。 可以說夢中曾經有過很多現金流淌的聲音，醒過來依然是一片空白。但是一定要有這樣一種心態，才能夠成為像我和王老師這樣的優秀投資人。

衡量投資成敗與否，核心是回報率 。真格基金在行業里迅速崛起的過程，看起來似乎反其道而行，但事實上我們影響力特別大。許多項目別人可能不會投，但我們投；有的項目大家要討論半年，但我們可能就討論半個小時。為什麽我們有這樣的決斷力？因為我們就是相信年輕人的夢，相信這幫優秀的人，既然他們有膽量辭去高薪工作的人， 能說服他們的父母，我有什麽怕的？也因此這十年當中，真格基金不僅成為了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早期基金，我們也是投資數目最多的天使基金。我們就想跟著年輕人一起做夢。

我們今天來這里不是講投資，而是講過去 40 年中國社會價值觀取向的變化，以及現在年輕人教育、職業、人生取向的變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我的經驗和智慧，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做畢業後的人生選擇。

選擇比努力重要得多得多，人生方向是最最重要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政府、私企、500 強還是國營企業，做學術還是經商、追求諾貝爾獎還是做公益等等，人生有無數選擇，我這里講的是一般性的規律。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祖國召喚去哪里就去哪里，祖國指派去哪里就去哪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大學生畢業只能去政府和學術機構。 我 1983 年畢業，當時要麽就是去文化部下屬的院校，沒有什麽音樂機構，更沒有自由職業者，一點選擇都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去北大做了老師。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年輕人有了越來越多選擇的自由。第一批中國民營企業應運而生，冒著巨大的政策風險勇敢探索。92 年的時候，出現了下海潮、92 派。雷軍也是 92 派，畢業後加入了一個只有 4 個人的機構，就是金山軟件。

但是直到2000年的時候，我的父母和王強老師的父母都反對我們加入一個英語補習班。在那個時候有選擇，但是做出這些選擇時我們是恐懼的，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我們那時依然不知道最美好的選擇、最偉大的前途在哪里。轉眼十年，我們這批先驅者可以說一舉躍上時代潮流的前端，而許多留在國外按部就班的人，就錯過了時代潮流，一錯再錯。

現在，大學生畢業以後不一定非要出國留學了，因為有了無數的創業機會。 海外留學生以前不一定要回來，但現在必須要回來。不回來就不對了，連杜克都來昆山了，他們還不回來？我們兩年前投了一個公司叫全球康，創始人從斯坦福畢業以後，替沃爾瑪家族理財，最後拿到我們的資金做了這個項目。經過了各種艱難堅持了下來，現在這個項目匯集了全球的資源為中國人民的健康服務。

從 21 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目標，人生取向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大家想一想，考公務員熱是什麽時候？2006 年達到了頂峰，現在考公務員還有，但顯然已經不是最大的熱門。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雙創運動以及真格基金的崛起， 創投國家政策和整個創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流人才全投入了創業熱潮。

在上海這一個城市，每100個16到64歲的居民當中，從事創業相關活動的人就有12個人。有人問上海為什麽沒有馬雲。但其實上海有無數偉大的民營企業，都在10年、8年、6年之內崛起，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變得非常快，而這些變化只有一個核心詞，就是民營，這就是創業。

2004 年－2016 年按輪次投資事件總量趨勢（數據來源：ChinaVenture）

2004 年－2016 年天使輪至 B 輪投資事件總量趨勢（數據來源：ChinaVenture）

這個圖是 2004 年到 2016 年按投資倫次統計的投資事件總量趨勢圖，可以看到從 2013 年到 2016 年，過去 3 年的變化。當我和王強老師剛開始做天使投資的時候，大家鄙視我們，搞不清楚天使投資是什麽怪獸。但現在我都不好意思說我是天使投資了，因為做得人太多了，整個中國的資金環境、創投環境，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為每一個想創業的人帶來了美好的幫助，這個生態系統已經形成。

大家一般認為，大公司意味著高收入、高穩定性，中小微創業企業意味著低收入、高波動性，同誌們，這是個特別驚人的錯誤。

國際勞動力研究機構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創業者的平均收入比傳統雇員高將近50%，這是科學的數據。我覺得應該是高500%，為什麽？萬一里面出了一個俞敏洪或者李彥宏呢？2006年，斯坦福的一個MBA回國，是重慶人，他二十八九歲，中科大畢業，然後在UIUC讀了研究生，在微軟工作了幾年，畢業之後跟著李開複回到了中國，擔任谷歌中國首席戰略官，年薪25萬美金。但他說他非常郁悶，他的好幾個同學都創業了，現在已經是幾百萬、上千萬美元的市值了。其實在那個時候，創業已經顯示了無限的活力，已經讓那些走傳統道路走到最頂峰的人羨慕了。我們也是 2006 年左右開始做投資的。

當在座的人畢業後去了創業企業、中小微企業，另一部分人去了國企、500強，我以直覺保證，一定是去中小微企業的人有著偉大的前途。因為這就是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是這個時代的青年奮鬥的方向。當然我們也會有搞科研的，斯坦福不就是通過科研創新，最終造就了價值嗎？ 

但大家肯定也會想，我到底追求什麽。在舊時代，人們追求什麽？北大、文化部，工作穩定、靠譜、薪酬福利、工作環境。同誌們，在創業企業里面，坦誠說，一開始你是沒有社會地位的。我剛回到北京，辦新東方也挺丟人的，一個補習班、個體戶，不被看得起。但後來的變化就不用說了。工作穩定不穩定，有兩個概念，一個你的公司真的可能隨時倒閉，第二，你的崗位可能隨時變換，公司本身的業務發生了變化，不穩定。創業公司可能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穩定，但是你去任何一個創業公司，只要不是瞎搞的，比如真格投的四五百家企業，一定會得到豐富的行業經驗。你就知道，原來世界上有這麽一種行業、事業，這麽多人在做，這是最寶貴的財富，你知道世界上有一扇門，一條路，一個世界，行行出狀元，原來那有一個你人生可以金榜題名的考場。

你要找到自己的職業方向，要知道茫茫人生，我做什麽？而這個你只有進入初創企業才能找到，為什麽？因為在初創企業里面什麽都要做，所以你有無數的機會可以選擇，最終你找到職業方向，其實就是人生夢想，你就知道應該怎麽做、做什麽了。最重要的是你要儲蓄什麽？儲蓄你的經驗，儲蓄你的能力，而這些都是在初創企業中可以獲得的。 

昨天騰訊來找我們投資的一個公司的創始人。騰訊不知道他是創始人，以為是公司高管，說你們的產品太好了，我能不能以五倍的工資挖你到騰訊去？騰訊是大公司，但是這個創業企業只有十幾個人，這就是在行業里面積累了經驗的意義所在。

我最近跟所有的朋友、朋友的孩子，提了一個三要三不要，青春年華應該首選挑戰性大的崗位，而不是政府機構、國企和大企業。要投身中小微企業，中小微我已經很客觀了，什麽叫中型企業？百十個人，幾千萬利潤，是中型企業，其實這個時候，你的機會已經少了，應該是小微零，零企業就是有人要創業，你要跟他走，很多偉大的企業都是這麽來的。所有你們今天夢想進入的企業，曾經都是小微零，這就是你們應該選擇的方向。我經常問自己，作為一個直覺大師，我是不是在害人家？但你們可以看到，對身邊最親近、最優秀的的人，我也鼓勵他們去中小微。很多企業晚半年加入，你人生的財富可能就少一個零。

真正進入中國創業企業的年輕人當中，成功的案例非常多。你要做的是在這個企業里面獲得經驗，可能它會倒閉，但是另外一個企業會把你挖過去，而你在另外一個創業企業，它的階段一定比前面一個企業高一倍，融資額大一個數量級，兩三個跳板跳出來，最終，你就實現你的人生理想了。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有一個小夥子，放棄了世界500強offer，去了我和王強老師投資的世紀佳緣，兩三年以後上市了，他拿了很多錢。陳歐邀請他去了聚美優品，又幹了兩三年，獲得了億元級的財富。三十五六歲已經做了兩個上市公司的二把手，我跟他說你出來創業，只能拿真格的錢。

最後，我想告訴同學們真格的信念。如果你要做科研，去美國讀博士，我鼓勵大家，人各有誌，追求自己的夢想。但是真格的信念是什麽？任何一個青年人，如果想投身創業企業的話，在座所有的同學，真格保證給你們實習機會，保證在你們畢業以後給你們就業機會，而且是一定是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而且我也保證，在5年以後，當你們回首往事，會發現原來這個選擇是偉大的。

講到這，我不禁想起了我長大的年代，保爾柯察金在一段獨白里面說，人最寶貴的就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恥；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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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待美聯儲議息塵埃落定 A股繼續地量盤整

A股市場窄幅震蕩的走勢仍在繼續，而在本周美聯儲議息會議的結果出臺之前，這種情況仍將繼續，全球金融市場都在靜待這一結果，A股也未能例外。

9月21日，從市場全天的走勢來看，上證指數維持在3000點上方震蕩整理的走勢。不過與9月20日不同的在於股指全天紅盤交易的時間要多於綠盤，黃金、深港通、鋼鐵等板塊整體走勢較強，但成交量整體仍維持低位，使得股指缺乏大幅反彈的動力。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025.87點，上漲2.87點，漲幅0.09%，成交1341億元;深成指報收10583.40點，上漲38.87點，漲幅0.37%，成交2176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2162.13點，上漲3.70點，漲幅0.17%，成交573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3517億，繼續維持地量水平。

民生證券策略分析師李少君認為，市場近期整體處於弱勢，既有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影響，也有資本市場監管造成風險情緒擾動以及假日因素影響。從宏觀系統性驅動力角度看，8月較強的數據顯示經濟邊際改善，但市場對海外流動性收緊及人民幣貶值擔憂有所加強，使得市場風險偏好修複反複。在預期主線尚未明確背景下，市場仍將以結構性機會為主。

招商證券策略分析師王稹也認為，從技術上來看，上證指數似乎回補缺口的決心不足，短期受壓於MA60線和缺口，中長期還處於C-3-2之中。在美聯儲議息前這幾個交易日可能成為低波動率震蕩的垃圾時間。如果美聯儲加息，那麽人民幣將會受壓，並向國內輸入波動率，使上證指數回撤至2950點-2800點之間。如美聯儲推遲加息，那麽上證指數可能發力嘗試性回補3050點附近的跳空缺口，甚至嘗試去創近期新高。

而海通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荀玉根則通過對比研究發現，從長期看高股息策略在中美股市均有效，考慮股利再投資，2005年至今滬深300高股息率組合年化收益率25%，高於低股息組合16%。高股息率股可充當熊市保護傘，1990年至今A股股利再投資貢獻36%投資收益，A股低股息率主要受低派息率拖累，高股息率股上漲往往是市場階段見底的信號。選擇每年末滬深300指數股息率TOP10 構建高股息組合的年化收益可以跑贏指數。

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塵埃落定 人社部統管大勢所趨

經過長達三年半的“拉鋸”之後，城鄉居民醫保的管理歸屬權之爭基本塵埃落定——在20個已經出臺整合方案的省份中，絕大多數省份將之劃歸人社部門管理。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歸口人社部統一管理是大勢所趨，雖然居民醫保歸衛計委或是人社部管理各有利弊，但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整合只是中國醫療保險系統整合的第一步，未來還要進行城鄉居民醫保和城鎮職工醫保的整合，顯然歸口人社部管理更加有利於推進更深層次的整合。

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截止9月30日，全國已有2/3的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上海、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雲南、陜西、青海、寧夏、新疆、兵團)對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進行了總體規劃部署或已全面實現整合。在這些省份中，只有陜西省在出臺的醫改文件中提出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衛生計生部門統一管理。

此前，我國通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居保和新農合三種制度實現了醫療保險制度的全覆蓋，前兩項制度由人社部管理，新農合由衛生部農村衛生管理司合作醫療處來管理。

我國於2003年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即新農合)，截至2015年底，全國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口數達6.7億人，參合率為98.8%。2007年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即城居保)，到2015年末，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3.76億

楊燕綏表示，這兩種醫療保險制度形成的城鄉分割的狀況導致兩者之間存在籌資標準、經辦流程、保險待遇等多方面的差別。從全國範圍來看，新農合的醫療報銷待遇低於城鎮居民，醫保制度的公平性受到質疑，並且在一些地區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重複參保和重複補貼的問題。

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在今年初被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財政補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

今年1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就整合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政策明確提出了“六統一”的要求：統一覆蓋範圍、統一籌資政策、統一保障待遇、統一醫保目錄、統一定點管理、統一基金管理。

實現“六統一”最大的障礙是城鄉醫保管理權的分立。早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就明確提出整合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職責等，由一個部門承擔。但由於相關部門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分歧，難以達成共識，從而導致到底是由衛生計生部門還是人社部門來承擔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職能一直不能確定。

城鄉醫保管理權長期難以統一給地方的保險經辦工作帶來很多困擾。一位廣東省從事醫保經辦工作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07年開展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試點之後，廣東省開始探索將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合並，將歸口人社部門管理，但由於在中央層面新農合仍然是歸衛生計生部門管理，一些中央關於新農合管理的管理文件下達到地方衛生部門之後就與經辦機構“失聯”了，部門之間的溝通成本非常高。

人社部門和衛生計生部門的僵持狀況在今年年初國務院《意見》發布之後得以改變，在制定城鄉醫保的整合方案中越來越多的省份選擇將管理權歸與人社部門，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4個直轄市明確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 人社部已將“加快推動城鄉基本醫保整合”列為近期醫保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各地努力實現年底前所有省(區、市)出臺整合方案，2017年開始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

人社部社會保險研究所所長金維剛公開表示，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將整合之後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後管理體制的大格局已經基本確定。

根據人社部調查所了解的情況，在一些還在研究制定整合方案的地區中，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地區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預計年底前各地全部出臺整合方案之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城鄉居民醫保都將由人社部門統一管理。

金維剛也表示，在多數地區整合後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的主流趨勢已經形成的同時，在局部地區也出現一些波折，除了陜西省將城鄉醫保管理歸口衛生計生部門之外，福建省決定成立醫保管理委員會，下設醫保辦，掛靠財政部門。這種狀況導致出現“三分天下”的苗頭，有少數地方政府在研究制定整合方案及確定歸口管理部門方面還處於猶豫或觀望狀態，城鄉居民醫保整合面臨的形勢錯綜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