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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称美基金会透明 未给中国富豪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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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牛根生起底:老牛基金会及其他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15/0MMDAwMDI0NDU0Mw.html

“您好,欢迎致电XX抗旱绿化有限公司……”手机铃声响起不久,田磊就接通了记者的电话。此时,田磊的身份是老牛基金会新闻发言人,而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前述这家公司的员工。

身兼两职的田磊表示,自己其实只能算老牛基金会的义工,帮忙做点事,基金会一共仅10来名专职人员,自己所在的和信园,也是一家致力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企业。不过,这样一家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基金会,却因为牛根生在几天前辞任董事会主席,而会在未来凸显其重要性。

蒙牛方面对牛根生辞任的解释是,他“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慈善事业,实现数年来夙愿”。而田磊则明确告诉记者,老牛基金会正是牛根生目前从事慈善事业的唯一平台。

其 实,从2004年成立至今的7年时间里,外界对老牛基金会并不陌生。但关注的背后,所谓“高调”的老牛基金会在外界眼里依然神秘:过去几年,来自牛根生的 个人捐赠究竟有多少?基金会资产究竟有多大?针对公益慈善的捐赠是否如约进行中?牛在过去和未来又会在基金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40亿资产起底:绕不开的蒙牛

“目前,老牛基金会持有的现金和股权,总资金应该有近40亿元人民币。”田磊同时称,老牛基金会与蒙牛并无任何关系。这一点,记者也从蒙牛方面得到同样的说法。

但从资金来源上说,老牛基金会从成立伊始,便与蒙牛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据 老牛基金会网站介绍,2005年1月,牛根生携家人捐赠了蒙牛乳业全部股份,并约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所得的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个人 支配,而实际执行比例为,红利的67%归老牛基金会,33%归个人支配;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份的红利100%归老牛基金会,家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 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而“受其慈善行为之感召,蒙牛乳业创业团队的十四位高管共同决定将来自外资股东奖励股份50%的售股收入亦 捐赠于老牛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至2010年3月10日,老牛基金会累计接收捐赠之现金(包括2009年7月股份变现所得)已达人民币11 亿余元。至此,牛先生及家人所捐股份的主要部分尚未变现,仍以股份形式存在。”

因此,田磊认为,基金会的现金来源分为三部分,一是牛根生未变现股份的红利,二是2009年股份套现所得资金,三则是管理层的捐款,即在与外资股东“对赌”中获利的股票变现的一半现金。

他告诉记者,这三部分中,第二部分的资金最多,达9亿多元。其次为管理层捐款,而这其中的管理层也包括了牛根生本人,他的捐款在14位管理层中占近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部分的变现资金,曾因为引发蒙牛的“抵押门”事件一度引起外界很大关注。

2008年10月,牛根生的“万言书”的主要背景,正是老牛基金会将牛根生所捐献的其中一部分蒙牛股权——此部分股权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4.5%——抵押在摩根士丹利。据牛根生此后称,抵押股权源于老牛基金会出现了资金困难。

据他介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想做慈善事业,每年花几千万,钱不够用了,老牛专项基金才将股权质押给了外国投行。

田磊也表示,当时基金会有扩大业务、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仅依靠每年红利,没有大规模的变现交易是不行的。

而且,这部分股权和红利,也并不是在2005年一步到位。由于《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不得超过25%,所以牛根生的捐赠是逐年办理法律手续。

在这样的情况下,2009年7月,中粮入主蒙牛,除了新股增发,一部分还来自于牛根生旗下的老牛基金会以及管理层的套现,总计金额达11.58亿港币,其中老牛基金会全部股权出清,收回现金9.55亿港币。

田磊坦言,在此次变现后,老牛基金会资金量很充裕了。

根 据老牛基金会网站信息,2010年7月19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批复,牛根生名下最后持有的内蒙古蒙牛2.63%的股份也与老牛基金会办理完捐赠法律 手续,这是第三笔转让。至此,牛根生名下持有的内蒙古蒙牛股份已全部履行完法律手续,归于老牛基金会,老牛基金会成为内蒙古蒙牛的第三大股东。截至当时, 唯有牛根生名下持有的上市公司中国蒙牛3.96%的股份,尚待履行法律手续。

去年12月28日,蒙牛乳业在香港宣布,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至此,牛根生所有股权,捐赠完毕。

据田磊估算,包括前述11亿元现金捐赠,以及未变现的内蒙古蒙牛股权和上市公司股权,老牛基金的资产总额近40亿人民币。

正在学习的环保慈善

根 据老牛基金会的介绍,老牛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12月28日,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登记机关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为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其以“发展公益事业,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业务活动主要方向是面向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救灾帮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 业。

截止到2010年9月30日,基金会的捐款总额为1.83亿元。

记者查阅基金会从2005年至

2009 年的业务活动一览表看到,在2005年时,其资助项目还主要为支持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年会及乳品设备、技术展示会,中国乳都雕塑资助费、支持宣传中国乳都市 委书记的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等等;到2006年,基金会才开始了扶贫资助等公益慈善项目。此后几年,也多为救灾帮困、文化医疗等,其首当其冲的环保主题则甚 少。

一个解释是,老牛基金会前身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最初的章程规定,基金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可向基金会申请资助。

老牛基金会在一份文件中专门提到,最初设立为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主要原因:一是对相关法规政策的理解不到位,没有分清基金会与社团组织的职能定位;二是对单独设立公益组织缺乏经验,又无可参照的实例。

在慈善面向社会后,基金会应运而生。两个机构资金来源、业务内容完全一致。基金会方面表示,促进会将在全部业务终了时,适时注销,其所有资产、业务、人员等均全部转移到基金会。

而田磊则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做(促进会业务终止的)相关工作手续。

他同时表示,环保项目目前涉猎很少,主要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才做出的调整,之前基金会并没有相关提法。而且,环保项目事关重大,也比较复杂,基金会还需要时间和各方面支持来进行相关探索尝试。

目前,基金会从事的一个环保项目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就内蒙古生态保护与恢复项目进行合作。按照双方在2009年的协议,未来三年里基金会捐赠资金约3000万元人民币,大自然保护协会配套资金约3000万元人民币,共同用于内蒙古的生态保护与恢复。

据称,该项目在去年才完成全部洽谈,今年正式启动。

那 么,另一个问题是,基金会如何选择项目决定投向呢?田磊告诉记者,在基金会下设有项目部、法规部以及财务审核部等部门。项目来源有二,一是“有人主动找到 我们”,二是在行业接触过程中发现项目。有了对象后,先经过项目和法律部门的分析评估,再由财务部门做资金评估和审核。几方确认后,项目提交秘书长讨论。

一般50万以下项目基金会秘书长有拍板决定的权力;50万元以上则需提交更上一层的理事会讨论决定。

目前,老牛基金会秘书长为雷永胜,他曾担任蒙牛首席执行官一职。

田 磊还表示,因为基金会人力、技术力量以及信息等方面的局限,一般都选择与大型的、特别是政府性的公益机构进行合作开展慈善活动,其中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听力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李嘉诚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会等。同时,多数慈善活动都集中在内蒙古 当地。原因是,对于干旱、水土流失等现象严重的内蒙古来说,生态治理和环保正是其目前的重点,与基金会的环保主题相一致。

基金会与Hengxin信托

2009年,中粮入主蒙牛时,中粮董事长宁高宁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朋友牛根生:“我去了蒙牛,他没有带我看任何工厂,带我去了两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一个是他治理的河,第二个是河两边种的菜和树苗,种的西瓜,这就是他现在干的事。”

如此猜测,基金会目前的环保方向是否也是由牛根生制定的呢?

“牛总在基金会中没有决策权,不参与项目的具体定夺和操作。”按照田磊的说法,此前牛根生在基金会中实则为两个身份,一是主要捐赠人。而捐赠一旦完成,“双方的法律义务就固定下来了”。二是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他 表示,牛根生通过四种方式对基金会“施加影响”。首先,牛根生会为基金会的发展规划、构想提供建议。其次,牛作为社会名人,拥有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关系,能 提供一些行业信息。比如,与李连杰壹基金的合作,就由他牵线而成。其三,牛根生会出席一些慈善活动,做公益宣传。例如,亲自参加地震灾区的援助项目。

此外,牛根生还会参加基金会的年会,听取秘书处的工作报告,交流意见。

但如今的问题是,在牛根生宣布辞职致力于慈善事业后,在老牛基金会的角色是否会发生转变?

“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调整。牛总在此之前已经投入很大的精力在慈善之上,这是一贯的。今后,应该是会更频繁地做这些事情吧。”田磊揣测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提到的Hengxin信托。据此前蒙牛方面的介绍,Hengxin信托为一个不可撤销的信托,该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慈善总会等公益慈善组织。

也就是说,这最后一部分的股权,并没有完全给予老牛基金会。尽管田磊表示目前老牛基金会是牛唯一的慈善平台。但田磊对记者解释称,老牛基金会应该算是该信托最主要的受益方,而且,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目前也是信托三个保护人之一。

当时即有相关律师人士分析表示,这个信托是牛根生授权瑞士银行设立的,信托未来发展的方向肯定与牛根生的意愿有很大的关联。

而一位非盈利组织的研究人士告诉记者,自己也对于牛为何将这部分股权交付境外信托感到不解。“按理说,完全可以在国内直接给老牛基金会,如果说是通过境外信托避税,也说不过去,因为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免税措施。”

对此种种疑问,田磊仅表示一切以当时公告为主。

除了这个信托,外界对牛根生未来的猜测还在于老牛基金会旗下老牛投资所投的现代牧业。后者被看做是老牛基金会资金的另一个重要去向,也是牛根生未来致力上游的证据。

对此,田磊告诉记者,此前有关老牛基金会与老牛投资关系的种种猜测并不属实。“没有太大关系。”他说,“这只是出于资金保值增值的需求设立的。”

据他称,老牛投资在现代牧业上的金额和股权比例很少,“不具重要性”。

只是,老牛投资并不是老牛基金会“保值增值”的唯一平台。此前,有消息称,一家名为尚心(北京)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也为老牛基金会下属公司,具体管理老牛慈善基金对外投资事项。

田磊对记者承认了这家公司的存在,但他表示,尚心投资目前只是负责基金会部分资产的管理工作。

据悉,Hengxin信托也有相关“保值增值”的投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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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與基金會 吳曉波

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2021
在上期專欄中,我談了公共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甄別,這期就繼續往下說,談一個與之相關的話題:在今日中國,在一個亟需用財富和變革來改變整個國家命運的轉型時期,企業家如何發揮他們的公共責任。


  在一般的意義上,企業家作為一個職業角色,他的本職所在是四個工作:提供符合人類需求的商品、善待員工、合法納稅、與社區環境保持和諧。能做到這四 點,便是一個合格且值得尊重的企業家了。而如果他有餘力和更廣泛的社會責任,那麼,能夠以怎樣的方式予以體現呢?是「轉型升級」,去當一個政治家、藝術家 或者知識分子嗎?當然不是。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一個最為普遍的方式是,參與創辦非政府組織。


  以美國為例。2011年年初的資料顯示,美國約有4500多個各種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過75億美元的經費用於各種文化交流和推廣活動。幾乎所有知 名的大公司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一般而言,基金會在美國的工作項目大致分為三大類:防止市場價值侵入不當領域;為也許是立意良善的政策產生的不良後果進 行善後;以及處置源於市場基本教義的財富分配不均。


  一位叫劉易斯·科塞的觀察家發現,美國基金託管人的組成情況是:他們中間來自東海岸的高等學府的人佔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們從事著有聲望的職業,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和法律居多。


  科塞進一步分析說,基金託管人是一個代表著某種「成就」價值和傳統的精英集團。他們對什麼樣的撥款應支付,什麼樣的要停止,具有最終的決策權。通過金 錢的威力,他們處於一種可以促進某種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時忽視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僅僅從基金會控制著知識分子從事工作所需要的資金這 一個理由,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行使著極重要權力的機構。


  科塞說,這些提供了金錢的人們,他們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在華人企業界,比較早設立基金會的是香港的商人們。李嘉誠在1980年就設立了 李嘉誠基金會,主要投入於對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等做有系統的資助,歷年來,捐款累積逾80億港幣。1980年代初,李嘉誠出資在家鄉興建了汕頭大 學,1990年代,又出資創辦了長江商學院。


  近年來,在內地企業界最讓人欣慰的事情正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投入於公益性事業,這可以被視為財富階層提升自我、實現公共價值的「正能量」,各種專項的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們儼然成為中國民間的一股獨立的力量。


  與美國、香港等地相比,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這些基金會也許扮演著更為獨特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事實上從1930年代以來,中國的各種社會性職能 都被政府所控制,民間被打成一片散沙,只有被統治和被操縱的命運。如今,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正在打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格局,財富階層開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構 公共社會的某種機能。這真是過去幾年來整個社會最令人驚喜的進步的一面。


  美國第33任總統哈里·杜魯門曾經在他的白宮辦公桌上寫下過一行字。今天,幾乎很少有人記得他在任內曾經出台過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這行字卻不經意地流傳了下來:「責任在這裡。」這句話,不僅適用於總統,更可用於我們每一個人。


  對不同社會角色的人來說,責任都在眼前,無非內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責任是治理好這個國家,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傳媒人的責任是 讓不同的聲音都能無障礙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永遠地站在世俗的對面—有的時候不惜為扞衛反對的權利,為反對而反對。


作者:吳曉波(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常年從事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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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跌的時候為甚麼基金會升呢? Home Blogger

http://www.homebloggerhk.com/?p=6057

原來 lumyeung 先生已在 blog 回應了小弟的個案查詢,真是萬分感激!

小弟有以下 follow-up question:

1.小弟想將自己用85%按揭上會的自住樓出租,想問下將超過做7成按揭上會的自住樓出租,而被政府 / 按揭證券公司檢控的案例多嗎?
答: 檢控的案例不多。但現時政府不斷收緊投資借貸,不排除佢係出新招之餘,會加大監察力度,所以出租借左七成以上之樓房,實在不建議。

 

2. 如果將我自住樓租出,又打厘印,又報 CR109,咁政府 / 按揭證券公司咪會知道?

答: 其實政府部門真係運作「好獨立」,我n咁多個客間屋仲健在未被call loan。換轉話政府其實仲有收緊樓市空間,不似出面成日講已「出無可出(招)」。只要佢搵人學你查番哂d偷雞出租既屋出黎,即cross check按揭證券公司 with CR109,即刻借九成而又博出租既人一係補差價,一係賣樓。到時又有新供應。再入銀行check埋七到五成個堆,咁就真係前世~

 

當然唔好睇少香港人,比足五成首期或一炮過買入收租樓之買家仍佔多數。

 

3. lumyeung 先生在 blog 中提到:

“另外投資人可用澳元歐元加元買債券基金都可以,如選澳元一般比美金被多兩厘。所以小業主聽見銀行職員話年息10厘條數就咁黎。當然吸引! 不過如諗樣選就會搵另一隻低波幅既債券基金,港元有5.5厘而澳元約8厘,在此不作推介,無謂踏界。”請問 lumyeung 先生可以告訴小弟是哪隻債券基金?

 

答: 現時我提及了的債券基金在2013年1 月累跌了1.5%,不少同類之基金亦有跌幅。在此暫不作建議,還需觀察。另外債券基金係唔等於債券。

4.我問過朋友意見,佢話:「為甚麼要按錢出來投資基金呢?如果你覺得樓市見頂,即是估計樓價會跌,樓價跌的時候,為甚麼基金會升呢?如果套現出來,是為了等機會再買一層低水樓收租,我是同意的。因為你太太應該還有一個九成按揭的名額吧!」請問 lumyeung 先生對此有什麼意見?

 

你朋友一定假設左樓價同債券基金的基準之correlation 為+1,即相同走勢。所以問樓價跌的時候,為甚麼基金會升呢?實際不是的。樓價跌唔一定全部債券,或債券基金都跌。相反樓升唔一定債升喎! 所以係樓套錢出黎買一些同樓關連性低既野而收下月息,可為一建議。

 

另一方面就算係樓債同跌,如果係樓市套左舊錢出黎放係政府債券基金入面,假如樓市之後真係大跌一年跌40%,而隻政府債券基金跌7%,呢個情況筆者都覺得你贏左。

 

當然如你是一個追求絕對回報的投資者,即永遠都要正回報個一隻,筆者未能做到,幫唔到你。我十鋪贏七鋪已很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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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解讀“冰桶挑戰”:基金會網站日訪問量增長7775%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05/145485.html

i黑馬:通過Facebook在全世界迅速傳播,火爆互聯網和名人圈的冰桶挑戰旨在提高公眾對ALS疾病的認識。雖然也引來了不少關於此活動慈善本質的質疑,但活動確實給該組織帶來了巨大的關註度和捐款額,截至9月2日,該機構共收到超過300萬冰桶挑戰參與者的捐款,捐款總額達到1.06億美元。事實證明,冰桶挑戰還是對病毒式文化基因瘋狂傳播的有趣研究,本文用數字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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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高公眾對ALS疾病認識的“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以事實證明,除了永遠擺著一張臭臉的“不爽貓”(Grumpy Cat)和滑稽舞蹈視頻外,其他事情也可以在網上風靡一時,甚至是慈善活動。雖然有不少人質疑,人們將冰塊澆在自己頭上的做法並不是ALSA(抗擊ALS疾病的非營利組織)募集善款的最佳方式,但結果表明這些擔憂都是杞人憂天:根據ALSA.org公布的數據,截至9月2日,該機構共收到超過300萬冰桶挑戰參與者的捐款,捐款總額達到1.06億美元。

ALSA.org表示,他們收到的捐款額從最低1美元到最高20萬美元不等,捐款既有來自個人,也有來自企業和其他基金會。捐款額在10萬美元至20萬美元的個人包括好萊塢影星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Leonardo DiCaprio)、大衛·史派德(David Spade),以及T-Mobile CEO約翰·萊格爾(John Legere)和Carnival Cruise Lines公司董事長米基·阿里森(Micky Arison)。

冰桶挑戰使得公眾對ALS和相關研究的了解進一步加深,但同時也令ALSA協會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攻擊,迫使其對一些惡搞網站的批評做出了有力回擊。這些網站宣稱,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就像對待重大新聞事件一樣來分享“冰桶挑戰”。(正因為如此,Facebook正在分享的新聞故事中測試“惡搞”(satire)標簽——Facebook用戶顯然難以將真相與偏見和謊言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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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充斥著有關戰爭、暴力和恐怖主義等壞消息的年份,風靡一時的冰桶挑戰應該會重新激發了人們對未來美好的期許,但部分媒體仍然給這種慈善活動引發的積極而溫暖的感覺潑了一盆冷水。例如,Quartz就指出盡管ALSA獲得了大量捐款,但卻讓其他慈善機構蒙受了損失。Vice也表示冰桶挑戰是“打著利他主義旗號的自我陶醉”,但BBC為冰桶挑戰進行了辯護,稱這種活動可能並不是一件壞事。

瘋狂傳播

事實證明,冰桶挑戰還是對病毒式文化基因瘋狂傳播的有趣研究。8月初,Facebook數據科學家對6月1日至8月17日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繪制了冰桶挑戰在全美的傳播圖譜。冰桶挑戰傳播結構的中心在波士頓,Facebook認為這主要是歸功於2012年被診斷患有ALS的前波士頓學院著名棒球運動員皮特·弗雷茨(Pete Frates)。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據點,因為冰桶挑戰的起源目前還不是特別的清楚,外界將其歸於多個來源,包括源於美國北部的“冷水挑戰賽”(cold water challenge),KnowYourMeme.com對此有著更為詳盡的記錄。這種挑戰賽的原始版本要求一個人跳入冷水中,然後提名另一個人做同樣的嘗試。這種比賽後來演變為倒冰塊,如果拒絕參與,那麽他們必須向一家慈善機構捐款。2014年7月底,這個慈善機構被命名為ALS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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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賽通過Facebook在全世界迅速傳播,在以下國家掀起熱潮(按照參與先後順序排名):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德國、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印度。

根據Facebook的數據,在此期間,共有超過2800萬人參與了冰桶挑戰,他們或是發布和評論相關帖子,或是對提到冰桶挑戰的帖子點贊。

與此同時,有關冰桶挑戰的分享視頻也在Facebook視頻平臺上瘋傳。Facebook表示,期間共有240萬個視頻片段在其網絡中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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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歌星、音樂人、體育明星、電視節目主持人、企業CEO和其他高管紛紛參與,讓冰桶挑戰得到進一步傳播。我們在TechCrunch網站上報道了一些與科技企業高管有關的冰桶挑戰視頻,其中包括比爾·蓋茨(Bill Gates)、蒂姆·庫克(Tim Cook)、蘋果高級副總裁菲爾·席勒(Phil Schiller)、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薩特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拉里·佩奇(Larry Page)、塞吉·布林(Sergey Brin)、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菲利普·卡普蘭(Philip Kaplan)、凱文·羅斯(Kevin Rose)、埃文·威廉姆斯(Ev Williams)、布萊恩·梅森(Bryan Mason)等等。

根據媒體分析師耶利米·歐揚(Jeremiah Owyang)整理的數據,在接近8月底時,YouTube網站上共有2,330,000個與冰桶挑戰有關的視頻,同時谷歌上面有關冰桶挑戰的搜索次數超過了加沙、弗格森鎮(Ferguson)和伊拉克的搜索次數總和(見下圖)。後一項統計數據可能讓人感到沮喪,但冰桶挑戰的搜索熱門程度超過時政新聞焦點的事實對其成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需要一個亮點來轉移對這些新聞事件的視線。

視頻分析公司Strike Social在八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演員查理·辛(Charlie Sheen)的冰桶挑戰在TMZ YouTube上面的點擊量為16,743,369次,以微弱優勢擊敗比爾·蓋茨,後者在其個人官方網站TheGatesNotes的冰桶挑戰視頻點擊量為16,031,256次。其他點擊量位居前列的冰桶挑戰視頻還包括皇馬球星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Cristiano Ronaldo)和“青蛙柯密特”(Kermit the Frog),以及其他名人的挑戰視頻。

互聯網分析公司SimilarWeb還對YouTube上面排名前五的名人視頻做了調查,並根據給YouTube帶來流量的搜索引擎熱門程度進行排名,結果發現查理·辛在這項數據上再度擊敗比爾·蓋茨,克里斯·普拉特(Chris Pratt)、Lady Gaga和美國超模凱特·阿普頓(Kate Upton)位居三到五位。

當然,由於新觀眾每天都會意外發現冰桶挑戰視頻和Facebook上面的帖子,相關視頻數據也總處於不斷變化之中。

對ALSA.org和其他網站流量的影響

雖然有關冰桶挑戰的數據迄今主要側重於視頻點擊率和不斷增長的捐款額,但SimilarWeb還對此次活動熱潮對ALSA.org本身及其他慈善機構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該公司追蹤了3000萬個網站的數據——它們在2014年7月和8月間的點擊量總計達到1.1萬億次——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

在冰桶挑戰之前,ALSA.org日平均訪問量接近8000次。在隨後的4個星期內,這一數據發生了顯著變化,日平均訪問量驟升至63萬次,增長了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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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份,11%的訪問者點擊ALSA.org上面的捐款按鈕進行捐款。ALSA.org透露,截至8月24日,它已經募集善款7020萬美元,共有130萬人捐款,而在去年同期(7月29日至8月24日)獲得的捐款額僅為250萬美元。

SimilarWeb報道顯示,這項數據追蹤了測量期間訪問ALSA.org網站的1030萬訪客,這意味著轉化率達到了10%,也就是說10%訪問該網站的人最終捐款。

此外,SimilarWeb 報告還指出,報道冰桶挑戰的新聞網站同樣受益匪淺。例如,ALS已成為將流量吸引至CBS News網站的第七大趨勢新聞關鍵詞,是福布斯網站上第四大流量關鍵詞,平均每周有20萬人輸入ALS和冰桶挑戰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搜索。

冰桶挑戰甚至還對維基百科帶來影響,有關ALS的頁面訪問量增長了100倍以上,這表明公眾對ALS的認識的確有所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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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式營銷的成功範例

當然,冰桶挑戰並非沒有受到批評。除了上面提到的對其他慈善機構的潛在傷害,或者對一代人自我放縱的鼓動外,還有人提出這種比賽還是“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典型例證,即做出一種嘩眾取寵的慈善姿態並不會給慈善機構和捐款人之間帶來良性循環。

這種說法或許是對的,不過鑒於超過1億美元的善款要歸功於冰桶挑戰,ALSA暫時應該不會為“錢景”擔憂了。一旦ALSA用光這筆善款,世界上可能又有人發起第二次“冰桶挑戰”。

總之,冰桶挑戰之所以大獲成功,是因為它采用了“病毒式內容創造”這一簡單模式,同時作為一種易於複制模式的一部分增加了慈善請求。

在“哈林搖”(Harlem Shake,即哈萊姆搖擺舞)在網上掀起模仿熱潮以後,TechCrunch網站也曾對這種“共生文化基因”結構做過研究。簡而言之,這一創意就是先制作一段短視頻,然後由用戶在等式中插入自己的變量,並用視頻制作技能來複制這一過程。將冰塊澆在自己的腦袋上,或是讓朋友這樣做,都是很容易模仿的。

冰桶挑戰的遺產是,它可能會成為病毒式營銷取得成功的範例,讓其他慈善機構紛紛效仿。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讓“愛自拍的一代人”將攝像頭再次對準自己即可,唯一的例外是給這種行為灌輸更高的目標追求。(翻譯:皓嶽)

The Ice Bucket Challenge, By The Numbers

來源:techcrunch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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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與蓋茨基金會合作助力非洲發展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90322.html

中國商務部與蓋茨基金會合作助力非洲發展

一財網 王琳 2015-09-23 23:31:00

9月22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中國商務部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美國西雅圖簽署了《關於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合作內容為非洲的農業開發和對非醫療衛生。

9月22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中國商務部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美國西雅圖簽署了《關於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合作內容為非洲的農業開發和對非醫療衛生。

蓋茨基金會稱,商務部和基金會將借鑒雙方在對非發展合作領域的經驗、結合各自優勢,以中國援建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依托,開展農業合作試點,大力推進非洲的農業技術研究、示範與推廣,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打造農業產業鏈。

雙方還將積極探討對非醫療和公共衛生合作試點項目。

《第一財經日報》從蓋茨基金會得到的消息,雙方還承諾,在對非合作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在其他地區和領域開展合作的可能性。

蓋茨基金會總部位於美國西雅圖,成立於2000年,致力於幫助人們過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基金會主要致力於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使他們有機會擺脫饑餓和貧困。

2000年創辦的蓋茨基金會於2007年創辦中國辦事處,目前蓋茨基金會在中國,一方面推進中國的結核病、艾滋病防治和控煙工作,一方面致力於將中國創新引入非洲等其他貧困國家。

蓋茨基金會此前與中國負責發展合作的商務部在非洲農業、衛生方面就有合作,希望在促進非洲繁榮發展方面與中國企業加強合作、增進理解。

中國援建非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和其他農業合作項目對促進非洲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中國通過援建醫院、派遣醫療隊、協助抗瘧等行動,幫助改善了非洲的醫療衛生狀況。

在非洲爆發埃博拉疫情的嚴峻形勢下,中國提供了總價值7.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援助,這是中國截至目前在衛生領域最大規模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為非洲有效控制疫情做出了貢獻。

蓋茨基金會在推動對非農業合作以及醫療和公共衛生發展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項目遍布非洲的主要需求國。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與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共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張向晨表示,雙方希望通過在這些具體領域的務實合作,進一步發揮各自優勢,更有效、更高效地推動非洲發展,使技術進步、政策改善、發展經驗能夠惠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人民。

蓋茨表示:“中國在推動本國及全球醫療衛生和農業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期待通過與商務部的合作,進一步支持中國充分利用其豐富經驗和創新實力,成為實現全球發展目標的主力軍。”

中國商務部和蓋茨基金會曾於2013年4月簽署諒解備忘錄,建立正式合作夥伴關系,並同意在農業和衛生等領域探討合作機會。此次簽署的備忘錄在2013年備忘錄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了雙方合作的具體領域,並為未來合作的開展提供了明確的政策支持,將對加速項目設計和落地進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蓋茨基金會全球政策倡導與國別項目總裁馬克·蘇茲曼(Mark Suzman)今年3月訪華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提到,蓋茨基金會正在與中國農業科學專家合作培育一種水稻新品種“綠色超級稻”。在亞洲和非洲一些地區種植綠色超級稻,其產量比普通水稻高出20%,有潛力惠及至少2000萬小農戶。

在衛生健康領域,蘇茲曼表示,相信中國有潛力成為全球的貢獻者領導者。目前南亞正在使用的由中國研發並生產的乙腦減毒疫苗。中國擁有蓬勃發展的疫苗研發產業,已能夠生產出針對發展中國家需求、同時滿足全球嚴格安全標準的疫苗。

商務部消息,“中美省州經貿合作研討會”期間,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會見了前微軟公司董事長、泰拉能源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還共同見證了泰拉能源公司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簽署關於第四代核電廠開發及商業化合作框架協議。

編輯: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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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基金會去年捐出38.6億美元 巴菲特十年捐贈179億美元伯克希爾股票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2-06/967979.html

在美國富豪圈中,紮克伯格夫婦的捐款善舉並非“前無古人”,大家耳熟能詳的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等,都是美國巨富中的“慈善達人”。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與紮克伯格選擇有限責任公司開展慈善事業不同,上述兩位著名慈善家都選擇成立一個基金會或直接向非盈利機構或慈善組織捐款。

每經記者 黃修眉  

實際上,在美國富豪圈中,紮克伯格夫婦的捐款善舉並非“前無古人”,大家耳熟能詳的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等,都是美國巨富中的“慈善達人”。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與紮克伯格選擇有限責任公司開展慈善事業不同,上述兩位著名慈善家都選擇成立一個基金會或直接向非盈利機構或慈善組織捐款。

2010年,巴菲特更是與比爾·蓋茨合力發起“捐贈誓言”活動,倡導億萬富翁生前或死後至少用自己一半的財富來做慈善,如今全球已有138名富豪響應,其中就包括紮克伯格。

比爾·蓋茨:設立基金會與信托 去年捐38.6億美元  

屢次蟬聯世界首富寶座的前微軟首席執行官(CEO)比爾·蓋茨,大概是全球最著名的慈善富豪了。2008年7月,比爾·蓋茨在宣布從微軟CEO職位退休的同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將大約580億美元的幾乎全部個人財產捐給自己和妻子名下的基金會——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

據了解,在2000年,蓋茨和夫人計劃捐出所擁有的1000多億美元財產,只留給他們的孩子每人1000萬美元,並正式成立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正如蓋茨基金會中國區主任葉雷向外界表示的,不要說對整個窮人世界,即使向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窮人進行直接捐助,基金會全部善款也不夠。因此,管理和運作基金會,成為慈善行為得以延續的關鍵一步。

據了解,蓋茨基金會是一個長期存續的慈善基金會,沒有終止受益人(所以財富不可能移交給下一代);主要宗旨是全球健康與教育事業;為維持該慈善基金會地位,每年用於慈善的款項至少是總資產的5%;基金不賦予捐贈者參與基金會決策的權利,基金會董事會是最高決策機構,包括比爾·蓋茨在內都只是董事會的執行人員。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蓋茨基金會官網上看到,基金會主要分為“蓋茨基金會信托”和“蓋茨基金會”兩部分。“蓋茨基金會”負責慈善業務,包括策略制定、贈款執行和項目管理等。基金會2014年年報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蓋茨基金會總資產逾443億美元,每年只需要將總資產的5%用於捐贈,就可以使整個基金會獲得減免稅收的好處。而2014年,蓋茨基金會總共捐出38.6億美元的款項用於6大部分,遠遠超過5%這個數字。分別是全球發展項目(19.23億美元)、全球健康項目(11.14億美元)、美國項目(5.13億美元),全球策略和遊說(2億美元),非項目性開支包括宣傳(4100萬美元)和其他慈善項目(6900萬美元)。

另一方面,“蓋茨基金會信托”負責資產的增值保值,每年劃撥善款給“蓋茨基金會”用於項目支出。目前除了股票之外,它還大量投資於短期投資項目,包括美國政府債券、高等級商業票據及短期貼現債券,還有國內國際共同基金、高收益企業證券及國際企業和政府證券等。記者在基金會2014年年報中看到,截至2014年底,蓋茨基金會以443億美元的總資產獲得了15億美元的投資收益。

巴菲特:最近十年捐出179億美元股票   

在“股神”巴菲特看來,直接向運作優良的蓋茨基金會捐款是簡單又高效的慈善方式。2006年6月,巴菲特簽下捐款意向書,承諾在有生之年或西去之際,將把至少99%(根據當時的承諾約為40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捐給慈善事業。完成的方式則是通過捐贈其所擁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類股票(可享受分紅,只有有限甚至沒有投票權)。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巴菲特的捐贈對象有5家,除了最主要的蓋茨基金會外,還有以巴菲特前妻命名的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巴菲特三個孩子旗下分別擁有的霍華德·巴菲特基金會、蘇珊·巴菲特基金會和由彼得·巴菲特創立的NoVo基金會。

巴菲特通常會在每年7月份進行大型慈善捐贈,而得到捐贈的這些慈善機構通常會選擇將股票出售,用得到的資金來支撐他們的慈善活動。

記者查詢蓋茨基金會官網了解到,巴菲特在2006年,也就是承諾捐贈的第一年,向蓋茨基金會捐贈了價值16億美元的伯克希爾B類股票,此後兩年的捐款數較為穩定,在16億~18億美元。值得註意的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伯克希爾B類股票在2009年7月初的每股股價僅為57美元左右,因此當年巴菲特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的款項也僅為12億美元,是這十年來最少的。此外,從2013年起,巴菲特每年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的股票總價值均超過了20億美元,今年更是達到21.5億美元,是歷年捐贈數目最大的一筆。

今年7月,巴菲特第10次履行捐贈承諾,向5家基金會捐出了2064萬股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B類股票,按照伯克希爾B類股票當時137.39美元的股價計算,巴菲特今年總捐款額高達28.4億美元,刷新其個人捐款紀錄,其去年和前年捐贈的股票總價值約為28億美元和26億美元。據記者統計,從2006年至今,巴菲特向這5個基金會捐出了超2億股伯克希爾的股份,總市值約為179.4億美元。

巴菲特目前持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大部分為A類股,這保證其占有伯克希爾公司董事會三分之一的投票權。

不僅自己踐行裸捐,2010年,巴菲特還和比爾·蓋茨合力發起了“捐贈誓言”活動,號召億萬富翁生前或者死後至少用自己的一半財富來做慈善。 如今,來自全球15個國家的共138名富翁加入了這項活動,其中就包括紮克伯格。

  • 每日經濟新聞
  • 宋思艱
  • 每經記者 黃修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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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奧運有多遠?保爾森基金會稱可再生能源消納是關鍵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6年,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保爾森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Anders Hove)早已把北京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正因為熟悉北京也熟悉能源,他在近期的研究中建議,將整個京津冀地區設為“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建議京津冀協調發展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支撐京津冀未來能源供給的重要支柱,並在京津冀的整體規劃中被賦予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可再生能源並網難的問題一直是該地區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障礙。

在北京和張家口攜手備戰2022年冬奧會之際,兩地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以展示在治理空氣汙染和發展清潔能源方面的成就。張家口已被列為首個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範區。

截至2015年底,張家口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容量達到8吉瓦,計劃到2030年增長到50吉瓦。但張家口城市規模較小,用電需求並不大,不足以完全消納本地的清潔電力,導致張家口棄風率一直居高不下。

在保爾森基金會7月5日發布的報告《風光無“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領軍之旅》(以下簡稱“報告”)中,侯安德認為,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挑戰在於傳統高碳能源過渡到低碳或零碳能源,具體到京津冀地區,其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把清潔能源從張家口輸送到北京和區域內其他地方。

由於棄風仍是京津冀地區甚至全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重大困擾,報告建議將降低棄風率作為未來衡量清潔能源發展的關鍵目標之一。

報告還建議,降低棄風率的並網試點可擴大到張家口之外,從而將整個京津冀地區設為“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將張家口的清潔電力直接輸送到北京和天津等電力需求較高的中心地區。

“2022冬奧會之前,如果在京津冀之內任何需要的地方都能用上清潔能源,綠色奧運就成功了”, 侯安德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時說。

用市場化調度強化並網配置效率

根據侯安德的研究,京津冀地區在電力需求和可再生能源分布特點上與德國和美國得州相似,京津冀或許可以在輸電規劃、調度和市場政策上從德國和美國得州經驗中獲得啟示。

德國和美國得州通過新增輸電線路、調整電力市場規則和電網運營模式,成功降低了棄風率。目前,德國和美國得州的棄風率低於年發電量的1%,且二者仍在不斷完善政策:德國計劃在2025年可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達到80%;得州計劃在2015-2017年之間,將風電和光電容量提高1倍。

報告認為,德國和美國得州的主要經驗主要有四個顯著特點。一是以分布式太陽能光伏發電為主,降低輸電設施投資。德國大多數光伏發電設施都是屋頂式光伏系統,發電與用電距離很近。雖然也需要投資加強輸配電系統,但遠低於重點發展大型可再生能源電廠的投資。

二是加大可再生能源專屬輸配電設施的投資,費用由電力用戶共同承擔。德國法律要求電網規劃機構和四大輸電公司負責電網規劃和建設,確保所有可再生能源都可以輸送給用戶。

三是交易活躍、透明的日間電力市場確保可再生能源電力可以優先調度。得州電力市場交易間隔短至5分鐘,更符合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瞬變性特點,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並網成本。

四是擴大調度區域,實現統一調度。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聯網,打破國內外界限;得州在全州範圍內平衡電力供需確保清潔能源以最低成本輸送給客戶。

保爾森基金會北京代表處執行主任莫爭春解釋說,原則上,區域輸電能力的提升要與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保持一致,並通過收取電費回收成本。

“在德國也是這樣,我們不得不快速擴大配電系統。在現有配電網發達的地區,新投資壓力較小,通過采用最新技術,條件良好的配電網還可以改造成智能配電網,擴大可再生能源並網發電規模,也避免了一些高昂的輸電項目投資。”德國能源署署長Andreas Kuhlman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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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森基金會:建議設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保爾森基金會6日建議,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州的實踐經驗,設立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該當日發布《風光無“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領軍之旅》報告。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開展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具備優勢。

分析稱,北京與張家口是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舉辦地,張家口擁有豐富的風光資源,北京也正在尋求清潔能源轉型。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克薩斯州這兩個國際案例,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可以成為全國可再生能源並網的典範,提高非化石燃料發電占比,同時改善空氣質量。

報告作者、保爾森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介紹,京津冀地區可以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和降低棄風率方面發揮積極領導作用,“這兩點也是中國實現宏偉的清潔能源和減排目標的關鍵。”侯安德認為,確保張家口的清潔電力輸送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也是推進京津冀地區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切實成果。

據介紹,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贏得了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主辦權。攜手備戰冬奧會之際,兩地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以展示在治理空氣汙染和發展清潔能源方面的成就。

張家口已被列為首個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範區。截至2015年底,張家口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容量達到8吉瓦,計劃到2030年增長到50吉瓦。

但報告認為,張家口城市規模較小,用電需求並不大,不足以完全消納本地的清潔電力,導致張家口棄風率一直居高不下。報告稱,張家口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示範區通過擴大本地用電負荷與引進高載能行業的發展戰略,可能與國家制定的提高能效和2020年達到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目標有沖突。

報告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試點可擴大到張家口之外,將整個京津冀地區設為“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將張家口的清潔電力直接輸送到北京和天津等電力需求較高的中心地區。由於棄風仍是京津冀地區甚至全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重大困擾,報告建議將降低“棄風率”作為關鍵目標之一。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及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卻落後於其它國家。

2015年,美國的風電並網容量僅為中國的58%,但風力發電量卻超過中國。報告稱,從2011年到2015年,中國棄風限電導致的電費損失累計約510億元人民幣,多消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4.3億噸原煤。

報告認為,用4至5年的時間足以讓投資和建設到位,完成政策調整,使可再生能源棄風率降至1%以下。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制定明確的實施方案及時間表。

據預測,將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擴大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不但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還可以探索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制度,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全區調度。

報告還建議,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同時加快對輸電設施的投資,確保京津冀地區實現清潔能源目標。在京津冀地區試點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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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改進投資結構能提升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

按照國內標準,我國目前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而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2億人口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每天的生活成本不足1.25美元,也就是人民幣8元錢。

7月9日,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世界自然基金會研究員胡立奧在現場演講時直白地提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財務資本和社會資本以及自然資本之間存在極大的不平衡。生態開發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生態的承受能力。”

那麽,該如何平衡?胡立奧表示,首先要改進投資的結構,加大對於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從而確保自然資本的增長。他認為,只是簡單投入財務資本並不能有效提高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需要一個更加立體的發展範式來實現要素之間的平衡。

以貴州省的納稅大戶貴州茅臺為例,該公司的營收和盈利分別占到全中國18家酒業公司的27%和45%。2015年,貴州茅臺公司的營收為357億元,利潤為193億元。“但貴州的社會資本卻沒有那麽高。”胡立奧表示,位列中國31個省中第29位的地區,貴州省的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為20667元,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434元。

胡立奧表示,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必須要用辯證的方法。比如生態補償機制就是要把自然資本跟社會資本連接起來,來監管財務資本。“並不是說我們反對財務資本的發展,而是要建立一個平衡的補償就必須在社會資本、窮人群體和自然資本之間形成統一。”他說,現在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先生成問題,再解決問題了,而是要一開始就積極參與其中。

自然資本指的是恢複生態系統的供給能力,比如減少水土流失以及提高水資源的質量。社會資本則包括讓人們可以產生收入的經濟活動和可持續的產業發展環境,同時還要為人們提供教育和醫療的服務。對於這些,胡立奧認為,財務資本必須要有可持續的投資,利用PPP模式吸引資本的回歸。

當天的論壇上,環境保護部副部長黃潤秋以貴州為例介紹了中國的生態補償機制。於2014年啟東的赤水河流域項目所采取的就是下遊受益企業補償上遊農戶的做法,嘗試探索一種雙贏的綜合流域管理模式。

最後,胡立奧提出,要實現上述三個資本的平衡,還須考慮幾個關鍵要素:“第一就是文化多樣性,特別在貴州省。如果不考慮文化多樣性就無法真正地保護並恢複自然環境。這邊有很多少數民族,必須考慮到他們的需求。”另外,還要尋求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保障當地人獲得水和教育等資源的權利。同時通過治理系統來診斷問題,從而恢複不同資本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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