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業二十五年律師　踢爆司法黑幕

2012-1-2 TCW

這是一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面對台灣司法的真實告白。

張冀明，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前合夥律師，台灣知名的訴訟律師。他二○○六年至今，連續獲得「亞洲律師」（Chambers Asia）和「亞太法律服務評鑑——前五百家事務所」Asia Pacific Legal 500選為傑出律師，職業生涯戰功彪炳。

一次次的紀錄，像勳章般貼在他的身上：法商馬特拉公司控告台北市政府案，在他手上反敗為勝，拿下二十億元賠償；湯秀璸控告醫生丈夫殺人未遂案，在他接手後拿下高額和解金；威盛商業間諜案、太電案，他都沒錯過。

張冀明也是台灣律師圈有名的「四大惡人」之一。在股東會經營權大戰裡，他關門跳上桌子舌戰對方律師團的畫面，經常出現；面對上門搜索的檢調人員，他也不假辭色；在他職業生涯裡，還曾三次在開庭時當庭質疑法官有既定立場，審判不公，當場離席抗議，三次卻都勝訴。

他定義自己的角色，是守護當事人利益的「在野法曹」，帶著當事人度過種種司法亂象。

看到法界的怪象嘆正義難伸，高掛律師袍

今年十二月，張冀明卻收刀入鞘，退出台北市律師公會，沒有律師公會會員資格，他將從此不能再代表任何人進行訴訟。他高掛二十五年歲月打造的「訴訟刀」，遠走北京，發展新事業，離開台北之前，他寫下了《你最好要知道的司法真相》，踢爆他看見的司法黑幕。

「司法真相是什麼，就是法官會收錢，檢察官也會軟弱，所有的人都會軟弱啦，收錢只是其中一部分，」張冀明說。法庭上發生的種種怪象，讓他不想再走訴訟這條路。

「正義只是一種理想，它不是現實就存在的。」張冀明無奈，他長於訴訟，但當自己投資的錢被朋友虧空，他都不想上法庭討回公道。因為他知道，上了法院，就是雙方互揭瘡疤的開始，判決過程中，又有太多不可知的變數，要保護自己的權益，與其把力氣花在上法院打官司上，不如花心思好好解決和對方的爭執，把時間花在有生產力的事上。

張冀明在眾達上班的最後一天，在收拾一空的辦公室裡接受《商業周刊》採訪，談他遇到的司法怪象。

怪象一：拿公家錢竟不算貪污

張冀明指出，法律制度有不少漏洞，解釋一變，犯法的定義也跟著變。

以公務員貪污為例，一般觀念裡，只要能證明公務員明知是公家的錢，卻收進私人的口袋，就算貪污。但在特別費案中，竟有人提出「大水庫理論」，認為鈔票是不記名的，即使先放進私人口袋，只要後來又掏出來，用於公務，只要來源是特別費，收支相抵，就不能算是貪污，這種說法竟得到法官採納。

貪污認定都可以這麼有「彈性」，更別談其他的罪，要鑽法律漏洞，更是容易。

怪象二：檢察官任意選擇證據

檢察官為追求個人表現，在重大案件中濫訴，是司法制度中另一怪象。

張冀明曾遇過檢察官傳訊當事人時，一開口就要求被告測謊，但如果當事人通過測謊，檢察官卻不再傳訊，認為測謊沒有證據力，也不再蒐集更多證據，就直接將對方起訴。

最後，那位檢察官得到了國家的傑出獎章，當事人也獲判無罪，律師也拿到了他的律師費，唯一受到損害的，是被告的人權和金錢。

張冀明在書稿中指出，他曾聽過有檢察官在訊問過程中，直接和當事人要錢，甚至還有檢察官的訴狀完全抄襲原告的訴狀，引用證據也充滿錯誤，但仍起訴。「很不公平的是，檢察官起訴，七○％、八○％，都是要判刑的，」如果是一般人自己提起自訴，被告被判刑的機率只有一○％到二○％。

怪象三：非法搜索還要求簽名

張冀明曾遇過調查單位沒有合法的搜索票，就進行搜索，或是搜索票上註明搜索A地點，調查單位卻到B地點搜索，對一般人進行非法搜索，最後再要求對方簽名；有了這個簽名，就能夠把非法搜索合法化。

怪象四：不收錢法官未必公正

在法庭上，法官憑自由心證，判斷該採信哪些證據，但是，即使是不收錢的法官、檢察官，也可能因為其他行政機關等壓力，影響判決。

張冀明表示，像檢察官面對調查局等其他行政機關移送案，容易有辦案壓力，不起訴，可能會被視為辦案不力。若法官、檢察官長年合作辦案，也可能因為檢察官抓住法官的辦案口味，法官一開始就先入為主接受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認定被告有罪。

張冀明就遇過，他代表某公司和政府機關打官司，一開始法院都願意調查事件真相，要求政府機關提出證據，沒想到，當最後調查出新證據，發現在這個政府單位監管下，竟有二億九千萬元資金流向不明，該行政機關突然變得不願意配合調查，法官也刻意忽略新證據，用「與本案無關」為理由，迅速結案。

在張冀明眼中，司法是一隻變形蟲，不只法條的解釋會變，調查人員的執法方式會變，法官審判的風格也會變，連律師在壓力下，也可能會變形，無法盡到保護當事人權益的義務。

遇到收錢的法官勝訴的案子，最後變敗訴

最近幾年，張冀明遇到的一個案例，正可以說明司法怪象，如何影響判決結果。

二○○四年，張冀明接到一宗保險理賠官司的委託，委託人原本為海外工廠保了高額產險，工廠發生事故後，委託人要求保險公司賠償新台幣十二億元，保險公司卻以不合合約規定為由，拒絕理賠。

張冀明接手時，委託人一審敗訴，判決書內容多是抄襲控方律師遞出的狀子，對方律師把訴訟的焦點放在鑑定報告上。

張冀明飛到當地蒐證，訪談相關人之後發現，負責出鑑定報告的公司，雖然是由投保人指定，但在出具報告前，保險公司竟然有辦法讓鑑定公司更換鑑定人員，修改報告內容。而且鑑定公司在出具報告前，竟先跟保險公司開會，告知報告內容。這個關鍵證據，讓張冀明二審獲勝。

但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後，張冀明卻遇到他執業二十多年來沒碰過的事。

最高法院採法律審，意思是只審理判決過程適用法律有沒有違誤，不會再重新調查事實內容，並且以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空間為理由，不開庭，也不公布承審法官的名字。

因為不開庭，張冀明只能透過申請閱卷，得知法官的裁決和對方的訴狀內容，但他申請六次閱卷，六次都沒獲准，最高法院的答案是，「卷宗仍在法官手中，這是秘密分案，我們無法要求法官提供卷宗。」

不能閱卷，無法掌握案情，更無法辯護，張冀明說，「這是我執業二十多年以來，從沒遇過的事。」

沒多久，最高法院發回二審法院重審，第一次法院仍判張冀明勝訴。沒想到，再送回最高法院重審時，最高法院不但退回，更越過不重新調查事實的權限，直指部分鑑定報告內容不可採信，要求下級法院重審。這一次，二審法院順應最高法院意見，張冀明敗訴。

張冀明收到判決書時，才突然發現，判決書上寫明了那位最高法院承審法官的名字，多年前，張冀明的另一位當事人告訴過張冀明，他曾送錢賄賂這位法官。「兩邊都是市井小民（互告）才有正義，碰到財大氣粗的人，正義就很難，」張冀明嘆息，「法條再多，也比不上金條。」

「不要隨便打官司，你的法官不會永遠是好法官。」張冀明指出，司法界仍然有不少清廉認真的好法官，但只要碰到一個壞法官，就可能扭轉你的官司結果。

「如果非打官司不可，你一定要用心，」握有證據、看懂法條，這些都還不夠，你更要看懂法庭上的人性百態，才能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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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纏訟十多年終於一審獲勝的跨國ＲＣＡ案件中，最終答辯律師李秉宏，是全台第一位盲人律師。他執業九年多，因視障難有機會站上法庭，卻未因此阻礙他伸張正義，帶著對弱勢更深的同理心，持續發揮屬於自己的亮光。

撰文‧賴若函

「流產後的她，面對喪子之痛，同時也覺得對不起先生和家人，在羞愧中，迎來第二個又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小孩，沒想到，這一切的起因，都來自於RCA（美國無線電公司），她奉獻青春工作的地方……。」這些話說來平淡，但出自一位盲人律師李秉宏之口，話語頓時有了感人的魔力。他與他所代表的四百位RCA職災受害者，同樣奮鬥不懈走過漫漫黑夜，才能看到今天露出的陽光。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拿著導盲杖的盲人律師李秉宏，站在台北地方法院的律師席，緩慢而堅定地陳述他十五分鐘的結辯。他是台灣第一位擁有律師執照的盲人，也是唯一一位執業的盲人律師，而這次台灣最大的職災訴訟案──RCA案則是他手上唯一的訴訟案件。

全台唯一盲人律師

「就算只有一百兩的能力，也要賺一百兩回來?」這場結辯後，纏辯十多年的跨國訴訟案，終於獲得勝訴。台北地院合議庭認定美國RCA桃園廠區，其使用的致癌有機溶劑，導致員工罹癌，原本求償二十七億元，最終判決包括RCA、美國奇異等五家公司，應向四五四名員工及家屬賠償新台幣五．六億元。

法律扶助基金會等十多位義務辯護律師群中，李秉宏是其中一位，「我相信我不是最優秀，貢獻度也有差，但就是盡力做到最好。」李秉宏以︽聖經︾中一位主人分別交付三位僕人五千兩、三千兩和一千兩銀子得以自由運用的比喻，來表明自己也許不是那個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就算只有一百兩的能力，也要賺一百兩回來。」他說。

由於他的視障背景，對於同樣處在社會弱勢的RCA受害員工有深刻的同理心，所以律師團決定把法官進行終審前的「最終言詞辯論庭」重要任務，交由李秉宏負責。

「人生第一次有自己（在法庭上）的時間，他做得非常好，我聽了都想哭。」RCA一案的主責律師、也曾和李秉宏多年同事的周漢威說，整場辯論，他的聲音好聽、溫和又富有情感，每一句都很動人。

最讓周漢威驚訝的是，當法官臨時壓縮可講述的時間時，早已把PPT內容全都背下來的李秉宏，雖然看不見、卻彷彿看得見一般，精準描述要跳過的段落、跳過的頁面，讓人看見他的用心和專業態度。

「剛開始加入時一片空白，所有的開會、開庭都盡量去參加，就是盡量去弄明白整個事件。」李秉宏說。在當年台北法扶會長林永頌的引薦下，ＲＣＡ的案子，開啟了他律師生涯的一扇窗。

RCA案牽涉專業複雜，跨國官司耗日費時，還曾一度停擺，○七年，法扶接手RCA案子，加上外界聲援律師，組成十四人律師團專研法律事務，另有顧問團隊，包含法律學者、社團代表如工殤協會、其他領域專家如環境工程和流行病學等、以及紀錄片拍攝者和志工群。○八年加入團隊的李秉宏本來礙於先天障礙，在法扶長期以來做的是法規研究等內勤工作。

點字摸完十四卷卷宗

「不像一般年輕律師會卻步，他總是勇於發言」漸漸的，除了法律問題研究外，李秉宏也開始負責法律訴狀、和其他人演練出庭事宜。過程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前後六次參與在針對三百多位受害者的大型問卷訪談，還有一次傳喚RCA前員工黃春窈的作證。

「她是鼻咽癌患者，連講話都不清楚，卻願意三次站上證人席，進行每次長達四小時的詢問。」李秉宏說，面對來自被告律師尖銳的詢問，黃春窈拖著病體、一字一句努力回答的場景，烙印在他的心裡，後來才知道，當年有一位RCA的同事在罹癌病逝前，曾表達希望黃春窈代表站上證人席，而她真的做到了，對李秉宏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震撼，因為更深刻感受到自己「不是弱勢者，而且可以幫助別人」。

因早產造成的先天性失明，使得李秉宏只能在強烈的光線中感受到模糊影像，也因此當他在○四年考上律師、成為全台第一位盲人律師後，所走的路也比同業艱辛許多，光是投履歷就多次石沉大海。

就閱讀法律卷宗來說，由於他只能用聽的或用點字摸，需要花上一般人兩到三倍時間，而一般的案子可能連一卷都不到，但是RCA案子的複雜程度，卻讓卷宗多達十四卷，加上閱讀後要摘錄重點的時間，可以想見李秉宏所須花費的心力驚人。

「不像一般年輕律師面對資深前輩會卻步，他總是勇於發言，很有自己的看法。」陪伴RCA受害者走過救濟和法律訴訟超過十五年的工殤協會專員賀光卍說，初次看到李秉宏，看著他篤定的走路姿態、明亮的眼神，並未發現他是視障者，深入認識後，更是看見他歷經挫折後散發出的生命力，對當事人的同理心更強，針對RCA一案討論時的思考點，都讓他深受啟發。

受限視障無案可接

「我決定要放低姿態，有問題就謙卑地多問多聽」在美國有超過兩千位視障律師，亞洲如日本、馬來西亞也都有，但是台灣的環境相對不友善，令李秉宏吃足苦頭。例如法庭中的卷證至今仍採紙本作業，不像美國早已電子化，讓視障者可以方便語音辨識，這也造成李秉宏雖然執業九年多，卻得額外找人力協助電子化，曠日費時，難以接到案子。

對李秉宏來說，如同許多身心障礙者，人生有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熬煉與艱辛，猶記得從台北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四處投履歷，卻因視障身分無法謀得一職的煎熬，等到○四年進入法扶會，他在第二年遇到一件和車禍有關的法律諮詢案件，當事人詢問一個出庭相關的問題，他卻答不出來；自此好幾年，他心中充滿對自己能力的懷疑，曾消沉一段時日。想要更積極在工作上表現以獲得肯定，卻是更低沉。

「後來我決定要放低姿態，有問題就是謙卑地多問、多聽，也看更多判決書來累積經驗。」李秉宏說，他所面臨另一個很大的挫折，就是錯別字問題，點字學習的是拼音，無法辨認同音異字，讓他所打出的文件都需要錯字辨正，覺得自己給別人添麻煩。

偶然間，他發現注音輸入法有建立詞庫的功能，於是趁著工作空檔，六年來，建立超過十四萬個常用詞彙，《今周刊》記者採訪當下，他興奮地表示，剛剛又建立「心有戚戚焉」一詞，由於詞庫可以匯出，希望建立到一定規模後，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視障朋友。

RCA案子一審判決後，由於賠償金比當初預計的少很多，律師團決定上訴，這也代表李秉宏會持續參與其中，為遭受職災的四百多位員工和家屬發聲。

對於未來，除期許自己再進修博士、踏上教職，李秉宏最大的夢想，還是擁有一個自己的法律事務所，接下更多有興趣的案子，走上法庭為當事人辯護。至於台灣法律實務上所給予視障人士的障礙，他也積極表示，自己正進修外文，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和各國視障律師交流經驗，例如先前他就曾寫信給日本已執業數十年的足下義樹律師，而對方也給予不少實用的建議，讓他收穫良多。

接受完《今周刊》的採訪，李秉宏隨即要隻身趕赴下一場在公視的錄影，只見他帶著爽朗的笑容朗聲道別，按電梯、叫計程車離開。雖然手拄導盲杖，卻仍能感受到他從心中散發出來的生命力，比許多身體健全的人更有朝氣和盼望。可以想見，這位眼盲心不盲的律師，將在人生和法律專業上，繼續散發屬於自己的亮光。

李秉宏

出生：1979年

現職：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經歷：台北市勞保局財務處專員、

萬國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學歷：東吳大學科法所、

台北大學法律系

家庭：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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