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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制造業“換血再造”:每分鐘都在虧錢,賣房產撐下去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788.html

制造業需求不振、訂單下滑的苦日子過去了?

深圳小企業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為生產和代加工MP4的企業業主,今年開年後,他發現訂單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參加了一次同行聚會後,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會上,他驚訝地發現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問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業關門了。

曾明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現在每個月的銷售額超300萬元。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去年大環境不好,一些工廠要麽不開要麽轉做別的行業,競爭對手變少了。”

可惜即使訂單增多,也並不意味著盈利增加。

日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現代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講座上表示,中國制造業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由於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過繁的政府審批等門檻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際,過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價勞動力來支撐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在不斷地減弱。

在中國制造業重鎮“珠三角”,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雖然高端制造業在崛起,不少企業接單接到手軟,但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仍然在節衣縮食,試圖熬過冬天。

由於對成本非常敏感,部分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繼續走在將工廠撤離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一些大體量、領軍型的科技型企業加速在該區域內部重組和調整,比如,將研發總部放在深圳、生產基地搬到地價相對較低的地方。

在結構轉型的浪潮沖刷下,無論企業主們意願如何,他們無可避免地將被卷入。這一過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斷上演。

“每分鐘都在虧錢”

電子業是珠三角支柱性產業之一。曾明已經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5年了,但是對明年的業務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準明年形勢會怎麽樣。他在考慮,要不要跟隨身邊一些企業主朋友的步伐,將工廠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時候,很少會選擇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林波(化名)對本報記者表示,“企業搬去東南亞國家,雖然說會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慮政局的因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擾,比如說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工人加班意願不強等。”

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被深圳這些企業主視為理想的遷入地——廠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對便宜,且距深圳只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物流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但東莞也不是萬能的。隨著珠三角經營成本的整體上升,東莞的一些企業主也在考慮將廠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穩定的內地城市。

東莞一自動化設備制造商陳銘(化名)感嘆,經營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廠外遷了。

陳銘的工廠現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普工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工廠已經連續虧損兩年。2014年,陳銘的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月虧損30萬元左右。

讓人意外的是,虧損是在手握大量訂單的情形下發生的。

雖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後,利潤所剩無幾。

陳銘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種成本持續上漲。

“訂單接得越多,虧得越多。”他說。

本報記者從珠三角多家企業了解到,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

陳銘說,春節工廠放假歇業期間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不僅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後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工廠每分鐘都在虧錢。

為了支撐現在的工廠,陳銘賣掉香港的房產,套現了1800萬元。

和記者聊起這個話題時,他顯得有點難堪:“我也看過很多報道知道當下的情況,用賣房子的錢來開工廠有些傻,但是實在不甘心就此關門。”

和陳銘類似,很多還開著工廠的企業主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也有著濃厚的實業情結。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本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即便虧一點,大家也都堅持著。”

持續遷移

尹建文在走訪中也發現,今年東莞部分電子企業雖然暫時沒有關閉在本地的工廠,但是受內地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吸引,去內地城市增設了工廠。

在外界擔憂這座曾經的“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時,也有區域經濟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產業結構轉型陣痛中必經之路:肯定會有一批不符合轉型條件的工廠被清出去。這些工廠,尤其是小的電子產業、來料加工廠等,或再往內地走,或搬到東南亞、非洲,或關門。

來自當地官方的聲音也強調,行業有進有出,實屬正常。

去年年底,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吳柏安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一個工廠關門,人社局很快會協調好後續事宜,釋放出來的勞動力70%很快能解決就業。並且,經過他們部門處理的企業數據都比較平穩,沒有大的變化。他補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為主的工廠和一些外資企業雖然關門或遷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說,附加值低的傳統制造業處在產業鏈的底端,對成本很敏感,它們的利潤空間不足以支撐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離路徑都是從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顯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辦法。它們的另一條路是往產業鏈的上遊走,從對成本敏感的、單純的制造環節向技術研發升級。

不過,資金讓很多傳統制造業中小企業主的升級夢想還未騰飛,便已跌落。曾明和企業主朋友們喝酒聊天的時候,發現80%的參與者都認為,企業要想有所突破,資金是最大的難題。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這是個兩難的命題。

也有人在瞅準行業後投入巨額資金,放手一搏。

許明旭此前在揭陽開了七八年的工廠,生產電纜。201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觸控屏行業,判斷其應用前景廣闊,就開始生產手機和電腦觸控屏,先後投入一個億。這筆資金主要用於從臺灣購買先進設備,以及引進20多位研發人員,包括在臺灣銷售點上班的2位博士。

現在回想起來,許明旭慶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確的棋。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當時一狠心就重新創業了。我們設備先進,自動化程度高,生產工藝好,目前在華南地區鮮有對手。”

如今,他已經成功轉向高技術行業,他的新公司廣東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成為揭陽政府對外重點宣傳企業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只是謹慎投資,小心翼翼地試探市場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徑:抱緊高科技企業的“大腿”,尋找合作機會。

生產3D傳感器的深圳高新技術企業奧比中光負責人黃源浩告訴記者,身邊有不少從事制造業的朋友羨慕他所在行業的誘人前景,但是奈何技術門檻高、投資資金龐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們的代工廠,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從美國回來創業的黃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業主們經歷的寒意。現在,他最大的煩惱是如何盡快完成應接不暇的訂單。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產業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業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廣州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5.3%,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對該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達71%。東莞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也分別高速增長13.3%和17.0%。

傳統產業年輕人流失

一些優勢傳統制造業正面臨一場悄然襲來的危機。

深圳服裝企業藝之卉時尚集團的創始人趙卉洲對本報記者表示,很多傳統工藝未來可能招不到人了。

她對記者舉例說:“比如說紮染工序,年輕人不願意幹,現在的工人平均年齡已經四五十歲了。再過十年,等這批工人老了之後,就可能無人可招了。這不是工廠轉移到哪里能解決的問題。”

她所擔憂的事,確有可能會影響該行業的走向。

深圳在短短30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6大優勢傳統產業,除了服裝業外,還包括機械、鐘表、家具、印刷包裝和黃金珠寶。

不過隨著深圳產業布局的調整,新興產業發展的勢頭漸漸蓋過這些優勢傳統產業。2009年,深圳開始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至今日,深圳已經形成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35%,遠高於全國8%的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已成為穩定深圳經濟增速的強大動力。

在新興產業成為拉動深圳經濟發展的“引擎”之時,優勢傳統產業的地位仍然不可小覷。

深圳服裝行業協會秘書長張洪濤向本報記者介紹,深圳服裝行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都是代加工,但是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擁有自有品牌了,其中有很多大品牌。

他補充道,去年整個行業的銷售額達到2100億元,包括內銷和外銷。在國內大城市高端商場的占有率高達60%以上。

然而,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這些優勢傳統產業的制造業企業主被迫花費高額資金更新設備。

趙卉洲上周拜訪一些工廠時,發現很多傳統工藝環節已經招不到工人,工廠只能購買設備,讓機器來替換人工。

此前,趙卉洲和幾家頗具實力的同行也試圖合作辦一所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型人才,並定向輸送工廠。但是市場調查後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多是獨生子女,父母不願意他們進工廠了。

當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動 “機器換人”。去年3月份,廣東省出爐了一份《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根據計劃,廣東省未來三年工業技改投資總額將達9430億元,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此外,工業機器人示範應用重點覆蓋紡織服裝以及汽車、摩托車制造、家電、五金、電子信息、建材等珠三角傳統優勢產業。

深圳工廠關門的更多?

在新一輪結構調整中,珠三角正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區域內重組和調整中擔當主角。

上述深圳電子行業協會人士林波常年與中小企業打交道。他感覺今年經營狀況並未好轉,企業對短期的看法也不樂觀。很多出口型的企業抱著希望去參加展會,如果能接到單,就有續命的資本,但是即便續命了,也擔心維持不了多久。

而在東莞,尹建文發現今年訂單量比去年穩定,有些企業甚至還有增長,招人相對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紹,協會會員企業有230多家,從去年到現在關閉的會員企業不到10家。

針對上述兩種不同的感受,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記者分析:“這幾年,華為的終端公司從深圳搬去了東莞,東莞市政府也從其他地方引進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業。這些巨量級的企業一過去,就把周邊的中小企業都搞活了。對於這些企業來說,主要是升級,從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級到為高端的產業提供零配件。”

他說,而對於遷出地深圳的企業來說,更多是轉型,要麽是轉到第三產業,要麽是將工廠遷出深圳了,所以工廠關門的看起來比較多,但其實深莞兩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順應當地的發展趨勢。

2012年,華為在東莞松山湖註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廣東河源建研發生產基地。2015年11月,比亞迪與廣東汕尾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將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等6個項目。

今年5月份,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為東莞營收和納稅第一大戶的消息傳出來後,引發了外界對深圳制造業的憂慮,“華為跑了”、“中興跑了”等言論甚囂塵上。

隨後,深圳市市長許勤公開澄清。據媒體報道,5月29日,許勤表示,中興、華為等企業不僅為深圳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更是深圳對口支援廣東東部地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但是華為、中興不會離開深圳。

宋丁也認為,大企業將制造環節遷出深圳,是重新進行戰略布局和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有利於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發展。“珠三角內部整合的最大好處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產業平臺,企業騰籠換鳥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實也非常快。” 他說。

城市定位謀變

2008年,廣東開始實施“騰籠換鳥”戰略,即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騰出產業調整、升級空間。

由此,當地政府對東莞市的戰略定位也發生了變化。

2015年,東莞市明確提出了城市發展目標——“建設國際制造名城、現代生態都市”。東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羅永峰說,從“世界工廠”向“制造名城”的轉變,就是從來料加工型、生產車間型向創新驅動型、品牌生產型轉變,是更加註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譽度的產業鏈轉型升級。

而深圳,在土地資源緊張和工業“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該堅持以工業為主導,還是應該轉向服務業?

幾年前,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曾經就深圳企業出現外遷趨勢做了一項調研,“最後政府還是認為應該牢牢抓住制造業的優勢。”

盡管沒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產業發展勢頭依然迅猛。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第二產業增加值7205.53億元,增長7.3%;第三產業增加值10291.80億元,增長10.2%,增幅高於第二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8%,高出第二產業將近18個百分點。

深圳本地有一種意見認為,2020年,深圳的第二產業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著深圳的產業發展變得不均衡。

劉國宏認為,經濟孵化是個天然的過程,與深圳GDP總量接近的新加坡工業比重已經跌到了25%。“一味地說保留工業用地和工業體量,是不現實的。但從城市的健康發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還是要維護一定的工業體量,還會向工業有比較多的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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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炒油投資者都在虧 交易所一天卻賺上千萬

在深圳福田法院,全國首例場外大宗商品交易所集體訴訟日前正式開庭。來自全國各地的40多名投資者因投資原油大額虧損,以非法期貨交易起訴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稱“深油所”)。司法部門如何看待一直被明令禁止,卻又活躍在監管灰色地帶的現貨交易平臺,值得觀察。

在江蘇無錫,一家名為長三角商品交易所(下稱“長商所”)的現貨平臺在沒有取得開業批準的情況下,在全國擴張了長三角西南、長三角緣盛、長三角鼎華等16家現貨交易所。當地金融辦要求其立即停止違規交易的通知成為一紙空文。和深油所一樣,長商所在全國整頓運動中也通過了國務院部際聯席會議的驗收。

2011年,針對場外交易所存在的違法違規和金融風險問題,國務院發布了《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38號文),成立了由證監會牽頭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籌地方交易平臺的清理整頓工作,並督導建立規範管理制度。自此,幾乎每年,多部委都會對場外貴金屬、原油等對賭交易市場進行專項整頓。

盡管如此,場外交易平臺的數量還在繼續增長,且尚沒有一家平臺因為開展非法證券期貨活動而承擔責任。大宗商品數據服務商生意社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全國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共計1570家,較去年同期的1460家增長7%,不過增幅有所收窄。2011~2015年,全國現貨電子平臺的數量以每年超過25%的速度增長。

交易所千萬成本一天收回

深油所的官網簡介稱,其“承載著建設新型要素交易平臺的歷史使命,立誌於打造國家級原油商品的定價中心、交易中心、資訊中心、金融中心和供應鏈管理中心”。長商所則稱自己在產業互聯網的大發展下,“對現貨交易的標準化和制度化進行了提升”。

隨著互聯網電商從消費品逐漸向原材料等資源性商品延伸,許多地方的貴金屬或大宗商品交易平臺都聲稱自己做的現貨電子交易,能夠促進現貨貿易。此外,這類平臺還“以金融創新為己任”,采取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目標在於“幫助中國在國際上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話語權,促進中國由資源大國向資源強國的轉變”。

抱著這樣的初衷,劉平(化名)幾年前參與了一家現貨交易所的搭建工作,但許多奇怪的現象一直困擾著他,最終他選擇了離開:他不明白為什麽投資上千萬元的交易所,運營一天就能收回成本;他不明白為什麽交易所會員(經紀商)要向拉客戶的居間商返傭金,甚至支付客戶的虧損資金;他不明白為什麽聲稱為現貨企業服務的交易所要設定不適合現貨企業參與的持倉限制。劉平想不出,這樣的交易平臺對社會到底有什麽貢獻。

無論是長商所的白銀還是深油所的原油,投資者大多不曾參與期貨投資,許多人是通過電話銷售、社交網絡、大眾媒體接觸到現貨交易。對於普通人,現貨投資的模式看似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高杠桿保證金交易以小博大、T+0交易隨時止損、雙向交易在市場下跌中也能賺錢,即使虧損,還能提取實物現貨。但是,絕大部分投資者都以損失殆盡告終,其中不少人仍然相信虧損是自己對價格判斷錯誤造成的。

不過,在劉平看來,投資者的虧損不僅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從交易所離職後的劉平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告訴記者,與國務院批準的正規期貨交易所類似,這類交易所也以商品中遠期標準化合約為交易標的,但不同的是,這類場外平臺在交易層級上設有特別會員和會員。會員是投資者的直接交易對手,即做市商模式,而特別會員可以在會員賭不過投資者時,為會員對沖風險敞口。

也就是說,指導客戶投資、喊單的導師恰恰來自客戶的交易對手方——與客戶簽署投資協議的會員公司。劉平表示,“會員賺的錢必然來自客戶的虧損,要有源源不斷的客戶,就必須發展各種居間商和代理商去拉不適合交易的人群,想方設法讓他們交易。”

而對於交易所而言,保證會員賺錢是風險控制的關鍵點,而客戶虧錢是交易所得以持續經營的基礎。因此,為了保證不出現大客戶把會員賭垮,交易平臺一般都會規定客戶最大持倉量,這樣的限制通常都不符合現貨產銷企業的實際需求。

即使有客戶賭對了方向,只要客戶不斷交易,本金就會因為即時平倉、手續費、點差、隔夜費、無負債結算等快速消耗。不過,交易所並不會披露真實的交易規則,包括深油所在內的部分交易所甚至需要與會員簽署保密協議,會員往往在交易信息、交易杠桿等諸多方面都比投資者擁有更大的優勢。

金融創新誤入歧途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理說,交易場所不參與交易,只是提供一個平臺。但實際上,交易所和大的會員串通一氣,成為了利益共同體。”

他認為,從宏觀上看,場外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利用互聯網電子商務進行金融創新、發揮中遠期現貨套期保值功能的探索值得鼓勵。但從微觀上看,一些平臺誤入歧途,簡單炒作海外價格,本身並不具有價格發現和交割功能,也沒有現貨企業參與交易,對實體經濟意義不大。大宗商品交易市場應該直接為實體經濟服務,當務之急是幫助企業把貨物賣出去,去庫存去產能。

幾乎所有做市商模式的場外平臺都把海外市場的價格如布倫特原油、倫敦銀等,進行匯率換算後直接作為掛牌商品的價格曲線,一些交易平臺稱自己是嚴格依照海外公允價格,不存在操縱價格的行為。

劉平認為,這恰恰是“問題”交易所荒謬的根源,因為發現價格是一個市場的基本功能,如果價格來自外部,無法體現交易者的供需和競爭關系,那麽這樣的市場只能是一個賭局。而在這個賭局中,投資者和會員公司處於極不平等的狀態,投資者甚至不知道會員是自己的交易對手。

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市場作為交易的第三方,功能在於解決時間障礙、空間障礙、信用障礙,組織大家交易,克服交易障礙,減少交易成本,防止作弊。讓交易雙方在透明的規則下交易,如果第三方制定的規則違反了市場機制,那麽它提供的就不是市場,而是騙局。”

違規行為誰來管?

38號文指出,除經國務院批準,任何單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競價、電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

2012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37號文),要求各省級政府制定監管制度,建立長效機制,做好各類交易場所統計監測、違規處理、風險處置等工作。

2013年12月,證監會下發《關於做好商品現貨市場非法期貨交易活動認定有關工作的通知》(111號文)。文件指出,商品現貨市場組織交易活動構成非法組織期貨交易的,構成《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中“擅自從事期貨業務”。

同一時期,證監會下發《關於禁止以電子商務名義開展標準化合約交易活動的通知》,要求省級政府對本地繼續從事違法違規交易的違規交易平臺,依法依規堅決予以取締或關閉。

然而,在猖獗的場外非法期貨活動面前,一道又一道的文件都顯得蒼白。

今年2月,證監會在《打非清整問答》中指出,場外交易場所由省級政府負責日常監管,不屬於證監會的監管範疇,而部級聯席會議也只是發揮統籌協調的作用。今年7月,商務部公布了137家不具有原油經營資質的交易場所和會員公司名稱。商務部表示,尚未批準任何一家交易市場從事原油、成品油交易。

場外平臺究竟歸誰管呢?胡俞越表示,目前場外市場沒有相應的管理部門和法律法規,處在灰色地帶,各地金融辦作為市場的監管機構,對市場缺乏監管手段,沒有執法權限,專業能力不足。他呼籲,對於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監管要歸位,要明確監管部門,明確管理辦法,明確監管手段。

劉平認為,對於場外現貨平臺,監管思路需要回歸市場本質。他表示,獲得政府批準設立以及通過部際聯席會議的交易所首先是社會公共產品,不是GDP、不是稅收、不是金融創新指標。

他建議,地方監管者應當從行政和法律兩個方面承擔起責任,提高交易所審批者懶政惡政的成本。同時,所有交易場所的交易規則、產品設計、清算交割安排等信息必須公開,“金融創新不是法外之地,披上交易所、互聯網外衣的騙局依然是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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