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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只有5萬人口的偏鄉小鎮,如果市長換你來做,會如何反抗人口外移、老化的命運?問問現任日本佐賀縣武雄市市長樋渡啓祐,他的答案,是重建一座市立圖書館。 原本就是古蹟的武雄市圖書館,2013年4月改建後重新啟用,一年造訪人次破百萬,是過去的4倍,其中使用者有4成還是從外縣市遠道而來的觀光客。 它不僅受到全國矚目,一路上卻也爭議不斷——因為這是日本第一間委託私人書店經營的公立圖書館。背後的團隊CCC,正是一手打造入選過亞洲最美書店,東京的「代官山蔦屋書店」總公司。 走進大門,進入視線的不是館藏,而是全新的販售書籍雜誌。不像一般圖書館鴉雀無聲,人聲笑語從右手邊咖啡店星巴克(Starbucks)的座位傳來,不論是剛買的新書或是館藏都可以在此閱覽。 為什麼選擇圖書館來改造?「在所有公家機關中門檻最低,任何人都能利用,」樋渡從電玩遊戲模擬城市(SimCity)中得到啟發。靠著知名企業進駐,小鎮經濟從圖書館周邊開始活絡,不僅形成商圈,甚至已出現新的建案。 半民營化的另一優點,也在把市政的「負債變資產」。雖然改建費用7億5千萬日圓(約合新台幣2億1千萬元),其中6成仍由市府負擔,但之後的年支出除了略減10%,還能額外向進駐廠商收取租金。 但是,一向是公共財的圖書館,卻必須減少館藏空間來改做販售;原本涉及隱私的借書紀錄,也交由民營企業管理;來閱讀的人被剝奪了安靜的空間,連圖書館員也必須兼任店員。反對聲浪直批,「這裡已稱不上是真正的圖書館。」 什麼才是圖書館應有的樣子?館長杉原豊秋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表示,「相較以往,更多各式各樣的人來這裡找尋自己的空間。」不只是借書查資料,透過互換資訊,圖書館將是人們創造新知識的場所。而武雄市的這場實驗,正說明了圖書館新的可能。 |
覺得家裡衣櫥太小,衣服總少一件?現在,既不需要額外空間,又能讓衣櫥容量無限擴張!阿姆斯特丹名為Lena Library的「衣服圖書館」,一張借衣證在手,從一般款式到名牌設計服裝,館內隨時備有一千二百件衣物,讓你化身千變女郎! 月費方案從最基本的二十歐元(約合新台幣七百元)起跳,依照服裝價值,一百個點數可借出一到四件衣服,沒有歸還期限,等穿膩了再來交換。每一件單品都必須通過圖書館的時尚審核,穿到愛不釋手可用折扣價購買,家裡不實穿的衣服也可拿來捐贈。 「現在社會已過度消費,每年有太多衣物被丟棄,」不像多數出租服務只針對名牌服飾,四位創辦人希望以分享經濟的概念,取代時下講究快速汰換的風潮,讓愛美的時尚省錢又環保。 |
羅斯福喜歡把他和中國的特殊關系掛在嘴邊,他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然而他卻從來沒有來過中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5年9月,習近平第六次訪美,第一次訪問白宮
習近平和奧巴馬第五次會晤
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跨越大洋的大歷史
蹉跎之久,關聯之深,交情之巨
故事開始於羅斯福時代
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訪問白宮,羅斯福猶豫了
1972年2月,尼克松希望訪問北京,毛澤東同意了
1979年1月,鄧小平欣然訪問白宮,卡特迎候了
美國總統圖書館珍藏的密檔,記錄了跌宕的中美往事
羅斯福家族和中國的緣分始於19世紀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德拉諾31歲時成為中美貿易最大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級合夥人,領導這家公司在澳門、廣州和香港的業務。1846年他辭職回到美國時,已經積累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美國,擁有如此多財富的人不超過12個。
德拉諾回國之後開始投資鐵路,185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幾乎讓他的投資血本無歸。3年後,瀕臨破產的沃倫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他專心做起了鴉片貿易。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從不假裝鴉片貿易是一種道德和仁慈的貿易。但作為一個商人,我認為這是一個公平、體面、合法的貿易。”
1862年,羅斯福的外祖母帶著七個兒女登上當時美中貿易航線上最快、最漂亮的快速帆船“驚奇號”,經過128天的航程,到達香港和丈夫團聚。羅斯福的母親莎拉當時只有7歲。羅斯福的集郵冊里最初全是中國和香港郵票,是他母親在他十歲時送給他的禮物。
“羅斯福家里面裝滿了從中國拿回來的家具和裝飾,所以羅斯福在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會思考跟中國有關的問題。羅斯福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羅斯福圖書館館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者沙勒對羅斯福的中國關系表示不以為然:“羅斯福喜歡把他與中國的這種特殊聯系掛在嘴邊,事實上,這種關系非常膚淺。他年輕的時候環遊世界,到過歐洲、拉丁美洲,卻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中國鮮有認識也缺乏興趣。”
羅斯福當選適逢一個戰亂年代。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宣誓就職總統的當天,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熱河省省會承德,隨即兵臨長城腳下。第二天,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舉行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1930年代,美國是一個非常孤立的國家。美國人強烈感覺到將會有另外一場戰爭,對於中日之間的矛盾,90%的美國人認為這和我們無關。記住那個時候並沒有洲際導彈,雖然有空軍,但是誰會來轟炸美國呢?”
1937年的9月19日,日軍對南京實施了無差別級的轟炸,直接以平民和街道為空襲目標,震驚了世界。10月5日上午十點半,羅斯福在芝加哥外環大橋的開幕式上,發表了著名的瘟疫隔離演說,譴責了日本人的行為。
芝加哥是反對美國卷入戰爭的大本營,羅斯福在這里第一次置身中日事務,第一次為中國人發聲。
達萊克說:“羅斯福是一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他會觸及到美國人所最擔心的內容,所以他把這個演講取名為‘隔離’,就像舉出了紅旗並對日本人示意,你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美國人似乎被羅斯福的講話嚇住了。6個孤立主義團體組織了2500萬人的簽名反戰,“讓美國遠離戰爭”。
沙勒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選擇了退讓。他曾對他的一個助手說,這是很可怕的感覺,當你在前面領隊的時候,回過頭卻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蔣介石卻聽信了羅斯福的講話。
芝加哥講話第二天,國聯宣布11月4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就在會議召開前一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包抄中國軍隊。中國戰線岌岌可危,理當撤兵,重建新的戰線。蔣介石卻命令:再死守三天。
但半年後他後悔不叠。
“去年最大失著,在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精疲力盡時,反而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
羅斯福的外祖父瀕臨破產後,再次回到中國,做起了鴉片生意,再次成為百萬富翁。羅斯福的母親莎拉7歲時跟隨家人來到了香港。圖為羅斯福和母親。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1937年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赴十八集團軍抗日根據地考察。卡爾遜是羅斯福在中國的第一位私人特使。
1937年,曾經做過羅斯福溫泉警衛部隊副隊長的卡爾遜被派往中國。總統在白宮單獨接見了他,要求他時常給自己寫信,匯報中國的局勢,同時約定:這是一個秘密。
卡爾遜1937年9月11日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和朱德。“中國決心戰鬥到底。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人。”
在八路軍臨汾總部,他見到了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和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官林彪、聶榮臻。
經過三個月的山西之行,回到漢口的卡爾遜給羅斯福撰寫報告。
“八路軍的領導人已經培養出這樣一群中國人,他們對待人生問題的態度、他們的行為方式更加接近我們,而不像任何其他中國大集團。即使中央政府決定向日本人妥協,我相信這個集團將繼續抵抗日本侵略。”
羅斯福在卡爾遜的信件上批註:請寫信告訴他,我們非常重視他的信件。
1938年5月3日,卡爾遜到達延安的第一晚,住在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剛空出來的窯洞里。他在延安待了10天,毛澤東用花生和茶招待卡爾遜。
卡爾遜在報告中寫道:“我去了延安花了十天考察共產黨根據地。我和毛澤東有過兩次長談。他是一位夢想家,當然,也是一位天才。”
1939年1月1日卡爾遜再次致信白宮:“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方式才是解救中國最大的希望。”
撰寫這份報告時卡爾遜已經回到美國。
1944年11月7日,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了第四任總統職位,大選前一天,羅斯福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飛機降落後延安才得到通知,半小時後毛澤東、周恩來乘坐延安唯一的汽車趕到機場。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1941年1月,羅斯福派出了他的第一個官方特使,總統助理勞克林·居里。白宮剛剛批準了一億美元的對華貸款,正當美國援華力度逐漸加強,北方的八路軍持續了5個月的百團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南方卻爆發了新四軍被圍攻事件。美國的援華政策因此發生動搖。羅斯福很疑惑:國共兩黨為什麽不能成為朋友?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受共產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
羅斯福對此深為關切,2月7日,羅斯福派出的訪華特使勞克林·居里抵達重慶。
2月8日,居里在抵達的第二天就與蔣介石開始了會談,居里首先轉達了羅斯福口信:“我從萬里之外觀察中國的共產黨,似乎和我國的社會黨員沒有太大差異,他們對於農民、婦女,以及日本的態度,值得我們贊許。所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同之處多,不同的少。我深切期望國共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里對蔣介石說,“我認為羅斯福總統考慮的不是如何分頭責備,他只是關心保持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人在美國得到了新聞界的好感與同情。”
居里對蔣介石表示,內戰將會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支援變得困難。
2月14日,居里在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
周恩來表示:中共不反美,也不反對美國的援助,只是擔心美國援助被用來對付共產黨。共產黨只得到150挺機槍,而且很久沒有彈藥供給。另外,共產黨要求解除對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封鎖。
居里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政府對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越來越感到驚恐,它力求用各種辦法來對付這股勢力,一個辦法是停止給共產黨人任何軍事供應,第二個辦法是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
居里報告: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仇恨是深刻的,且對其完全不信任。這種情緒更多地來自他對於統一中國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和熱情,而共產黨則是唯一未被其收買、吸收、分解或壓制的群體。
居里離開重慶的前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居里熱心與誠實可嘉,惜其未能熟悉我國真情耳。
居里報告:總統先生,我認為,您讓我帶的口信,國內對於國共沖突的關切,英國大使卡爾先生的施壓,以及最後最重要的、來自俄國的持續援助,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能夠使得蔣介石避免與中共發生沖突。
居里回國後,在3月15日向羅斯福呈遞了一個書面報告,結論是:“由於中國實際上還是獨裁國家,蔣介石本人就在我國外交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我確信他在感情上依附美國,崇拜美國,特別是您,他仔細研讀您演說中的每一個詞並視您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居里為美國政府完成了從前無人嘗試過的工作,勾畫出一項對華政策的基本輪廓:中國應該被當作美國的主要盟國和未來的大國。在他的構想中,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蔣介石。但是兩年後,居里本人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1944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第四任總統職位。
11月7日,總統大選之夜,羅斯福照慣例待在他的家鄉小鎮紐約州海德公園。前一天,他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
赫爾利抵達延安最關切的一個動作是給華盛頓拍發電報。因為重慶方面的天氣原因,36個小時後電報才得以發出。
毛澤東也發出了自己的祝賀電。
電報由重慶美軍司令部轉華盛頓陸軍部,陸軍部再轉白宮。
這是毛澤東與羅斯福的第一通電報。
赫爾利住進了瓊斯海軍上尉的窯洞。瓊斯上尉的窯洞有美軍觀察組唯一的床。
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已經有四個月。導致美軍觀察組進入共產黨地區的,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此時,他正在延安。
戴維斯在赫爾利抵達延安的當天寫下了備忘錄,標題是:《共產黨人會接管中國嗎?》——
“共產黨是中國最堅韌不拔、最嚴密、最有紀律的組織。他們向蔣提出合作是由於他們強大,而不是由於他們弱小。
“共產黨已經太強大了,蔣無法打敗他們。1937年以來,共產黨一直試圖說服蔣成立一個有他們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11月8日,赫爾利與毛澤東舉行了兩次會談。
《延安會談紀要》記載:“赫爾利說,我的總統羅斯福―直渴望中國能成為四大國之一,這四大國是中、俄、英、美。但是,一個充滿了分歧和內戰的中國是不能擔此重任的。”
毛澤東說,“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國缺乏兩樣東西:團結和民主。”赫爾利說他同意;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團結,必須民主,赫爾利說,他再次同意。
當天上午,赫爾利提交了重慶版本的國共合作協議書。
第二天,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版本的協議書。
第三天,11月10日,星期五,赫爾利提交了他的修訂版。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塊石板上簽署了“五點協議”。他們給蔣介石留了簽名的位置。
赫爾利認為星期五是他的吉祥日。他的生日、結婚日、第一個孩子出生日、獲得第一枚勛章,都在星期五。
赫爾利還帶著一封毛澤東寫給羅斯福的信乘機飛回重慶。這是紅色中國第一封直達白宮的官方函件。
赫爾利回到重慶之後,他發現延安的星期五不是他的幸運日。
蔣介石憤怒地拒絕了來自延安的五點協議。他認為赫爾利攜帶一份延安協議回來是對政府的最大打擊,因為它滿足了毛澤東的條件。
重慶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政府和乙方共產黨之間的“收編”協議。延安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黨、乙方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的“重組”協議。延安協議說:中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應共同工作、完成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重建中國。
11月29日,赫爾利致信羅斯福:“委員長的觀點是,他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那就等於承認他的黨被共產黨徹底擊敗了。我的爭辯和周恩來將軍的爭辯沒有任何作用。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三點的反建議。”
赫爾利承認自己是延安協議的作者之一,但是反對公布協議,同時否認重慶方面的反建議中有任何他的意見。
中美關系史專家陶文釗說:“赫爾利是個機會主義者,確實他在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當中就表現出來了,但是他不是完全無原則的,他的原則就是要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羅斯福為國共談判增加了新的砝碼:“俄國人”要來了。他即將啟程奔赴雅爾塔。那里將舉行他和斯大林、丘吉爾的第二次高峰會。他預計:斯大林將同意加入對日作戰。
赫爾利回複羅斯福說:“我強調了‘俄國人’這個詞,起了作用。他隨即吩咐他的談判代表們立刻重開討論。但是委員長的某些條件仍然太過強硬。”
赫爾利建議安排一次羅斯福和蔣介石、毛澤東的會見,條件是:“會見之前他們必須就中國統一的問題在他們自己之間達成協定。”
毛澤東、蔣介石和羅斯福的會晤沒有實現。
羅斯福最後的照片。過世前一個月,他回複了毛澤東的來信。 (羅斯福圖書館供圖/圖)
1945年4月2日,延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最後一次同毛澤東談話後,飛離延安。4月12日,謝偉思乘坐專機回到華盛頓。
謝偉思的兒子、前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謝偉思回憶道:“我的父親約翰·謝偉思,回到了華盛頓,在羅斯福死的那一天,但他並不知道,直到他抵達了華盛頓,走進了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辦公室。”
國務院遠東司中國處處長文森特正在接聽一個電話。電話里說:羅斯福總統剛剛過世,時間是1942年4月12日下午3:45。
一個月前,羅斯福總統在國會發表了他平生最後一次演講。
總統第一次坐在輪椅上進入國會,並且坐著講完近一個小時的演講,話題是關於雅爾塔會議和4月25日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
“全世界所有聯合國家將在1945年4月25日於舊金山舉行會議。”
“國會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將包括同等數目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美國代表團,將在一切意義上,是兩黨的。”
羅斯福演講第二天,白宮收到一封由5位美國駐重慶使館的外交官聯名簽署的電報。電報的主要執筆者是謝偉思。電報經由前駐日大使、代理國務卿格魯轉發。
來自重慶的聯名電報說:“建議總統以明確的方式通知委員長,由於軍事需要,我們必須向共產黨及其他能幫助抗日戰爭的適當的集團提供物資並與其合作。”
這份電報基於美軍觀察組一位外交官在共產黨根據地4個月的長途旅行後做出的。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激烈反對“聯名報告”,並聲稱遭到背叛,謝偉思因此被勒令從延安召回美國。
經過連續三天與國務院遠東司外交官的激烈爭執之後,赫爾利走進白宮。3月8日,羅斯福接見赫爾利,赫爾利看到了雅爾塔密約。羅斯福則看到了赫爾利帶來的毛澤東信函。
學者沙勒說:“羅斯福會見了回到華盛頓的赫爾利,並按照慣例贊揚說我支持你在中國的努力。但就在同一周,羅斯福會見了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很支持國共合作之政府,我會用美國力量左右它,這和赫爾利所做的截然相反。所以羅斯福的理解真的很令人困惑。”
兩天後,羅斯福複信延安的毛澤東。“親愛的毛先生:我從雅爾塔會議一回來,就收到了你1944年11月10日的信。我非常高興獲悉你本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看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註意到你非常強調中國人民和軍事力量的統一,對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的重要性。我真誠地希望你和蔣介石主席共同工作以取得國內的統一,通過統―中國人民可以為抗日戰爭的進行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
5天後,羅斯福給重慶的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否定了赫爾利的意見,支持了周恩來。這封電報的源頭,是周恩來發給赫爾利的電報,延安方面表示:應該有共產黨代表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赫爾利反對周恩來的提議:“在舊金山舉行的是一個國家之間的會議而非政黨間的會議。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有武裝的政黨。”
3月15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電報中他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他希望在舊金山組建的聯合國雙方都有代表,因為他知道他們雙方都重要而且有影響力,他們都有龐大的部隊在中國。這是用他的方式來表達:讓我們組建一個中國聯合政府。”達萊克說。
3月27日,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這是羅斯福收到的最後一通蔣介石電報。
“中國政府代表團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為國民黨參政員,共產黨、無黨派人士及其他兩反對黨各1人。”
在延安,毛澤東曾經向謝偉思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期待。
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之備忘錄》:形勢所需要的和能夠挽救它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沒有它,美國一直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羅斯福回應了延安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的要求,但是沒有回應延安訪美的要求。
1945年1月9日,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給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魏德邁發去電報:“現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一項建議。以下是他們絕對保密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同意,在白宮將其作為一個中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來接待,那麽毛和周即願一同或單獨一人前往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談,向美國有關公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目前的局勢和問題。周恩來表示,如果得到邀請,希望乘飛機前往美國。”
雅爾塔會議之前,白宮接到這個消息。雅爾塔之後,羅斯福回複了毛澤東的信。但是,對於訪問的建議,他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1944年羅斯福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在叫囂羅斯福太同情共產黨,如果讓周恩來和毛澤東來華盛頓的話,那美國的右翼會大力攻擊羅斯福。
幾年後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上,赫爾利說,羅斯福曾經告訴他:“現在要盡量對他們寬容,盡量說有利的話,不要破壞有可能使得中國武裝力量統一的基礎。”
他們,指的是共產黨。
羅伯特·謝偉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那時美國和中共交好,那麽可能後來的越戰、朝鮮戰爭都不會發生。”
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羅斯福最後的手寫文字是:“唯一會限制我們明天實現理想的因素,就是我們今天的遲疑。我們要懷著堅強和積極的信念大步前進。”這篇稿子是他準備用於第二天的傑弗遜紀念日演講。
毛澤東和朱德向華盛頓發去唁電,延安連續三天降半旗。
很多年以後,前美國外交官、延安觀察組的倡議人戴維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在赫爾利的建議下,被拒絕了。1971年7月,美國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北京會見毛和周,尼克松接到了邀請。”
日前,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菲律賓暱稱「教父」的關洛(Hernando Guanlao)最近辭去會計工作,全心投入終身職志:免費圖書館,不僅轉贈藏書給另一位圖書館主人,還要幫朋友打造「書之船」。 關洛說,首都馬尼拉東南方的比科爾省,有一位善心人士想開辦公益圖書館,因此他捐贈好幾箱書籍當作基本館藏;他的一名女性朋友則是想要開著一艘「書之船」,繞行蘇祿島與巴西蘭島,免費提供當地人閱讀素材,他自告奮勇從旁協助。 受到關洛感召的人不只這兩位,就讀菲律賓基督大學的馬克(Mark)也在校園中募集了近百本書,實際參與建立公益圖書館。他說:「書讓你打開視野,它會帶你到任何地方。」 自己家變身圖書館 自從三年多以前,英國廣播公司(B B C)首次披露關洛的夢想志業,這一股民間自辦圖書館的風氣就漸漸傳散開來。二0一五年底,他對半島電視台解釋,自己放棄工作、純靠老本維持這間圖書館的初衷:「書本就該一再使用。它們有生命、有訊息要傳遞下去。」 關洛現年六十三歲,離退休僅幾年之遙,自從二000年他在家門口擺出近百本藏書免費閱讀,至今藏書量成長已超過二十倍,維護時間越來越長,加上他也越來越常騎著自己改裝的腳踏車,外送書本到偏鄉給中途輟學的孩童,於是乾脆辭職專心當個圖書館長. 不過,關洛的圖書館完全不設任何借閱規定,想借幾本、借多久都隨意。原本他以為,放任不管的下場是被借個精光,沒想到借書的人也會贈書,各界捐書更源源不絕湧進。如今這座藏書超過兩干本的圖書館已經占據關洛的屋舍,他等於住在圖書館裡。 數據顯示,人口九干二百萬的菲律賓僅有不到七百座圖書館,相較之下,台灣光是公立圖書館就超過五百所。十四歲的莫珊朵(StellaMonSant0)是書友之一,平日拾荒幫助家計:「閱讀能讓你沉浸書中、忘記時間。這樣我們才能學到知識。」 (文。柳定亞) |
山西省呂梁嵐縣王獅鄉敦厚中心小學一年級正在上課的李霞和陳紅同學,8歲,李霞是單親家庭,陳紅的父親外出打工。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這是不少地方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現狀。(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
這是一間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館。嚴格意義上說,更像一間擺滿圖書但座位不過20個的教室。每天,這里只開放一個小時,即中午13點到14點,也正是這個60分鐘,成為了大山里的孩子們一天最期待的時光。
每天午飯後,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稱“平浪完小”)的學生都會到這里繼續汲取書中的營養。平浪鎮距離都勻市31公里,距離貴陽市121公里,在都勻的南部大山深處。
2016年3月3日,輪到六年級學生陳振鑫值日。中午,她去辦公室找老師取圖書館的鑰匙。按照值日安排,她要負責圖書借閱登記工作,但今天她想早點開門,趁同學們還沒來自己可以先看一會兒書。
13時整,圖書館開門了,陳振鑫第一時間走進去,迅速拿起一本作文集,坐在圖書館的沙發邊靜靜地讀起來。
十分鐘後,圖書館已經來了34名同學。
《魔法公主》《小屁孩探險記》等圖書是一、二年級學生的最愛。三、四年級學生喜歡看《腦筋急轉彎》和《十萬個為什麽》。《宇宙的奧秘》《地球的起源》被五、六年級男同學爭相搶閱。更大一點的幾個六年級男同學圍坐一起,對《人體的奧秘》特別好奇。
還沒有看幾頁書,陳振鑫眼前借書的同學已排成了長隊,她只好放下書,開始了登記圖書借閱情況。在一旁用手機“偷拍”的校長羅定國,打算將孩子們讀書拍成照片或小視頻發到網上,好讓捐書的熱心人士及時了解孩子們的近況。
14時整,上課鈴響起,學生魚貫而出,很快,圖書館又恢複了平靜。
3月1日,平浪完小正在舉行開學典禮。孩子們坐在操場上,陽光正好打在他們臉上。
“我們是農村的孩子,我們要認真讀書,更要自強不息。”說這句話時,校長羅定國一臉嚴肅,“你們不能沈迷手機遊戲,要多看書,好好學習。”發言剛完,高年級的學生迫不及待地鼓掌。
平浪完小全校一至六年級八個班,有330名學生。2015年記錄在冊的留守兒童是109人,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一見到南方周末記者,羅定國略帶無奈地說:“農村教育工作不好做啊!”
開學那幾天,他忙於處理留守兒童轉學、輟學、檔案事務以及關註學生品行問題。
六年級學生莫宗偉與別的學生嬉戲時爆出了一句“極其難聽”的粗口。羅定國很驚訝,怕他再這樣下去帶壞同學,尤其是他身邊的幾個留守兒童。羅定國決定課間操的時候找他談話。
羅定國與莫宗偉的談話還沒結束,另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70歲的老奶奶跑到學校,希望讓原本不在這個片區的孫子陳文江到這里來讀書。
陳文江今年10歲,母親於2014年因膽囊癌去世,父親陳國兵和繼母羅太梅為了生計,長期在合肥做建築工。
為了不耽誤讀書,2015年第一學期,父母把陳文江送到都勻市留守兒童寄宿學校——第十三小學。但每周末共計60元往返接送路費,讓奶奶承受不起,她說她“不管了”。
繼母羅太梅也很無奈。他們去年雖然一整年在外打工但沒有賺到錢,過年回家又遇到母親去世、親戚結婚,花銷不少,臨走時給了奶奶1000元生活費,兩人只剩路費回合肥了。此外,陳國兵還要供陳文江姐姐讀職校,償還前妻治病欠下的3萬元。
奶奶的家離平浪完小有13公里,羅定國和班主任劉瓊溝通後,決定接收陳文江入讀,並與陳文江奶奶、外婆約定:周一到周五住在學校1公里外的外婆家,周末去奶奶家。
陳文江外婆年紀比奶奶更大一些,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分開照顧一個小孩。“晚上沒人監管,學習更沒人引導,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留意他。”劉瓊憂心忡忡。
3月3日早上,羅定國在校門口見到了第一天來上學的陳文江,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學習。陳文江睜大眼睛,懵懂地點了點頭。他身上一件黃色的大衣袖口破了個洞,滿身汙漬看上去似乎很久沒洗了。
陳文江的眼神比起同齡人更木訥些,他不知道什麽叫做未來,更不在乎學習。他說他不知道每天應該做什麽,但心底只有一個心願:“爸爸媽媽快點回來。”
“這就是我們的教學現狀,農村的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普遍沒有夢想。”羅定國一臉惆悵。
自2014年到平浪完小擔任校長,羅定國一直在思考:“農村小孩的教育怎麽辦?”他覺得真正的教育是讓孩子變得真正強大,懂得做人的道理。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戴著厚厚眼鏡的羅定國,雖然只四十出頭,卻當了二十余年的鄉村教師。在農村長大的他,成為一名鄉村老師的原因也很樸實:當年“老師總比在農田幹活的強”。
羅定國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書法,崇尚儒家思想。他希望孩子們跟他一樣,能在知識的海洋里找到力量。
2016年兩會期間,農村兒童閱讀量低引發討論。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說,農村兒童閱讀量僅為城市兒童的七分之一,30%的城市孩子擁有88%的兒童圖書。對此,沒有誰比羅定國更有發言權。
2010年,羅定國在平浪鎮一所村小做教導主任。發現學生們實在“無書可讀”,他說服校長,花費600元買了一百多斤舊書。舊書挑到學校的那一天,孩子們都高興壞了。
“天還沒亮,我就去了舊書市場……”羅定國把當時的經歷寫成了博客,沒想到一位河南的博友給羅定國捐了1000元,讓他繼續給孩子們買書。
這次經歷給羅定國啟發。初到平浪完小,發現學校課外書籍匱乏,他在心里暗自計劃要寫篇博文呼籲社會給孩子們捐書。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我是貴州山區的一名小學校長,新學期開始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卻缺乏課外讀物,我們渴望有愛心使者捐贈書籍,包括舊書。您今天少吃一袋零食,少吸一包煙,或許可以成就一名山區孩子的未來。”
2014年3月16日,短短幾行字附上孩子們純樸笑容的圖片,這篇起名《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博文在網絡上引起轟動。
發布當天,羅定國的電話成了捐贈熱線。不到一周的時間,書籍從全國各地送來。“幾乎每個省份都有人捐書。還有臺灣、香港的作家,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的留學生。”
這一年,平浪完小獲得了社會捐贈書籍近3萬冊,平均每位學生能擁有課外書100本。
成都理工大學劉艷華老師動員13級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集體為山區的孩子捐書。有錢的同學捐錢,派代表去書店購買,而沒有錢的同學,暑假回家將自己以前看過的課外書捐贈出來。2014年10月,劉艷華他們總共給平浪完小寄去兩千余冊圖書。
“這些書很好哦!”“這些書內容很豐富!”當六年級班主任楊繼敏和其他老師將社會捐贈的書拆封歸類時,等在一旁的學生們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時不時拿起一本書翻了起來。
不過,源源不斷的圖書給平浪完小整理帶來了麻煩。圖書越多,整理歸類越需要時間。見學生們等著心急,羅定國決定讓每個班派學生先拿幾本到教室分給同學們去看。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又要上課,一直到‘陽光團隊’來了,圖書館才有點樣子。”楊繼敏所說的“陽光團隊”是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的一支大學生支教團隊。
能在學校食堂吃飽飯,也是開心的事。(張濤/圖)
2014年6月,華南農業大學“陽光團隊”帶隊老師林媛與14名大學生來到平浪完小,這給正為整理圖書而焦頭爛額的老師們帶來了曙光。
學土木工程的張震坤和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羅應楠回想起當時整理圖書的時光,整理了才發現打理圖書館是門大學問。
首先,他們需要給圖書館放置書架。彼時,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聯系上羅定國要求捐書,羅幹脆就請他們捐書架。大學生們在淘寶上選中了書架,費用由耶魯大學留學生出。
整理3萬冊圖書,需要篩選、歸類、存檔、設計上架,沒有專業知識會走彎路。一開始,張震坤他們想當然地把同學們感興趣的書放上去,發現書架一下放滿了,不對勁又撤下來,重新上架。
“十四天的熬夜奮戰後,為了有始有終地把圖書館工作完成,我們選擇晚走一周,為了愛看書的孩子們,一切都值得。”張震坤將自己的心情記錄在博客里。
“圖書館裝滿了希望的火苗,它就在那里,給孩子們無限的可能。”對於大家的勞動成果,林媛很自豪,她相信一定能影響喜歡閱讀的孩子。
2015年6月,“陽光團隊”再次來到學校,不僅繼續整理新捐贈的圖書,還給孩子們開設閱讀課程,包括集體讀書,分享心得。“孩子們的表演欲是你想象不到的。”羅應楠喜歡孩子們被閱讀激發出來的童真,他們的笑聲跟城市的孩子沒有區別。
但大學生們的每一次離開,讓羅定國感覺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他找不到平日管理圖書館的人。全校共24位老師,教學任務繁重,分身乏術。這些老師主要教語文數學,全校只有一位體育老師、一位音樂老師和一位科學老師。
主教三年級的語文和全校書法的羅定國試探著問上學期新分來的大學生老師羅秀清。
不僅教數學、英語,羅秀清上個學期還兼管理科學室,無暇顧及圖書館。到了這個學期,羅秀清略感輕松,但看管圖書館的任務就落在她頭上了。
羅定國也找不到誌同道合的團隊,一起指引孩子們閱讀。他努力過,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老師指引閱讀的重要性,鄉村老師要多學習多充電。“可是每次說下面都沒反應,我有些想放棄了。”更不會有老師能向他提出一套讓孩子多讀書的計劃。
平浪完小這兩年加入了羅秀清、林霞、索良露、李廷美、李恒等五個年輕大學生特崗教師,帶來了新活力。但他們在平浪生活條件艱苦,四個女生合租一套房子,水壓太低,洗澡很麻煩。而男生李恒則一直住在教室。
教案考核是教育局對鄉村老師的重要指標之一,忙完白天教學工作,他們還要備課到深夜。而周末,他們要回到自己城里的家。
為孩子們打造的讀書行動在兩年的探索中,變成每天象征性地開放一小時。
“現在的效果遠遠沒有達到我想要的,跟我當初設想的不一樣。”羅定國希望有更多的誌願者來幫他,從軟件和硬件上把圖書館建起來。
如果說“內心變得強大”是羅定國呼籲學生讀書的心願,圖書館的“常客”陳振鑫應該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陳振鑫今年12歲,父親常年在浙江打工,家里還因修房子欠了9萬元的外債。2013年母親懷上妹妹後,放棄在外做沐足按摩的工作,回家照顧兩個孩子。2014年在家務農時,母親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部分指頭不小心都被打谷機碾碎。
陳振鑫很心疼媽媽,她在日記里寫道:“很想快點長大,不讓爸媽這麽辛苦。”
放學一回家,陳振鑫先把家里打掃幹凈,她瘦小的身軀幹起家務活來很利索,掃地,清洗碗筷。在等媽媽務農回家之前,她已開始自己洗菜,煮飯。
豆腐是留給媽媽和妹妹吃的,她給自己做了兩道菜,一道是酸辣椒炒芥菜,一道是酸湯煮菜心。放豬油的時候,她自豪地說,那是她和媽媽一起熬制的。
陳振鑫很愛笑,雖然生活很苦,但是有媽媽妹妹在身邊很開心。她說“要堅強、要懂事”是艱難的生活和圖書館里的書本告訴她的,而讀書讓她感覺不到寂寞。
吃完晚飯,陳振鑫迅速做完作業。如果還有時間,她會去學校,希望能進入圖書館讀一會書,“什麽都要學一點,以後才好找工作嘛”。
從六年級留守兒童羅緒、楊一丹、賈明婭、毛貞帥四個人身上,感受到的則是讀書給人帶來的無窮樂趣。
四個人學習成績不錯,他們的父母一方或雙方常年在外打工,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一起去圖書館看書,討論讀書心得。
從名著《泰戈爾詩集》《紅樓夢》《西遊記》到兒童文學作品《窗邊的小豆豆》《小王子》,這些是他們最愛看的書。
“我不喜歡玫瑰,太嬌氣,我喜歡野草。”看完兩遍《小王子》,楊一舟對里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理解。
他們總是忍不住討論讀書進度,還“暗自較勁”。當賈明婭說她最近喜歡看《笑貓日記》時,羅緒迫不及待地說:“我一整套已經看完了。”
自從學校有圖書館後,他們基本上每天都手捧一本書,“所以不會去記讀了多少本書,有興趣的就讀。”毛貞帥是四人中讀書成績最好的,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喜歡讀書的原因是:“讀書能給我帶來驚喜。”
羅定國沒有強制要求老師開設閱讀課,也沒有要求學生每周定期寫讀書筆記。他更希望閱讀來自孩子們的主動。“閱讀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對於這四個孩子,羅定國覺得很驕傲,但他認為還不夠,這還只是個案。
有時候,變化發生了,或許平浪小學的家長們和老師都還來不及發現。
在一張一張心願紙上,寫著“想環遊世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到北京看升國旗”“想成為一名好老師”“想考上哈佛大學”“當一名服裝設計師”,也有懂事的願望,“長大後好好報答父母”“快點賺錢”“學習成績進步”。
對於孩子們童言無忌的夢想,羅定國笑言有時也要潑潑冷水,希望他們更腳踏實地。
決策參考
老師的閱讀態度影響著孩子們的閱讀態度、習慣和人生方向。所以,引導農村留守孩子的第一本書是老師本身這個載體,是引導留守孩子們去認識和了解打開他們未知世界的適合他們人生成長的好書。
航月 《中國留守報告——回家》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