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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超30位銀行高管變動：“圈內”流動加速 分行行長打響“補位戰”

“腹背受敵”，平安銀行行長邵平在公開場合如是形容當下銀行業的陣痛。隨著不少銀行高管紛紛離去，如何培養、穩定高級管理人才，正在成為銀行業一項嚴峻的課題。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6年以來，有34位銀行高管出現工作變動，其中有近20位銀行高管(包括董事長、行長、副行長)辭職。而2015年以來，有近90位銀行高管出現工作變動，這還不包括大部分董事、獨立董事。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相比2015年銀行高管變動的主動“離職潮”，2016年以來銀行高管變動更多是在銀行“圈內”加速流動，並呈現如下特點：第一是一代銀行家進入退休年齡段，銀行高管補位後出現空缺;第二是銀行業金融反腐趨嚴，涉事高管落馬職位填補後，原職務空缺;第三是民營銀行的常態化對銀行高級管理人才的挖角，同時互聯網金融的興起也吸引一批銀行高管投身其中。

行長們“圈內”流動加速

經濟下行周期，銀行“不良”上升壓力陡增，銀行凈利潤增速下降，銀行高管薪酬也在縮水。2015年，五大行銀行高管薪酬幾乎腰斬，同時民營銀行、互聯網金融“創業”+高薪”的誘惑下，不少銀行高管人才流失。

與2015年銀行行長們的主動離職有所不同，2016年銀行高管的頻繁變動更多是“補位”需求。

今年以來，多位重量級銀行家退休，內部“補位”需求上升。首先是，今年5月一代銀行家姜建清的謝幕，他執掌工行16年，從“技術性破產”到“宇宙行”，姜建清帶領工行參與見證了銀行的“黃金十年”。如今銀行業逐漸告別“黃金十年”，伴隨而去的也是一代銀行家的謝幕。

姜建清退休之後，工行原行長易會滿接替出任董事長，截至本報記者發稿，工行行長一職仍空缺。

今年2月，任興業銀行行長14年的李仁傑退休，他在任內將興業銀行打造成“同業之王”。接替李仁傑的是中國銀行山東省分行原行長陶以平。

在離職之時感嘆“人生有涯，事業無終”的李仁傑，在退休後加盟陸金所任董事長。同樣“退而不休”的還有姜建清，近日，他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身份出席活動。

6月30日，中信銀行董事長常振明辭任，公告中表明是“工作安排”的原因，不過出生於1956年10月的常振明也將要60歲。常振明辭任後，中信銀行原行長李慶萍接任執行董事長一職，而常務副行長孫德順則出任中信銀行行長一職。

另外一個“圈內”循環的原因則是，銀行業金融反腐持續發力。2016年1月29日，中紀委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農業銀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張雲因嚴重違紀，受到留黨察看二年、行政撤職處分，由中國農業銀行按部門副職以下(不含部門副職)安排工作。

而在2015年12月，張雲就辭任了農行行長。今年1月，光大銀行行長趙歡接替張雲出任農行行長一職，也幾乎在同時，中行副行長張金良調任光大銀行行長。

除了上述“補位”因素，走向監管層、從政也是銀行高管的一個方向。今年2月，農行董事長劉士余接替肖鋼出任證監會主席。3月份，農行副行長李振江辭職。6月份，中行副行長朱鶴新赴四川任副省長，負責金融、商務等工作，從機構高管走上仕途。

今年以來，民營銀行常態化正在加快推進，前有重慶富民銀行批複籌建，後有四川希望銀行獲批，近日，三一重工也獲批籌建湖南三湘銀行。民營銀行的挖角主攻對象，正是傳統銀行的管理層。

5月20日，光大銀行董事、副行長邱火發辭職，後被證實加入恒大，擬出任恒大發起設立的民營銀行董事長，此消息亦未獲得證實。今年3月，工行電子銀行部總經理侯本旗辭職擬任中關村銀行(籌備)行長，目前他已經退出籌備。

分行行長打響高管“補位戰”

由於上述“圈內”流動的原因，今年以來，銀行高管出現了多個空缺，其中行長、副行長的空缺尤為受到關註。

民生銀行在今年6月唯一的副行長邢本秀解聘之後，目前是“一行三助理”的架構，沒有副行長。

在一位銀行業人士看來，這並不會影響民生銀行的整體運營，不過沒有副行長的管理架構確實比較奇怪。據了解，民生銀行三位助理石傑、李彬、林雲山目前具體分管業務，行使副行長的工作權利。該人士認為，民生銀行將行長助理提升為副行長並非沒有可能。

今年以來，五大行中中行、工行副行長職位曾有空缺，工行行長一職空缺。對比來看，五大行高管的架構，“一行五副”似乎是標準配置。

中行在今年張金良和朱鶴新兩位副行長離職後，僅剩下三位副行長，分別為任德奇、高迎欣和許羅德。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農行上海分行行長劉強、中行支付清算部總經理張青松目前已經確認出任中行副行長，補位後中行也是“一行五副”。

目前，除了工行原副行長王希全任中行監事長是跨行平級流動之外，銀行高管“補位戰”中，內部擢升和內外部分行行長成為主力人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今年補位的銀行高管中，有8位來自地方分行行長或副行長，2位屬於內部擢升。8位地方分行行長或副行長的補位，有的從內部提升，也有從外部引進的人士。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銀行人才內部提升是比較好的路徑，可以保持連續性，同時內部篩選成本比較低，能夠更好的融入管理。

除了陶以平是以分行行長補位興業銀行行長之外，今年4月，中行新加坡分行行長郭寧寧出任農行副行長。5月，浦發銀行提升的三位副行長王新浩、崔炳文、謝偉，此前分別是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浦發銀行北京分行行長、浦發銀行金融市場業務總監。

最新，建行重慶分行行長李雲澤補位工行副行長。此前，工行四川分行行長官學清出任工行董秘，重慶市分行副行長王百榮接替退休的魏國雄任工行首席風險官。

“其實，提升分行行長做副行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分行行長在業務上有實戰經驗，懂業務，能夠擔起工作。”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

縱觀此輪銀行高管“補位戰”，60後銀行家突起，銀行高管也漸由60後主導。不過，隨著地方分行行長、副行長的不斷補位，銀行高管中也出現了70後新生代，上述農行副行長郭寧寧正是1970年生，今年46歲。

對於銀行高管隊伍的年輕化，曾剛表示，銀行現在面臨的轉型壓力是非常大和劇烈的，銀行對新興業務盈利點的挖掘，實際上年輕高管更能勝任。不過，另一面是也可能會對風險的重視不夠。

“五大行有很嚴格的人才選拔、提拔、任用機制，流程是很完備的。股份制銀行更多的是董事會選拔。”董希渺表示，當前銀行缺少高管的情況下，應該加快人才的培養和提高選拔力度。

對於一些銀行高管跳槽到體制外的行業去，董希渺表示，去年銀行高管的主動離職的確很多，這需要銀行給高管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加市場化的薪酬。(本報實習記者李旭對此文亦有貢獻)

英鎊閃崩背後：圈內盛傳對沖基金“索羅斯式”做空

本以為英鎊在英國脫歐後將暫時安全，誰料英鎊兌美元在10月7日亞洲早盤出現閃崩，跌幅一度達到6.1%，錄得自1985年3月26日以來的最低點，其恐怖程度不禁令人想到了2015年1月的瑞郎脫鉤。由於此次英鎊閃崩大幅超出基本面，因此也在業內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英國央行發言人也稱，將調查英鎊閃崩原因。

英鎊對美元在北京時間10月7日一度從1.26暴跌至1.1819，隨後收複至1.24左右。至於閃崩原因，目前仍無確切說法，分析師認為潛在的交易失誤和歐洲領導人的言論，可能加劇各界對英國脫歐前景的擔憂。本周，英鎊總計下挫近4.5%。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此前表示，英國會將移民管控作為優先事項，其次再考慮歐盟單一市場的準入。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各大機構人士後獲悉，各界對於閃崩的觸發因素看法各不相同，有的認為是英國的不良經濟基本面導致貨幣貶值；有的認為是流動性匱乏導致止損放大叠代；也有的分析稱是程序化交易導致止損盤無承接盤，而加劇了跌勢；更不伐有圈內人士認為，是幾個對沖基金大佬想測試英鎊的底線，就如當年索羅斯做空英鎊一般。

英國脫歐前景堪憂

就英鎊暴跌的主要因素而言，敦和資產海外市場交易主管李夢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基本面來看(如果真的存在基本面)，主要是和美元及英鎊自身因素有關，美聯儲加息的基本定調及市場的風險情緒回升，這基本上奠定了美元反彈的格局，鴿派官員的鷹派論調也加速了這一進程；另外，英鎊在脫歐之後保持了完好下行趨勢，盡管中間經濟數據降低了市場的擔憂情緒，但是近期特蕾莎梅再度提及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讓政治風險再度主導英鎊走勢。

6月25日，英鎊在英國脫歐當日暴跌近10%，此後至今，英鎊始終嚴重承壓。尤其是近期特蕾莎梅·發表支持移民管控的言論之後，投資者擔心，英國脫歐可能會有損英國貿易和投資，也可能會影響英國作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這些擔憂都加劇了英鎊的下行壓力。

“因為低技能移民的緣故，一些英國人被擠出了勞動力市場。”特雷莎·梅本月初在執政的保守黨大會期間宣布，英國將於明年3月底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開啟“脫歐”程序。特雷莎·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提到英國是“歐盟之外獨立的主權國家”。這表明，一直在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的這位新首相，決心從歐盟手中拿回邊界管控權。

算法交易或推波助瀾

話說回來，即使是脫歐前景偏負面，也不足以使得英鎊瞬間閃崩，其背後可能存在眾多複雜且尚未探明的動因。

不乏觀點認為，周五的這種異常波動很可能是由計算機交易導致的，尤其是市場清淡、交易量很小的情況下，這類交易可能會觸發自動交易。

“流動性不行，市場預期又太一致，程序化交易的止損盤等導致沒有承接盤，其實這類因素導致英鎊閃崩也很正常。” 直達投資資深分析師王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這類事件(英鎊閃崩)應該是極度罕見的，尤其是在外匯市場。”美銀美林外匯策略師Athanasios Vamvakidis表示，“但事實是，這類事件持續發生”。

美銀美林表示，鑒於外匯交易的交易量比往常高出60%，這類情況與算法交易的關聯性越來越強。“當所有算法都同向運行之時，那麽就沒有人做反向交易了。” Vamvakidis稱。

具體而言，有交易員認為，“算法交易在同一時間同向解讀同一信息，而此時市場買賣量又很小，因此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導致市場快速同向波動”。

就英鎊瞬間暴跌，一些匯市交易人士懷疑可能是一種算法觸發了停止損失委托(stop order，又稱停止委托)，而此時的市場交易量很小，這可能導致自動拋售。

停止委托是指，在金融投資市場中，為減少可能損失或保護其未實現利益，看漲時以比目前市場較高的價格買進，或看跌時以比目前市場較低的價格賣出的委托，以期損失達到最小或保護其利益。但當價格劇烈變化的時候，止損單可能會加劇市場跌勢。

“當自動拋售越多，市場就越脆弱。”德意誌銀行前首席外匯交易官Kevin Rodgers表示。例如，當英鎊在某區域恰好遭遇巨量止損單，那麽許多賣單的出現都是由於觸及了技術止損目標。

其實，此次英鎊的狀況也可能是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大類資產中閃崩案例中的最新一例。例如，2015年8月24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幾分鐘內暴跌1000點，這部分是由於止損單被觸發而加劇了市場跌勢。

上個月，國際清算銀行(BIS)經濟學家稱，電子化交易平臺以及交易算法使用的激增，很可能在近期固定收益市場波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例如，去年德債遭遇拋售可能就是一例。

根據BIS的最新數據顯示，整體外匯市場流動性在近年來並沒有大幅下降，日均外匯市場成交量從2013年的5.355萬億美元小幅降至5.088萬億美元。BIS數據也顯示，英鎊的交易活躍度從沒有像今年這麽高，日均交易量高達6500億美元。

傳對沖基金大佬蓄意做空

除了上述理由外，對於英鎊閃崩，還存在一種看似不可思議、卻極有可能的情景——“圈內盛傳，幾個對沖基金大佬想測試英鎊的底線。” 資深外匯交易員顧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稱，“英鎊的閃崩(主要是鎊日)超過了很多模型，超乎想象極限，這與英國經濟數據關系不大，很可能是人為的匯率操控現象，而非市場行為。不少交易人士都穿倉了。”

正如高盛倫敦分行前資深外匯交易員Anton Kreil也曾表示，市場黑天鵝本質就是快速割韭菜，沒漲跌停限制，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不能排除有人蓄意操作的可能性。在市場交易清淡之時，一個突發的波動毫無基本面可言，這不太可能是由於算法交易問題。”駐墨爾本對沖基金AE Capital首席投資官Lyle Pakula表示，“我認為，英鎊閃崩的肇事源頭可能是因為隨意型交易商（discretionary traders）試圖推動市場”。

據《華爾街日報》對此事件的描述，“有一些分析師和交易員稱，英鎊閃崩可能並不是因為算法交易，而更可能是人為失誤，或是所謂的‘肥指交易’(fat-finger trade)”。

不論如何，周五的英鎊交易影響的確被放大了，因為交易發生之時恰逢市場清淡期，亞洲市場還沒有完全開盤，而很多紐約交易員有已經離開了交易臺。

“當時，東京剛剛開盤，新加坡還沒有開盤，市場流動性是一天中最差的。” 匯豐全球外匯策略師Steve Englander表示。

金融機構“風控”群像調查：在不同機構“圈內打轉”

一枚蘿蔔章引發“百億血案”， 國海證券資管、經紀、投行三大業務遭證監會重罰。5月19日證監會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在檢查時發現國海證券存在內部管理混亂、合規風控失效，違規事項多發等問題。券商風控問題一時成為市場關註的焦點。

事實上，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金融風險不斷積聚、並呈現出交差感染的態勢。此前多名金融監管高層的違法違規受罰更是將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的防控推到了風口浪尖。有市場人士認為，金融風險的防控僅僅依靠監管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要強化金融微觀主體的風險防控，加大風控人才的儲備、提升風控人員素質。

然而“大多數風控人員，一時做風控，一輩子都在風控崗位上打轉。”從從業12年到從業2年，從風控總監到風控經理，從銀行到信托再到券商，第一財經記者走訪多名風控人士，從風控專員到風控總監其薪資待遇也從年薪10萬元到260萬元不等，但手握百萬元年薪並非易事。多名風控人員表示，風控人員大部分在做重複的工作，風控能力的積澱並非源於從業年限的增長，而是對市場的深入了解。

風控人員缺乏實操經驗，金融風控行業亟待前線業務人員輸血，但是由於激勵機制不到位，“多數前臺業務人員不到迫不得已不會投奔這一崗位”。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金融機構中多數風控人員的薪資待遇處於中等水平。在某券商的債券承攬部門，同一級別的前臺業務人員和後臺風控人員年終獎相差達百萬元。現實的情況多是受薪資待遇和職業規劃影響，後臺風控人員向前臺業務端流動。

金融風控深陷風口浪尖

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經濟、金融領域的風險不斷累積，金融風控人員愈發受到市場重視。在某招聘網站上，風控人員的資歷和待遇各有不同。據某信托公司風控高級經理透露，他已有5年工作經驗年薪約為40萬元。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貨幣投放量的增加、產能過剩導致資金脫實向虛、金融過度杠桿化，加之金融機構過度創新，金融風險不斷積聚。和傳統意義上單一的風險爆發不同，當前金融風險呈現出交差感染的態勢。金融業迎來強監管時代，此前多名金融監管高層的違法違規受罰更是將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的防控推到了風口浪尖。

但當前各家金融機構對風控部門的重視度依舊參差不齊。“金融機構中銀行追求的是長久業務，與之相比信托、券商等金融機構的諸多業務更偏向一錘子買賣，他們多喜歡賺快錢。這使得銀行業的風控體系較為完備，風控環節一環扣一環;但券商、尤其是信托的風控更為‘家長制’，其風格是穩健還是激進受制於高層管理人員的管理理念。曾經就有某信托公司為快速發展業務而罔顧風險防控。”前述信托公司風控高級經理說。

與此同時風險部門的風控落實度一直備受質疑。

“金融機構的風控部門畢竟不是第三方獨立機構，這使得他們和業務部門之間往往需要達成妥協，這中間是巨額利潤的誘惑，譬如券商完成一單債券承做和承銷業務就有千萬元收入，如果在風控部門緩解遭到否決，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風控部和業務部多是協商行事，風控部門在判斷標準和風險點的落實上勢必要打一個折扣。”某券商債券風控管理人表示。

董登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金融風險的防控僅僅依靠監管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要強化金融微觀主體的風險防控，加大風控人才的儲備、提升風控素質。

風控圈內打轉 激勵不足

“大多數風控人員，一時做風控，一輩子都在風控崗位上打轉。” 邱成(化名)在資產規模達百億元的民營投資機構任風險總監，從事風控行業已有12年。

邱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多數風控人士的職業路徑多是在法學和財務專業畢業後直接走向金融風控崗位，其縱向的晉升途徑多為風控專員—風控經理—風控高級經理—風控總監。但風控人員大部分都在做重複的工作，但風控能力的培養並非源於從業年限的增長，而是要從市場的角度去去認知、理解並經營風險。”

前述債券風控管理人也持有相同的觀點：“當前風控人員多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法律知識和財務知識在債券承做業務上這僅是輔助性的工具，大部門風控人員不知道項目的側重點和矛盾點在何處，沒有實踐經驗去支撐自己成為一個項目承做的質控風控把控人。”

金融機構對風控人員的需求逐漸顯現。“最為明顯的表現是工作量增加了，加班的次數逐漸增多。”前述信托風控高級經理說。在券商投行部門風控人員的缺乏更為顯著。“某券商有200到300只債券在存續期內，但對這些債券進行管理的僅有1人。這樣只能按照監管機構最基本的要求完成信息披露。” 前述券商債券風控管理人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風控職位亟待前端一線人員輸血。對於前述券商債券風控管理人而言， 需面對的一大難題是後臺薪酬過少導致債券存續期內的風控人員數量明顯不足。

“券商債券一級業務涉及債券業務的承做—承攬—債券存續期的風控管理。風控部門的薪資多是固定待遇。但在券商體系內年終獎往往不可估量，這使得前段業務部門和中後臺支持部門薪資待遇有了天壤之別。” 前述券商債券風控管理人說。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某大型券商的同一項目中，同一級別的前臺業務人員和後臺風控人員年終獎相差百萬元，後者是前者的四分之一。

某合資銀行投行部的債券風險管理負責人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項目的承做、承攬和後續的風控管理中，質控和風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前臺業務人員或能在3個月內完成債券的承做，但質控人員每一年所看的項目比前臺人員更為多，一旦存續期內債券出現問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並不比前者少，但在項目的利潤計提和分配上質控和風控人員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相較於債券的承做和承攬，中後臺風控顯然是一個冷門職位，多數前臺業務人員不到迫不得已不會走到這一崗位。”前述債券風控管理人說。

從後臺流向前臺

在後臺風控部門亟待前端業務人員輸血的當下，現實的情況卻截然相反。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後臺風控人員多向向前臺業務端流動。“這多是薪資待遇和職業發展等因素推動的結果。” 邱成說。

不斷向市場靠攏是邱成這十余年以來所呈現的職業脈絡。“我2005年從法學專業畢業後，進入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法務部門工作，與風控相比法務工作後臺屬性更為明顯，同時銀行系統猶如一個運作精細的儀器，法務工作多是按規定做動作，很難發揮個人能動性。”邱成說。

在銀行從事法務工作7年之後，邱成跳槽至某風格相對激進的信托公司從事風控工作。他認為，這離市場更近一步。此後他開始擔任旗下投資子公司負責人。在邱成看來，管理僅是一個附加動作，真正要做的就是開拓市場。”2015年邱成離開這家平臺，打算創業從事私募基金管理，但因當年股災影響募資不順。在此情況下他轉戰至一家大型金融集團旗下的信托公司任職，該金融控股集團旗下的券商、銀行、信托、基金聯動性很強，“在這里能實現職業的橫向拓展，對金融市場的認識也更加全面 。”邱成說。2017年邱成重新調整職業步伐，到某大型民營投資機構任職重新主管風控。“與正規金融機構相比，這家民營金融機構更為原生態，他們對市場的領悟是大部分“正規軍”未料到的，我對市場了解又近了一步，對風控的理解也更為透徹全面。”邱成說。

和邱成想法類似，前述信托高級風控經理剛入職半年就有了離職的念頭：“這離市場過於遙遠。這家信托公司還沒有一個風控經理任職滿3年，大家大多通過集團內部的流轉投奔前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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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片酬再次引關註，網友熱議圈內平靜

近日，崔永元怒懟範冰冰一事持續發酵，相較於網友與媒體表現出對天價片酬、明星的 “大小合同”等問題的關註，影視圈則幾乎一片平靜。

“大家還是在輿論聲中靜靜地觀望，我也一樣，畢竟像對明星片酬的運作，所謂大小合同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一位資深影視制片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就明星片酬的運作，第一財經記者曾多次做過報道。比如，去年四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電視劇網絡劇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下稱為《意見》）後，影視圈內頻頻轉發，但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怎麽落實？

《意見》要求各會員單位及影視制作機構要把演員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範圍內，全部演員的總片酬不超過制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的30%。

“市場還是有對策的，比如可分兩個大小合同，一個是明星片酬合同，一個是以明星所在公司或工作室的名義的制作費合約；或者擔任多個職務，拿到制片人、監制等多份職務的酬勞等。”當時，上述資深制片人就表示過。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娛樂明星的薪酬征收辦法，是按照勞務費個人所得稅計算的。根據相關稅法規定，勞務報酬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為：每次勞務報酬收入不足4000元的，用收入減去800元的費用;每次勞務報酬收入超過4000元的，減去收入額的20%，稅率為20%。

“中國的個稅設計針對勞務費的高收入部分采取了超額累進稅率征收辦法，制度設計合理，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那些拿著天價片酬的明星們還是有應對招數的。”該制片人表示。

第一種方法就是崔永元公布的大小合同，一份合同是作為繳稅依據之一；私下里再簽一份合同，其中明星所得費用比給稅務部門報的費用要高；第二種方法是分期付款，也就是演員一次取得的片酬拿的越高征的越多，很多企業和明星私下達成協議通過分散支付的方法逃避了加成征收的稅額；第三種方法是稅後薪酬，也就是明星拿“稅後片酬”。

無論是哪一種，其實都是增加制作方出品方的投資成本。

頭痛又無奈又想有大作為的投資者，並非沒有辦法應對“明星高片酬”。

第一種就是以片酬入股的形式，較為典型的案例就是，2015年，李晨與馮紹峰等6名藝人共同成立了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司（下稱“東陽浩瀚”），註冊資金為1000萬元，其核準日期為2015年10月21日。一天後，當時停牌3個月的華誼兄弟發布重大資產收購計劃，擬以7.56億元收購東陽浩瀚的藝人股東或藝人經紀管理人合計持有的70%股權。也就是說，這家剛成立的公司第二天即以10.8億的估值賣出了70%的股權。

但這次並購因項目估值過高、明星股東突擊低價入股等情況備受關註，也引發了諸多質疑。證監會今年開始對於這類收購案進行整治，2016年6月17日，證監會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法》(簡稱《重組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重組新規雖未正式實施，但“放松管制、加強監管”思路非常明晰，規則完善後，炒賣“偽殼”、“垃圾殼”的牟利空間將大幅壓縮，有利於上市公司通過正常的並購重組提高質量、推動行業整合和產業升級；此外，同年，深交所發布《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1號——上市公司從事廣播電影電視業務》，給影視公司信息披露立規矩。

第二就是出品方聯合抵抗“娛樂圈明星高片酬”現象。比如，今年4月，騰訊視頻、優酷、愛奇藝三家視頻平臺巨頭發表聯合聲明，指向規範影視秩序、凈化行業風氣，其中就包括“共同抑制不合理的高片酬現象”。

但曾有出品方表示，即便不請一線流量明星，請二線、三線甚至過氣的中年明星，他們的片酬報價也不低。

如此，市場對於明星高片酬的毒瘤就真的無法辦法的嗎？

“關鍵還是輿論場對 ‘天價片酬’的態度，本身就有兩派。”影視制片人王璐表示。

一部分人認為，演員片酬過高，就會減少編劇、布景、道具等方面的投入，導致影視作品粗制濫造；也有人認為，演員片酬是市場自發形成的，應該靠市場來自行調節，畢竟演員是收視率和票房的最主要保障因素。

有律師曾提出過“針對演員天價薪酬等問題”立法，但多數業界人士還是希望隨著市場秩序進一步優化、行業協會力量不斷增強，通過建立更合理、更理性、更完善的電影產品預算體系解決問題。

市場的問題能否通過稅收層面解決？

國外體育藝術明星收入就是通過稅收調節，比如2014年美國籃球明星喬·約翰遜的年薪約為2318萬美元，實際扣稅後到手的薪水是1250萬美元，為聯盟第一。排名第二的則是身處德州的德懷特·霍華德，他的年薪是2144萬美元，扣稅後實際得到1237萬美元。 　　

“我們應對明星的收入進行全口徑管理，除了出場費、代言費、廣告收入，股權轉讓也應該納入管理口徑，未來個稅改革時，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高收入階層納入綜合計征。”王璐說。

金融圈內「友誼」存在嗎？ 中環人

1 : GS(14)@2012-12-17 23:45:16

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7%8E%EF%BC%9F/60783
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不單只發生在歷史上，也發生在金融圈內。筆者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些時候倒也不必太認真，否則失望更大！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金融圈子裏的同事們否能成為朋友？筆者也曾撰文討論這個問題，客戶和投資銀行家能否成為朋友？答案可以是「可能」，也可以是「不可能」。
「可能」的原因是若我們以誠待人，所有人也會感受到的，這就構成友誼的基礎點。「不可能」的原因是金融行業利益巨大，在這種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中，大家能否做到以誠待人，實在是一個疑問。
記得數年前一個演講會中，筆者擔任主講嘉賓。演講時，筆者遙望觀眾席，留意到座位上有一個熟悉的面孔，一位很久沒見的投資銀行界同業。
疲於奔命找項目
會後，這位投資銀行的友人和筆者聊起近期的工作，當時新股仍然處於熱潮當中，不少投資銀行人疲於奔命去找項目，他也是其中一分子。
不過，談到深入話題的時候，這位友人開始向筆者訴苦，源於他被一位企業客戶「朋友」出賣了。在訴苦中，他的心情尚未完全平復。
故事的源頭要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環球經濟彷彿在崩潰的邊緣，因缺乏資金，不少外資金融機構開始撤出大中華區的投資市場，資金也部署撤出，不少缺乏資金的企業也慢慢陷入融資危機。
筆者的友人是在一家大中華區金融機構任職的，他們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不算太大。他眼見機會，金融海嘯或許就是他們業務出擊的最好時機。他在企業內部建議成立新的子公司，與正在撤退的歐美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競爭，取代歐美同業。
一切均進行得非常順利，在業務發展期間，他的基金對不少企業進行了入股和投資，投放的金額龐大。不少受到外資撤離影響而缺乏資金的企業，均感謝友人投資銀行的協助，彼此有來有往，不少企業老闆當時還和他結交成為「生死之交」！
時間愈拖愈長
不過，當金融海嘯負面影響逐步消退，市場從低潮中慢慢復甦，那些「生死之交」與友人的友誼也呈現了微妙的變化。
原來，友人說企業在危難時表達出永遠結盟的意願。不過，當市場好轉後，那些企業又開始不甘平淡，私底下和不少早前「棄之而去」的外資機構「再續前緣」。說真的，在不少內地企業老闆的內心裏，始終迷信「外資」才夠經驗和品牌去帶領內地企業向前發展，「外資」才是神聖的「摩西」。
時間愈拖愈長，變化也愈來愈不對勁，當友人不斷追問企業時，他發現企業的態度異常冷淡，甚至是不聞不問，嘗試推遲彼此的定期會議。
在避不了的時候，討論毫無內容東拉西扯，一時說項目尚未進行，一時又說有其他計劃需要先思考，叫友人耐性等待。
親上企業　卻被趕
不過，後來從市場傳出另外一家外資投資銀行早已經開始啟動上市融資的工作，友人終於按捺不住，一人衝上企業那裏，企業老闆的行為更令友人的情誼完全幻滅：
企業老闆竟然叫了警衞上來去趕走友人，還叫他自己顧一顧專業人士身份，多尊重自己。原來那些「生死之交」友誼全是灌水的，為了騙取友人的全力支持和協助，假裝彼此投契。商業世界，你情我願，友人甚麼也沒有說，心裏面就只有四個字——「兵不厭詐」！
（本欄逢周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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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reference(1610)@2012-12-19 11:33:44

以上情況實在似曾相識.....
只能說投行與客戶素質均起了變化

投行:
上一代bankers非常精英化, 甚少裙腳仔, 佢地似做advisor多過似做deal, 與客戶建立長久關係
新一代bankers雜質太多, 大部份MD係title inflation產物, ego+行頭搭救, 奉行hit and run style, 最好乜都唔做(特別係sponsor), 在上市前用bank錢hard underwrite或prop 枱座貨爭JBR
MD以下大班阿乜阿物個D仔女....最緊要咭片寫住IBD

客戶:
已前以外资/港資為主, 較君子(相對而言)及重情誼...有很多bankers最後轉幫佢地打工
而家內地客為主, 福建客不用提, 很多大款行頭, 當你班bankers係僕人, 陪roadshow似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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