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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給我們的教育是認識命運” ——第四野戰軍的子弟們

四野子弟，“伴隨著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的步伐成長的”一批人。

今天，他們多已年近花甲，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遺傳自父輩的這個身份，還想著用它做些事兒。

他們以“勝利者的後代”自居，一路在追尋父輩的足跡。有自豪，有委屈，也有想得清楚卻不願開口傾訴的人間滋味。

主席臺前，人們正在三兩個變換著組合。“幾縱”、“坐哪”、“我父親是誰，當年跟您父親做過什麽”，成為寒暄相識的標準開場白。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像太陽，預備，起！”時間到了，兩百余人圍桌而立，高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塊紅繩穿過的胸牌：四野後代聯誼會，2015.9.25。

四野，是“第四野戰軍”的簡稱。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野戰軍》一書中記載，“四野共計組建過18個野戰軍、一個特種兵縱隊和一個鐵道縱隊。再加上12個野戰師、5個內蒙騎兵師、1個警衛師和一個保安旅，規模之大，在全國五大野戰軍中當屬第一”。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廣東、廣西、海南，上百萬人的作戰足跡，被稱為“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是林彪。歷史上深深的烙印，在現實中從未散去。

這一天是四野後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的現場。他們宣布：四野聯誼會、四野文化促進交流會（籌委會）成立。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他們還有另一層相聚的理由。後來組成第四野戰軍的各部隊前身，正從1945年挺進東北，開始征戰。70年前，亦是他們的父輩“集合”的日子。

主席臺上，羅榮桓元帥之子、原二炮副政委羅東進中將講話很久，其中約二十分鐘在講歷史。言畢，張汝光少將之子張冀接話。

“羅大哥講話中提到了戰爭年代我們父輩之間個人的恩恩怨怨，我希望這一部分在以後的聚會中逐漸地抹去。‘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後代，希望我們團結起來。”

三個副總參謀長

9月25日當天上午九點，酒店大堂里等著簽到的四野子弟已把簽到處圍得水泄不通。

簽到處不遠的沙發上，坐著66歲的劉樹發。他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手里有三個課題：陳毅、賀龍、林彪。前兩個都已順利出書，後一個從1998年研究至今，還在研究。

他今天來，是因為聽說可能有一封當年林彪寫給士兵的信。這一天，子弟們拿來了一口袋的回憶錄、紀念文集和書信等資料。聯誼會的組織者們想把這些材料都收集起來，作為四野的歷史資料匯總。

同一天，另一個四野子弟李亞寧正在北京城的另一側為寫給父親的書——《我的父親李天佑》舉辦活動。李天佑是原四野老將，官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70年去世。

另外一個副總參謀長之子參加了“9·.25”聚會，但他談及此事，卻帶著一股不情願的味道：“那都是上一輩的光榮。天天坐在一起談你爸做過什麽，我爸打過哪些仗，有什麽意思呢？”

他父親李作鵬的名字，作為“林彪四大死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一，上年紀的國人幾乎都耳熟能詳。父親被宣判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後保外就醫，一直活到2009年，享年95歲。

因為“9·13”，中國第一艘導彈驅逐艦的航海長李冰天瞬間和父親一起變成了審查對象，命運至此轉折。被審查數年後複員，分到內蒙古。最後才得以回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

大半輩子總被人在背後指著說“這是李作鵬的兒子”，更被媒體戲稱為“黑二代”。一再搬家，李冰天現在住在北京城大北邊的回龍觀，“現在這里沒人認識我了”。他一直想完成父親與林彪的切割。

采訪中，李冰天四點就得回家。“給老婆做飯”。

第三個副總參謀長之子住得倒比較“核心”，就在北京恭王府外墻不到100米。盡管他同樣被影響了一生。閻明的父親閻仲川曾是林彪的作戰參謀，官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彼時，閻明在部隊做副連長。“順風順水，前途是一片光明。”“9·13”之後，他被以“戰士”身份複員，分到廣東一工廠當工人，待了5年。最後父親沒有被審查出什麽罪狀，但閻明調回北京還需要依靠嶽父的協助，在一家出版社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就是一個普通人了”。

如果沒有“9·13”，四野子弟們會有怎樣的人生？閻明對南方周末記者回答得很幹脆。“（我）要是幹得好，當一個將軍沒有問題；幹得一般化，大校沒有問題。”

幾年前，閻明出了一本書，取名《往事不忍成歷史——一個“四野”後代的親歷與見聞》。里面專辟一節，寫平型關的變遷。“9·13”前後，被捧上天又摔入泥的平型關，像極了如閻明般四野子弟的人生。

“9·25”聚會的當天，白東風始終坐在宴會廳的最後一桌。他父親當年是四野的俄文翻譯、負責初到東北時與蘇聯溝通獲取物資，並不屬於前方任何一支作戰部隊。這也給了他更好的角度觀察整個宴會廳里的四野子弟。

“我們這些人，都很為自己的父輩自豪，無論勝負。”他如此評價現實和歷史的差距。“我們的父母，給我們的教育是認識命運。”

“國民黨絕對打不了仗了”

在閻明那本《往事不忍成歷史》的書中，曾這樣記載新中國初期臺灣與大陸的關系：畫著青天白日的美制偵察機多次襲擾沿海城市，在探照燈和高射炮的夾擊中灑下傳單，第二天廣州軍區出動人馬在地上撿……

對這一代四野子弟來說，從小的教育里滲透著“臺灣是寶島，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但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58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一個“將軍合唱團”在北京成立，其中四野子弟的父輩不少。在將軍們的歌單里，有《我是一個兵》、《太行山上》，也有《一定要把勝利的旗幟插到臺灣》，以示心誌。

其中一個將軍的兒子，多年後替父輩完成了心願。不過，是以另外的身份和形式。

58歲的梁曉源現在是個商人，生產一種名叫“萬歲軍”的白酒。這一商標來自他的父親梁興初中將。梁興初將軍人送外號“梁大牙”，在朝鮮戰爭中率三十八軍表現卓越，被彭德懷贊為“萬歲軍”。

在父親生前，梁曉源從未曾聽到他表達想去臺灣的心願。在那一代人的話語體系里，“他們只是說如果有朝一日解放臺灣，我們還能做貢獻”。但他知道，沒去臺灣看一看，“是我父親他們一輩子的遺憾”。

而今已近花甲之年，傳承父輩臺灣情結的梁曉源，如眾多四野子弟一樣，一直在等可以去看看臺灣的機會。2008年7月18日，臺灣放開大陸組團遊，只針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一個月後的8月22日，梁曉源就集體辦妥了二十多個四野子弟的手續，踏上了去臺灣的飛機。

他們這次出遊是完全的平民身份，卻被賦予了政治的味道。這一年馬英九剛剛上臺，對於這個來自大陸四野子弟的旅遊團頗為看重。梁曉源們每人花銷不過幾千塊，卻出入有警車開道，吃飯有單獨餐廳，晚上住五星級酒店，根本沒有機會接觸民眾，也沒法驗證一下臺灣人民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熱里”，只能感受到“幾天聽不到一聲汽車喇叭響”這樣的細節。

對於臺灣的基礎公共設施建設，他們卻有截然不同的判斷。中將胡奇才之子胡魯克頓了頓，“蔣經國還是重視臺灣的建設的”。李亞寧不同意。“比大陸差遠了，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

但話題延伸開來，他變得很謹慎。“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很快，帶來很多問題，包括部分社會群體的利益問題、自然環境的破壞。”

隨後在2013年8月、2014年11月，梁曉源又先後帶領第二批、第三批的四野子弟奔赴臺灣“看看”。第二次臺灣行尺度大得多，除林彪、羅榮桓的後人外，當年遼沈戰役指揮者的後代悉數奔赴臺灣，達六十余人。

於是，他們不僅參觀了臺灣忠烈祠，還帶上了自己的合唱團。合唱團以《黃埔軍校校歌》開場，以《明天會更好》結束。“黃埔時期國共還不分家，明天會更好代表了我們的期盼”。中間也有“表現大陸風光”的《洪湖水浪打浪》，“表現臺灣風光”的《阿里山的姑娘》。他們還特意加了一首《夕陽紅》，認為這首歌代表了赴臺灣四野子弟的現狀，“都是老人了，卻還想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做點事情”。

另外一點必須爭的面子出現在衣著上。子弟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勝利者的後代”，沒必要趾高氣揚，都穿著便衣。而活動上，六十余位國民黨軍隊的後代齊刷刷穿著國民黨軍服，一敬禮，“倒顯得我們像雜牌軍了！”

這次四野子弟臺灣行，在臺灣媒體圈也很轟動。第二天，臺灣有媒體報道他們“向國民黨將領致以崇高敬意”。“臺灣這樣宣傳，我們也沒辦法。”隨即，四野子弟在臺灣《畫報》發出聲明，用臺灣的方式予以反擊。

從臺灣回來，原空軍司令劉亞樓之子劉煜濱跟閻明聊天，“國民黨絕對打不了仗了，他們說話的語氣太娘了”。

父輩遺傳的精神遺產

還原歷史，是四野這次組織聯誼活動的重要目的。

作為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梁曉源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他們想幹的事兒，歸納為“小的五個一工程”：出一本四野的書、拍一部四野的電影、印一批四野的城市名片、幫助一批四野老兵、資助100所四野小學。

他們想出的這本書，叫《四野軼事》。請四野第一、二，甚至第三代子弟記錄祖輩當年的歷史，“可以是一封家書，也可以是幾個故事”，匯總起來，“記錄歷史”。

這支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部隊，其精神遺產不可避免地遺傳給了後人。知曉四野的歷史，幾乎是每一個四野子弟的特征。父輩打過哪場仗、怎麽打的、敵我戰術和結果如何，對他們有天然的吸引力。

馬海南就是其中一個。人如其名，他父親作為一個排長參加了四野解放海南的戰役，他生在海南，也研究了一輩子四野解放海南戰役的歷史，將自己的行為定義為“草根對四野的情懷”。

在戰爭史上，海南戰役被譽為“木船打兵艦”的奇跡。在四野的歷史上，海南戰役有其特殊的意義，“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海南是最後一役。在馬海南的研究中，當年作戰的渡海加強團的人數有兩個版本：3733人和3751人，後者比前者多出了18人。

“知道這是最後一戰了，大家都想立功。但總要有些人需要駐守在海北。出發前，有些駐守的人不見了，一開始大家以為他們開小差，上船了才發現他們提前躲進船里了。”這就是多出來的18人。

今年是海南戰役勝利65周年。馬海南的團隊原先計劃出版六冊史料書籍，現已出版了兩冊，約113萬余字。馬海南決定先停下出版史料的腳步，先做口述歷史，因為有些人“等不了了”。先期選定的渡海先鋒營和加強團，當年一共有4758名官兵，而今只能找到不過幾十人了。搜集史料的過程中，凡是“活著的、能找到的、能說話的”老兵，馬海南都采。但“有的老同誌，我們來晚了，他們就死了；或者前一天還能說話，今天就說不了了”。

而還原四野歷史的事情，另一個四野子弟已做了23年。汪藝，一個四野團級幹部的兒子，從1992年起找遍了家鄉廣州所有的大圖書館，查閱和四野有關的所有歷史資料，一個字一個字地用手抄下來，足有兩百多萬字。

在汪藝的網站“第四野戰軍第一門戶”的首頁上，共有20個版塊。“軍事文檔”“人物縱橫”“圖片檔案”“四野兒女”……從人到事，從圖到文。網站右上角寫著“中國最大的四野英烈資料庫”。從1945年2月開始，他能找到的史料中關於四野的每一點記載，都被按天收錄在“四野日誌”里。

因追尋歷史，汪藝結識了許多四野子弟，如馬海南、李冰天。五年前，海南戰役勝利60周年時，他曾協助鳳凰衛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滄海橫流》。

“很多歷史的事情不是我們能研究清楚的”

其實，四野子弟的這個聯誼會本來十年前就要成立的。

2005年，針對曾取得平型關大捷的115師研究會成立，很順利。帶頭人是“羅東進大哥”。其父羅榮桓既是115師的政委，也是四野的政委。羅東進也想順勢成立四野子弟聯誼會，卻阻力重重，最終擱置。

對於四野子弟來說，歷史讓他們自豪，現實卻讓他們陣痛。

最痛的一次發生在去年。2014年10月，廣州市舉辦解放65周年活動。解放廣州的正是四野，廣州市想找四野聯誼會廣州的分部來主辦紀念活動，卻找不到。“別說廣州分部了，連北京總部也沒有”。

無奈，廣州市最終邀請新四軍廣州聯誼會主辦。“解放廣州可是四野的事兒啊，四野中15兵團的事兒啊，15兵團中43軍和44軍的事兒啊。不要說廣州了，廣東都是四野解放的。”本該是主辦方的李冰天、梁曉源等人，就這樣在當天坐到了嘉賓席上。“這對我們刺激太大了！”

這成為他們重啟成立聯誼會的催化劑。當年牽頭的羅東進已年逾七十，有心無力。六十出頭的劉煜濱因此站了出來，擔任聯誼會的會長。

但四野子弟聯誼會僅是一個松散的民間組織。“每次聚會就是吃吃飯”，劉煜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還想以四野的名義“一起做點事情”，這需要向民政部門申請。

他們有預感，“名字”會是他們組織籌劃中最大的困難。“像‘研究會’，我們是不敢用了，很多歷史的事情不是我們能研究清楚的”。最終，他們決定叫“四野文化交流促進會”，發揚四野的傳統文化，以促後人。

接下來，申請投在哪里，成為第二個需要克服的困難。“深圳吧，深圳當年是四野解放的，這個城市的包容性也強”。

7月5日，四野子弟趙叔平把成立“四野文化交流促進會”的申請遞交到深圳市民政局的窗口。材料被當場退回，理由是“四野兩個字有歧義”。

努力、被拒；努力、被拒……這樣的過程趙叔平經歷了四次。

相比於申請的困難，通知和組織四野子弟的工作顯得順利太多。“按照四野底下的十二個縱隊、特種兵縱隊，總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各選一個人，挨個通知”。僅一個半月，人員全部到位、響應。

“我們成立這個會，不是惹事的。”梁曉源說。

除了成立協會，四野子弟們還在做著另外一些嘗試。幾年前，汪藝開始著手建立“四野子弟之家”，給四野的老兵和子弟們一個聚會、歇腳、聊天的地方。在他設想里，沿著四野當年打仗的軌跡，從東北一路南下到廣東、海南，沿途經過的各大城市都要建立一個“四野子弟之家”，廣州只是試點。

他們一度很有幹勁，結果到今天也沒有建成。有從全國奔來義務幫忙的四野後代，也有想依靠父輩光環賺錢的人。

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