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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看門人”單霽翔:讓沈睡的文物“活起來”

還有3年,到2020年,紫禁城將迎來600歲生日。

從1925年算起,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是故宮博物院第六任“掌門人”。在2017年兩會期間,自稱故宮的“看門人”,絕不是什麽“掌門人”的單霽翔對媒體稱,看護好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品、看護好故宮的古建築群、看護好故宮世界文化遺產,傳承和發揚“故宮精神”,是每一代“故宮人”的職責所在,也是永恒的使命。

國務院為故宮博物院提出了中長期目標,在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時,基本實現故宮博物院進入安全穩定的健康狀態,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務水平,邁進世界一流博物館行列。單霽翔介紹道,故宮博物院為此正在實施兩項工程,一是從2002年開始為時18年的“故宮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工程”;二是2013年4月16日被國務院批準立項,成為重大文化建設工程的“平安故宮”工程。

故宮“看門人”的挑戰

連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單霽翔,在今年的兩會上向全國政協提交了16篇提案,他提到,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針對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和故宮博物院發展所提出的提案,另一個方向主要用於推動解決文化遺產保護、博物館行業發展所面臨的具有普遍性的阻礙問題,以及探討文化領域未來發展方向的一些意見建議。

單霽翔提到,目前,故宮文化遺產保護管理面臨的壓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內部壓力存在於古建築群、文物藏品、觀眾這三者在文化遺產的保存、保護、利用與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與制約。外部壓力來自於快速推進中的城市建設對故宮周邊環境產生的影響,以及公眾對傳統文化與社會教育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國家複興目標的提出,故宮的價值及其所承擔的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責任日漸顯著。

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這五年來,單霽翔稱,在一次次的走訪中,在紫禁城九千間房屋、每一個院落的考察體驗中,在與每位故宮人交談中獲得最為深切感受的是故宮是一個活態的生命體。故宮博物院從1925年建院至今,已經91年。他將自己定位為故宮的“看門人”,絕不是什麽“掌門人”,將看護好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品、看護好故宮的古建築群、看護好故宮世界文化遺產,傳承和發揚“故宮精神”視為每一代“故宮人”的職責所在,也是永恒的使命。

2016年,故宮接待觀眾量已經開始超過1600萬人次,構成了全世界數量最龐大、結構最複雜的觀眾群。為了讓觀眾更有尊嚴地參觀故宮,故宮博物院除了擴大開放、繼續推進並堅持限流措施,還從多方面入手進行削峰填谷和觀眾參觀的精細化管理,從根本上保證觀眾參觀的良好環境,並拓展博物館的管理和展示空間。

為迎接故宮600年生日到來,故宮博物院正在實施兩項工程,一是從2002年開始為時18年的“故宮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工程”,這是自1911年以來的一百余年間,規模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故宮古建築修繕。二是2013年4月16日被國務院批準立項,成為重大文化建設工程的“平安故宮”工程。開展這一工程的目的是徹底解決故宮存在的安全隱患問題,旨在全面提升故宮博物院的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傳播和觀眾服務能力,實現對故宮的完整保護和故宮博物院的可持續發展。

讓沈睡的文物“活起來”

目前,故宮文化已經成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起到在世界各地加強文化交流合作、傳播中華優質文化的作用。

單霽翔稱,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講故事”是文化傳播的有效方式,生動精彩地講述中國故事,潤物無聲地展示中國形象,關鍵在於找準世界需求,把想講的和想聽的結合起來。

故宮博物院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守護者與傳承者,也是中國文化對外交往的一張亮麗名片。紫禁城有豐富的文物收藏,這些文物所體現的是中國藝術的最高水平。同時,它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要的文化元素。紫禁城作為明清兩朝的皇宮,由於其特殊地位,成為能最早感受和匯集絲綢之路舶來品的地方。那些通過陸地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運送到中國、進入紫禁城的各色物品,至今收藏於故宮博物院,成為當年中外交流的見證。故宮博物院也是中國國內收藏外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上萬件外國文物來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是來自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近年來,故宮博物院接待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來賓不斷增加。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的對外交流範圍不斷擴大,除了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還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印度、埃及、希臘等國,合作進行文物考古與調查、文物修複與保護。通過交流合作,使海上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中國商品外銷瓷器的銷售路線更加清晰,使佛教造像藝術自印度通過陸地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逐漸東傳的脈絡更加明確,同時還向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介紹了中華傳統文化。

除了文物和展覽資源外,還有著豐富的教育資源、專家資源和文化創意產品資源。“故宮講壇”作為面向社會公眾的文化傳播平臺,以最故宮、最學術、最親民的方式,吸引海內外公眾的目光。

積累了豐富文化瑰寶的紫禁城,在保護之余,如何才能成為人們喜愛的博物館呢?單霽翔稱,最重要的是要將博物館的文化資源,盡可能多地轉化為人們的知識財富,讓文化遺產資源“活起來”,融入廣大民眾的現實生活。此外,還要能夠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展示和解讀傳統文化,與觀眾的期望互動,讓沈睡的文物“活起來”。

他提到,在未來,故宮博物院還將不斷探索創新的方式,借助互聯網和新技術的平臺,把故宮博物院所擁有的優秀文化資源分享給公眾,把故宮博物院所蘊含和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留給年輕人,留給未來。

值得關註的是,與一些新建博物館相比,故宮博物院9000多間、1200棟建築組成的龐大古建築群也是特殊的展品。過去故宮開放的區域只有30%,經過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以及環境整治,2014年第一次超過了一半,達到52%,2015年達到65%,2016年達到76%,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大部分區域實現對公眾開放,展現出各具特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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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單霽翔:一些地方打著“保護”的名義人為破壞長城

長城保護有艱巨性,但是相比於自然損壞,人為的破壞更讓人心痛。

在2017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提交提案,長城沿線地方持續人口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影響等,對長城本體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工業、農業、交通等項目建設施工中,對長城的破壞屢見不鮮。更為可怕的是,打著“保護”的名義,具有很強隱蔽性的人為破壞。

他建議,采取多措並舉,扭轉長城保護的不力局面,切實加強長城整體保護。

打著“保護”名義的破壞

長城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秦朝統一中國之後連成萬里長城。漢、明兩代又曾大規模修築,成為中國古代勞動民眾在2400余年的漫長歷史中,克服險惡的自然環境和生產力條件,創造的人類工程奇跡。

它是我國古代,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工程,今天更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文化遺產。氣勢雄偉、蜿蜒起伏的長城,跨越千年,縱橫萬里,其建造時間之長,分布地域之廣,影響力之大,堪稱世界之最。長城記錄了中國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飽嘗了歷史浪潮的沖擊和雨雪風霜的侵蝕,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勇敢、堅韌、智慧、精神的象征,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之一。

今年是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的30周年。2006年12月1日,《長城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這項條例的出臺,使長城保護管理工作的各個方面都有了明確的依據,也進一步豐富了新時期推動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立法實踐,成為長城保護的里程碑和新起點。

2006年以來,國家文物部門全面開展長城資源調查。通過艱苦努力,已經基本摸清了長城的長度、規模、保存狀況,以及沿線的基本情況,為全面做好長城保護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單霽翔稱,長城保護的艱巨性,不但是自然損壞,還有人為的破壞,而後者更讓人心痛。

在自然破壞方面,長城分布區域東西狹長,各地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自然地理環境差異頗大,起伏顯著的地表結構和複雜多樣的自然景觀、多樣的自然地理條件,使得長城沿線的生態環境敏感而脆弱。由於受到地質變化、環境變遷,以及風、雨等自然力直接作用,導致長城文物本體自然衰變、殘損。在不少地區,長城墻體出現不同程度的剝蝕、松散,甚至解體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相比於自然損壞,長城沿線地方持續人口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影響等,對長城本體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工業、農業、交通等項目建設施工中,對長城的破壞屢見不鮮。更為可怕的是,打著“保護”的名義,具有很強隱蔽性的人為破壞。一些地方將長城作為生財之道,把不同朝代的長城都翻修成清一色的仿明、清長城,破壞了長城的原始風貌。還有更多的古代長城失修失管,被遺棄在“沒有資金”、“難以保護”的借口之下。

多措並舉加強長城整體保護

單霽翔在提案中提到,目前,在長城保護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責任落實不到位。各地政府對長城保護重視程度不一,部分省級政府未按照《長城保護條例》要求,依法公布長城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劃定長城保護區劃、出臺地方性法規和專門政策性文件。在國家財政持續加大投入的情況下,多數地方未將長城保護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對日常管理、執法巡查、保養維護等方面基礎工作,特別是長城保護員工作,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地方政府責任落實不到位,是導致長城日常保護管理難以到位的重要原因。

二是長城保護維修理念尚不統一。針對長城特點,國家文物局出臺了《長城保護維修工作指導意見》,對長城保護維修原則、尺度把握、工作程序等提出嚴格要求。但是一些地方為了突出形象,或急於搞旅遊開發,不按照文物工作規律和要求修複長城,甚至臆造、假造長城,導致長城真實性受損。此外,一些地方在保護維修工程中,存在方案設計深度不足、工程監督管理不到位、施工技術把關不嚴格等問題,導致保護工程質量存在瑕疵。

三是執法工作還需進一步加強。對於多數散布在郊野、農村地區的長城,城鄉居民生活、生產行為破壞,以及盜磚、取土、挖掘破壞等行為,甚至在長城上建房種地、掏挖窯洞等情況,對長城本體及環境構成較大威脅。而《長城保護條例》對上述行為的處理沒有明確界定,再加上涉及用地性質和土地所有權等方面問題,導致人為破壞現象長期難以禁止。在一些項目建設中,片面追求眼前和局部利益,導致存在破壞長城情況,法人違法成為破壞長城的主要形式。

為了實現多措並舉,扭轉長城保護的不力局面,切實加強長城整體保護。單霽翔建議,一是持續開展長城保護執法督察,督促長城沿線各地政府,切實落實長城保護責任。二是對長城實行整體保護、分段管理,長城所在地政府應修改完善區域內長城保護規劃,並由省級政府盡快頒布施行。三是盡快組織研究、制定和修訂相關標準,特別是編制長城修繕保護工程設計、施工、監理等規範性文件,為各地長城保護維修方案編制、施工組織、工地檢查和技術驗收等提供技術指導。四是增強全社會保護長城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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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單霽翔:破壞文物者違法成本低 讓違法者有恃無恐

面對當前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中,破壞或損毀文化遺產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法人違法現象嚴重,在2017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提交提案,建議制定出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的具體辦法,並盡快付諸實施。

文物破壞違法成本低

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處於城市和鄉村中地上地下的文物建築和文化遺址,保護狀況也面臨著嚴峻形勢。

單霽翔提到,由於一些城市決策者和有關職能部門,對城市中的文化遺產資源、價值和保存狀況幾乎一無所知,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淡漠,對中華傳統文化缺乏理解與敬重,過度依賴拆遷售地的土地財政模式,一旦文物保護與經濟利益構成沖突,無論行為是否觸犯法律,也不顧專家學者如何呼籲,他們總會千方百計利用權力,使歷經千百年的珍貴文化遺產漸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使人們感受到文物保護法制環境的惡劣。

盡管近年來,我國文物保護工作不斷取得新的成績,文物管理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一些新舊交織的問題和深層次的矛盾依然待解,文物保護形勢還不容樂觀。

他提到,一些地方政府文物保護責任不到位,法人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文物保護單位因人為因素遭到破壞。這里既包括“建設性破壞”問題,也包括“修繕性破壞”問題,同時文物建築火災事故,盜竊盜掘等文物犯罪也時有發生。長期以來,對於破壞文物的違法行為僅采取處以罰款,不追究刑事責任,而且罰款額度低,違法成本低,使得違法者有恃無恐,甚至以交罰款的方式獲取超額利益。

另一方面,經過為時5年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摸清了我國不可移動文物的總體情況和基本信息,取得了我國文物資源及現狀的大量基礎信息和翔實數據。共登記不可移動文物766722處,其中新發現文物536001處。由此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共同構成了我國不可移動文物資源的整體。

根據文物保護法規的要求,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要及時公布本行政區域內的不可移動文物名錄,並根據實際情況將其中重要的不可移動文物確定為相應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但是,這些規定和要求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這些不可移動文物目前正面臨大規模消失的嚴峻局面。

明確破壞文物追責主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

2016年3月,國務院公布實施《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嚴格文物保護工作的責任追究。同時,依照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要求,借鑒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做法,新增建立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建立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對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須嚴肅追責。”此後,一些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積極響應《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的有關要求,各自發文明確本行政區域內建立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

單霽翔稱,上述文件基本上還是宣誓性的規定和總的原則性提法,都是簡單參照或直接引用《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的內容,沒有具體細化,更缺乏與此有關的實踐案例。

他認為,實踐證明,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所涉及的,不是單一的責任,而是文物保護工作中各個方面責任的“集合體”,涉及的責任主體、責任內容等都比較複雜,如果不配置以具體的制度、標準、程序等規範要求,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將難以得到有效實施,難以避免最終流於形式的不利後果。因此,有必要盡快制定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的具體辦法,對於相關問題做出明確規定。

比如,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中的責任主體問題。根據《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的規定,應當被追究責任的主體,是“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這里“領導幹部”的具體含義如何界定。在實施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度時,如何認定和鎖定“實際責任人、單位負責人、上級單位負責人和當地政府負責人”的責任主體。

另一方面,在哪些情況下可以認定屬於“負有責任”的擔責情形,也需要予以明確。再如,與責任主體相對應的是追責主體問題,即究竟由哪個部門、哪家機構具體負責對“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進行責任追究。這些問題同樣需要結合現行國家法律給出具體的,能夠直接操作實施的辦法。

同時,文物保護責任應當同時包括黨內的紀律處分、黨外的法律責任,而黨外的法律責任又包括了性質不同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各種責任的構成條件以及處罰內容等,都還需要對已有的規定加以匯總或補充完善,進一步明確和具體規定。

再有就是追責的程序問題,規定完備的追責程序,例如追責的提案、立案、調查、申辯、審議、決定、複議、申訴等,既要保證有責必究,同時還要通過程序的規定,保證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等。

總之,只有把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落實到具體的可操作的規範上,有具體標準、程序和硬性要求,才能產生實效,有利於解決文物保護工作不斷提高效益與質量的各種問題,真正做到精細、科學、高效化管理,才能使文物保護工作在新時期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提案中,單霽翔建議,由國家文物局牽頭成立專門工作小組,首先對與文物保護責任有關的法律法規,包括政策進行梳理;其次,對相關問題進行調研、評估;最後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制定出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的具體辦法,並盡快付諸實施。同時,對目前已有的相關典型案例,積極開展通報宣傳,發揮“以案說責”的示範作用,爭取把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責任制盡快落到實處,發揮其應有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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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故宮滿眼看到工匠精神 難道今人不如古?

“北京有個大鐘寺,大鐘寺里面有一口大鐘,是永樂年間,即600多年前建造的,46噸,奇妙的是整個鐘的表面,里里外外,鐘身鐘表上都是文字,一共有23萬字,居然23萬字都無一失,沒有砂眼,沒有錯誤。”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認為,中國的工匠精神古已有之,但是到了技術發達的現在,全國招標也沒有廠家能複制600年前的這種造鐘工藝。

“我們今人不如古人嗎?不是的,當年這些工匠做這口鐘之前,一定做了幾百口鐘,一定是一個個地試驗合金比例、鑄造方法、溫度,它是一套積累下的經驗,沒有這個積累,就沒有奇跡發生,也就是說,工匠精神在於傳承。”在23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一場關於“工匠精神”的討論中,單霽翔解釋了自己對工匠精神的理解。

從去年開始,李克強總理的一句“我們的鋼鐵產能已經過剩,可為什麽卻生產不了圓珠筆的‘圓珠’?”,引發了各界,尤其是制造業對工匠精神這個時代課題的探討。

從1925年算起,單霽翔已經是故宮博物院的第六任院長,他也是第一個走完故宮9000多間房屋的人,他說,每天進入故宮,面對里面收藏的231類無數的藏品,“我們滿眼看到的是工匠精神”。

單霽翔

工匠精神關乎人生、傳承

枡野俊明是日本一家禪寺的住持,他另外還有個身份,是日本國寶級枯山水大師,同時還在美術大學教書。很多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的人才都在枡野俊明的禪寺里當設計師,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為什麽很多人在本科、碩士、博士畢業之後還要去禪寺當中繼續學習呢?大學里面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教育嗎?其實大學里面技術部分學得非常精湛了,但是技術部分、哲學部分,如何把它融入到產品生產當中,並和自己的人生結合起來,是個重大課題。”枡野俊明將工匠精神與人生哲學結合起來,認為工匠精神是和人生有著密切聯系的。

“在日本更喜歡強調一種師徒關系,只有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才能做得出來。這種制度在日本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往往需要長達十年以上的過程,才能真正學到一部分工匠精神,或者是做事的方式。”枡野俊明稱,在日本,學習十年以上的徒弟可以出師,出師之後五年內還會在老師手下工作。

“我們有超過50%的業務和60%的人員都是在德國之外,比如在整個大中華區有超過3500人,超過20家辦公點、工廠設施和測試設施,另外我們在全球70個國家都有分公司。”德國的萊茵TÜV集團目前已經是一家擁有上百年歷史的跨領域經營的技術服務供應商,集團CEO 邁克爾·福比(Michael Fubi)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安全和質量讓他們對自己的產品非常有信心。

“在德國的教育體制中,當然有一些低技能的員工,但也有很多人不上大學,而是通過三年的培訓,成為一個工匠或者學徒,他們接受的培訓中,60%時間在公司實習,40%時間是職業教育,學習過程中已經掌握一部分技能了。”福比認為,工匠精神關乎教育體制,技能培養正是德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令德國制造成為高品質工程的代表。

意大利電器制造商CANDY集團董事長富馬加利(Aldo Fumagalli)的叔叔是現代滾筒洗衣機的發明人,他同樣認為工匠精神與傳承有關,而且“工匠不是教出來的,而是通過不斷修煉提高的”。

“工匠精神要專註,不是1年或10年,最好堅持二十年,兩代人以上。這樣可以用一生的精力來不斷改善產品。”富馬加利稱,“作為一個工程師,我覺得工匠和生產是不一樣的,工匠強調的是質量……現在在許多的公司中有很多設計師,他們不是為了現在的產品,而是為了未來的產品工作的,他們希望不斷提高產品質量並給予顧客更好的體驗,他們代表著未來的工匠精神,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對中國的啟發

在蒙牛集團總裁盧敏放看來,對於乳企等快消行業來說,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種把品質作為核心的價值觀,並以創新為持續動力。

“從數量來說,任何一家中國企業都能很容易做到世界第一。但是要把量的概念轉成更高標準的質量,工作是很枯燥的。”盧敏放認為,“枯燥”是因為提升質量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他舉例,提高牛奶品質,首先要確保牧草是健康的,牛吃了牧草再擠奶,產出成品,整個產業鏈非常長,這恰恰是現在很多中國快速消費品企業很難做到的。

枡野俊明認為,自古以來,中國已經構建了很多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可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中國企業不斷走向世界,中國傳承千年的工匠精神,被大量低成本的產品取代。

枡野俊明

日本又是如何做的呢?

“即使是很多工匠要退休了,可這些人卻是感性的擁有者,這是數字難以轉化的,難以評價的。這是一個價值體系,這個價值必須要留住才行,比如說首先要延長他們的退休年齡。只要他們健康允許,只要他們自己願意,讓他們一直幹下去才行,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傳承。”說這些話的枡野俊明生於1953年,他這個年紀的工匠,在日本並不算老。

機器取代不了工匠

有一種認識是,在處處討論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的今天,工匠精神會遭到極大挑戰。不過,這種說法並不為潛心制造業和歷史傳承的工匠們所接受。

“機器人取代不了我們全部的工匠精神的這些內涵。因為首先機器人本身就是工匠精神造出來的。沒有工匠,就沒有機器人,沒有研發,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機器人。”單霽翔直接反駁了這種說法。

枡野俊明的邏輯鏈條上更多地把技術和思想聯系起來,他認為只有真正的工匠精神的東西,才能留存下來,與它相關的技術,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技術之上必須有思想,思想則是活法的反映。

“如何窮極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生活哲學和自己的做事方式和感性結合起來,非常重要。不管是今後人工智能怎麽發展,計算機怎麽發展,這個部分是永遠沒有東西可以替代得了的。”枡野俊明稱。

“‘工匠’一詞有手工制作的意思,雖然現在還有很多東西是手工制作的,但是未來不見得,可能是機器人來制造的。”福比稱:“但是,一些高精尖的儀器和設備,不可能由機器人來做,就需要高技能的工匠來做,這一點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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