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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難啃的夏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6

從臺北土城,經桃園,至大阪關西國際機場,1712公里的空中行程對於66歲的郭臺銘原本算不得什麽。走下私人飛機,長長的紅地毯,當地官員的殷勤笑臉,動輒十億美元計的投資承諾,這一切,鴻海精密的老板再熟悉不過。

然而,2016年2月4日,距中國傳統丙申猴年春節只剩四天,郭此次突然赴日之旅卻不同尋常。

全世界都在關註這宗交易。這一天,作為這個星球最大消費電子產品代工商,鴻海精密正式宣布動用7000億日元(約合62億美元)收購日本夏普公司接近66%的股權。一旦交易最終達成,這將是最大一宗外資收購日本大型消費電子集團的案例。

剛剛過去的2015年,鴻海精密營業額高達4.48萬億新臺幣,約合8800億元人民幣或1354億美元,海爾、美的、格力相加或者風頭正勁的華為也僅及其一半。

郭臺銘發表講話後,旋即疾步進入會議室,相伴左右的,是鴻海副總裁戴正吳以及三年前派駐夏普堺工廠母公司SIO的會長林忠正。後兩位,恰恰在鴻海並購夏普一案中扮演吃重角色。

郭臺銘再度亮相已是次日,身邊站著夏普集團現任社長高橋興三。兩人共執一份文件,那是9個小時馬拉松式拉鋸的成果,關於鴻海精密獲得談判優先權的說明。“雙方已取得90%共識,礙於法規上的細節,需要兩至三周流程,但2月29日前簽約不會有問題。”郭說。

“一分一毛都是鴻海自有資金,也不是政府的資金,盼能用鴻海的經驗,協助百年老店夏普重新創業。”郭說。

自2015年春天夏普公司再度陷入財務危機引發郭臺銘窺伺,長達近一年時間談判後,雙方竟然仍有10%的意見相左——這本身已說明問題。

別忘了,以2月5日當天市值計,鴻海方面是336.8億美元,雖說只是其所代工的蘋果公司市值的6.8%,相比三星也不過是後者的25.6%,可是卻足足較25.6億美元市值的夏普高出13.9倍。更何況在鴻海錄得歷史最佳業績的2015年,夏普方面繼2012、2013年之後不出意料再次報虧——其半年報虧損已在860億日元左右,全年赤字2000億日元更屬於大概率事件。

實力相差如此懸殊卻一直處於僵持狀態,以至令生怕翻盤的郭臺銘不得不反複“禦駕親征”,背後玄機何在?

就在握手照片曝光後數小時,夏普董事會發布官方意見,謂“優先談判權”只代表高橋興三個人意見。

事實上,早在2012年夏普公司首次陷入危機且試圖引援時,郭臺銘已充分領教夏普的反複無常。

當年3月,雙方已就郭氏每股550日元價格購入夏普9.9%股權達成協議。同時,介於鴻海自身對於夏普皇冠上的明珠,同時也是最大虧損來源的本州堺市10代線面板廠(SDP)器重有加,郭還願意以個人出資方式入股後者38.9%股權。甚至,雙方在談判中明確“排除三星入股”的特別條款。

不曾想,“一朝天子一任政策”的文化在夏普如此深入人心。隨著新任社長奧田隆司上臺,悉數推翻了前任所有承諾,甚至雙方談判細節也被作為“出賣公司利益”有力證據經特殊渠道透向媒體,這無疑讓郭臺銘光火之余頗為難堪。

屋漏偏逢連夜雨,夏普股價僅數月內下挫27%,一方面是鴻海要求重新考慮投資入股價的建議未受接納,一方面三星公司卻以是時低價位入股少量夏普堺工廠股權。自2001年晉升臺灣制造一哥,並隨同蘋果產品的代工躋身全球最大電子產品代工龍頭,鴻海失面子丟里子的事此為僅見。

終於,討厭的奧田離開了社長位置,但陰霾還在。即便在安倍晉三政府三箭連發強意人為推低日元匯率的刺激下,夏普公司仍無起色。2015年5月9日,其決定將原先1500億日元企業註冊資本金縮減為1億日元(約合510萬人民幣),憑著中小企業身份獲取特有的稅率優惠,而至9月28日,又決定將公司創始人早川德次於上世紀20年代購得土地上興建的兩棟總部大樓以總價188億日元(約合10億元人民幣)出售予兩家日資企業,只為將其中148億日元包裝為“特別收益”計入2015年財報。

仔賣爺田自然也會心疼,尤其續租總部大樓協議只簽至2018年3月,之後新東家將考慮拆除大樓改建為大型商場,但現在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夏普曾經被視作國寶級的日本家電企業,其研發了該國首臺黑白電視、首臺彩色電視,更成功從美國無線電公司率先引入液晶技術,從而在面板領域390億美元全球市場中對抗韓國、臺灣和新近崛起中國大陸業者,成為“日系”代表。

在公司成立113年、上市即將60年之際墜入絕境的夏普,手心還是扣著三張底牌,13人構成的公司董事會對於企業前途的構思亦不統一。

首先,身為原三和集團,現三菱東京UFJ金控財團成員,長期以來財團集合體文化仍然令其有所依仗。盡管不如身處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的松下、索尼以及位列瑞穗金控集團的日立等受到關照,但是危難時刻來自三菱與瑞穗系旗下主力銀行的3000億日元貸款無異於某種“傳統在延續”的昭告。

甚至,“不能輕易流失核心技術”的民粹口號,在贏得外界一定層面支持下,也是與外來者博弈的趁手武器。

同時,成立於2009年的日本產業革新機構INCJ同樣對夏普表示好感。這是一家頗為奇特的企業,日本政府出資920億日元,19家日系大企業出資100億日元,擔綱社長與首席運營官的兩位民間人士各出資500萬日元。既獲取官方支持,又通過民間運作提升效率。

當日資企業大批步入不景氣時代,INCJ的橫空出世有著別樣意義。事實上,在“加拉帕戈斯化”最嚴重的消費電子領域,INCJ已有過成功經驗。通過整合索尼、三菱電機和NEC的中小面板部門組成的瑞薩電子,日前市值已至1萬億日元,表現可圈可點。而對索尼、東芝等個人PC部門的操刀合並也頗有成效。

INCJ對夏普給出的折扣價是3000億日元,未來還會支持分拆面板工廠與瑞薩電子進一步合並。

有了INCJ的出價,郭臺銘時隔三年後的出價,果然高出整整10倍。

這個價格值不值?郭臺銘心知肚明。畢竟從4.5代一直至10代面板線,夏普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鏈,只要中國京東方位於合肥投資600億元人民幣的10.5代線還未落成,只要韓國三星與LG兩強在大型柔性面板上還不能構成規模效益,那麽老貴族的身價依然不墜。

郭臺銘的策略是在不斷拉高收購價格基礎上先行分化對方陣營,其中最重要的手筋,便是在支付夏普的4843億日元款項外,明確先賠付價值2000億日元由貸款轉換而來的銀行優先股,如此一舉獲得已進入公司董事會的銀行方面代表的歡心。

同時,郭氏作出四項承諾,即繼續使用夏普品牌,維持夏普公司的獨立性,不對夏普下達裁員計劃,不泄露面板屏幕核心技術。或許郭對高橋興三還給予了個人保證,後者不必因改換門庭鞠躬下臺,而這正是INCJ一直堅持的。關鍵問題是,夏普是否相信郭老板會一言九鼎,至少它自身在面對利益決策時同樣翻臉快過翻書。

2月5日這天,郭臺銘替夏普劃出了紅線——2月29日。10天之後,夏普公司派出龐大代表團來到臺北土城繼續完善並購細節。2月25日,鴻海提前4天宣布談判成功,有消息稱,這是郭氏首肯先行支付1000億日元保證金換來的勝利。

不過僅隔數小時,夏普就甩出一張3000億日元約合26億美元的債務清單,而郭氏此前對此毫不知情,基於這個“或有債務”的神奇降臨,雙方不得不宣布將收購談判最後期限延長一至兩周。

好事終究多磨,而現在雙方都沒有秘密可言。夏普深知鴻海求購心切,一部iPhone6 plus 213.5美元的物料成本中,顯示屏占據23%。蘋果代工為鴻海提供了一半營收,而夏普又恰是蘋果公司液晶顯示屏的最大供應商,上下遊互動強強聯手增加議價能力,能讓只在每部蘋果手機賺得可憐的4.5美金的鴻海受益匪淺。至於鴻海,也深曉對手幾乎不可能獨自走出虧損泥潭,尋找一位善待自己的婆家方是上上之策。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同時還得隨時看看中韓面板同業及其背後政府的態度和意誌,這是一次對心智、耐心的巨大考驗。

2016年2月29日,萊奧納多·迪卡普里奧等到了期盼22年之久的奧斯卡小金人,而郭臺銘則仍然未能如願。唯一的好消息是,INCJ當日已宣布退出針對夏普的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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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難啃的夏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6

從臺北土城,經桃園,至大阪關西國際機場,1712公里的空中行程對於66歲的郭臺銘原本算不得什麽。走下私人飛機,長長的紅地毯,當地官員的殷勤笑臉,動輒十億美元計的投資承諾,這一切,鴻海精密的老板再熟悉不過。

然而,2016年2月4日,距中國傳統丙申猴年春節只剩四天,郭此次突然赴日之旅卻不同尋常。

全世界都在關註這宗交易。這一天,作為這個星球最大消費電子產品代工商,鴻海精密正式宣布動用7000億日元(約合62億美元)收購日本夏普公司接近66%的股權。一旦交易最終達成,這將是最大一宗外資收購日本大型消費電子集團的案例。

剛剛過去的2015年,鴻海精密營業額高達4.48萬億新臺幣,約合8800億元人民幣或1354億美元,海爾、美的、格力相加或者風頭正勁的華為也僅及其一半。

郭臺銘發表講話後,旋即疾步進入會議室,相伴左右的,是鴻海副總裁戴正吳以及三年前派駐夏普堺工廠母公司SIO的會長林忠正。後兩位,恰恰在鴻海並購夏普一案中扮演吃重角色。

郭臺銘再度亮相已是次日,身邊站著夏普集團現任社長高橋興三。兩人共執一份文件,那是9個小時馬拉松式拉鋸的成果,關於鴻海精密獲得談判優先權的說明。“雙方已取得90%共識,礙於法規上的細節,需要兩至三周流程,但2月29日前簽約不會有問題。”郭說。

“一分一毛都是鴻海自有資金,也不是政府的資金,盼能用鴻海的經驗,協助百年老店夏普重新創業。”郭說。

自2015年春天夏普公司再度陷入財務危機引發郭臺銘窺伺,長達近一年時間談判後,雙方竟然仍有10%的意見相左——這本身已說明問題。

別忘了,以2月5日當天市值計,鴻海方面是336.8億美元,雖說只是其所代工的蘋果公司市值的6.8%,相比三星也不過是後者的25.6%,可是卻足足較25.6億美元市值的夏普高出13.9倍。更何況在鴻海錄得歷史最佳業績的2015年,夏普方面繼2012、2013年之後不出意料再次報虧——其半年報虧損已在860億日元左右,全年赤字2000億日元更屬於大概率事件。

實力相差如此懸殊卻一直處於僵持狀態,以至令生怕翻盤的郭臺銘不得不反複“禦駕親征”,背後玄機何在?

就在握手照片曝光後數小時,夏普董事會發布官方意見,謂“優先談判權”只代表高橋興三個人意見。

事實上,早在2012年夏普公司首次陷入危機且試圖引援時,郭臺銘已充分領教夏普的反複無常。

當年3月,雙方已就郭氏每股550日元價格購入夏普9.9%股權達成協議。同時,介於鴻海自身對於夏普皇冠上的明珠,同時也是最大虧損來源的本州堺市10代線面板廠(SDP)器重有加,郭還願意以個人出資方式入股後者38.9%股權。甚至,雙方在談判中明確“排除三星入股”的特別條款。

不曾想,“一朝天子一任政策”的文化在夏普如此深入人心。隨著新任社長奧田隆司上臺,悉數推翻了前任所有承諾,甚至雙方談判細節也被作為“出賣公司利益”有力證據經特殊渠道透向媒體,這無疑讓郭臺銘光火之余頗為難堪。

屋漏偏逢連夜雨,夏普股價僅數月內下挫27%,一方面是鴻海要求重新考慮投資入股價的建議未受接納,一方面三星公司卻以是時低價位入股少量夏普堺工廠股權。自2001年晉升臺灣制造一哥,並隨同蘋果產品的代工躋身全球最大電子產品代工龍頭,鴻海失面子丟里子的事此為僅見。

終於,討厭的奧田離開了社長位置,但陰霾還在。即便在安倍晉三政府三箭連發強意人為推低日元匯率的刺激下,夏普公司仍無起色。2015年5月9日,其決定將原先1500億日元企業註冊資本金縮減為1億日元(約合510萬人民幣),憑著中小企業身份獲取特有的稅率優惠,而至9月28日,又決定將公司創始人早川德次於上世紀20年代購得土地上興建的兩棟總部大樓以總價188億日元(約合10億元人民幣)出售予兩家日資企業,只為將其中148億日元包裝為“特別收益”計入2015年財報。

仔賣爺田自然也會心疼,尤其續租總部大樓協議只簽至2018年3月,之後新東家將考慮拆除大樓改建為大型商場,但現在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夏普曾經被視作國寶級的日本家電企業,其研發了該國首臺黑白電視、首臺彩色電視,更成功從美國無線電公司率先引入液晶技術,從而在面板領域390億美元全球市場中對抗韓國、臺灣和新近崛起中國大陸業者,成為“日系”代表。

在公司成立113年、上市即將60年之際墜入絕境的夏普,手心還是扣著三張底牌,13人構成的公司董事會對於企業前途的構思亦不統一。

首先,身為原三和集團,現三菱東京UFJ金控財團成員,長期以來財團集合體文化仍然令其有所依仗。盡管不如身處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的松下、索尼以及位列瑞穗金控集團的日立等受到關照,但是危難時刻來自三菱與瑞穗系旗下主力銀行的3000億日元貸款無異於某種“傳統在延續”的昭告。

甚至,“不能輕易流失核心技術”的民粹口號,在贏得外界一定層面支持下,也是與外來者博弈的趁手武器。

同時,成立於2009年的日本產業革新機構INCJ同樣對夏普表示好感。這是一家頗為奇特的企業,日本政府出資920億日元,19家日系大企業出資100億日元,擔綱社長與首席運營官的兩位民間人士各出資500萬日元。既獲取官方支持,又通過民間運作提升效率。

當日資企業大批步入不景氣時代,INCJ的橫空出世有著別樣意義。事實上,在“加拉帕戈斯化”最嚴重的消費電子領域,INCJ已有過成功經驗。通過整合索尼、三菱電機和NEC的中小面板部門組成的瑞薩電子,日前市值已至1萬億日元,表現可圈可點。而對索尼、東芝等個人PC部門的操刀合並也頗有成效。

INCJ對夏普給出的折扣價是3000億日元,未來還會支持分拆面板工廠與瑞薩電子進一步合並。

有了INCJ的出價,郭臺銘時隔三年後的出價,果然高出整整10倍。

這個價格值不值?郭臺銘心知肚明。畢竟從4.5代一直至10代面板線,夏普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鏈,只要中國京東方位於合肥投資600億元人民幣的10.5代線還未落成,只要韓國三星與LG兩強在大型柔性面板上還不能構成規模效益,那麽老貴族的身價依然不墜。

郭臺銘的策略是在不斷拉高收購價格基礎上先行分化對方陣營,其中最重要的手筋,便是在支付夏普的4843億日元款項外,明確先賠付價值2000億日元由貸款轉換而來的銀行優先股,如此一舉獲得已進入公司董事會的銀行方面代表的歡心。

同時,郭氏作出四項承諾,即繼續使用夏普品牌,維持夏普公司的獨立性,不對夏普下達裁員計劃,不泄露面板屏幕核心技術。或許郭對高橋興三還給予了個人保證,後者不必因改換門庭鞠躬下臺,而這正是INCJ一直堅持的。關鍵問題是,夏普是否相信郭老板會一言九鼎,至少它自身在面對利益決策時同樣翻臉快過翻書。

2月5日這天,郭臺銘替夏普劃出了紅線——2月29日。10天之後,夏普公司派出龐大代表團來到臺北土城繼續完善並購細節。2月25日,鴻海提前4天宣布談判成功,有消息稱,這是郭氏首肯先行支付1000億日元保證金換來的勝利。

不過僅隔數小時,夏普就甩出一張3000億日元約合26億美元的債務清單,而郭氏此前對此毫不知情,基於這個“或有債務”的神奇降臨,雙方不得不宣布將收購談判最後期限延長一至兩周。

好事終究多磨,而現在雙方都沒有秘密可言。夏普深知鴻海求購心切,一部iPhone6 plus 213.5美元的物料成本中,顯示屏占據23%。蘋果代工為鴻海提供了一半營收,而夏普又恰是蘋果公司液晶顯示屏的最大供應商,上下遊互動強強聯手增加議價能力,能讓只在每部蘋果手機賺得可憐的4.5美金的鴻海受益匪淺。至於鴻海,也深曉對手幾乎不可能獨自走出虧損泥潭,尋找一位善待自己的婆家方是上上之策。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同時還得隨時看看中韓面板同業及其背後政府的態度和意誌,這是一次對心智、耐心的巨大考驗。

2016年2月29日,萊奧納多·迪卡普里奧等到了期盼22年之久的奧斯卡小金人,而郭臺銘則仍然未能如願。唯一的好消息是,INCJ當日已宣布退出針對夏普的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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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大氣汙染治理還剩下最後幾塊難啃的骨頭

“在北方地區有四句順口溜:春天燒荒,夏天燒烤,秋天燒稭稈,冬天燒垃圾。”3日下午,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對記者表示,通過對近三年來全國發生重汙染的天數統計分析,45%左右發生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經過幾年的治理,北方地區實際上在治理大氣汙染、改善環境空氣質量、遏制重汙染天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劉炳江說。

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攝影/章軻

多項治理措施實證有效

每年冬季,北方地區均會出現多次重汙染天氣過程。但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也顯示,從變化趨勢來看,2013年至2015年,全國74個城市重汙染天數占全年的比例分別為8.67%、5.46%和3.91%;其中,北京市重汙染天數占全年比例分別為15.89%、12.88%和12.6%。總體上看,重汙染天數呈逐年減少態勢。

“從對PM2.5、PM10等指標的監測數據來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也呈現了逐年改善態勢。”劉炳江說。

數據顯示,2015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5年PM2.5平均濃度為67μg/m3,比2014年下降10.4%,比2013年下降24.5%%。全國338個城市PM10平均濃度為87微克/立方米,比2014年下降7.4%,比2013年下降9.3%。

今年1~10月,京津冀PM2.5平均濃度為59μg/m3,同比下降14.5%,其中,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為64μg/m3,同比2015年下降8.6%,同比2013年下降30.4%。全國338個城市PM2.5濃度平均為42μg/m3,同比下降12.5%,PM10濃度平均為77μg/m3,同比下降9.4%。

“這些數據說明,近年來,我國在治理大氣汙染、改善環境空氣質量、遏制重汙染天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劉炳江說。

那麽,這幾年大氣汙染治理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對於這個問題,劉炳江認為,北方地區特別是京津冀地區,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措施是有效的。目前,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新增產能新建項目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工作取得階段性進展,今年4500萬噸鋼鐵、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任務可望提前完成。京津冀等重點區域煤炭消費總量連年實現負增長。

“京津冀地區推進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改造,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並已在全國大規模開展。”劉炳江說,截至今年9月,全國完成煤電超低排放改造約2.9億千瓦,約占全國煤電裝機容量的32%,電廠煤耗已達世界先進水平。河北省率先完成全面改造任務。

機動車汙染防治措施也是有見效的。劉炳江介紹,近三年共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1480萬輛。按計劃全面供應了國四車用汽柴油,東部11省市等地率先供應國五車用汽柴油。2016年要求淘汰380萬輛黃標車和老舊車的任務,截至9月份已經完成了264.05萬輛,預計全年可以完成預定任務。

此外,通過發布稭稈焚燒情況預警,督促地方政府不斷強化稭稈禁燒工作,稭稈露天焚燒得到有效控制。2013至2015年,全國稭稈焚燒火點逐年下降,2015年(火點數4907)比2013年減少了2971個。根據最新監測結果,2016年夏季共監測到全國稭稈焚燒火點343個,比2015年同期減少639個,下降了65%。

劉炳江告訴記者,“這幾年,我國的空氣監測預警能力大幅提升,可以精準地預測重汙染天氣何時發生、強度有多大及影響區域,對每個地方PM2.5的成因分析也非常清楚。”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1436個點位全部具備實施新空氣質量標準PM2.5等六項指標監測能力。北京、天津、石家莊等22個城市開展了大氣顆粒物源解析研究,14個城市編制了大氣汙染物排放清單,為科學治汙提供了技術支撐。各省(區、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空氣質量預報預警系統全部建成,實現48小時空氣質量預報和其後3天的空氣質量分析。

最難幹的還有幾件事

“說實話,好幹的已經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劉炳江對記者說,“最難幹的有幾件事:散煤燃燒控制、機動車汙染控制以及面廣量大、遍布京津冀區鄉鎮的小產業集群問題。”

11月4日晨,重汙染天氣中的北京私家車大軍。攝影/章軻

散煤燃燒是當前我國大氣汙染治理的薄弱領域,已成為影響北方地區冬季大氣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

環保部門的調查顯示,北方地區農村居民戶均用煤量為1-4噸/年,初步估算,全國原煤散燒量近2億噸,其中京津冀地區占20%以上。這些散煤燃燒沒有任何環保措施,1噸散煤直接燃燒的大氣汙染物排放量是等量電煤的10倍以上。

劉炳江說,減量替代是解決散煤燃燒汙染的根本舉措,主要通過以氣代煤、以電代煤、集中供熱替代,以及使用地源熱泵、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替代散煤,這也是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由於散煤量大面廣,減量替代成本高、任務重,且農村地區能源基礎設施薄弱,綜合考慮當前經濟社會條件,對暫不具備清潔能源替代的地區,可采取優質煤替換、配套使用節能環保爐具等過渡性措施,通過使用優質型煤、民用焦炭等替代劣質散煤,減少汙染排放。

根據此前環保部與發展改革委、能源局等部門出臺《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強化措施(2016—2017年)》,到2017年10月底前,京津冀地區榮烏高速以北、京昆高速以東近1萬平方公里區域實現“無煤化”,共涉及4553個行政村、241萬戶居民,包括北京市主城區和南部四區平原地區,天津市武清區,保定市城區和北部9縣,廊坊市三河市、大廠縣、香河縣等。

劉炳江介紹,截至2016年9月底,北京市計劃2016年改造的463個村戶外工程全部開工,396個村已完成施工。天津市完成武清區散煤摸底工作,年底前將完成煤改電3.1萬戶。保定市已完成188個村、近10萬戶煤改氣、煤改電工作。廊坊市10月底前,將完成289個村、近11萬戶煤改氣。

本報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在優質煤替代劣質散煤方面,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京津冀地區散煤清潔化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清潔煤使用的量化任務要求。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均制定了民用煤質量標準,要求民用煤硫分不高於0.4%,並對不同煤種的揮發分、灰分限值作出規定。

與此同時,各級質檢、工商等定期對散煤銷售點進行抽檢,整治、規範各類煤炭經銷企業,打擊非法銷售劣質散煤。同時,三省(市)加大潔凈煤使用補貼力度,使潔凈煤在市場競爭中更有優勢,如北京市財政每噸補貼400-600元,天津市補貼500元,河北省補貼300-500元。

對於機動車汙染控制,劉炳江以北京為例介紹,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大、使用強度高,重型柴油車和車齡較長輕型汽車的汙染問題比較突出。環保部門將重點對運行里程大的出租車、使用年限長的輕型車、使用強度高的重型柴油車等加大汙染治理力度,嚴控異地車進京超標排放。本報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3日深夜,多路環保人員已在路上檢查車輛,嚴格限制超標排放車輛進京。

“目前還存在的問題是,有些地方啟動的重汙染天氣應對措施不實、不匹配,不科學精準。”劉炳江告訴記者,環保部正組織專家在幾個地方開展重汙染天氣應對措施的評估,結果也將向社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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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必然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過去一年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任務中存在的難題和困境,依然會成為2017年供給側改革的挑戰。多位專家表示,去產能應適度優化、更具彈性,並與技術升級和產業調整結合起來;去杠桿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降成本除了減稅、降費,還應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去產能之難

2016年全年鋼鐵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目標任務都已經提前完成。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超額完成全年目標,江西、陜西等去產能任務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之內完成了整個“十三五”鋼鐵去產能的目標任務。

行政手段去產能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目標完成的背後,鋼企煤企的債務問題仍在;規模較小、設備相對落後的民企鋼廠承擔了2016年去產能的大部分任務;防止去產能過程中的逆向淘汰值得關註;價格好轉、行業效益提升的背景之下,過剩產能是否存在著死灰複燃的可能性;大批人員如何安置,這些都是新的一年去產能工作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債到哪里銷。目前來看,去產能資金相對容易解決,去產能既有國家基金保障,也有央企自己的資金撬動。但是人員安置和債務問題依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2016年去產能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接下來進入攻堅期和收尾期會更加困難。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專家李全功表示,盡管2016年鋼鐵已提前完成4500萬噸去產能的任務,但只是從量上來說的,還有許多債務、冗員等問題並沒解決。其中鋼鐵國企的冗員大部分是以轉崗方式內部消化的,冗員的包袱還是在國企身上背著。大量去產能鋼企的債務還擱置著,而國企的債務規模過於龐大,頻頻出現的債務違約警示風險猶在。

據中國聯合鋼鐵網首席分析師胡艷平統計,2016年去掉的鋼鐵產能中,民企占據了73%的比重。胡艷平表示,目前噸材虧損超過50元的鋼廠清一色的是國企,相較之下,民營鋼廠盈利要好很多,前9月盈利超過4億元的民營鋼廠已達到32家。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也指出,在2016年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產能中,約97%的去產能任務是由民企完成,3%~5%由國企完成。

當民企的過剩產能已經去除殆盡,接下來國企去產能的硬骨頭將更加難啃。李錦表示,這一輪去產能,年初擔心的下崗潮並沒有出現,大部分去產能企業采用了轉崗、提前退休等多種方式來安置員工,這保障了去產能的平穩推進,但是卻給企業帶來更大的負擔。

浙江杭州鋼鐵集團公司(下稱“杭鋼”))半山鋼鐵基地只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成功解決了1.2萬人員的分流安置問題,被業內人士稱為“杭鋼奇跡”。杭鋼董事長陳月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杭鋼在關停半山鋼鐵基地之後,社會及企業內部謠言四起,職工心里的痛苦、焦慮、恐慌他感同身受,各個群體訴求多樣,微信群、QQ群異常活躍,群眾意見挑頭人物形成。

“關於分流安置職工的方案,杭鋼先後召開57次會議反複專題研究,聽取員工意見2000多人次,政策得到了大多數員工的認可。設定了自主創業、服務輸出等通道,打出了政策保證、領導示範、專業隊伍支撐、政警企聯動、問題化解、執紀問責、聯掛考核等組合拳。”陳月亮說。

去產能過程中,剛性的去產能政策與靈活的需求波動之間存在矛盾,部分行業的供給無法對需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導致了階段性、局域性的供給不足,進而導致價格和企業利潤大漲,從而降低了去產能的意願。

面對這種局面,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認為,2017年的去產能政策可以在保持現有基調不變的基礎上適當優化。供給側的去產能和需求側的穩增長需要有機結合,去產能要更具彈性,更多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產能政策可以更有機地和技術升級與產業布局調整結合起來。“2017年去產能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間來關註相關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相應地,可以通過引導技術進步、提升環保要求等方式推進行業的新陳代謝,在抑制產能過剩的同時實現行業的優化升級。”徐高表示。

去杠桿之憂

大約17年前的那場債轉股,是當時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對國企的轉變機制、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沒有實質性的促進,反而掩蓋了企業的部分內在問題。一些本應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這些企業今天不少淪為僵屍企業。

如今,債轉股卷土重來。2016年10月,隨著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下稱《意見》)的發布,中國新一輪債轉股大幕正式拉開,明確政府不兜底、不搞“拉郎配”,“僵屍企業”也不會有免費午餐。業內人士分析,如果沒有對上一輪債轉股的反思和總結,加上缺乏監督,那麽走彎路的概率就會提升。

攀鋼集團原副總經理周家琮認為,實行債轉股表面上看企業資產負債表好看了,銀行不良資產降低了,但其實只是不良資產的轉移和包裝,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可能掩蓋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危機,貽誤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和去杠桿的時機,繼續扭曲金融資產配置,誤導決策和改革。

他建議,下一步,解決這些企業的問題,應該把著眼點放在企業內部的改革和管理上。不應該企業造成巨額虧損無人負責、不了了之,通過債轉股讓國有銀行其實是全民買單。

李錦也認為,與上一輪債轉股政策性一刀切不同,這一次債轉股思路是市場化、一企一策、政府不兜底。債轉股畢竟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治標之舉,只對於部分有發展前景、易於盤活的企業適用,不能全都采用債轉股的方式降杠桿為企業脫困,把風險和包袱轉移到銀行機構身上,債轉股不應該大範圍推廣。

新一輪債轉股並非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唯一舉措。《意見》明確,通過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個途徑,平穩有序地降低企業杠桿率。

望正資本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撰文表示,“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我國的“去杠桿”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征,整體的杠桿率水平高其實並不意味著風險就會爆發。目前高杠桿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這部分杠桿率未來可能向政府部門或居民部門騰挪,但問題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簡單搬移杠桿。

劉陳傑認為,目前金融周期處於高漲階段,這一時期“去杠桿”,更加應該註意到信用風險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沖擊。從一些治標的政策措施看,比如“債轉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可能緩解暫時的債務壓力,但根本還在於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並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安信證券羅雲峰團隊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仍處於去杠桿之年,在此期間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一手抑泡沫,一手防風險”,資金脈沖式緊張或成常態,期限利差可能會一直保持平坦。信用風險方面,打破剛兌實現市場化重估的時點進一步臨近,明確提示信用風險暴露,信用利差走擴的概率大於縮窄。

2017年,央行貨幣政策基調提法雖然仍是“穩健”,但其內涵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去杠桿、擠泡沫、防風險將成為政策考量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徐高表示,2017年,去杠桿仍將是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中國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而對中國全社會總債務規模所對應的這一杠桿,需給其健康有序增長留出空間。

降成本之艱

近日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訪問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的視頻走紅,並持續刷屏。曹德旺在采訪中細數了中美制造業的成本差異,“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美國沒有增值稅,你賺到錢,繳納所得稅35%,再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這些5個百分點就是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曹德旺一席話,引發了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再次激辯。現在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對於稅負的感覺尤其強烈。勞工成本升高,稅收負擔過重,落後產能過剩,金融和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這些問題,都是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為什麽國家一直在減稅,企業卻覺得稅負升高了?

今年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分析,單就制造業稅負來說,中國跟美國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要高。主要是因為中美稅制不同,美國針對企業的稅收較少,主要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而我國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主要對企業征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並且就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明確要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稱,國家應加快清費立稅進程,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範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

劉尚希則對媒體表示,從長遠來看,減稅仍有必要。但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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