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波動)這跟英國的影響無關。匯率的上升或下降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很有用的機制。就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匯率下降能夠增加出口，所以其實匯率的波動有多種多樣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單方向的資本輸出的問題。”近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周皓表示，“Brexit並不是全球化、自由化的倒退。換個角度看，歐盟這個組織存在很多缺陷，所以離開歐盟未必就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政治同盟，肯定是會瓦解的。”
6月24日，英國脫歐公投，脫歐陣營以51.9%的得票率勝出。共同經歷了近半個世紀風風雨雨，英國由此踏上了“Brexit”之路，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退出歐盟的國家。
對於Brexit，國際投行和經濟學界認為，英國脫歐將導致一段時間的不確定性加劇，同時會嚴重影響全球投資者信心，增加金融市場波動，成為全球化不確定因素的肇始。
也有觀點認為，也許Brexit本來是國際關系中的正常事件，投資者局勢誤判後短期情緒不適產生投資痙攣。一旦痙攣過後，投資者回歸理性，市場就按照正常方向前進。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新常態下，英國的離開，對歐盟成員國乃至世界經濟究竟帶來什麽影響?近日，周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將英國與歐盟的淵源娓娓道來。周皓認為，Brexit對於世界的影響也並不大，但目前市場需要時間去調節這種變化。英國脫離歐盟體系說不定是一種新生，而歐盟有缺陷的機制確實需要調整和改善。
英國脫離歐盟體系是一種新生
第一財經日報：有觀點認為Brexit是一種倒退?你如何評價?
周皓：Brexit並不是全球化、自由化的倒退。換個角度看，歐盟這個組織存在很多缺陷，所以離開歐盟未必就意味著歷史的倒退。
既然英國有超過50%的人投贊成脫歐的票，那他們肯定是有過考量的。再看金融市場的反應，前兩天大跌，但是後三天，不僅恢複了原狀，甚至還超過了最近英美股市的最高點，那就說明市場和投資人預期這未必是一件壞事情。
日報：目前英鎊波動比較大，這對於英國來說影響是否消極?
周皓：短期內金融市場肯定是動蕩的，對於英國的經濟也有一些不利的影響，但這些都是短期內的影響。
以前，英國受限於歐盟的環境，英國離開歐盟之後要重新簽署協議，它要重新確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所以短期來看，金融市場會有些動蕩，英鎊會跌，股票也有些波動，利率也有可能跌，是個消極影響。但是從長期來講，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為英國已經把它的貿易重點更偏向中國、印度和美國等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
日報：Brexit會給英國帶來什麽新的改變?
周皓：英國一直是個非常開放的國家，和其他國家互相開放的程度一直比較好，重要的是調整與歐盟國家的關系。
所以對它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大家現在心理的反映，還有英國和對其他歐盟國家貿易上的問題，是否會遭到歐洲同伴的懲罰。除此之外，觸及“脫歐”條約，有兩年時間談判。英國以後將與不在歐盟的國家一樣，比如美國和歐盟的貿易就在WTO框架下進行，沒有什麽太大影響。所以，大家可能過分看重了這個問題。也許這並不是壞事，可能以後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會更加密切。
日報：是否會影響英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周皓：不會。因為儲備貨幣是有很多種的，很多國家的貨幣成為儲備貨幣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地位。成為儲備貨幣，並不是意味著它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不成為儲備貨幣也未必意味著它的貨幣沒有影響力。所以，儲備貨幣這個方面不會有什麽影響。
後“Brexit”時代，新的金融格局開始
日報：後“Brexit”時代可能是一個新的金融格局的開始?
周皓：對。但要強調的是“Brexit”對於歐洲其他國家或者全球的影響可能並沒有想象的大，影響較大的應該是歐盟國家。
歐盟的運作效率較差。在各個國家之上還有一層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共同體的一些組織，所有的政策要通過很多層的官僚系統。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英國是效率最高的，一個經濟效率很差的組織，一個政治結構或者政治目的和經濟效率有矛盾的國際組織是不可能長久的，這種低效率的歐盟組織很可能會遇到挑戰。
英國是第五大經濟體，短期內雖出現經濟衰退，但長期仍看好。比如說，英國可能需要和歐盟國家重新簽訂貿易協議，但是和其他國家不一定要簽訂，比如中國、印度和美國等。
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這個國家僅僅是條件的轉換就能讓它的經濟衰退。舉例說，如果英國經濟衰退5%，對於國際經濟也未必有那麽大的影響，很難說其會波及到美國、中國。
日報：歐元區現在最迫切、可調和的矛盾是什麽?
周皓：舉個例子，希臘債務危機在2010年之後到現在已經過去5、6年了，一直是經濟負增長。
有人就說，如果2010年、2012年希臘總理成功退出歐元區，也許它現在的經濟就複蘇了。因為退出之後它就可以制定獨立的貨幣政策，可以發行貨幣、刺激經濟，通貨膨脹可以讓財政政策來自動調理。
但由於它在歐元區，對歐元的估計過高，而且各種其他政策，包括勞工等方面都不能自己決定，它沒有辦法針對自己的宏觀經濟，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外匯政策等。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歐盟采取統一貨幣以後，一定要有一個財政的轉移支付機制，就是統一的財政，才能讓發展速度不同的國家得到協調。如果是要用統一的貨幣政策來應對，一定要讓發展好的國家來轉移支付幫助發展差的國家。就像中國一樣，發展好的省份多交稅，發展差的多拿補貼、補助，不然，這個國家就分崩離析了。歐盟如果想維持這個結構，一個改革的方向就是財政的轉移支付和統一的財政體制，否則是難以為繼的。
日報：你認為目前歐盟具備財政統一的條件嗎?
周皓：有可能不具備。因為各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只要是公投反對就不可能實施這個財政政策。每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可以遵照民意來講，都可以投票，所以這個制度的設計從最開始就是不合理的。
另一種方法就是重新調整歐盟和歐元區，不急於擴張，德國總理默克爾之前也有提出過這種設想。甚至有可能把一些特別差的南部國家或者特別好的北部國家分離出去，還是保持“法德核心”。意義在於，把最相似的經濟條件和其他政治各方面協調相似的國家保留在歐元區或者歐盟區。
如果它不急於僅僅是加快步伐，把它停留在貿易共同體，不要在政治上提出過多的激進方案，那麽貿易共同體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全球有各種各樣的貿易共同體，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貿易共同體一般是可以延續的。
人民幣匯率波動與Brexit無關
日報：最近國際匯率出現大的波動，上周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度下挫0.72%，這是否是Brexit帶來的影響?
周皓：
這跟英國的影響無關。因為英國脫歐，美聯儲降息的可能性更小，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講是個利好的事情。所以中國人民幣波動過大，一定是和美國的經濟變化有關，和國內經濟的關系更大。
日報：最近在一次針對英國脫歐全球貨幣波動的討論中，有官方人士稱“拯救世界還要靠人民幣”，這是否也體現出中國監管層的信心?
周皓：我認同這個觀點。實際上(人民幣匯率)還有下行的壓力，美國經濟增長在複蘇、我們的經濟還在減弱的情況下，這種短期調整還是有的。
匯率的上升或下降是調節宏觀經濟很有用的機制。就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匯率下降能夠增加出口，所以其實匯率的波動有多種多樣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單方向的資本輸出的問題。
日報：央行最近重申匯率中間價是“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形成機制，應該如何解讀?
周皓：央行最理想的收盤價就是第二天的開盤價，就純粹以市場來調節，但是在目前國內市場不允許的情況下，這種一步走向市場調節可能過於極端。那麽把頭一天的收市價作為第二天的指導價，不是直接拿過來用，而是在這之前做一些調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漸進改革的方式，或者是原來官方指導價和現在市場定價的一種綜合。
這只是現階段一種妥協的方式，在企業和居民都很適應這個浮動匯率的情況下，國際匯率變動的情況下，都知道這個風險怎樣規避，或者對沖這種風險的情況下，在有預先準備的情況下，則可能完全放開。
目前，在個人和企業還有很多不適應環境，還不會很好的規避風險、對沖匯率風險的情況下，這是個比較折中的辦法。
日報：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周皓：我覺得3、5年之內應該可以走完這個過程。目前企業和居民不具備管理外匯風險的條件，同時在經濟出現下行的時候，容易出現恐慌性的拋售人民幣或換美元的情況。其實，如果已經對沖了風險，在衍生品市場上進行了操作，就沒有必要倉促的拋售資產。
我覺得匯率的波動應該是既能反映經濟情況，又不會因為市場過度投機行為或避險而產生過大的波動。就是說，匯率額定波動既要符合經濟調整的需要，但在外匯對沖等管理體制不太完善的時候，又要避免這種過度的波動。因為過度的波動會對進出口企業的成本產生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