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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徐州民間金融機構突增。比銀行高出許多的利息裹挾了大部分普通人。然而2011年下半年七八個人跑路，丟下了數千名受害者，並引發全城民間擠兌潮，進而可能拖累這個市場上的好公司。

身邊的「放貸人」

一直以為，高利貸，只是自己和同事們採訪報導的一種經濟現象，和我總還是隔著些距離。卻不想，這次春節回家，發現在老家江蘇徐州這樣一個經濟並不發達、觀念保守傳統的中原城市，竟然也在2011年成了高利貸的「災區」之一。

臘月二十九，去初中同學家拜年。同學的媽媽徐阿姨知道我在媒體做經濟報導，急急地拉著我問：「你說，2012年國家的金融政策會寬鬆嗎？企業貸款會更容易些嗎？」我訝然。這是一個普通工薪家庭，徐阿姨夫婦皆已退休，怎麼會如此關心宏觀經濟，還問出這麼專業的問題。

「我媽拿了一堆錢出去放貸，有一家跑路了，還有一家現在到期了卻抽不出錢來，說是要等貸款批下來。我姨我叔還有我姥爺，都有放貸。」同學在上海工作，普通白領，也是過年回家，才知道全家都變成了放貸人，還出了問題。

想起來的路上，看到公交站牌、煙酒小賣店甚至電線杆子上面，到處都是大大小小、花錢的不花錢的投資抵押擔保公司的廣告，還覺得有些奇怪。原來一年沒回家，徐州竟然也全民放貸了？

「我同事的兒子、我們樓下的兒子，原來都沒有工作，現在都開投資公司了。才做了一年，就開起了小車。」徐阿姨開始詳細說起她們家這兩年的放貸之路。

最初接觸到高利貸，是兩年多前，徐阿姨的一個同事推薦的。12%的年息，也就是放1萬元，一年能拿到1200元。只比銀行略高一些，還是同事的親戚開的公司，倒也穩妥。做了一年，本息全收，相安無事。

待到2011年初，徐阿姨再琢磨這筆錢的投資去處時，徐州忽然間多了很多類似的公司。而且看一家，年息18%，再去一家，年息24%；準備下單的時候又聽說，年息40%、60%的大有所在。身邊親友參與放貸的也多了起來，都是你介紹我，我帶著你的。

徐阿姨幾經糾結，先選了一家在徐州有實體工廠的，年息24%，不高不低，投了5萬元。又繼續跟自己的姐妹們考察其它利息更高的公司。「反正退休了沒事做，我們整天看看這家的工廠，聽聽那家的講座。而且，放貸就跟有癮一樣，親戚朋友又都熱情高漲的，誰都覺得不會有事。」

擠兌潮

跑路那家的5萬元，就這麼在2011年6月份投了去。

老闆是個徐州籍的日本華僑，號稱投資了下屬縣級市邳州的一家熱電廠，跟徐州老鄉融資，有錢大家一起賺。60%的年化收益率，徐阿姨雖然覺得有些嚇人，但看了很多跟政府相關的宣傳資料，「政府總不會騙人吧。」

沒想到才收了三個月的利息後，9月份就開始欠息了，老闆跟放貸人們斡旋了兩個月後，消失了。到區公安局去報案，徐阿姨才發現，已經登記了七八家高利 貸老闆跑路，幾千號放貸人的信息。再細看那些登記信息，唬了一大跳，幾十萬上百萬的不算少數，「就算是公安局把跑路的抓回來，怎麼也會先還那些大頭的錢， 我們這5萬10萬的恐怕也指望不上」。

慌了神，徐阿姨決定，儘管看過實體工廠的那家應該不是騙子，但還是先抽出來落袋為安，反正12月底也到期了。

「抽錢的時候才知道，難啊。天天跟在他們屁股後面，還得小聲地到裡屋去談，怕影響了外面那些還在往裡放錢的人，他們不高興。」年前這幾天，同學家幾乎都在開家庭會議，討論怎麼把大家庭的錢，一筆筆地抽出來。

徐阿姨這一大家子，還有一堆錢放在了一家在徐州做了快十年的擔保公司裡。這家公司倒是只負責擔保中介，合同由借貸雙方直接簽署。但2011年下半年徐州近十家涉嫌高利貸的老闆跑路，也引發了這家公司的擠兌潮。

年前，這家公司連番邀請放貸客戶開會，徐阿姨去了兩次。「那老闆很難過地說，我們馬上都能開十週年慶功會了，什麼風浪都經過了，沒想到會碰到這次的擠兌潮。為了讓我們相信他們有實力，還獎勵了不搶著提錢的人。」

「我知道他們也有難處。那家有廠子的公司，一直跟我說能不能續2個月，3月份生產銷售能上來，貸款也有可能下來，到時候就能把本息都還給我們了。可 是你說，這貸款能下來麼？經濟形勢能好起來麼？他們的產品能賣出去麼？」徐阿姨怕報導出來會引發擠兌潮，一直也沒鬆口說那家廠子的具體信息，只是一直念叨 著經濟形勢金融政策。

在從農業加速向工業化躍進的過程中，一個中部小鎮人們出走和留守的故事。

打工候鳥留下來

這是一個因礦而建的小鎮，生於1985年。

從北京坐7點的早班機，差不多9點飛抵南昌，再花10塊錢坐一個小時的機場大巴到洪城客運站，買張17元的汽車票，差不多中午12點到達縣級市高安。再花5塊錢打個摩托車，十五分鐘到汽車站，然後花13元錢買張汽車票，下午2點，你可以到達這個叫做「建山」的小鎮了。

一個好消息是，聽說省裡考慮到方便高安輸出勞動力，不久將在高安建成一個火車站。

這個3萬人的小鎮有數千人在外打工。每年春節，打工隊伍像候鳥一樣在臘月下旬陸續回村，然後在正月初七前後集體離鄉，回到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無數個中國製造工廠裡。

但2012年春節，這數千農民工開始了不同的道路選擇。

一部分人選擇進入小鎮2011年的最大招商引資項目——陶瓷廠。這個工廠去年7月投產，已解決就業約1000人，人均工資2000元上下。

這部分80後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將跟他們的父輩們競爭飯碗。2011年這個陶瓷廠還沒有開張的時候，60後的中年男女們，就有不少放棄種田，選擇了去鄰鎮的陶瓷廠上班。一個月1800元左右，包吃住。

另外一些人選擇繼續外出打工。不過地點從珠三角變成了省城南昌的開發區。

謝金輝，30歲，12歲就開始外出打工，他去南昌尋生計的決定，帶動了一批在外打工近十年的農民工留在江西。跟他們一同遷移回江西的，還有珠三角和長三角以產業轉移名義搬遷進來的眾多中國製造生產線。

18年遠離農活，謝金輝被鎖定在了打工這條路徑上。但那些不願意跟80後們爭奪飯碗的60後農民工們，決定撿起他們的老飯碗——種田。

過去的一年，這個小鎮的很多村莊完成了「園田化」改造。原來田連阡陌的一塊塊小稻田，被幾條粗大田埂切割成大塊稻田。這讓水利灌溉系統趁機得以重新 歸置，水渠得以挖深挖寬。原來要三個小時灌溉，現在15分鐘完成。原來的土壤因為施肥太多而造成板結，現在則全部進行翻耕，此後的糧食產量有望提高。

很多人選擇留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鎮的巨大變化。

2007年，建山鎮鎮委書記簡愷剛上任時，鎮上的年財政收入只有800萬元，2011年超過了5000萬元。

農村信用合作社在消失多年之後，又重新回到了村民們走路五分鐘能到的集市。但不少村民則選擇把錢放到在集市上做日用百貨生意的一個老闆那裡，比銀行的利息高很多，而且隨取隨給。

為了讓留下來的人安心做點小買賣，鎮上出面解決了困擾鄉民多年的地方貿易保護問題。過去，建山鎮的人到附近的鄉鎮去做生意，經常遭到堵截。鎮上乾脆決定今年在「邊境」地區設立一個商貿廣場。

以前老百姓牽著牛到鎮上的街道上吃草，吃完了再牽到鎮政府吃。而如今，小鎮已經面貌一新，有了第一個「高檔」商品房住宅區。

傳統的鄉村文化開始得到恢復。新的建山寺廟也將建成。雖然很多村民很多年都沒有看到露天電影了，但像採茶戲、刺繡和剪紙等民間藝人重新「出山」，其中一個大隊還組織了農民春晚。

「鎮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始加大保護和重視。要不，後生們回來沒有歸屬感，沒有宗教感。」簡愷說。

小鎮醫療條件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在鎮上的衛生院看病，住院的話可以報銷百分之九十左右。社保上，一年交100元，最高500元，到了一定年齡後就可以領錢。

鎮上最好的醫院是一家叫做「山背醫院」的二級甲等醫院，還有一家衛生院。這是全鎮所有的醫療資源，但算得上是整個高安市醫療資源最發達的鄉鎮。

不一樣的童年

5歲的謝子能就出生在「山背」醫院。正月初七，是謝子能的父親謝耿峰的生日。生於1984年的謝耿峰，大學畢業5年了，戶口遷回了村裡。這一天，謝耿峰帶上自己在大學時候認識的妻子杜鵑，開赴福建。然後兩人再從福建分別兩地，開始又一年的週末夫妻生活。

妻子杜鵑跟往年一樣，流著淚躲開兒子的視線，快速鑽進班車。這個高中女教師不願意按照村裡的習俗給兒子按照輩分取名，而是悄悄拿著戶口本去給兒子登記了「謝子能」的名字。

出生後的謝子能，大部分時間都跟著爺爺奶奶在田間地頭長大。暑假的時候，他會被接到福建待一段時間。杜鵑會以一個嚴苛的教師角色給他一次短暫的學習 培訓。於是，謝子能現在經常是普通話和家鄉話夾雜著說。每次進城，謝子能的膽子會變小，說話聲音也變小。一回到鄉下，撒出去野幾天，聲音又逐漸變大。當 然，髒話和罵人的話也會重新多起來。

再過一年，謝子能就要上小學了。不過他只能在離家5分鐘的大隊小學讀到4年級。從5年級開始，他就要前往十公里遠的鎮中心小學上五年級和初中。這意味著他從10歲開始需要獨立住校生活。

作為政策的推行者，建山鎮黨委書記簡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不能讓孩子輸在人生起跑線，到鎮裡上五年級便於學好英語。很多老百姓一開始不理解，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以前鎮裡教育不行，這幾年鎮裡每年都是高安市中考第一名。」

有的村小學，只有二十多個孩子，但也得配備5-6個教師。本來就匱乏的教育資源被浪費掉了。按照簡愷的計劃，建山鎮下屬12個大隊裡的多個村小學， 需要進行合併。但合併村小學容易產生群眾矛盾。留哪個，不留哪個，是個大問題。被撤掉小學的大隊，意味著小孩將走很遠的路去別的大隊小學上課。在這個扁擔 型的小鎮裡，每個大隊之間都是近5公里的距離。大人們農活多，又沒有校車，小孩上學基本靠自己結伴步行。

更難的問題是，臨時代課老師剛轉編成公辦老師之後，就面臨年齡偏大即將退休的尷尬。教師的工資和人事不歸鎮上管，鎮上沒有權力將教師下放到鄉下去教書，也沒有錢聘請願意下鄉的教師。在鎮上，養一個老師一年要3萬元左右。

謝耿峰應該不用再為自己的兒子擔心。鎮委書記簡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鎮中和礦中已經完成了合併。而且新鎮中的教育資源投入在加大，造價上百萬元的一個學生食堂已經啟動開建。

讓大學生回鄉

在汶川當公務員的謝少飛比謝耿峰要早一天離家。他在汶川的一個少數民族鄉鎮裡當了計生辦負責人。

謝少飛的很多兒時玩伴都勸他考回建山當公務員。

吸納年輕大學生回鎮發展，也是簡愷正力推的事。2011年他引回來了一個大學生，23歲不到，在鎮下轄的一個大隊當幹部。

「我這幾年最大的體會是，選人用人的面還是相對來說窄了點。農村的黨員，年齡稍微老化了一點。我希望一些能人能回來。但很多農村的能人，特別是青年，外流和外出務工的比較多。這是我面臨的最大的困惑。」簡愷說。

謝少飛也希望能有機會回家發展，但作為外省公務員，跨省調回鎮裡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他所在的是少數民族鄉鎮，政策優惠多，村民管理相對容易，他擔心回到家鄉後工作壓力太大。

為了開新風氣以吸引人才回鎮，簡愷在全市率先做了不少鄉村民主治理的嘗試。

其中重要一條是在全鎮範圍內推動村支部公推直選，村委會自薦直選的嘗試。而且當場投票，當場選舉，當場公佈。

小鎮的巨大變化，是在財政上。過去，小鎮的財政收入主要靠煤礦。如今，煤礦開始萎縮。前幾年，煤礦跟周邊的煤礦合併了，總部遷走了。煤礦高管們的個人所得稅到外地繳納了，這讓鎮上一年損失了幾百萬元的個人所得稅。

要補這些財政窟窿，就只能是招商引資和土地財政兩條路。鎮上交的國稅，返還百分之二十五。地稅，返還情況不一樣，有的全部返還，比如賣地收入。

「我很討厭花錢買稅。」簡愷說，他是一個不敢賣地的書記。但他也坦承，目前鎮上的賣地收入跟投入到基礎設施的資金基本平衡。

遠去的殺豬聲，空了的村

隨著集鎮化的加速，很多村民搬遷到了集市。於是，養豬的人少了。

關於殺豬的記憶開始在謝子能這一輩消失。

謝耿峰小時候，基本上家家戶戶都養豬。經常很早就被殺豬聲吵醒。那時候，村民們養的豬，都是自己屠宰後拉到集市上去賣。後來屠宰和銷售豬肉這事就不能完全自主決定了，得接受政府的統一指導和監管。

於是很多人覺得肉價自己定不了，索性不養豬了。村裡外出打工的有增無減，剩下的老人和小孩為主，而養豬是個體力活，老人們於是也不養豬了。再加上精壯勞力外出打工，種糧人少了，可餵豬的糧食也少了，這又流失了一部分養豬戶。

村民大量搬入集市後，村子正在空心化。村裡的老屋主要變成了存放稻穀糧食的倉庫。每天，這些新搬入集市的村民們，都要走上幾里路回家牽著耕牛去喂水，然後再給耕牛放點幹草。隨著機械化的普及，耕牛也在逐步被「解放」。

一些有錢人則到縣城高安去買房子了。這個縣級市的房屋均價已經到了四千多元，是北京10年前的房價水平。

那些從村裡走出去的「能人們」，每年春節回家過年，都期待著下雪，而且最好是中到大雪。白雪，是這些「喝過墨水的人」最想給村子修飾的顏料。它能掩蓋隨處可見的牛糞、白酒瓶、泥巴、塑料袋，以及斷壁殘垣的祠堂，還有小時候差點淹死他們，而如今荒草瘋長的池塘。

2000年村裡的二輪承包完成，之後出生的新生兒都沒有土地。年輕的父輩們為了替孩子爭取土地承包權，發動了一場倒閣運動，終於如願以償。

臘月二十六，按理說來已是熱鬧的過年氛圍，但我的家鄉——華北平原上一個普通的村莊裡，村裡人卻放下活計忙活起「分地」的事，村裡的高音喇叭一直喊著：「2000年以後添過小孩的人家，到村委會來，商量一下把村東頭的地分了。」

村裡人形象的把「村東頭的地」稱為「小孩地」，意思是這塊地是留給新生兒的。這塊地原來一直對外承包，是面積有五十多畝的梨樹地。

本來，我們村在2000年調整過一次土地分配，每家每戶都領到了深紅色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按照國家法規，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這就意味著在30年之內，分田到戶的土地就不能再變更。但2000年之後趕上生育高峰，村裡平均每年都有十來個新生兒。

這次「分地」，每個新生兒到手的也不過三分地（十分為一畝），按照我們村種植蘋果和梨經驗來算，分到地的人家不過多了十幾棵梨樹，一年毛收入增加1000元左右。

在村委會集合之後，大家浩浩蕩蕩走到村東地頭，丈量土地、埋劃界的石灰粉、商量怎麼挖灌溉溝。放眼看過去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大家倒是情緒激動。分這三分地也來之不易，我們村還因此換了一位村支書。

原來的村支書已經在任上23年，一直有後起之秀想取而代之，但很多時候都是勢單力薄。這次新上任的村支書剛剛30歲出頭，一下就找準了村民的訴求。

原來在老支書的計劃下，這塊「小孩地」要繼續對外承包，新村支書乘機拉攏了一批年輕人，又是舉報老支書亂砍樹木，又是舉報村支書私吞養老補貼——都是確有其事，在鄉里鬧得沸沸揚揚，最終將老支書拉下馬。

土地永遠是村民關注的話題，劃好地塊、標完號，剩下的就是抓鬮，抓到幾號地就種那塊地，田有厚薄，果樹也有強弱，沒抓到好地塊的自然就嘟噥兩句。

但這次「分地」只涉及2000年之後的新生兒，至於這一時期嫁入我們村的媳婦就不在分地之列，因為她在原來的村裡還留有自己的責任田。在農忙時節， 經常能看到有些人急急忙忙出村，為了忙農活，他們不得不在兩個村之間奔波幾公里，我們村很多嫁出去的人也常因為這個原因「回娘家」。

要解決這個問題，得等到承包期到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赫然寫著：2030年。否則，只能通過承包或私下換地的方式解決。

而到那個時候，我也將失去我在村裡的兩畝土地。不僅僅是我，我們村在2000年至今的12年裡已有數十人遷出戶口或故去，這個數字還在每年遞增，但我們的土地理應就是那些留在村裡的新媳婦和新生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