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08 Apple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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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午飯,路過公司樓下一間有份參與銷售雷曼迷債的中資銀行,感覺怪異,想了一會才記起,最近這條街沉默了下來,是因為少了一班熱心的雷曼迷債苦主,在此表 演街頭藝術。如無意外,雷曼迷債事件應該可以隨着銀行的賠償方案,就此告一段落。富婆與瑞銀的官司雖然有趣,在目前的市場氣氛之下,讀者不是忙於炒股,便 是追睇「o靚模」,那有心情聽過氣新聞?絕大部份的投資者,都是善忘的。然而,要成為一位非典型的成功投資者,在激情過後,是時候痛定思痛,最近傳媒亦由 一面倒狂插銀行,轉為報道受害者的反思。這期壹仔便訪問了一位炒燶ELN的退休人士,蔡東豪先生亦引述理文造紙(2314)老闆,李文俊先生在金融海嘯的 心路歷程。前者是一位本來腳踏實地的退休影音店老闆,在虛榮心作祟下,由服務不周的星展轉投服侍周到的恒生私人銀行懷抱,結果如何不必細說,讀者應該大概 估到結局。 雷曼事件的反思 幸好,苦主在控訴銀行是吸血鬼之餘,亦知道「牛唔飲水唔㩒得牛頭低」的道理。後者的公司剛宣佈走出 谷底,李先生並未為今次大難不死而鬆懈。即使是吸收過相同的教訓,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應,可以是將過錯諉過於人,亦可以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最難 得是吸收過深刻教訓之後,以後做事加倍審慎之餘,仍有勇氣再次站起來接受挑戰。與其奢望銀行良心發現以客戶利益行先,不如自求多福以後帶眼識人。這個世界 沒有免費午餐。若服侍你的客戶主任對你態度太過殷勤,好應該提高警覺,想想手中那杯咖啡,隨時代價不菲。林少陽以立投資管理投資總監 | ||||||
《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表示,歐洲應該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僅靠貨幣政策無法阻止通縮。
據彭博,皮克迪周六在東京接受采訪時稱:“也許,日本的教訓之一就是僅僅印錢是不夠的。印錢可能會催生出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但不一定會推升CPI和經濟增長。”
最新數據顯示,歐元區1月CPI同比萎縮0.6%。1月下旬,歐洲央行主席德拉吉宣布實施每月600億,總規模約1.1萬億歐元的債券購買計劃。
皮克迪稱:“歐洲目前的經濟增長非常糟糕。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太多財政緊縮。我們太過於追求削減公共赤字,因此扼殺了增長。我們現在和日本有點像,都面臨通縮問題。”
自2013年4月推出QQE以來,日本對美元已經貶值了21%。去年10月,日本央行又出人意料地進一步擴大了QQE規模。
去年11月,華爾街見聞曾介紹過,高盛繪制了九張圖表,說明歐洲正在成為第二個日本。無論是真實GDP、核心通脹、失業率還是貨幣政策方面,歐洲都在重走日本的老路。
皮克迪在其暢銷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建議,應該向富人征收財產稅來防止全球貧富差距擴大。他周六提到,日本可以考慮對富人加稅。
不過,安倍在一月底向議會表示,皮克迪征收富人稅的建議難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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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經濟峰會上,在主題為“去產能和去杠桿:邁過結構調整之檻”分論壇上,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會長古賀信行結合日本去產能和去杠桿進行了經驗風險。
古賀信行表示,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日本經濟增長大幅下降,企業面臨極大的負擔,日本當時面臨著產能過剩、債務過剩和就業過剩三大問題,日本政府將原因歸結為經濟的周期性變化,推出了財政的刺激措施,在公共基礎設施開展了大規模建設,並對名存實亡的僵屍企業進行救助,造成日本企業在去產能和去杠桿方面停滯不前,讓僵屍企業繼續存在下去代價非常高昂,銀行不良貸款繼續增長,且一些健康企業與僵屍企業競爭,以至於生產效率被拖累。
古賀信行表示,直到2001年起日本政府正視僵屍企業,將前期的財政政策刺激改為結構性改革,對銀行不良債權進行處理,建立了產業再生機構,對有經營資源但負債累累的企業進行扶持,這些企業開始恢複盈利,業績逐漸好轉依,但這主要依賴於債權人對企業免除債務,削減企業人員來實現業績的好轉,但這種好轉不具有長遠解決的能力,企業為了長遠發展削減成本,日本價格戰越來越激烈,工資下降引發了通貨緊縮。
古賀信行表示,處置僵屍企業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產能過剩行業存在很多僵屍企業,一下子處置大規模的僵屍企業是不現實的,要對未來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逐步地分階段解決,處置僵屍企業勢必帶來金融問題,僅靠民間金融機構市場化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的公共資金,才能解決銀行的壞賬問題。
對於中國從日本經歷吸取經驗教訓,古賀信行表示,第一,過剩產能這些因素是由結構性問題造成,而不是經濟周期性造成,需要供給側改革采取措施;第二,市場資源隨著需求的變化迅速重新分配,要讓僵屍企業退出;第三,為了企業重生更為關鍵出路是加快自主研發,相信通過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在經歷了短期的調整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保持穩定的增長。
對於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古賀信行表示,在去產能過程中,不僅是企業需要走出去,政府在其中也要發揮非常好的基礎作用,為企業提供排頭兵和先遣隊的支持,協助加快企業產能實現海外轉移,政府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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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全球任何一家高速發展的科技企業而言,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優步中國的退出可以說給了所有覬覦中國市場野心的全球創業者一個“下馬威”:中國市場比你想象中難做很多!而對Airbnb這家年輕公司而言,在體量上 ,如今他們已經與目前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團萬豪-喜達屋不相上下,開拓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不言而喻。
第一財經CEO周健工就Airbnb的中國業務是否會接納中國投資者進行了提問,並得到了肯定的回複。在他看來,這種進入中國的方式或許與LinkedIn(領英)進入中國的方式類似:與當地的投資者合作中國業務,對接一些政府關系。從與中國本地的資本結合,再到與中國本地的市場和人才相結合。
3月22日,Airbnb公司聯合創始人兼CEO布萊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談到了針對中國市場的戰略計劃,在包括優步在內的共享經濟公司的過往經驗中,他們看到了這三個教訓:
一財CEO 周健工:您認為本地的合作夥伴如何幫助Airbnb開拓中國業務?
Airbnb CEO Brian Chesky: 我們有像Neil(沈南鵬)、田溯寧(Edward)這樣的企業家,他和政府關系非常密切,對政府很了解,對中國的其他事務也很了解。在中國,我們也有我們發現像紀源資本這樣重要的合作夥伴。他們可以幫助我們決策的時候更多地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考慮的與眾不同一些。
他們教會我們一些基本的社會規則。其中,有關中國我認識到這樣三條重要的教訓:
首先,是要學會謙虛,來中國做事不要傲慢自大。很多美國公司都認為他們會在中國取得成功,我認為他們並沒有很好地變現。
第二,就是要承認中國與眾不同。有很多公司可能會抱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在德國、法國、巴西、俄羅斯都取得了商業勝利,在中國我們只要複制我之前在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就行。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的效果不盡人意。所以我們決定更加地重視當地的實際情況。我們在這里已經啟動了一個本土化的運營團隊,這個團隊的規模將會是現在的三倍。
並且這個團隊的運行完全獨立於美國總部,所以他們擁有全球範圍內“網絡效應”的所有優點,我們給他們當地的決策權。我們也試著去保證他們的運行不完全受控於舊金山總部。中國與美國存在時差,時差因素很多時候影響了美國企業的在華發展。
最後,如果你想在中國成功,你必須有成功的理由,有足夠的優勢。Airbnb帶來的優勢是全球網絡。我們涉足191個國家。一個中國人如果想來一場全球旅行,並且住在當地人家,通過當“沙發客”來體會各地的風情,此時你就需要一個全球化的網絡。我們不認為他在中國時會用一款訂房軟件,出國後會使用另一款。就好像,只要你在巴黎想做“沙發客”,那麽你就會想起Airbnb,因為我們是目前為止全球規模最大的。所以我們認為全球化的網絡對於Airbnb來說是獨一無二重要的,因為我們是全球性的,我們在旅遊行業可以開拓雙邊網絡業務。我認為這使我們與大多數其他的美國互聯網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也讓本土化的其他企業無法與我們進行抗衡。
4月22日,中興通訊晚間公告稱,公司吸取過去在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的教訓,高度重視出口管制合規工作,把合規視為公司戰略的基石和經營的前提及底線。公司成立了總裁直接領導的合規管理委員會;組建了覆蓋全球的資深出口管制合規專家團隊;構建和優化中興通訊出口管制合規管理架構、制度和流程;引入和實施SAP貿易合規管控工具(GTS);配合獨立合規監察官開展的各項監管工作;並對出口管制合規工作進行持續投入。
中興通訊表示,公司已經且正在采取措施以遵守該拒絕令。本公司積極與相關方溝通以及尋求解決方案。
土耳其里拉從7月開始進入“暴跌”模式,拉開了土耳其金融危機的序幕。截至目前,土耳其危機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的危機,其傳染效應如何尚難估計。但土耳其危機的爆發,其背後存在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因素,梳理這些原因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秩序。
里拉危機的原因
引發這場危機的是一位名為安德魯·布倫森的美國牧師,2016年10月,土耳其以從事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為由逮捕了布倫森,並不允許保釋。土耳其稱,布倫森不僅與“居倫運動”、庫爾德工人黨等恐怖組織聯系,還參與了2016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試圖推翻埃爾多安政府。直到今年7月,布倫森才被改為軟禁在家。7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作出強硬表態,要求土耳其釋放布倫森,否則將對土耳其實施重大制裁,但土方對此表示不屑。這一事件迅速升級為一場外交風暴,並開始波及金融市場。
土耳其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從7月中旬4.5左右的水平,到8月中旬一度達到7.0的水平,此後稍有恢複,但快速的貨幣貶值已經意味著土耳其陷入嚴重的金融動蕩,即使危機可以很快得到平息,土耳其整體經濟和金融機構也需要數年的時間來逐步恢複。
事實上,土耳其經濟本身已經蘊含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因素。2012年年底,土耳其對美元的匯率還在1.8左右的水平,到2013年正式突破2.0關口,2015年年底接近3.0, 2017年年初接近4.0。從一個較長的時間來看,土耳其面臨著嚴峻的匯率貶值風險,而這樣的風險早就被外界關註,近期又被推上風口浪尖,這些風險是長期累積的必然結果。
從新興市場的經驗來看,經濟陷入危機往往存在幾個典型的指標:
首先是經常項目開始出現明顯的赤字。土耳其長期存在經常項目逆差。2011年其經常項目逆差達到了GDP的9%,此後雖然略有改善,但一直保持在GDP的4%~5%的水平,到了2018年該指標則再度出現惡化,第一季度底的經常項目逆差突破了GDP的6%,伴隨著土耳其里拉的貶值,經常項目的進一步惡化將難以避免。經常項目出現逆差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本國的大量債務需要外國投資者持有,而外國投資者願意進入一國的債務市場的先決條件是,資金能夠實現正常進出。這事實上變相打開了資本賬戶,也為下一步的危機埋下了種子。
經常項目赤字的來源是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在土耳其的案例中,私人和公共部門都保有較大規模的赤字。在2017年,為了推動經濟增長,土耳其加大了公開開支,並大規模推動PPP等項目,推動了當年的經濟增長,但經常項目赤字則出現大幅惡化,與2016年占GDP的3.8%的經常項目赤字相比,2017年的赤字激增至GDP的5.5%。與此同時,土耳其在2017年的經濟增速達到了7.4%,而2016年僅為3.2%。但不幸的是,關於經濟增長的歡呼聲還沒完全散去,一場金融危機已經悄然而至。
第二,與經常項目赤字同時上升的是通貨膨脹。從2011年以來,土耳其的通脹率居高不下,平均水平保持在8.0%左右。高通脹的一個直接後果是進口的大量增加,因為國內價格水平較高,進口商更有意願通過進口來滿足國內消費,而這又造成了貿易赤字的增加。貿易赤字不斷增加,又對土耳其里拉的匯率造成了壓力。
第三,連續的匯率貶值。土耳其央行並沒有采取過多的行動來保衛匯率,這多少也受到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影響,在他看來,高利率固然可以保衛匯率,但對窮人卻是一種“剝削”。在里拉不斷貶值的狀況下,土耳其央行在2014年曾經通過加息來保衛匯率,但從2015年至2017年,卻保持基準利率大致不變。這樣的一種舉動當然是希望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卻將匯率置於無保護的狀態之下,一旦匯率失控,即使土耳其央行采取快速加息,也無法抵禦市場信心的崩塌。目前土耳其的基準利率已經達到了17.75%,在這樣的利率水平下,經濟發展已經舉步維艱,這對於經濟基本面和匯率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打擊。
新興市場開始新一輪調整
在經濟肌體出現各種創傷後,一個重要的外部催化劑是美元中心制度的重新強化。在本輪危機後,美國經濟的複蘇領先於全球其他經濟體,這強化了美元的中心地位,而美國動輒使用“制裁”大棒,也導致了某一新興市場一旦被美國盯上,就很容易造成嚴重的踩踏效應。土耳其也是如此,本身就十分依賴外部的美元融資,而一旦本幣大幅貶值,那麽最終仍然需要美元來紓困。埃爾多安也在公開講話中呼籲國民將自己手中的美元和黃金換成里拉,而作為“果粉”,他呼籲國民不要使用iPhone,這些本身頗有些諷刺的現象,也從側面體現出美國和美元的強勢地位。
目前來看,土耳其危機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國內危機,其傳染效應仍然有限。但需要註意的是,如果美元繼續對新興市場貨幣升值,一些經濟基本面較差的國家,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其中俄羅斯、巴西以及南非已經受到了本輪土耳其危機的沖擊。從亞洲來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成為市場攻擊的目標,而這些經濟體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都是經常項目赤字較高或者海外投資者在國內債券市場的占比較高。國際投資者往往采取“順周期”的投資方式,換句話說,就是可以捧你上天,也可以推你下地。頻繁的資本流動也給經濟管理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而如果問題進一步蔓延,那麽新興市場中基本面較好的國家也難以避免相應的“傳染效應”,這種傳染性一般體現為匯率的大幅貶值、資本的大幅流出,抑或兩者疊加。由於資本的快速流動,金融市場很容易出現恐慌,因此很多國家雖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速,但卻往往無力抵擋“一波流”式的金融市場沖擊。這個時候往往需要受到沖擊的國家采取更加及時的預防性舉措,因為如果措施過晚,那麽任何舉措都有可能造成市場的反向解讀,從而造成更加難以管理的局面。
此外,從歷次新興市場的表現來看,我們往往會看到這樣的一種現象:在危機出現前,海外流入的資金出現快速上升,一旦進入危機模式,海外資金逐步撤出,而這樣的過程一般要持續2~3年。換句話說,整個危機有著相對清晰的傳導鏈條。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數據,進入新興市場的美元貸款增速在2017年再度創下數年來的高點,而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則出現了嚴重的退潮,這似乎也與歷次的新興市場大調整的時點相符,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借鑒,本輪新興市場的調整似乎才剛剛開始,未來的幾個季度內,可能會有更多的風險點暴露。
(作者系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