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吳敬璉的就業觀點 坐關

吳敬璉：中國股市沒規矩 謹慎對待牛市

本周A股周漲幅創四年新高，滬深兩市成交量創歷史新高。經濟學家吳敬璉對火熱的中國股市提出警告，稱中國股市“沒有規矩”，“有人可以看到別人（底）牌”，股市缺陷未得到根本改善，現在看牛市要判斷“制度基礎是不是穩當的、是不是牢固的”，需要“非常謹慎的對待”。

據搜狐財經報道，在2014年搜狐財經變革力峰會上，吳敬璉這樣解釋他在2001年提出的股市“賭場論”：

“我稍微做點更正，我當時不是說中國股市是個賭場，當時有一位教授說，你是主張市場經濟的，為什麽對於股市做了這麽低的評價呢，我說哪怕開賭場也是有規矩的，問題是我們這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有人可以看別人（底）牌的股市。”

談到最近三天股市的“狂飆突進”，吳敬璉說：

“從這個股市低迷狀態如果能夠持續穩定的進入一個能夠為投資者創造財富的一種狀態，當然是一個好事，但是必須註意的是，這樣一個牛市，它的制度基礎是不是穩當的、是不是牢固的，我認為我們股市的缺陷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需要非常謹慎的對待，而且應該把主要的註意力放到怎麽把這個股市正常的秩序建立起來。”

近日吳敬璉接受新京報采訪時還表示，牛市的制度基礎不存在，就很容易出現偏差，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據新京報報道，吳敬璉這樣認為：

“對股市來說，很大的問題就是審批制度，但審批制度最近幾個月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其實這些改革如果沒有能夠落實，牛市的制度基礎不存在，就很容易出現偏差，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出現違規問題。我們希望來個牛市，但還是要把主要註意力放在制度的完善上。”

與經濟學家不同，國內分析師較為樂觀，看好明年牛市。

昨日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最新評選出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的預測。其中宏觀經濟排名第一的海通證券姜超團隊認為，目前降息周期已開啟，企業部門仍在去杠桿，但政府和金融部門開始加杠桿，以對沖經濟下滑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市場逐漸成為貨幣創造的主力。在央行降息、量寬不斷的驅動下，股市債市將持續出現雙牛。

本周多家媒體傳出中國央行召開電話會議、明年1月存款保險制度出臺的消息。多位新京報采訪的分析師表示，作為利率市場化的重要一環，存款保險制度落地意味著利率市場化階段性政策落地。同時，銀行股作為估值窪地，有強烈的補漲要求。未來大盤要再創新高，銀行股仍會再續“牛”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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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現在的情況不太正常，我只能提醒大家謹慎

吳敬璉：消除體制性障礙是改革的關鍵

吳敬璉：消除體制性障礙是改革的關鍵

一財網 章軻 2015-10-25 11:43:00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10月25日表示，消除體制性障礙是改革的關鍵，而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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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新常態經濟下行是供給側發生了問題

吳敬璉：新常態經濟下行是供給側發生了問題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11-22 10:49:00

從需求側，也就是所謂的“三駕馬車”去解釋和預測將要發生的情況，認為增長或產出是由需求總量決定的，這種需求總量的變動往往是短期的。而從供給側，從增長的動力包括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和效率去分析，則可以看出一個長期的趨勢。

體制改革比增長更重要 ——吳敬璉、邱曉華談當前中國經濟轉型

（農健/圖）

邱曉華認為，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體系中依然存在著大量“體制性的結構問題”，如城鄉二元化差距拉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不均衡等問題，並非簡單地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吳敬璉認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此次改革的主題並非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是重新調整政府、社會與市場關系的“體制改革”。

2016年4月23日和25日，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後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創辦的“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對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與挑戰提出了各自的觀察與思考。

多年從事經濟統計分析的邱曉華從宏觀經濟數據角度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構分析，與註重轉型理論研究的吳敬璉教授對此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分析，共同為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場景”勾勒出了一個多維度的轉型分析框架，並提出了富有啟示性的趨勢分析與制度思考。

南方周末記者在綜合二位學者講座內容的基礎上，補充了部分背景資料，以便於讀者理解中國經濟轉型背後的邏輯。

上一輪繁榮

邱曉華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2010年間的三十余年，視為中國經濟的“上一輪發展”。並指出在上一輪發展階段中，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特征就是“快”。

“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里，世界經濟每走一步中國大概走兩步半。”邱曉華說，世界經濟平均每年3%-4%的增長，而中國的平均增速為10%左右。

在這一高速增長背景下，中國進出口貿易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發展到今天超過4萬億美元，平均增速16%，制造業則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長；貧困人口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億多人下降到六七千萬，居民存款則從1978年的210億元人民幣劇增至今天40萬億元的規模。

這一持續的高速增長首先來自內外部環境的穩定與改善：外部是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釋放與全球化進程加速；內部則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政策迅速釋放出長期被壓抑的人口、資源等經濟要素紅利，從而形成了一個內外部因素良性互動的經濟增長環境。

在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了大量政策設計的吳敬璉教授，則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分析上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邏輯。

吳教授坦言，2015年11月以來的熱門話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是一個困擾了中國經濟發展幾十年的“老問題”——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問題。這一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已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體系內。

1981年12月國務院首次提出“今後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十大方針所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而這一半蘇式、半現代經濟學的提法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變成了更加規範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其理論闡釋：從粗放的經濟增長轉向集約的經濟增長。

所謂粗放的經濟增長，是指僅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經濟增長；與此相對的，則是指在同等的資本和人力等資源投入外，依靠生產效率提高所形成的“集約型增長”。

吳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前“效率提高在我們的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是0”，基本上是完全靠資源投入所形成的經濟增長，一旦增長率過高（如大躍進）就會因發展不均衡而“出事”。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長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而沒有出大的問題”，關鍵就在於改革和開放這兩件事，大大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

吳敬璉教授認為，改革最重要的促進作用就是“打通城鄉”：將原本被政策分隔而陷於低效利用的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釋放到了初具市場化形態的城市之中，從而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而開放最大的作用，則是在自主創新體系尚未形成之前，通過引入國外設備、技術和管理能力，迅速實現了社會經濟形態向更高效率的工業化轉型。

但這一輪以工業化轉型為標誌的經濟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開始面臨著新的瓶頸：國內需求的飽和令“產能過剩”成為1998年經濟下滑的主因，並引發了其後的大規模銀行壞賬和金融體系危機。

研究資料顯示，1998年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基本停頓。但是到了2001年，中國工業就業率突然從20%上升到30%左右，重新開啟了工業化進程——而此時推動工業化進程的動力，已經從國內需求變成了“全球需求”。

2001年到2008年，中國出口翻了五番，而原本在1997年已經停止的工業化上升期，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又延續數年之久。

與“全球化需求”同時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動力的，則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為標誌，城市房地產的市場化改革在拉動了一條涉及六十余個產業的龐大產業鏈的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帶來了一筆巨大的可支配資源。

從這個意義而言，以2001加入世貿組織為標誌，中國經濟的“上一輪發展”可分為以工業化為標誌的“上半場”，和以城市化以及進出口增長為標誌的“下半場”。

經濟增長動力“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轉換，不僅帶來了中國經濟結構中新的矛盾與挑戰，而且引發了經濟學界一場延續至今的經濟增長模式之爭。

2016年4月25日，吳敬璉在深圳演講。（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在經歷了國內需求拉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與國際需求拉動的“再工業化”兩次加速之後，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不均衡狀態日趨明顯。

在邱曉華看來，這種不均衡首先體現在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步：中國工業化已走完了2/3的路程，而按戶籍人口統計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9%。

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城鄉差距的明顯擴大：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只相當於城市居民水平的1/3，如果加上醫療、教育和交通等各種隱性福利，則城鄉差距高達1∶5以上。這一懸殊的城鄉差距令近10億農民收入無法達到跟工業化進程相適應的消費能力，成為了“上半場”經濟發展中的首先陷入增長瓶頸的“需求側”因素。

與此同時，在以市場化改革為主導的城市化進程中，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產業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制度設計的缺陷，帶來了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用的“三高”現象，吸收了城市居民的相當一部分收入，甚至形成了城市里相對貧困人口的增加。

在消費力不足的背景下，大多停留在低端產品階段的工業生產體系又無法滿足消費升級後所形成的新增市場需求，導致在產能過剩的同時，又出現國內消費者到歐美和日韓購買各種高端產品的現象。

邱曉華認為，這種生產體系無法隨著收入水平提升而升級所形成的相對過剩現象，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經濟和企業經營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也是當下“供給側改革”突然成為熱門話題的原因之一。

在市場需求面臨“轉型升級”困擾的同時，中國產業經濟體系中的人力、環境和資源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邱曉華坦言，過去10%的GDP增長中，“帶血的GDP”“黑色的GDP”和低效甚至“無效的GDP”至少占到2%-3%。而在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理念下，這部分GDP“永遠回不來了”。

此外中國企業高達130%多的負債率、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都決定了過去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在上一輪發展中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中，繼消費乏力之後，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令出口這駕馬車從過去高達16%的平均增速，迅速下跌至2015年的負增長。

隨著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在2001年之後被“中國制造”徹底改變了競爭格局的國際市場體系，也開始了新一輪再平衡的努力。

邱曉華表示，新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不同國家有著很大的利益分歧和價值觀差異，“你緊縮他寬松，你要自由貿易他要保護”，帶來了國際金融、投資和貿易環境的混亂；同時全球化的趨勢放緩，以美國組建兩大自貿區體系為標誌的區域性趨勢在增強，以及包括印度等新的國際市場競爭者崛起，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挑戰——換句話說，過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正在轉變成新的約束與限制。

在內外部環境均發生了巨大改變的情況下，消費和出口兩駕先後失速，在2009年之後，幾乎全憑信貸寬松政策引發的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推動經濟增長。

然而這一投資拉動模式很快陷入了“投資回報遞減”的怪圈之中：2009年信貸寬松刺激經濟增速跳增4%以上，並且維持了兩年8%以上的增長；而此後的每一輪貨幣寬松效應僅能帶來1%-2%的增長，且維持時間持續降低，到2016年一季度“史上最強”的信貸寬松刺激下，增長率比去年一季度依然下降了0.1%。

在投資拉動刺激效應急劇衰減的同時，貨幣超發所帶來的泡沫效應卻日趨明顯：吳敬璉教授引述多方研究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總負債/GDP的杠桿率已很高，其中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杠桿率名列前兩位。

吳敬璉教授在此對大家耳熟能詳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在國民達到中等收入這個階段，某些社會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逐漸消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驅動力量，他就停在中等收入那里上不去了。”

而這個力量在吳敬璉教授看來，“就是創新，就是提高效率”。

2016年4月23日，邱曉華在深圳演講。（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體制障礙：從需求側到供給側

隨著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出口增長及城市化加速，吳教授觀察到國家“九五計劃”規定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卻在“十五計劃”期間出現了倒退：一方面大規模的代工出口模式，在迅速擴大制造業產能規模的同時，並未帶來整個市場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下的土地財政和鋼鐵、運輸等要素資源迅速向國企集中，形成了政府和國企在市場要素資源配置上的壟斷性控制能力。

在2005年“十五計劃”執行完畢時，圍繞“十一五計劃”的制定，展開了一場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大爭論。吳教授將自己的立場和思考寫進了2006年出版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但在此次演講時他表示“看起來（書中討論的）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的原因在於“體制性障礙”，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並在GDP導向的政績目標下，形成了直接介入市場資源配置的“生產型政府”形態。而“造城運動”及以重化工項目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恰恰是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拉動GDP，並顯示政府“經營業績”的政績工程。

吳教授坦言，這一資源投入式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一方面緣於“改革已到深水區”，讓控制著市場要素資源的政府“革自己的命”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前期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增加了社會改革的惰性。

與此同時，前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各種“要素紅利”迅速衰減：新增勞動力在2005年前後開始減速；由農村人口轉移所形成的城市化進程也接近末期；同時在技術和管理水平上，中國企業也從20年前的簡單跟隨和引進，進入了更加複雜的自主創新階段。

2005年之後白重恩和伍曉鷹等學者的研究顯示，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因為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因素的下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出現了大幅下降。

而這一“潛在增長率”的概念，正代表著研究者們觀察中國經濟增長（GDP總量）的角度，正從需求側轉向了供給側。

從需求側的角度而言，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而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同樣有“三駕馬車”，它們分別是新增勞動力、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不難得出簡明的結論：在新增勞動力已進入下降拐點，資本形成（投資回報率）接近負值之際，以“全要素生產率”指標為代表的效率提高，已經成為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引擎”。

也正是在這一認識下，2010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刻不容緩”的新口號。吳教授認為從“擴需求”到“提高供給效率”的思路變化，代表了政策決策層在“宏觀政策決策上的一個重大思想變化”。

這一已經提出了二三十年，卻依然未能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從某種意義而言依然面對著多年以來難以跨越的“體制性障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教授認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

結構性改革

何為“好的體制”？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兩句話：要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而這兩個“作用”的界定，則來自此輪改革邏輯的第二個關鍵：結構性改革。吳敬璉教授強調，他將“結構性改革”視為同一個概念，而不是分拆成“結構”與“改革”，正是因為此次改革的主題並非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是重新調整政府、社會與市場關系的“體制改革”。

正如邱曉華在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體系中依然存在著大量“體制性的結構問題”，如城鄉二元化差距拉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不均衡等問題，並非簡單地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他以房地產為例指出，住房作為一個特殊商品，本身既有市場化性質的消費品和投資品雙重屬性，同時還具有商品屬性之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性。

這些不同的屬性在上一輪住房市場化改革中並沒有得到清晰的認識，並形成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體系。其結果就是在政府發展經濟的不同需求下，在“緊縮投資”和“鼓勵消費”的兩極政策之間不斷搖擺，反而造成了投資者預期的不穩定和市場內更大的波動。

在吳敬璉教授看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存在的這一系列“體制性問題”，並非依靠某個“更聰明的政府”或者更有效的“政策調控”所能解決，而是需要對政府和市場的功能與邊界重新進行界定與調整。

市場的基本功能在於有效配置資源與形成激勵機制，而這一市場功能的有效運作則建立在政府和社會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礎系統”支撐之上，如完善的法制體系、良好的社會道德觀念等等。

吳敬璉教授表示，這一“結構性改革”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自2004年以來西方國家至少三次提出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他並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和《經濟學人》的文章表示，結構性改革就是“對於某些制度構架和政府的監管構架進行改革”，“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改變政府的行為方式”。

而在過去多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各級政府部門典型的行為方式之一便是認為國內的市場體系常常“低效”甚至“失靈”，從而令政府不得不頻頻出手“幫助市場配置資源”。

吳教授認為，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說明了，此輪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問題正是將長期以來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決定性作用”轉向“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部門需要重新定義自身的職能範疇，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提供包括法制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在內的“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幹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

吳教授在講座中明確提出，政府不應該繼續直接組織融資、操辦項目或制定技術路線等傳統的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控”；同時應該在建立良好的法制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基礎性教育科研體系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在新的結構變化過程中，一些原本被審批制度等行政化管理方式所限制的市場風險會暴露出來，如利率市場化改革觸發的金融市場動蕩等現象。

吳教授認為在防範系統性風險暴發的前提下，政府有時不得不在微觀領域介入，包括對凱恩斯主義式短期政策的使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傳統政府調控模式的回歸。

吳敬璉：“有保有控”的產業政策是無效甚至有害的

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11月4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表示，“有保有控”的產業政策，即由政府選擇產業，然後用整套的調控手段去扶持一些產業和抑制一些產業，是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中國的產業政策從日本引進

中國的產業政策是否有效，最近討論得很熱烈。不過，這個話題其實已經討論二十多年了，只是沒有深入。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產業政策問題在中國以及全世界都是一個新問題。日本較早執行產業政策，在二戰後初期以及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的這套產業政策帶來了很多積極的作用，日本的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石油危機以後，很多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產業政策非常關心，而且一部分人認為日本能夠高速發展，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該國的政府機構執行了非常成功的產業政策。

中國也關心這一問題，並引進了日本的產業政策。吳敬璉介紹，198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員寫了一個報告，建議中國采取日本的這套產業政策。這套產業政策的特點是協調地運用各種政策，包括價格政策、外匯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外貿政策等，綜合利用這一些調控手段，促進一部分產業的生產、投資、研發、企業組織，而對於另外一些產業類似的活動進行抑制。

從那個時候開始，引進產業政策不但是一個熱門討論的話題，而且是中央的宏觀經濟部門要加以落實的一個重要課題。

忽略了日本國內對產業政策的反思

不過，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國內就對該產業政策進行反思。特別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出版了一份他們的研究報告，並得出了重要的結論。

吳敬璉說，結論就像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所說的，在二十世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發展國家實施了旨在促進優質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或者旨在保護當地傳統產業免受發達國家競爭威脅的產業政策。然而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上述類型的產業政策已然聲名狼藉，其原因就在於這種產業政策阻礙了進程，允許政府可以隨意挑選贏家，甚至挑選輸家，從而加大了政府被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俘獲的風險。

他說，我們在接受日本經驗的時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論的高度，所以後來就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定的偏差。以至到了20世紀末期，中國政府在運用產業政策上加大了力度。

“到了21世紀初期，在經濟過熱和過剩產能的情況下，又用行政的辦法去矯正這個結構的扭曲，於是逐漸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壓，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一套做法，用各種行政手段和調控手段去調整產業結構，甚至定期頒布產業目錄，把產業分成是扶持的還是要壓抑的。”

他補充道：“由政府選擇產業，然後用整套的調控手段去扶持一些產業，抑制一些產業，即所謂的‘有保有控’。這一套產業政策是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現在人們討論的已經是另外一類的產業政策--‘設計得當的產業政策’，但到底是根據一些什麽原則就能夠設計得當呢?有很多具體的問題，也發表了很多文獻，但是我們的討論都沒有涉及到，這是很不利的。”

吳敬璉：實行日本式的產業政策違反公平競爭原則

“中國實行的是日本式的產業政策，即在扶植一部分產業的同時，抑制另一部分產業，這是抑制競爭，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對於競爭政策的重要性，高層已有所共識，但政府幹部的思想意識仍不深，這一現象值得重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2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暨新“巴山輪”會議·2016上做出上述表態的。

通過視頻演講的方式，吳敬璉向與會者傳達了上述信息。他同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加強競爭是重要的改革。會議期間還有多位專家談到堅持改革的重要性。

有助於強化競爭的產業政策才是需要的

在“市場公平競爭與反壟斷”分論壇上，吳敬璉在視頻中闡述了市場的兩個重要功能：有效把稀缺資源配置到最正確的地方，即有效配置資源;形成一種在經濟活動中共存的激勵機制，對委托人、代理人的激勵方向一樣。

“這兩個功能都要通過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來實現。沒有競爭，市場就不可能發揮這兩個功能。但是競爭在原有的體制下受到壓抑，所以要用競爭政策來保證競爭的加強，保證市場發揮功能，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吳敬璉表示。

吳敬璉認為，我國進幾十年來碰到的很多棘手的問題，都要靠市場機制和競爭來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加強競爭是重要的改革。但他同時指出，加強競爭不容易做到。“中國的改革還在進行，加強競爭涉及很多理論問題、政策問題、法律問題、執法問題需要解決。”他強調。

“反壟斷執法比較分散，有三個機構(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執法，還有一個反壟斷委員會。今年7月1日起就開始執行國務院的公平競爭審查意見了，但應由誰來審查?深改小組在討論的時候提出自我審查與外部審查相結合，特別要加強社會的審查，但怎麽進行仍沒有具體的安排。”吳敬璉說。

強化競爭怎樣運用到供給側改革中?吳敬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可以用強化競爭和行政手段兩種方法，行政手段就是貫徹所謂的產業目錄。產業政策是需要的，但是要有助於強化競爭、有助於提升市場的有效性的產業政策。

“從政府方面、黨政領導機關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方向是清楚的。在價格改革文件提出以後，今年六月又發布了‘公平競爭審查’的意見，說明我們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在執行改革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吳敬璉表示。

改革的核心是堅持市場化

論壇中的另一位演講嘉賓——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同樣認為，改革的核心是堅持市場化。

“改革的遠期目標應是按目標導向的原則，在市場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加快建立更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彭森表示。

他認為，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要避免行政化、部門化、碎片化的傾向，堅持依靠市場、靠創新、靠競爭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基礎性關鍵性的重大市場化改革不能放松，如國有企業、財稅金融、價格體制、土地制度、社會保障、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改革必須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加快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認真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破除一切行政壟斷，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創新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演講的最後，彭森總結道，改革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必須解放思想，勇於探索，開拓創新。新時期的改革還要堅持依法治國，使各項改革都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

吳敬璉：當前最主要的是落實改革和提高效率

14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2017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表示，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落實十八大以來關於經濟改革、法治建設等改革的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他同時強調，要提高效率，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改革措施真正落實到位。

吳敬璉表示，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在供給側，供給的增加是由供給的三個主要動力推動的，即勞動力的投入、資本的投入(投資)和效率的提高。現在的問題是動力削減了。比如，人口紅利減少、投資效率降低等。經濟學家一般把這個叫做潛在增加率下降，而潛在增長率下降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決，所以要尋找和提升新動能。

吳敬璉表示，發揮新動能的作用，就是要發揮市場的原力。要把市場體系建立起來，它才能發揮原力。而要建立這個市場體系，就是要落實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

對於收入問題，吳敬璉表示，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根本還是要提高效率。收入水平提高的來源在於創造更多財富，否則若只是硬性規定要提高工資但效率沒有真正提高，那麽企業就難以承受。

“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是要推進我們體制的完善，只有推進體制的完善才能提高我們整個經濟的效率，只有提高了效率，才能維持有效率的增長，才能談得上企業的繁榮，勞動者收入提高。”吳敬璉說。

吳敬璉被評為網易2016年度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在獲獎致辭中，吳敬璉談到了經濟學家的作用。

他認為，目前面臨著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國內和國際環境，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經濟學家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作用，可是作用有限，因為有一些基本問題並不明確，解決方案也是“五彩繽紛”。經濟學家能做的事情就是解決這些具體問題背後的基本問題，在基本問題上提出有根據的意見，然後再跟政府、企業家、普通勞動者、普通市民的合作中把事業推向前進。

“如果經濟學家能夠對國家的繁榮和發展、對人們的幸福做出貢獻的話，我們只能跟諸位合作，盡我們的努力，使得我們的解決方案有紮實的、科學的基礎”，吳敬璉說。

吳敬璉談“三去一降一補”：結構性改革不夠快不夠實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於2月15日在北京舉行。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發言稱，去年我們在“三去一降一補”實現這個目標上，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是在“三去一降一補”的另外兩個任務上，看起來成效不那麽顯著。

吳敬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見的主要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使得市場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的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吳敬璉發言

吳敬璉指出，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行政機關並沒有確定什麽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

以下為吳敬璉演講實錄：

吳敬璉：第一點意見，回顧一下我們去年的工作。我們在去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這里我插一句，對於三去一降一補，有人把它說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另外一種說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較同意第二種說法的。

從它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去年我們在三去一降一補實現這個目標上，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從三去一降一補的另外兩個任務上，看起來成效不那麽顯著，甚至有的情況比如去杠桿，這一項任務完不好，不但沒有去，而且杠桿率有所提高。這樣就使得像最近一次政協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這個系統性的風險在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強，或者用經濟工作會議公報說的話，叫做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第二點意見，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見的主要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我這里講的結構性改革，我以前也說過多次，不是講的結構調整，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管框架結構的改革。因為結構性改革推進的不夠快和不夠實，就使得市場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的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第三點意見，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行政機關並沒有確定什麽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標要求“去”和“補”，他總有辦法繞過這個行政命令。比如最近發表的關於鋼鐵業去年實際業績的報告就告訴我們，去鋼鐵產能，不但產能沒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們大概從2億噸產能的時候就開始提去剩余產能，到現在11億噸，越去越多。另外產量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五年實現壓縮粗鋼產能1.5億噸，16年壓縮指標4500萬噸，但實際上鋼鐵產能是增加了，粗鋼產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鋼產量增加了1.2%。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壓縮產能和降低產量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優勝劣汰。要按照指標來壓縮，它往往變成壓縮的是有更高效率麽的企業，而低效的企業並沒有壓縮，這種情況用行政指標是難以解決的。

第四點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在於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所以我贊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作出的論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在2016年年初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五中全會決定的研討班上，習總書記也是這樣來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的，他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就是改革，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四中全會所要求的體制，用這樣一個體制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這樣就是一個有效率的調整。

最後一點，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發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有關“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齊備了，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比較婉轉的說，還不夠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使得這些決定、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實，這就能夠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

比如說去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改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個文件，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實際，能夠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許多問題。

比如說它提出了一個要平等保護，要改變過去那種分等級保護的狀況，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就要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開展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專項清理。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加大對非公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這就涉及到立法部門的工作了。

另外一個涉及到司法部門的工作，堅持有錯必究，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並賠償當事人的損失。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些企業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說外匯資本流失等等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還有一個就是嚴格遵循法無溯及既往，罪行法定，在新舊法中，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另外還要求，這跟我們宣傳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可能有關，跟我們的傳媒有關，大力宣傳黨和國家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使平等保護、全面保護、依法保護觀念深入人心，營造公平公正、透明穩定的法治環境。這樣一個文件在執行上我們應該要花更大的力氣，使它真正的落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