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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的榨菜指數：榨菜銷售份額變化反映人口流動 止損永遠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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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規模龐大的農民工大軍正在從珠三角、長三角撤離。

負責起草《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城鎮化規劃」）的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官員從涪陵榨菜[0.64% 資金 研報]的銷量中發現了這一跡象。他們依據「榨菜指標」，將全國分為人口流入區和人口流出區兩部分，針對兩個區的不同人口結構，在政策制定上將會有所不同。

據悉，即將出台的「城鎮化規劃」將對農民工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約束性指標：外來務工人員在一個城市連續工作6個月以上，那麼該城市的就業、醫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務必須全面覆蓋。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尚沒有嗅出越來越濃重的榨菜氣息，但這一切或將隨著「城鎮化規劃」的出台而改變。

榨菜指標

榨菜，屬於低質易耗品，收入增長對於榨菜的消費幾乎沒有影響。一般情況下，城市常住人口對於方便麵和榨菜等方便食品的消費量，基本上是恆定的。銷量的變化，主要由流動人口造成。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官員發現，涪陵榨菜在華南地區銷售份額由2007年的49%、2008年的48%、2009　年的47.58%、2010　年的38.50%下滑到2011　年的29.99%，從佔半壁江山滑落到30%以下。這個數據表明，華南地區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

經濟觀察報在分析涪陵榨菜集團最近幾年年報時發現，除華南銷售大區和出口外，其他市場漲幅均超過25%，其中華北銷售大區、華中銷售大區和西北銷售大區銷增長率均超過50%。粗略估算，2009年至2012年間，涪陵榨菜在華中地區銷售份額上升了近八個百分點，從僅有的2.60%提高到10.57%，中原地區從8.02%提高到10.10%，西北地區從9.38%提高到11.91%。

7月29日，國家發改委官員對經濟觀察報說，涪陵榨菜這幾年在全國各地區銷售份額變化，能夠反映人口流動趨勢。

涪陵榨菜集團廣州辦事處的主任鄭先生也證實了這一現象，回流人口對於華南大區的銷售影響很大。他說，八年來，廣東地區市場份額明顯在下降。從增速上來講，2011年當年華中、中原、西北地區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45%-57%不等，而華南地區僅有1.28%的增長。

如果廣東省珠三角的政府官員看到這一「榨菜指標」，他們大概會鬆一口氣，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安置外來人口的壓力將會大大減小。而中西部地區的官員則會感到些許壓力，因為他們需要面對數千萬回流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就業、治安、公共服務等各種問題。

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發佈的《2012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也與「榨菜指標」吻合。該報告稱，2012年全國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數量增長較快，回流趨勢明顯。步入中年、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差是大部分回流農民工群體的突出特點。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回流的農民工意味著從就業到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財政支出。與此同時，財政收支政策、社會管理制度、地區間政策協調等方面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這將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並非能一蹴而就。

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預計，2013年河南省將有50萬農民工回流，減去還要繼續外出務工的人員，大概有20-30萬的淨回流。2011年，河南省農民工省內就業人數首次超過了省外就業人數。2012年，作為西部地區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也出現了農民工省內就業人數超過省外就業人數的現象。

「對於這四成在城裡生活的40多歲的農民工，他們大部分人的想法是能夠返回家鄉，或者在農村附近的一個縣城裡居住，而不是向我們想像的那樣，留在大城市裡。」針對該部分回流農民工特點，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官員稱，「這對於我們後面的轉型來說可能會更加艱苦，不可能一蹴而就。國家要花更大力氣，想各種辦法，解決他們就業的問題，在適應產業轉移的同時，給他們落戶城市創造條件。」

地方聲音

43歲的龐守青是河南省千千萬萬外出務工者中的一員，他說自己回家創業後就再也不想外出打工了。早年他先是在廣州、東莞打工，後來在2008年的返鄉大潮中，經朋友介紹去了平頂山市一家煤礦。2011年，他決定回到縣城開一家早餐店。

龐守青說，在南方打工收入高消費也高，一年到頭能帶回家的錢很少，在煤礦打工，掙錢多、勞動強度大，但不能照顧好孩子。現在在家起早貪黑的，錢掙得不多，但是照顧老人方便，孩子的學習也能督促一下。

針對像龐守青這樣的從東部流向中西部的農民工，國家統計局分析指出，相比較而言，他們在東部地區務工生活開支較大、收入結餘少，因此在中西部就業機會增加的情況下，他們更傾向選擇就近就業，這也是當前農民工流動格局變化的主因。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在去年8月完成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研究》認為，就業、住房和教育三大問題是促使農民工從一線城市流回中小城鎮的主要原因。回流現象對北京、上海、廣東等流出地影響大，而對四川、河南等流入地來講，這將帶來技術和資金等便利，這些地區也不存在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障礙，因此對流入地是機遇也是動力。

記者從國家發改委瞭解到，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便是此次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任務。回流人群數量龐大、特點明顯，這給新型城鎮化提出了很大要求。

國家發改委的官員說，「這樣對於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你未來幾年要有幾千萬的人口要回來了，就業、保障房、醫保、子女教育等問題隨之而來。這就要提前開始謀劃這個事情。」

早在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制定了廣東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與實施路徑。其中提出，到2020年，廣東省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將覆蓋到農民和外來人口，基本公共服務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廣東省財政廳據此測算，要實現這一目標，2009-2020年，全省共需投入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資金預計為24812億元，年均增長15.4%，平均每年增長292億元。

作為勞務輸入第一大省，廣東省承接了全國總量三分之一的跨省遷移流動人口。廣東現在有兩千多萬人都被納入廣東的財政支出範圍，廣東省在享受外來人口創造的GDP成果的同時，也為隨之而來的財政支出、公共服務、治安管理等問題叫苦不迭。

廣東省有關部門在2009年全國發展改革系統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交流材料中稱，考慮到外來農民工作為生產要素按市場規律配置及在全國範圍的流動性，建議上述基本公共服務項目的經費由中央政府全額統籌。

針對廣東省的建議，河南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則有不同的看法，「廣東應該是最沒有壓力的省份，因為相對於外來務工人員給廣東省貢獻的GDP而言，廣東省的負擔微乎其微。」而河南等勞務輸出大省，在回流潮面前才是壓力山大。

「這部分勞動力把青春交給打工的城市，老來還鄉，還需要勞務輸出地來負擔養老費用。」呂志華覺得這看起來不夠公平，河南不能成為「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冤大頭。

國家發改委上述官員說，根據「榨菜指標」區分的人口流入區和人口流出區兩部分，比如在人口流入區，四川、河南、江西、安徽等地，在隨後的政策制定時需要著重考慮。

但在國家沒有出台強制性政策之前，地方尚未對農民工就地安置要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做佈局。

河南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認為，一方面是因為這部分回流人口從總體上來說不算多，另一方面國家沒有硬性規定，沒有相關的頂層設計和規劃。他說，國家應該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將農民工納入城市福利體系之中，並加大扶持力度。

溫州東莞蘇州人口流入迅速下降 哪些城市勢頭仍然很猛

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他們渴望融入大城市，這就形成了盆地聚集效應，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要素資源向大城市聚集。

核心一二線城市近年來的人口變化如何?目前哪些城市的人口流入勢頭更旺?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4個重點城市(部分重點城市因數據未公布沒有納入統計)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對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研究發現，近五年(2010~2015)，絕大多數重點城市的人口流入勢頭明顯放緩，重點城市之間的分化也十分明顯。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近五年時間里，原本人口增速靠前的蘇州、佛山、東莞等地均已位列末尾，鄭州、武漢、長沙、重慶等中西部城市躍居前列。

北上廣深人口流入放緩

我國重點城市近五年的人口流入量較新世紀後的第一個十年(2000~2010年，下稱“前十年”)已明顯減緩。

前十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近五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廣州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二線城市的情況也類似。例如廈門近五年人口年均流入為6.6萬人，不到前十年的一半。杭州近五年年均流入6.3萬人，大概為前十年的三分之一;西安近五年平均每年增加4.6萬人，而前十年平均每年增加10.56萬人。

至於蘇州、東莞、佛山、無錫、寧波等傳統外貿出口城市人口流入放緩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例如蘇州近五年年均僅增加3萬人，而前十年平均每年增加35.4萬人;無錫近五年年均增加2.8萬人，而前十年的這一數字為11.9萬人;東莞近五年年均僅增加了0.68萬人，而前十年平均高達17.74萬人;溫州近五年總人口更是下降了0.5萬。

這些重點城市都對周圍有較大輻射力，一直是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力量，為何如今的人口流入速度都在放緩?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主要與人口出生的變化有關。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口大幅下降，所以近年來勞動適齡人口也明顯少了。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或15歲以上不滿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減少了345萬人。自此之後我國勞動人口絕對數連年下降。

對於不少沿海城市來說，2008年之後，由於外貿出口受阻，加上土地等各種成本的提高，不少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速多年領先東部沿海地區，不少農民工也選擇了就近就業，到東部沿海城市的外來人口增速也出現了下降。

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2015年，在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7745萬人，比上年減少122萬人，下降1.5%，而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比例明顯提高。

這些城市勢頭仍猛

盡管重點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在減緩，但就具體城市來看，仍有部分城市近五年的人口流入不僅沒有減緩，甚至比前十年還快。

天津的勢頭最猛，近五年天津人口年均增量達到了49.53萬，比前十年多了20萬左右。主要原因是天津從2006年開始成了又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下，天津的經濟2007年開始馬力全開，高速增長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產業工人進入。2010年起，天津取代內蒙古，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在2014年以後，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

重慶的變化也頗為引人關註。近五年重慶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4.39萬人，而前十年間年均減少20.58萬人。這里面的原因在於，一方面，重慶作為一個身處西部的直轄市，總人口達到了3000多萬，面積達8.24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其中主城區只有1000萬左右，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下轄區縣，區縣的人口除了流向主城區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沿海發達省份。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沿海產業加速西進，一大批電子信息巨頭落戶重慶，進一步助推了重慶的經濟。2014年開始，重慶取代天津，GDP增速領跑全國。至今年上半年，重慶已是連續十個季度經濟增速領跑全國。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原先定居沿海城市的人也選擇去重慶工作了。

除了天津和重慶這兩大直轄市，石家莊和福州這兩個省會近五年年均增量也超過了前十年的年均增量。這兩個城市前十年發展速度不是很快，人口的流入總量也不算大，但近年來經濟增長不斷加快，人口流入也逆勢走高。

此外，武漢、鄭州和長沙這三個中部省會，雖然近五年人口增量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基本維持在前十年的水平，其原因則與重慶類似。

中西部城市“超車”

如果從近五年的增量來看，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天津，5年共增加了246.77萬人，緊隨其後的是重慶和北京，這兩個城市的增量都超過了200萬。上海和深圳的增量排在四、五位，兩座城市增量都在100萬以上。值得註意的是，第六和第七是來自中部的鄭州和武漢，增量分別達到了94.25萬和84.23萬。廣州總的增量在四大一線城市中最少，5年共增加80.03萬人，排在武漢之後，位列第八。

增量倒數五位的城市分別是溫州、東莞、無錫、蘇州和沈陽，以外貿明星城市為主。在2008年之後，隨著外貿出口受阻，以及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制造業很不景氣，再加上新一代的勞動者對勞動環境的要求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制造業也在大力推進“機器換人”計劃，綜合各種因素，外貿明星城市對外來人口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從近五年的增幅來看，天津以19.15%的增幅高居榜首，鄭州和北京的增幅也都超過了10%，深圳和廈門這兩個計劃單列市位列第四和第五，武漢和重慶的增幅位列第六和第七，廣州再度位列第八，長沙和石家莊也進入前十。這其中，鄭州、武漢、重慶、長沙均來自中西部。

在榜尾方面，溫州、東莞、蘇州和無錫近5年的人口增幅位列倒數四位。

前十年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分別是廈門、蘇州、深圳、北京、上海、佛山、鄭州、天津、廣州和東莞。除了鄭州，其余城市全部來自東部沿海地區。而近五年時間里，原本人口增速靠前的蘇州、佛山、東莞等地已位列倒數的位置，鄭州、武漢、長沙、重慶等中西部城市則躍居前列。

不過，有七個城市在前十年及近五年這兩個階段的人口增幅都比較靠前，分別是廈門、深圳、北京、上海、天津、鄭州和廣州。換言之，這些城市的各種資源比較豐富，使其對外來人口的高吸引力得以持續。當然，這些城市自然也就成了目前我國房地產投資的熱門城市。

那麽2000~2015年的15年里，哪些城市的總體增幅更大?這其中，廈門以88.29%的增幅高居第一。廈門的人口增長最快，倒不是其實體經濟發展有多好，主要是因為作為計劃單列市的廈門，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教育等公共資源都是福建省最好的，因此也吸引了周邊地區如泉州、龍巖等地大量人口進入，包括不少北方人也選擇到廈門買房養老，因此廈門的房價這幾年也是飛漲。此外，該市原本的人口總量也較小。

廈門之後，蘇州、深圳和北京也都超過了50%。第五到第十名分別是上海、佛山、鄭州、天津、廣州、東莞。蘇州、佛山和東莞的快速增長期是2000~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迅速放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