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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心非零成本

貶值救出口是損人利己

專訪瑞銀集團董事長Axel Weber：2017年最大的風險敞口是政治

隨著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前景改善，美國經濟重獲一定的增長勢頭，1月16日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維持對2016和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3.1%和3.4%的預測不變，上調美國2017年增速預期至2.3%，大幅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速預期至6.5%。

瑞銀集團董事長Axel Weber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2017年的全球增長有很大可能令人驚喜，也許實現五年來的首次加速。“我們有可能看到在強勢美國經濟的帶動下的較強的經濟增長，同時，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可能延續，並為金融市場的回報率提供一些基礎。我對今年的經濟增長比較樂觀。”

政治成最大的風險敞口

Weber認為，當下的主要風險在於政治因素。舉例來說，英國退歐談判的進程將直接影響英國何去何從，特朗普上臺後的新政落地情況，以及未來新政中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間的融合等，都將對主要經濟體以及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因素。他認為未來將會有相對收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以維護和增進複蘇， 也將加入更多的結構性改革等政策工具來增強信心。Weber表示，接下來歐洲將面臨荷蘭、德國、法國等諸多主要國家大選，將會給歐洲經濟體帶來許多政治方面的變革和不確定性。同時，世界上很多結構性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比如過多的債務。

這些高債務問題持續成為許多成熟市場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值得註意的是，在美國以外許多國家也並沒有強調財政政策和結構政策改革之間的平衡，而是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存依賴性，日本和歐洲諸多國家便是例子。在Weber看來，這些看似有利的政策條件已經或多或少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帶來問題。

“鑒於這一前景，今年將有機會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但同時充滿波動。金融市場將存在巨大波動性，全球經濟也仍面臨一些不利因素。如果政策走向不同於市場的預期，波動性將會更大。”Weber補充道，“由政治引起的波動已經成為目前發達經濟體所面臨的一個新現象。”

過去提及經濟動蕩時，往往指向的是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出現高波動性的一個原因是政治風險，這也往往被解釋為一種“新興市場現象”。反觀2016年“騰飛”的黑天鵝們，如英國退歐、特朗普當選等都是政治事件而不是經濟事件。政治風險似乎已經成為成熟經濟體的核心風險，其不可小覷的影響力亦滲透著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特朗普將於1月20日宣誓就職，政策前景尚不明朗。

當政治因素出現不確定性時，金融市場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新定價。值得註意的是，部分風險可以從過往的歷史數據中找到相對應的結果，或者參考相關結果發生的概率，而在一些政治風險上則很難形成事件概率的評估。

實際上，很多經濟學家都同意未來相對良性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預期，Weber則認為當下的新常態是更劇烈的市場波動和更多的不確定性。

IMF指出，預測取決於一系列重要假設：目前經濟狀況嚴峻的經濟體的形勢將逐漸正常化，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增速普遍回升，盡管水平不及以往。中國經濟逐漸放緩和進行再平衡，實現接近6% 的中期增長率(仍高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強勁。

貨幣政策不是唯一

人們逐漸意識到，由於石油價格的複蘇有可能接近目標區間，甚至略高於預計，美國開始出現加息壓力。市場預計利率會更為溫和的增長。當觀察美聯儲行長和美聯儲委員會主席指出的點位與市場的預期的差別時，不難發現美聯儲有被動加息的需求。

對於加息的步伐，Weber預計，今年美聯儲將繼續加息，並將在2017和2018年間采取緩慢收緊的貨幣政策。“我們現在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年末上調利率50至75個基點，截至2018年底再度上調50至75個基點。”

Weber給出以上兩大數據區間，意味著美國利率在未來兩年將上調超過2%，未來不僅是短期利率上行，長期利率也將一路走高。

人民幣在歷經長時間的升值期後，自2015以來走向發生變化，Weber預計人民幣對美元在2017年將繼續面臨貶值壓力。同時，Weber表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也將持續，但短時間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壓力依舊存在。

最新的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2017年6月加息的概率已高達71%，如果後期的美國經濟數據繼續表現良好，美聯儲加息的步伐恐將更快。因此，美元後期繼續走強的可能性較大。

Weber表示，2017年中國將保持有序的資本流動，中國當局將采用混合貨幣政策，但2017年和2018年都不會調息，而是通過有效資本管制以提供一個有序開放的人民幣資本賬戶。

作為成為國際貨幣籃子特別提款權(SDR)會員前承諾IMF的先決條件，中國已承諾開放交易資本賬戶。但開放將在一定的受控方式下，在有序的過渡中進行，而不是一蹴而就。Weber認為中國這一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會取得成功。

日本央行理事雨宮正佳本月11日發表講話稱，日本央行的政策旨在整體上控制長期和短期的利率水平，這種做法是全球前所未有的。日本的經驗顯示，負利率結合量化質化寬松措施，可對長期利率造成強勁的下降壓力。日本介紹了三項政策，即擴張性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

“當貨幣政策為經濟做了所有的調整，需要轉向一個更加平衡的政策組合時，我們最終陷入了“邊界解”(Corner solution)。我的預期是在接下來的2-3年間美國政府會將財政改革和結構性政策提上議程。同時，我們也將看到其他國家跟進財政和結構政策，並通過基礎設施政策恢複增長動量。”Weber強調，貨幣政策和多種政策搭配，才是正確的選擇。

金融危機何時饒過歐洲？

時光荏苒，2008年金融危機恍若還在眼前，多米諾骨牌式的坍塌化成一枚震動國際市場的重磅炸彈。金融市場經歷惡戰，硝煙亦久久不散，如何判斷是否真正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成為課題。

對此Weber表示，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走出金融危機模式，美國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的GDP水平已經遠高於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股市甚至達到新的歷史高點，大多數金融市場都已經把金融危機拋在了後面。記者問及是否例外時Weber稱，歐洲是特殊的經濟體，也是唯一的例外，但是除了歐洲以外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都已經複蘇。

以意大利為例，據公開數據顯示，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經濟體量還持平於2000年水平。2005年至2015年，意大利GDP平均每年萎縮0.5個百分點，而1995年至2015年，意大利經濟表現甚至比希臘還要差。

雖然歐洲有一些從危機中得到恢複的跡象，鑒於英國退歐談判還在進行，德國、法國、荷蘭等國傳統政黨的大選都將繼續增加政治風險和不確定性，歐洲經濟“鹹魚翻身”或成為難題。

“歐洲正在經歷一個重啟增長的過程，同時部分國家將在春季舉行選舉，當中已出現了反歐情緒。我認為會大概率取得成功的反歐洲政黨將包括荷蘭和法國，這將是決定性的時刻。”Weber告訴記者。

Weber進一步解釋稱，荷蘭或法國從歐盟和歐元區退出是小概率事件，對此他並不擔心，因為歐盟和歐洲一體化進程始終是一個政治議程，從來不是一個經濟議程或金融議程。其認為非常強大的政治力量將能保持各國行動的一致性，同時也保持歐元的使用性。所以，雖然今年歐洲繼續出現頭條新聞將聚焦在政治的不確定性和金融市場的波動性，這些政治上的大部分不確定性到今年年底將得到解決。

從全球經濟層面出發，歐洲的不確定性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傳導拖累歐洲經濟增長，因此Weber認為，今年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將是美國和亞洲。Weber也坦言，正因亞洲和美國未來受到關註的預期增加，投資者也有可能忽略了歐洲的一些投資機會。

寬松的貨幣政策是解決金融危機相關問題時率先的補救措施，卻並沒有幫助經濟重新獲得增長抑或解決結構性問題。作為前德國央行行長，Weber認為一些經濟挑戰還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我認為央行沒有太大的能力在金融危機後十年的經濟複蘇提供更多動力。雖然，央行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包括在危機發生時即時應對，幫助經濟在危機之後接下來的幾年穩定下來，並逐漸複蘇。但是，金融危機已發生了十年，當下需要的是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和結構性改革。”Weber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Weber進一步表示，許多國家存在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情況，財政政策和結構政策的貢獻明顯不足。在危機解決和危機預防中，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因此當下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財政政策，伴隨實施少量貨幣政策，並與結構性政策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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