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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外資金童光環之後的真實人生 王安亞：創業需要歸零再出發的瘋狂

食鹽專營：難以卸下的護身符 十年六改未果

2001年起的十年間，國家曾制定過六次鹽改方案，均因利益等問題擱淺。

行業專家預測，鹽改後通過市場化競爭，食鹽價格會下降。

一個前鹽務職員的反戈

鹽務局的人來了，帶著二十多個裝卸工人來了，開著卡車來了，封了前鹽務職員公司的鹽。

很快，費克宇因涉嫌非法經營被警察帶走——他將腸衣鹽賣給江蘇宿遷一家腸衣廠，當地鹽務局認為腸衣鹽是食鹽，屬於其專營範圍，費是在販賣“私鹽”。

這次出事之前，費克宇曾於2009年任宿遷市宿豫區鹽政處糾察隊長。因為鹽，這不是他第一次被警察帶走。

從鹽政處下海後，費克宇開了一家鹽貿公司。2012年，鄰近宿遷市的徐州睢寧縣鹽務局查處一起利用工業鹽冒充食鹽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工業鹽來自宿遷市蘇鹽商貿有限公司，費因是公司老板被抓。

那次費在看守所被查出高血壓，取保候審，一年之後不了了之。2012年底，費的公司更名為宿遷市鼎盛鹽業公司。未料兩年後，2014年6月27日，被抓的情節再度上演。宿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宿遷鹽務）沒收了嘉輝腸衣公司“非法”從鼎盛鹽業公司購買的38.65噸腸衣鹽。

費克宇事後稱，他與宿遷鹽務就腸衣鹽是否屬於食鹽專營範圍有極大爭議。國務院頒布的《食鹽專營辦法》中並未規定腸衣鹽屬於食鹽，經營食鹽批發業務必須擁有食鹽批發許可證，用鹽企業應當從當地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購進食鹽。事實上，真正擁有食鹽批發許可證的是與鹽務局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地方鹽業公司。

“專營企業實質上就是壟斷。”宿遷鹽務綜合管理部主任趙忠給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鹽務局認為腸衣鹽是食鹽的兩份依據，一份是發改委2003年公布的《食鹽價格管理辦法》，該辦法將食鹽與腸衣鹽的定價權一並交給省級價格主管部門。

有業內人士透露，價格主管部門實際上會根據當地鹽務局的意見確定食鹽價格，而把腸衣鹽寫進《食鹽價格管理辦法》沒有上位法依據，這是中鹽公司“捎帶進去”的。

另一紙文件則是江蘇省鹽務局2014年7月18日下達的，其中指出腸衣鹽管理依據食鹽管理辦法執行，但該文件晚於費克宇的鹽被查收。

宿遷鹽務認定腸衣鹽適用食鹽管理條例，自然屬於鹽務局專營範圍，違反條例從民營公司購買腸衣鹽，不僅要沒收，還得罰款。

費克宇堅定認為，“是我的鹽業生意搶占了鹽務局的市場，所以宿遷鹽務有意找我的麻煩。”據費介紹，同是從國家定點鹽礦進購的飼料鹽和腸衣鹽，他的售價均是550元/噸，而宿遷鹽務執行江蘇省物價局的食鹽定價標準，分別賣808元/噸和880元/噸。

執法者？土匪？

腸衣，是將豬、牛、羊的小腸經過加工刮制所保留下來的一層透明薄膜，除了可以做灌制香腸的衣膜，還能做琴弦、球拍等。腸衣鹽是用於腸衣防腐的鹽。

江蘇省南通下轄的縣級市如臯有一片工業園——“腸衣城”，這里聚集的數百家腸衣企業腸衣鹽年使用量在三萬噸左右。鹽商陸建沖看準這個市場，從中鹽控股的金壇鹽礦以每噸低於鹽業公司130元的價格購買腸衣鹽銷售到如臯，此舉引發如臯市鹽務局不滿，接下來他經歷了與費克宇類似的故事：火車將腸衣鹽運到如臯，鹽務局的人早早就在車站門口守候，直接把鹽沒收。

性格倔強的陸建沖，一直堅持與如臯鹽務局打官司，甚至自己找人制作視頻揭露鹽務局的“霸行”。由於如臯鹽業公司長年壟斷市場，如臯腸衣企業必須先支付貨款，卻往往不知鹽何時到貨，視頻中提到如果企業向鹽業公司的人送些好處，鹽才會及時送到。

“鹽業公司不講理，土匪，有錢的企業買他的鹽就及時送，我們小企業就不送，簡直沒法過日子。”某腸衣企業主說。

2014年10月25日，陸建沖拿到了如臯市人民法院判定其敗訴的行政裁定書，裁定書里竟然寫錯了被執行人陸建沖的名字。

荒唐不止於此。如臯市鹽務局局長在2013年寫的工作回顧和展望里這樣講，“我局多次與法院領導溝通增進感情，說明金大洋案件的重要性，最後法院形成了傾向於我局行政決定的基本共識。”

2014年10月15日，河南新鄭市龍湖鎮開餐館的黃先生夫婦因用了從鄭州帶回的食鹽，被新鄭市鹽業管理局，沒收部分食鹽並處罰款200元。

“跨區用鹽被罰”一時成為笑談，而取消食鹽專營制度呼聲也從未間斷。

推不動的鹽改，斷不了的尋租

事實上，從2001年起的十年間，國家曾制定過六次鹽改方案，試圖攻破鹽業專營的堡壘。

最早一次的鹽改方案，是國家經貿委鹽業管理辦公室2001年提出的，主張廢除和修改過時的《鹽業管理條例》和《食鹽專營辦法》；實行鹽業管理和經營的政企分開，管理職能從鹽業公司中分離出。為了渡過難關，中國鹽業總公司還在2001年8月24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食鹽專營健康防線福澤萬代》的文章。最後，因國家經貿委被撤銷，鹽改擱淺。

第二次鹽改恰逢SARS爆發，搶鹽風潮直接影響鹽改進程。緊接著，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鹽業管理職能劃歸國家發改委工業司，改革方案再度擱淺。

2004年，也就是第三次鹽業體制改革是從修訂《鹽業管理條例》開始的。7月29日，《〈鹽業管理條例〉完善修改稿》由中國鹽業協會完成並轉交國家發改委，可方案最終未公布。

2005年是國務院確定的改革攻堅年，中國鹽業體制改革這一“被改革遺忘的角落”正式進入公眾的視野。這也是第四次鹽改。4月4日，國務院出臺《關於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了2005年十項重點工作，其中第二項要求“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在“深化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改革”中提出“研究制定鹽業體制改革方案”。這是國務院首次明確提出研究制定鹽業體制改革方案。2006年5月至7月，受國家發改委工業司、體改司委托，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我國鹽業體制改革研究”課題組先後到四川、青海、貴州、上海、江蘇、廣東、海南等地調研，充分聽取了各方意見。

然而，由於2008年3月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後，國家發改委的工業管理職能劃歸工信部，鹽業體制改革工作遭遇第四次擱淺。

第五次鹽改始於2009年。次年1月，國家發改委牽頭制訂的鹽業體制改革方案大體框架已經完成，允許生產企業進入市場，由生產企業與現有省、市、縣鹽業公司自由競爭；放開鹽業公司以外的流通企業進入鹽業行業。

據報道，中鹽協會理事長董誌華曾公開表示，這些方案由於各種原因都停下來了，其中中鹽協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2009年鹽業體制改革小組提出的方案暫時停下來，給鹽業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如果立即廢除食鹽專營會造成大批職工失業，而8年後有編制的老職工基本到了退休年齡，鹽改可以實現平穩過渡。

據了解，正因這項建議讓2009年的第五次鹽改方案擱淺。

第六次提出鹽改是2011年4月，當時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鹽改課題組提出，食鹽專營體制改革是我國鹽業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課題組認為，食鹽加碘不等於食鹽專營。專營這種高度壟斷的管理體制，導致經營效率較低、壟斷滋生腐敗、產銷矛盾突出等問題，食鹽專營代價高昂。打算采用“三步走”戰略進行改革，但最終因鹽業體制改革將極大地“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壟斷利潤，受到多方阻撓。

至此，六次鹽改全部夭折，而食鹽專營仍牢牢成為鹽業公司壟斷經營的“護身符”。

事實上，鹽務最早歸輕工部管，輕工部彼時還掛著中國鹽業總公司（以下簡稱中鹽）的牌子，上世紀90年代體制改革時將輕工部原有的職能劃到了經貿委，1996年頒布的《食鹽專營辦法》規定，食鹽年度生產計劃由國務院計劃行政主管部門下達，而行業專家解釋稱，實際上，發改委計劃司把這項權力下放給了中鹽。

中鹽因此掌握著全國食鹽年度生產計劃，食鹽定點生產鹽礦每年生產多少食鹽、調配到哪些省份，都需要中鹽的指令。對於各省鹽業公司來說，從附近鹽礦調鹽和遠距離調鹽的成本相差甚遠，這背後存在的利益尋租問題在行業內早已不是秘密。

以山東為例，山東是產鹽大省，山東鹽商基本不從中鹽購鹽，因此與中鹽交惡，中鹽減少山東鹽廠的外調計劃，造成山東鹽礦產能過剩。而青島市因為是計劃單列市，中鹽單獨為其制定不同於山東省的計劃，二者關系反而不錯。

中鹽的食鹽調配在業內又被稱為“開票”，中鹽按照事先制定的計劃從鹽礦購買食鹽，然後再銷售給地方鹽業公司，這一買一賣其實只體現在票據上，地方鹽業公司拿到中鹽的票據往往也是直接從鹽礦拉鹽。但經過這一次轉手，食鹽的價格就從出廠的約500元/噸變成到消費者手里的約3000元/噸。

專營廢止，鹽價下降？

一不願透露身份的中央部委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了一份材料，詳細列舉了衛生系統專家對食鹽專營體制影響後期防病的七條總結。

“我們都被鹽務局的宣傳騙了，其實都是一樣的鹽，只是換了個包裝。”從事鹽業反壟斷維權的上海律師鄒佳萊說，正因這些問題的存在，食鹽專營改革的呼聲從未中斷過。

2014年4月，發改委廢止《食鹽專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被很多人誤讀為食鹽專營制度廢除，其實，2008年大部制改革將發改委工業管理職能劃歸工信部，也就不負責食鹽管理，這不過是發改委清理部門舊法規而已。

不過，鹽務改革的腳步正在逼近。

曾在經貿委消費品司任副司長的陳國衛是食鹽專營制度改革推動者之一，他2000年到消費品司工作後看到食鹽專營領域的種種問題，開始主張廢止專營制度。為了遊說他，中鹽也沒少費心思。最終，改革大潮將至。

2014年10月29日，中國鹽業協會對外披露，鹽業體制改革方案已在國家發改委主任辦公會議通過，預計2016年廢止專營制度，2017年全面按照新的方案實行。2017年正是董誌華所說的“八年之後”。

行業專家對此預測，鹽改後通過市場化競爭，食鹽價格會下降，食鹽品種會更加豐富。

“是他們贏了，早該廢除的制度，結果還要拖兩年才能廢止，是他們贏了。”雖說陳國衛現在已經退休，但一些好友還是向他表示祝賀，他卻認為自己沒有勝利。

2014年10月17日，費克宇的案件因為“沒有犯罪事實”被當地公安局撤銷。而程懷誌也接到了鹽務局電話，以後賣給他的腸衣鹽，只要550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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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事故之後，如何卸下“魔鬼面具”危化品“黑倉庫”隱憂

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的背後，中國危險化學品的倉儲環節存在諸多隱患。倉儲資源雖然不足，但卻有一些企業認為利用率低。正規倉儲企業遇冷，危化品被裝入了無照經營、設施簡陋的“黑倉庫”。

2015年8月12日深夜的兩次爆炸，危險化學品又像“魔鬼”一樣出現了。截至8月19日9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已奪命114人。

“魔鬼”就在身邊。汽油、無水酒精、油漆和電石、氰化鈉一樣，這些具有燃燒、爆炸、腐蝕毒害、放射性、汙染等性質的危化品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每一天，它們從東邊沿海地區，通過道路運往全國各地。由於危險品倉庫的不足，有業內人士認為存在危化品“黑倉庫”。

“魔鬼”並非不可控。細致、專業的管理下，危險品倉庫也可以保持零事故。

黑倉庫橫行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看到爆炸的天津瑞海危險品倉儲情況，上海日陸外聯發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江永銘感嘆。

日陸外聯發是日本陸運產業株式會社在中國的合資企業，江永銘常常以“危化品物流零事故”為題在行業內交流。

危險品倉庫的特點是面積小，故日陸外聯發的危險品倉庫都不超過250平方米。墻壁固若碉堡，但屋頂是輕巧的材料，這樣爆炸時會往天上沖，不會橫向影響，傷及百姓。

這不是江永銘第一次感到不可思議。2004年回國後，他見過全國許多的危險品倉庫，有的沒有消防設備甚至沒有燈。“他們不知道什麽是危化品，更不知道危險品倉庫怎麽造法。”

這也不僅是江的個人感覺。在對多家企業進行問卷和訪談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2014年底發布的《中國危化品物流行業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也點出：“危險品倉庫缺乏是一個突出問題。”可矛盾的是，倉儲資源雖然不足，卻有18%的企業認為倉庫的利用率低。

利用率低與布局不均有關。“化工集中地區的倉庫沒有那麽大的業務量。而一些運輸中轉的地區，反而沒有倉庫。”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秘書長劉宇航說。根據報告，目前我國東南沿海、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地區占我國危化品倉儲業的70%以上，且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和能源產地。

更重要原因可能是正規的危險品倉庫太遠、太貴。它們遠離居民區，儲存價格是普貨倉庫的2-3倍，碰到特殊的如高壓氣體、易燃液體、遇水燃燒的固體等，則要比普貨倉庫高出8-10倍。

“我們有的倉庫單位面積價格比辦公寫字樓還貴。劣幣驅除良幣，我們反而被邊緣化了。”江永銘抱怨。雖然生意還不錯，公司有時候也被迫降價，接一些三個月或是半年的短期業務。

中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危化品生產和應用大國。據多名業內人士介紹，大量的危化品被有意或無奈地裝入了無照經營、設施簡陋的“黑倉庫”。

黑倉庫不只存在於欠發達地區。北京已沒有專業的危險品存儲倉庫，每年上百萬噸的危化品，刨去存放在有危險化學品生產經營許可的單位自有倉庫的，剩下的去了哪兒？

2014年，中國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秘書長柴保身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說：“有一種說辭是，北京的危化品大都儲存在天津和河北地區。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搪塞，仔細一想便知，從天津和河北存儲和提取貨物，不但運輸途中的危險性加大，而且運費成本增加，供貨速度被影響，這並不現實。”

對於最新情況，2015年8月17日，柴保身以要準備下午的會議為由拒絕了南方周末的采訪，他正在瀏覽媒體的報道，為會議準備的材料標題則是“關於危險品倉儲的幾點看法”。

正規倉庫如此少，以至於政府部門也被迫接納“黑倉庫”。

“公安局每年沒收的很多煙花爆竹，應該放在防治一類爆炸品的危險品倉庫。但是當地沒有危險品的倉庫，只能矮子里挑大個，放在表面上過得去的倉庫里。”江永銘舉了個例子。

市場大，審批難

我國危化品的生產、運輸和使用年增長率達到10%以上，危化品生產流通業也隨之迅猛發展，但危險品倉庫建設卻遠遠趕不上。

老的危險品倉庫多在城區或近郊，由於城市的發展，不僅擴大和發展很難，有的甚至外遷或關閉，倉庫改作他用。

新建危險品倉庫則面臨著成本和審批的困難。一個防爆空調要30萬元，不會擦出火花的叉車也要比普通叉車貴出10倍。不同的貨物需要不同的探頭，無錫定華傳感網科技有限公司市場部負責人方女士介紹，兼顧溫度測量、視頻等配套設施，傳感器的均價在四五千塊。她認為傳感器監測也更加直觀、靈敏，可國內傳感器的普及率還很低，“大的油田、大的危險品倉庫，他們覺得隱患很大，需要安裝傳感器。而一些小型企業就算你上門去推薦，他們也不願意安裝。”

在天津港爆炸之後，江永銘在圈內吐了苦水。第一條就是“危險品庫過政府的審批關太難”：從庫存危險品的目錄一覽表、員工的危化品從業資格證到安防和技防設備生產許可證、環評報告甚至氣象局的避雷裝置和聯動測試等，江永銘列出了14項。在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的網站上，列出的建設程序就多達3500字。

其實，倉儲業的前景被市場看好，在國有倉庫日益萎縮時，民營企業正不斷發展。《報告》調研的60多家倉儲企業中，民營企業占到42%。

“我們會員企業很想進入，但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劉宇航說。比起投入成本，更難的是獲得政府的批準。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的調查報告也提到“新建危險品倉庫選址和用地審批非常困難，使建庫的積極性大打折扣。”

劉宇航表示協會只能做好調研，力推在運輸的關鍵節點上多建設危險品倉庫。

粗放式監管

多位專家表示，我國對於危化品的倉儲企業監管存在嚴進寬出的問題，在獲得倉儲資質之後，政府的監管就弱了下來。

根據2012年更新的《危險化學品登記管理辦法》，倉儲企業無需再向主管部門登記，但依然要取得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建立危險化學品的管理檔案，並制定危險化學品應急預案。

可是，政府並不實時掌握企業的檔案。“你問安監部門哪個企業有哪些化學品，他們往往只能掌握某一階段的信息，比如安評的設計數據或某一時期的檢查數據，而最重要的實際的動態更新，肯定不了解。”南京大學EHS（環境健康安全）中心副主任王仕說。

不只是存了什麽貨物不清楚，檢查人員在現場檢查時，不太關註現場情況，而是註重有沒有證件、預案等文字材料。在天津港爆炸之後，江永銘的公司在周末就迎來了好幾撥檢查，因為管材料的同事沒上班，檔案被鎖在保險櫃里，差點遭受一大筆罰款。

“政府檢查多是按照審核表，一個個鉤打過去，關註的都是大項目，小的項目不太註意。”一家化學品咨詢公司的咨詢師唐進（化名）說。相對應的，他們咨詢公司在給企業檢查時，問題往往能寫出好幾頁，尤其註重細節。“很多倉庫在進貨和儲存時沒有貼標簽，出貨時才貼標簽。這就導致發生意外時，甚至不知道是什麽東西。”

以《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為首，我國對於危化品的生產、經營、存儲、運輸和處置等，都有相關規定。但問題是，“不是我們國家規定的不夠嚴格，而是很難落地，可操作性不強。”唐進說。

這個問題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2015年8月5日剛剛發布的另一份《危化品物流行業政策調研報告》中則被直接點出：法律法規、條例、標準政出多門，管理的角度和要求不同，造成部分政策法規過於煩瑣、複雜，很難執行。

多位業內人士吐槽的一個例子就是小宗危險物品的運輸。“管理是有必要的，但不能亂管。危化品管理，關鍵是量。”江永銘說。

多數發達國家規定，小體積的危險品在規範操作下，可以由快遞運送。但我國仍要用專用的危險品運輸車輛運輸。南方周末記者曾見過一家外企的EHS部門將包裝後也只有鞋盒大的危險品放入了一輛大貨車的車廂。看著空蕩蕩的車廂，司機都忍不住笑了。

如此運輸成本太高，也造成了危險品運輸資源的浪費，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只好將危險品當做普通貨物運輸，2013年底發生圓通快遞危險品致死的悲劇正是如此。

實際上，關於小宗危化品，我國在2012年就頒布了關於《危險貨物有限數量及包裝要求》和《危險貨物例外數量及包裝要求》的兩項國家標準。但唐進發現，這兩個的國標形同虛設：“因為它們沒有被相應的條例引用，關於運輸的管理辦法都是2010年前頒發的，這兩個標準是2012年頒布的，怎麽可能引用？”

卸下危化品“魔鬼面具”

從政府監管到企業內部運營，危化品管理人才的缺乏是通病。

“能力不足是短板，安全生產涉及的行業太多了。”一位安監系統的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了監管的難處。他註意到國外的安全檢查人員的年紀都比較大，四五十歲的居多，而即使在北京，一些大中專畢業的基層檢查員還不到20歲。

柴保身在2011年的一個會議中也提到，一線保管人員農民工占到三成，只能從事簡單的出入庫業務裝卸搬運作業。

多次事故讓人們談危化品色變。不過，根據國際經驗，培養出危化品人才也是卸下危化品“魔鬼面具”的途徑。在王仕看來，政府部門監管和企業自身管理是兩條線，即便政府管理中存在漏洞，企業管好自己，也能避免安全和環保的事故。

企業內部承擔這一職責的便是EHS部門。一些進駐中國的外企在EHS管理上相當嚴格，每一單進入公司的化學品都要登記數量和特征，複雜的表格中甚至要填上該化學品對於氣候變化和臭氧層的影響。臺賬被嚴格保管，甚至還要異地存儲或是存在雲平臺上，這樣就不會出現爆炸了卻找不到材料的情況。

EHS在我國最近十多年才興起。“人才的匱乏可想而知。送到我們這里來學習的，大多是知名外企的供應鏈企業，管理都是很薄弱。像外企那樣嚴格管理的國內企業幾乎沒有。”王仕說。

王仕能感到國內對於EHS管理的日益重視，2011年成立時，參加培訓只有四百多人，2014年則達到了四千多人。有的學員被公司送來培訓後，一年半的課程還未學完，就被別的公司挖走了。

其實，EHS的工作並不一定要求太高的學歷，如同醫生需要經驗，EHS的工廠經驗也很重要。“很多優秀的EHS工作人員都是從廠務、生產車間出來的。”王仕說。

而在江永銘的公司，已經沒有農民工的概念。他們進公司時可能是農民工，一年培訓後，考試過關得以轉正，工資比一般的倉儲企業員工高1/3甚至一半。“老員工我們都舍不得放。”所以，公司成立11年來，員工基本是只進不出。

如何讓員工理解紛繁複雜的危化品，江永銘透露公司的秘訣是將操作都畫成連環畫。“我們的培訓很細、很耐心。員工也就有好好工作的欲望了。”

對於業界詬病的應急預案可操作性低，王仕也表示，他們正在開發類似於遊戲的場景化培訓軟件，通過模擬演練，讓預案也變得更有現場感。

（南方周末實習生楊凱奇亦有貢獻）

多只“偽白馬股”卸下面具 估值高企機構現分歧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白馬股的股價走勢出現了大逆轉。5月2日，海信電器開盤跌停，盤中一度短暫打開跌停，此後便一直封死跌停板。到了5月3日，海信電器以下跌5.31%收盤。此外，雙匯發展、長城汽車等白馬股近期的股價也進入到了下降通道。

事實上，一季報的公布已經成為眾多白馬股股價走勢的“分水嶺”，一些“偽白馬股”也揭開了面具。從目前來看，不少白馬股的估值相對於利潤增長率已經處於高位，而機構對於白馬股的看法也出現了激烈的分歧，既有急流勇退著，也有逢低大手筆買入者。

“今年以來，投資‘偽白馬股’可以說是打著價值投資的幌子在做概念。”上海市一名投資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價值成色’待驗

今年以來，在業績穩健、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因素之下，白馬股走出了一波不錯的行情。不過4月28日成了近期白馬股行情的分水嶺，當天白馬股出現了普跌，其中，跌得最多的是水井坊，當天跌停。4月27日水井坊發布了一年報，公司第一季度凈利潤同比增長17.68%，低於預期。

在4月27日發布一季報之後，雙匯發展在4月28日暴跌了5.73%，一季報顯示，雙匯發展凈利潤同比下跌了18.2%。同樣在4月27日發布了一季報，洋河股份在4月28日下跌了8.65%，公司一季度業績同比增長了11.68%。

而自5月份，一直被認為是白馬股的海信電器股價出現暴跌。海信電器發布2017年一季報，公司2017年1-3月實現營業收入67.03億元，同比下降5.98%;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69億元，同比下降49.53%。這一業績成為其股價暴跌的導火索。

海信電器2016年財報顯示，證金公司在一季度減持海信電器1379.63萬股，目前持股比例為0.93%。另外，在2017年一季度，公司第二大股東青島海信電子產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兩次減持，共減持0.9%股份。

此外，東阿阿膠、長城汽車等白馬股近期也處於股價下降通道中。

南京證券資深策略分析師溫麗君認為，年初以來，白馬股之所以受到市場的持續追捧，主要是由於隨著補庫存周期步入尾聲，PPI階段性見頂的信號愈發強烈，市場對於周期股逐漸轉為悲觀，資金面穩中偏緊的格局又制約著估值處在高位的成長股的上行空間，相對防禦、估值性價比尚可的消費板塊就成為為數不多的市場可以抱團取暖的投資品種。

“對於價值藍籌品種而言，由於缺乏更大的成長想象空間，業績的確定性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其估值，因此，年報、季報披露期就成為驗證價值藍籌品種‘價值成色’的關鍵期。”溫麗君認為。

中銀國際研究員盧驍峰表示，隨著A股年報及一季報全部發布完畢，估值切換行情下，部分前期大漲的消費藍籌股面臨業績不達預期的壓力，同時也呼應近期市場對於“漂亮50”泡沫的擔憂。其中，業績“地雷”主要出現在食品飲料和汽車行業的部分個股，但業績增速普遍較高的個股也出現高位利好兌現的股價走勢，顯示市場資金對目前消費藍籌板塊出現估值分歧的跡象明顯。

機構看法現分歧

記者了解到，除了業績不達標之外，估值高企也是目前白馬股所蘊藏的風險。比如之前提到的水井坊就存在估值高企的問題，公司股票目前股票的市盈率(TTM)在下跌之後仍然高達45.2倍，在整個白酒板塊中排名靠前，這一估值相對於公司近期的凈利潤增長率就明顯比較高。而近期估值較高的酒鬼酒、沱牌舍得近期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

“除了基本面因素之外，近期大盤持續調整，白馬股作為傳統避險板塊，漲幅已經不小，相對來說估值已經不便宜，有些回調是很正常的。”一名分析人士表示。

在溫麗君看來，隨著市場對於這些價值藍籌品種的追捧，不少白馬股的估值已經處於歷史的高位，估值性價比已經明顯下降，尤其是在市場處於調整階段，白馬股雖被機構抱團但也難免補跌風險。

事實上，白馬股一直是機構所厚愛的，近期也可以頻頻看到機構的身影。比如，4月28日當天，有機構專用席位分別賣出水井坊5595.36萬元、3000.89萬元、2980.24萬元和2304.94萬元，合計達到了13881.43萬元。

但與此同時，機構對於洋河股份的看法處於分歧狀態。4月28日當天，洋河股份大跌，有機構專用席位賣出了6889.91萬元，還有機構專用席位買入分別買入7134.03萬元、4216.47萬元和3379.99萬元，而“北上”的香港資金也在這一天也凈流入了12396.2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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