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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1)指數基金 港股博弈

http://clcheung.wordpress.com/2012/05/08/%E5%8D%9A%E5%BC%88%E8%AB%96%EF%BC%881%EF%BC%89%E6%8C%87%E6%95%B8%E5%9F%BA%E9%87%91/

 

如果想像恆生指數基金是由一個基金經理去操盤,此人有幾大特點:
1
)只買巨企
2
)偏愛金融及地產等幾個大板塊
3
)喜歡追入已大升很多倍的明星股 (如富士康 )
4
)喜歡將大跌了很多的過氣股止蝕 富士康 思捷環球,etc
5
)不會止賺(但會控制持股量)
6
)止蝕速度極慢
7
)收費低
8
)不會過份炒賣熱門板塊,亦可能完全不理會巿場熱點。

其中,因為絕大部分巿場投資者喜歡用簡單估值法,以至一些周期性或一次性爆升股可以進出指數,出現高買低沽情況出現。一些大型股亦因規模太大的關係,變成長期點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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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3) # 0806 隨機惠理 clcheung

http://clcheung.wordpress.com/2012/07/07/%E5%8D%9A%E5%BC%88%E8%AB%96%EF%BC%883%EF%BC%89-0806-%E9%9A%A8%E6%A9%9F%E6%83%A0%E7%90%86/

聊天室中,大家閒來無事,就會扯到幾個題目,

1. 什麼是隨機指數(MUPI?

2. 惠理為何狂買# 1728 正通汽車 ?

3. 為何一般基金回報奇低,為何要用血汗錢供養MPF班大帝 ?

 

隨機指數(MUPI),如果還是不知道是什麼的話,可以看作是一個指數,量度胡亂買入一堆港股的平均回報。一般而言,回報不會太差,牛一及牛二較強,牛三則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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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為何狂買# 1728 正通汽車 ? ? ? 一如為何惠理狂買 # 0246 瑞金礦業,可能沒有答案。但是可以看看惠理旗下一些獲獎無數的基金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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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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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下來,原來比隨機指數要好,尤其是高息基金。波動比隨機指數亦較低。但是,不要忘記要付不少管理費及手續費,真是除精有笨。

 

我對其表現解讀是表現一般,估計選股不是較胡亂買賣強,只是當中有一些核心收息股,以至波幅較低。2010年表現似乎不錯,但是當年其實一般回報有30-40%,因為有幾個不能錯過的板塊大幅上升,所以其表現是較為落後。

 

要胡亂復製一個類似基金,可以買入一些收息股作為核心持股(2050%),然後胡亂買入30-50隻中型股,相信會比買入惠理基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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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選股成績有目共睹,所以股價回報暫時未能擺脫隨機指數。# 0806 惠理集團, 可能是一個隨機指數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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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4) # 0806隨機惠理 港股博弈

http://clcheung.wordpress.com/2013/03/24/%E5%8D%9A%E5%BC%88%E8%AB%96%EF%BC%884%EF%BC%89-0806%E9%9A%A8%E6%A9%9F%E6%83%A0%E7%90%86/

近來無事時再仔細看VP Classic Fund 表現,愈來愈神奇,原因是跟隨機指數簡直是一模一樣,今日終於忍唔住下載了VP Classic Fund的數據,作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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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此基金在2007年至20098月表現很接近恆指,20098月後跟恆指分手,跟上了隨機指數。在20118月後,竟然跟足了隨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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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近來此基金的管理方法已是接近隨機,令我十分高興,因為間接引證了隨機指數的準確性及基金經理的隨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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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書摘】當博弈論遇見愛情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214/58658.html

在博弈論中,伴侶作出共同承擔家務的決定實現了“納什均衡”,當這個由獲得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約翰 ・納什提出的概念遇到愛情,會迸發出怎樣的火花。情人節之際,i黑馬為您分享一篇高大上的文章。我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考慮兩人之間的忠誠度,建立了我的“信任標尺”。為了深入挖掘信任的問題,我們要采用數學的方法。但是通常來說,數學的目標並不包括解決關系問題!博弈論在冷戰時期頗為流行,因為那時分析師希望通過仔細審視決策過程,幫助他們在對抗時更好地預測敵對集團或者國家的行為。博弈論的基礎便是數學,它是由馮 ・諾依曼和奧斯卡 ・摩根斯特恩在他們的重要著作《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中首次提出的。數學家們如今認為博弈論存在缺陷,但是博弈論的發展仍然獲得了諾貝爾獎,並且激發了一批冷戰專家的預見:計算機可以被用於評估各種外交策略的優勢。我倒是對這種想法表示懷疑。這個工具如果不被用於贏得戰爭而是贏得愛情,它該多麽有用啊!零和博弈可能是博弈論中最廣為人知的概念了。在零和博弈中,雙方都希望自己能夠獲取最大收益,阻止對方獲得任何收益。橄欖球賽就是一種零和博弈:紐約噴氣機隊的勝利必定意味著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的失利。但對手之間並非總是你死我活的關系。比如,在公司里使用零和博弈去尋求職業發展是不理智的。盡管兩個同事競爭同一個崗位,他們仍然需要為了業務而彼此合作,因為工作的成功對他們自己至關重要。在這類沖突中,雙方需要關註怎樣使雙方的收益最大化,至少使損失最小化。大多數博弈論的場景都假設,為了讓一方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必須影響另一方的決策。以一對新人為例。想象珍妮和阿爾剛剛搬進了新家,正準備想個好辦法來處理他們最討厭的家務活。博弈論自然會認為,珍妮和阿爾會像美國和蘇聯那樣彼此不信任。這純屬無稽之談。在通常情況下,新婚夫婦和剛剛再婚的夫婦都會比較謹慎。因為這些關系中缺乏歷史記錄,他們會相互奉獻,嘗試著去彼此信任。作為理性博弈者,珍妮和阿爾知道他們只有 4種處理家務的方法:沒人做、一起做、某一個人做而另一個人不做。雙方都想采用那個對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至於是否對對方有利並不重要。雙方都認為讓對方做家務就是讓自己收益的最大化的方式。博弈論表 1―1展示了珍妮是怎樣排列她的選擇的。她把這 4種情況看作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然後用 0~10分對收益進行逐項評估。表1-1                           珍妮的收益珍妮打掃珍妮不打掃總分阿爾打掃10414阿爾不打掃202總分12416珍妮不想生活在豬圈里,所以如果雙方都不打掃,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收益,所以她給這個選項 0分。如果只有她一個人打掃,她就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做自己討厭的事情――盡管這確實可以讓她獲得一點收益(一套幹凈的寓所)。這個選項得 2分。她給阿爾一個人打掃評 4分。她知道他做不好家務,因為他總是對面前的灰塵和雜亂視而不見。盡管如此,她還是寧願讓阿爾來打掃廚房,這總比她自己幹要好。最後一個選項,分擔家務活,讓她既可以保持居所清潔,又不必承擔過多的家務。所以她給這個選項打了最高分: 10分。從博弈論的角度看,你可以從表 1―1中得到很多有趣的結果。至少,它說明不管珍妮做出什麽理性選擇(做不做家務),她的最高收益都必須有阿爾的參與,至少需要他分擔一點家務。請看表 1―1最右邊一欄。如果阿爾做家務,珍妮的總收益是 14分。如果不管珍妮有多累,阿爾連掃帚都不碰一下,珍妮的收益會直降到 2分。換句話說,阿爾的行為可以給珍妮的收益造成 12分的差異。這個差距是巨大的。要讓珍妮要獲得最大收益,最重要的就是,她必須讓阿爾和她一起做家務。表 1―2顯示了她丈夫的情況。表1-2                         阿爾的收益珍妮打掃珍妮不打掃總分阿爾打掃8210阿爾不打掃729總分15419阿爾的收益和他妻子類似,盡管不完全一致。和珍妮一樣,阿爾不想讓家里太亂,但他當然不願自己做家務。他只給自己做家務這個選項打了 2分。他給珍妮一個人做家務打了更高的分數, 7分,但不是最高分。他知道如果讓珍妮一個人幹活,她會不高興,會發脾氣,會不願跟他做愛(他的收益)。我們再看看這張表就會發現,他的兩項最佳選擇都是珍妮幹活。從表中最下面的一欄可以看出,造成阿爾收益差異的根源在於珍妮是否幹活,他自己幹不幹不重要。珍妮幹活時,阿爾給出 15分。珍妮不幹活時,下降到 4分。如果他改變自己的行為,則只改變了 1分( 10減 9),相反,如果改變珍妮的行為,他就能多得 11分( 15減 4)。為了使阿爾的利益最大化,他就要說服珍妮做家務。阿爾和珍妮也可以像敵對國那樣隔著桌子瞪著對方談判,都堅信如果能說服對方拆除導彈,自己就能獲得最大收益。這種不合作的態度將以永無止境的沖突而告終,就像他們總是試圖讓對方去疊毛巾或者扔垃圾。只要一句總結就夠了――如果沒人打掃或只有一個人打掃,之後不可避免會出現問題。珍妮和阿爾分擔家務的故事看起來不太合乎邏輯,但它精確地說明了不信任的後果。如果你不信任你的伴侶,就會改變對方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樣,你的伴侶也希望改變你來達到其自私的目的。當你們缺乏信任時,就不會再考慮對方的利益了。將這個描述顛倒過來,就是我對信任的定義。信任不是一種在兩個人之間生長的模糊不清的品質。當雙方願意為了對方的利益去改變自己的行為時,信任就產生了。你們的關系之中信任越多,對彼此的關愛就越多。你會得到愛人的支持,反之亦然。在信任的關系中,你會為伴侶的成功而高興,會為他的憂傷而煩惱。損他利己的事情,你怎麽也高興不起來。一旦阿爾和珍妮更信任彼此,他們就不會再把洗衣籃當作燙手的山芋了。他們會合作,一起做家務,因為合作可以讓對方獲得更高的收益。阿爾關於利益最大化的想法不會再是“我最好吸一吸塵,這樣待會兒珍妮會願意跟我做愛”,相反,他會想:“我得去吸一吸塵,我可不希望珍妮擔心自己變成她母親那樣的家庭主婦。我可不希望讓她有那種感覺。”同樣,珍妮的決定也會考慮到她丈夫的想法和需要。相信彼此並不意味著阿爾和珍妮會把對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之前――這不健康。但這意味著他們的幸福是彼此聯系的。他們會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來增加對方的收益。在博弈論中,伴侶作出共同承擔家務的決定實現了“納什均衡”,它是由獲得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約翰 ・納什提出的。在“納什均衡”中,雙方最終會停止在一個點上,這時他們的收益均達到最大,而即使稍作改變也不會增加。但和典型博弈者不同的是,珍妮和阿爾彼此信任,他們是在試圖增加對方收益的情況下達到“納什均衡”的,而不是僅僅考慮自己。 相關公司: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作者:約翰.戈特曼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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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40317 懦夫博弈:謝林Schelling博弈論淺談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3/17/sense%E9%9A%A8%E7%AD%86140317-%E6%87%A6%E5%A4%AB%E5%8D%9A%E5%BC%88%EF%BC%9A%E8%AC%9D%E6%9E%97schelling%E5%8D%9A%E5%BC%88%E8%AB%96%E6%B7%BA%E8%AB%87/

SENSE隨筆140317
懦夫博弈: 謝林Schelling博弈論淺談
執筆人:蟬

〈懦夫博弈〉
1961年栢林危機,大批東德人逃向西德,局勢緊張。 蘇聯領導人 赫魯曉夫Khrushchev威脅要開戰。 當時美國總統 甘乃迪 J.F. Kennedy對赫氏的挑戰擺出強硬的姿態,並公開宣布:“我們已經做出承諾,攻擊西柏林將被視為攻擊我們全體。和平還是戰爭主要看蘇聯的選擇,而不是我們的選擇。”

現任新加坡傳訊部長的Janadas Devan曾以著名的「懦夫博弈 The game of chicken」去比喻當時這種狀況。 懦夫博弈是指兩名博弈者筆直地向對方驅車衝刺,誰先動搖並改變方向便是懦夫。 如果兩人都堅定不移,雖則沒人丟臉,卻都丟了性命。 假如死不如生,則最佳結果似乎是兩人同時轉向。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謝林Thomas Schelling 認為博弈者的最佳策略是:猛踩油門, 並把車上的方向盤摘下,伸出窗外向對手揮舞,並大聲喊道:“喂兄弟,我這輛車沒法轉彎!”***
這策略正正是謝林在栢林危機時給甘乃迪的建議。

〈權衡形勢〉
謝氏在60年代開始涉足策略研究,文章《論討價還價Essay on Bargaining》以一套日常的詞匯套上策略定義而廣受歡迎。 謝氏當時為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身兼軍事智庫組識Rand Corporation的成員。

謝氏認為討價還價包括了 自我約束、破釜沉舟和減少選項的能力。*** 為了更清晰了解討價還價的策略如何以博弈論的角度詮譯,我們先看一下決策理論常用的工具:收益矩陣Payoff Matrix

舉例:愛籃球的男生與愛舞會的女生互有好感,期望能在周末約會。 但周末剛好有一場年度最重要的籃球賽和最盛大的舞會同時進行,男生與女生皆想參加相應的活動。要了解周末兩人的最佳選擇,需先參考兩人的偏好排序:
男生偏好序
1) 一起看球賽
2) 男生看球賽,女生去舞會
3) 一起去舞會
4) 女生看球賽,男生去舞會
女生偏好序
1) 一起去舞會
2) 男生看球賽,女生去舞會
3) 一起看球賽
4) 女生看球賽,男生去舞會

兩人的偏好建構的收益矩陣為:
140317a

圖中藍字為男生的偏好收益,以4為最佳;紅字則為女生。

在矩陣中可以清楚看到,對男生來說,第1行row的選項明顯較第2行為佳,即男生看球賽,無論女生去哪也比男生去舞會為優。所以對男生來說,選擇看籃球賽(第1行)是 佔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 而對女生來說,則去舞會(第2列)為佔優策略。
Def. 「佔優策略」是指無論對手的策略為何, 該策略始終為博弈者的最佳選項。***

在兩名博弈者都擁有佔優策略的情況下, 雙方佔優策略交集的地方便是 自然結果,並且是一種「納什平衡Nash Equilibrium」。*** 在這例子中,自然結果明顯是男女生各自各精采。

〈威脅與承諾〉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討價還價時會不自覺地用上某些策略, 但若要清楚定義策略和列舉適用的狀況則相當困難。 謝氏的有趣研究成果便是將通用的策略系統地以日常語言表述出來。

舉例:兒子不希望繼續升學,與父母則意見相左。 父母並不富有,但知道兒子很喜歡汽車,所以寧願給兒子買一輛車“收買”他繼續升學。
以兒子和父母的偏好建立的收益矩陣為:
140317b

如沒有任何承諾,則右下格為自然結果:父母不想花錢而兒子不想升學。

父母為了“收買”兒子而作出「承諾」,如果兒子升學便給他買汽車。 承諾排除了收益矩陣中右上格和左下格的可能性,如果兒子因而選擇升學,則父母和兒子的“收益”便可同時增加,代價是父母需要花錢購買汽車。***

Def. 策略研究中,「承諾」包括兩個原素:
1. 博弈者作出承諾,就是宣佈他將做出符合對手可察覺利益的決定;
2. 策略成功通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面對同樣情況,父母還有甚麼策略可以運用呢?「威脅」是也。
舉例:父母把蘿蔔換成鞭子並對兒子說:如果你退學,我們便把家裡的互聯網服務取消。 父母和兒子其實同樣沉迷facebook和網遊,把互聯網服務取消將令大家都相當痛苦。
此際收益矩陣可表達為:
140317c

父母的威脅排除了右上格和左下格的可能性,令兒子必須重新考慮。 若兒子選擇升學,父母的收益便可提升兩級。

Def. 策略研究中,威脅包括兩個原素:
1. 博弈者表示有意作出原先不會作出的選擇;
2. 策略失敗時博弈者需要付出高昂代價。

威脅另外還有一些特性:
a. 為使威脅有效,它們常常伴隨承諾**;
舉例:如果兒子輟學父母便取消互聯網服務,暗含著如果兒子升學便維持服務。
b. 為使威脅有效,做出威脅者在博弈中不能首先行動。***

參考
《哈佛大學的博弈論課》( 2013) Robert Dodge
《Schelling’s Game Theory: How to make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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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市之博弈論 朱泙漫屠龍記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5/06/blog-post.html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由1979年至2014年香港樓價年複合増長7.83%。但由於最早的數值僅由1979年開始,若要推測更早期香港樓價走勢,另一個快速的方法便是查閲早期的樓盤廣告。由有關銅鑼灣華登大廈1960年初推出時的價目表可見,實用面積739平方呎的A5單位當年售價「僅」3.55萬港元起。由2014年12月19日同一單位成交注冊個案所見,其買賣價竟高達800.00萬港元,五十四年間年均複合增長約10.55%。當年一手買入的業主又可會想像得到,在超過半個世紀的複利增長下這物業竟然可以有近225倍回報呢?!今天筆者且以近年香港樓市供求關係去分析特區政府和地產發展商之間微妙的博奕關係。
根據香港政府人口統計和推算數字,2001年至2014年全港家庭數量由2,053,412戶上升至2,449,400戶,年均增長30,460戶而平均每戶由3.27人下跌至2.90人。由以往三十年走勢可見,人口和家庭增長率已分別由1981年的3.30%和4.30%下跌至2011年0.60%和1.20%。假設未來四年全港家庭數量增長率仍保持1.20%,則全港家庭數量會浄增119,704戶而年均約29,926戶。簡而言之,即使出生率在近十年和未來持續下跌並保持低水平,每年新増公私營房屋必須要約有30,000伙才能保持供求平衡。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2014年底私人住宅空置單位共43,263伙,空置率下跌至3.80%,是1996年以來最低點。究其原因,是因為自2006年開始公私營房屋落成量長期低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回顧自1996年開始,私人住宅空置率由3.70%升至2003年的高位6.80%才開始回落,近二十年香港私人住宅空置率和樓價關係不言而喻! 
2014年1月15日,689公佈了十年增四十七萬伙房屋的大計。根據政府統計數字,2014年公營房屋增加9,900伙,私人房屋増加15,719伙,兩者合共25,657伙但仍低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展望未來四年公營房屋(即公屋加上資助出售房屋)預測建屋量77,800,為預計全港家庭數量浄增量64.99%,餘下的需求缺口41,904伙(佔35.01%)便要由私人住宅新供應補充。
根據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未來四年新供應有三大來源,包括已落成但仍未出售單位6,000伙(即已出「入伙紙」的新單位)、建築中但未預售樓花單位51,000伙(即已出「開工紙」但仍未有「入伙紙」的新單位)和已批出土地並可隨時動工項目21,000伙。三者合共潛在可提供共78,000伙,似乎應該可以完全解決需求缺口的問題。
不過在現實中,地產發展商絕對可以並有能力放慢發展、施工和出售樓房的進度去影響供應。由2006年公私營新増單位走勢可見,政府和地產發展商之間似乎存在一個心照不宣的博奕。公營房屋供應増加時,私人房屋供應便減少令總供應低於30,000伙的水平。反之若公營房屋供應減少時,地產發展商便順勢推盤。
其實在已落成但仍未出售單位的6,000伙中,有2,000伙乃2013年以前落成。在建築中但未預售樓花單位51,000伙中,竟有19,000伙在2013年前施工。值得留意是2015年首季私人住宅新施工和落成量大幅下跌至2,000伙和900伙,這似乎意味著地產發展商已大幅放慢推盤速度以「配合」政府積極推公營房屋的方案。由此推算,筆者相信地產發展商更不會急於替已批出土地並可隨時動工項目共21,000伙潛在供應入「開工紙」。因此政府樂觀推算的78,000伙私人住宅也許會大減21,000伙至57,000伙,令未來四年年均供應略多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如以施工期拖慢超過三年計,實際供應可能更少)。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中央,追求利益極大化是地產發展商之於股東和相關持份者的道德責任,但發展商卻沒有責任去玉成社會解決高樓價和房屋供應短缺的社會問題。筆者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但倘若地產發展商聯手成立寡頭壟斷(Oligopoly),在政府可見將來推出公營房屋的進度,那麼把未來每年私人房屋供應減少至約10,000伙水平是「非常合理」的對奕行為。這也許是研究約翰.納殊(John Nash)教授博弈論(Game Theory)一個絕佳的宏觀經濟案例!
銅鑼灣華登大廈便是筆者兒時最愛逛的大丸百貨原址,當年駱克道尾連接波斯富街的鑽石酒樓和敘香園古法粵菜至今已成絕響,而原有的低層數舊樓已經被市場力量推動下拆缷並改建為銅鑼灣廣場二期。搭小巴由中上環出發去銅鑼灣要叫「大丸有落」,可見華登大廈作為銅鑼灣半世紀指標屋宇地位無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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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市之博弈論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由1979年至2014年香港樓價年複合増長7.83%。但由於最早的數值僅由1979年開始,若要推測更早期香港樓價走勢,另一個快速的方法便是查閲早期的樓盤廣告。由有關銅鑼灣華登大廈1960年初推出時的價目表可見,實用面積739平方呎的A5單位當年售價「僅」3.55萬港元起。由2014年12月19日同一單位成交注冊個案所見,其買賣價竟高達800.00萬港元,五十四年間年均複合增長約10.55%。當年一手買入的業主又可會想像得到,在超過半個世紀的複利增長下這物業竟然可以有近225倍回報呢?!今天筆者且以近年香港樓市供求關係去分析特區政府和地產發展商之間微妙的博奕關係。
根據香港政府人口統計和推算數字,2001年至2014年全港家庭數量由2,053,412戶上升至2,449,400戶,年均增長30,460戶而平均每戶由3.27人下跌至2.90人。由以往三十年走勢可見,人口和家庭增長率已分別由1981年的3.30%和4.30%下跌至2011年0.60%和1.20%。假設未來四年全港家庭數量增長率仍保持1.20%,則全港家庭數量會浄增119,704戶而年均約29,926戶。簡而言之,即使出生率在近十年和未來持續下跌並保持低水平,每年新増公私營房屋必須要約有30,000伙才能保持供求平衡。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2014年底私人住宅空置單位共43,263伙,空置率下跌至3.80%,是1996年以來最低點。究其原因,是因為自2006年開始公私營房屋落成量長期低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回顧自1996年開始,私人住宅空置率由3.70%升至2003年的高位6.80%才開始回落,近二十年香港私人住宅空置率和樓價關係不言而喻! 
2014年1月15日,689公佈了十年增四十七萬伙房屋的大計。根據政府統計數字,2014年公營房屋增加9,900伙,私人房屋増加15,719伙,兩者合共25,657伙但仍低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展望未來四年公營房屋(即公屋加上資助出售房屋)預測建屋量77,800,為預計全港家庭數量浄增量64.99%,餘下的需求缺口41,904伙(佔35.01%)便要由私人住宅新供應補充。
根據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未來四年新供應有三大來源,包括已落成但仍未出售單位6,000伙(即已出「入伙紙」的新單位)、建築中但未預售樓花單位51,000伙(即已出「開工紙」但仍未有「入伙紙」的新單位)和已批出土地並可隨時動工項目21,000伙。三者合共潛在可提供共78,000伙,似乎應該可以完全解決需求缺口的問題。
不過在現實中,地產發展商絕對可以並有能力放慢發展、施工和出售樓房的進度去影響供應。由2006年公私營新増單位走勢可見,政府和地產發展商之間似乎存在一個心照不宣的博奕。公營房屋供應増加時,私人房屋供應便減少令總供應低於30,000伙的水平。反之若公營房屋供應減少時,地產發展商便順勢推盤。
其實在已落成但仍未出售單位的6,000伙中,有2,000伙乃2013年以前落成。在建築中但未預售樓花單位51,000伙中,竟有19,000伙在2013年前施工。值得留意是2015年首季私人住宅新施工和落成量大幅下跌至2,000伙和900伙,這似乎意味著地產發展商已大幅放慢推盤速度以「配合」政府積極推公營房屋的方案。由此推算,筆者相信地產發展商更不會急於替已批出土地並可隨時動工項目共21,000伙潛在供應入「開工紙」。因此政府樂觀推算的78,000伙私人住宅也許會大減21,000伙至57,000伙,令未來四年年均供應略多於30,000伙的供求平衡點(如以施工期拖慢超過三年計,實際供應可能更少)。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中央,追求利益極大化是地產發展商之於股東和相關持份者的道德責任,但發展商卻沒有責任去玉成社會解決高樓價和房屋供應短缺的社會問題。筆者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但倘若地產發展商聯手成立寡頭壟斷(Oligopoly),在政府可見將來推出公營房屋的進度,那麼把未來每年私人房屋供應減少至約10,000伙水平是「非常合理」的對奕行為。這也許是研究約翰.納殊(John Nash)教授博弈論(Game Theory)一個絕佳的宏觀經濟案例!
銅鑼灣華登大廈便是筆者兒時最愛逛的大丸百貨原址,當年駱克道尾連接波斯富街的鑽石酒樓和敘香園古法粵菜至今已成絕響,而原有的低層數舊樓已經被市場力量推動下拆缷並改建為銅鑼灣廣場二期。搭小巴由中上環出發去銅鑼灣要叫「大丸有落」,可見華登大廈作為銅鑼灣半世紀指標屋宇地位無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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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博弈論視角看當前中美貿易談判

據新華社此前報道,5月3日、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率領的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均認為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對兩國十分重要,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解決有關經貿問題。雙方就擴大美對華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向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在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雙方認識到,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需要繼續加緊工作,取得更多進展。5月17日劉鶴又以特使身份率團於華盛頓與美方展開第二輪貿易談判。目前,雙方發表聲明:不打貿易戰,始於今年3月的中美貿易摩擦暫時告一段落。

中美貿易談判可以理解為中美間的一種利益博弈,本文試圖從博弈論視角對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提供一種分析認識。

中美貿易沖突表象的博弈解讀

博弈論這種分析工具,既可以分析純市場的微觀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國際事務決策過程之中。但使用博弈論對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探討分析兩國貿易沖突,及相關的國家利益、國家責任等,我們在此的整個分析還只是初步的探索。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各決策主體行為發生相互作用時的決策選擇以及決策均衡問題的理論和方法。約翰•納什(John F .Nash)揭示了博弈均衡與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論的基石,後來的博弈論研究基本上都沿著這條主線展開。

我們知道,博弈論對於行為解讀至關重要,然而,單靠博弈論並不能徹底解釋行為的所有動機,不能幫助解釋複雜國家行為選擇的所有方面。在國際貿易的情境當中,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選擇等國家行為,茲事體大,一般會由決策集團比較理性地做出決策。所以可以將國際貿易理解成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貿易國就如同博弈局中人一樣,都是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國家行為要受到諸多約束條件的制約,包括貿易規則、商業信息、自然稟賦和可以預料及難以預料的他國決策。可知,參與貿易的夥伴(也是對手方)之間,即便不存在形式上的強制,各國的利益仍然受制於他國的行為變化。於是,參與貿易的一國會將他國的行為納入自己的考慮範圍之內,並會關註他國的行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懸崖勒馬”、“自主研發的春天”、“奉陪到底”等評論,作為這類輿論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對手方的應對策略。但一般而言,貿易沖突宜緩和不宜加劇,應對需要高水平的戰略、策略、博弈智慧而非民間輿論逞一時之氣的痛快。

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各有所長,擁有為他國需要的資源,憑借各自的交易能力來進行貿易,希望借貿易獲得自己想要的資源及利益。盡管各國的偏好、資源和優勢各有差異,但只要認為對方可以為自己帶來預期收益,就有從事貿易或準備從事貿易的動力。毫無疑問,中國自加入世貿以後,在對外貿易中頗有斬獲並對於自身的發展助益甚大。然而,博弈並不僅有正和博弈這一種結果,有的時候還可能是零和博弈、負和博弈。共贏是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的不二法則,如果參與貿易的一國總感覺自己吃虧而他國獲益,那麽貿易過程便很難健康持續發展。順差逆差是國際貿易的零和博弈,中國的巨額順差意味著美國的巨額逆差。今年年初特朗普訪華在人民大會堂照例談到美國對華貿易巨額逆差時講道:“但是,我不怪中國。歸根到底,誰能責怪一個國家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另一個國家的便宜呢?我要說中國幹得好。但實際上,我要責怪過去幾屆的(美國)政府,居然允許這種失控的貿易赤字出現,還聽其不斷增長。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因為這樣是不行的……這是絕對不可持續的”。顯然,特朗普並不認可跟中國的貿易是共贏行為,放話要改變這種貿易結構,這已為貿易沖突埋下伏筆。

眾所周知,經濟正義的雙贏是指在價值評判意義上的主觀感受,即貿易規則、貿易過程、貿易結果均能體現出正義的特征。如果貿易不摻雜外界強制、欺騙,貿易雙方是自願行為,我們就可以認為貿易是正義的並且對雙方都有利。貿易雙方達到了這樣一個結果:各自在自願的情況下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提升了自身利益。博弈論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實現每個參與者的最優策略,從而可以最大化其期望支付(pay off)。有些策略,無論參與者如何把握最終都會成功,這就是占優策略。當各個參與者都有占優策略時,博弈就達到了占優策略均衡。這是理想結果,但也是特例。在實踐中,大多數博弈都沒有占優策略均衡,這是我們需要牢記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旨在促進整個社會利益,這樣,在突出強調國家天然理性經濟本性特質的同時,各國因為公平貿易而獲得好處,會漸漸地動態促成國際貿易的自然秩序。然而,每個參與者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裁斷者,參與國際貿易的一方如果認為貿易不符合經濟正義或自身利益的原則,就可能會發生貿易沖突。

博弈已從“雙方”聯系“第三方”和“多方”

博弈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非合作的,在合作博弈中,參與者可以共同設計有約束力的條款。在非合作博弈中,參與者不可能談判並執行有約束力的合同,此時不會出現雙方都合意的合作結果。中美貿易談判,不是一次定局,需要經過多輪重複較量,一時談不攏也屬正常,需要雙方不斷地權衡取舍、妥協讓步、求大同存小異。

大趨勢如此,但是互動的艱辛並非風輕雲淡。在談判中,策略性決策制定的關鍵點在於:理解美國的真正訴求,並推斷其對中國行為如何反應。這或許是我們判斷美國立場及這些立場所意味著的理性反應的關鍵所在。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的部分談判條件:

一、大量購買美國進口產品,尤其是農產品,在2020年之前減少2000億美元中美貿易逆差。

二、中國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不得要求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中國;不得反對美國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行業的投資。

三、美國可以用關稅制裁中國,但中國不得反擊,不能對美國產品加關稅。

四、中國撤銷在世貿組織中對美國發起的控訴……

美國的要求無異於獅子大開口,用以牙還牙策略(tit-for-tat strategy)強勢地拉開中美貿易談判序幕。其實美國的制約因素也是十分明顯的。在美國談判小組赴華談判的當天,美國1100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特朗普,表達了堅決反對特朗普貿易保護的做法,可見,這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沖突在美國也不得人心。

然而,這還只是考慮兩國經濟的簡化靜態分析,關鍵的一點在於,世界貿易的參與者並不僅僅局限於美國和中國。我們知道,供需或成本條件迅速變動也可以導致博弈均衡發生移動。中國是否有底氣應對美國對中國的限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是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取決於網上非理智的叫罵,而是取決於我們對該產品的研發生產能力或者可替代進口,這也是我們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雙贏是貿易合作的理想目標,也是中美兩國應該努力的方向。本次貿易沖突是美國發起的領導者序貫博弈,這種策略性行動可能有效,但也很冒險,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采取這種行動的局中人對行業的精確了解。美國會不會給他國提供撿漏的機會,取決於美國的盟友國在關鍵時刻是否能夠堅定不移地同它站在一起。“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畢竟大家都得活著,都得爭取好好地活著,天賜良機,誰能錯過?

非理性博弈的策略優勢

網上總有人評價特朗普是瘋子,批評他瘋狂、不理性。特朗普之所以看起來瘋狂是因為形成瘋狂不理性的名聲,能給博弈參與者帶來一定的策略優勢,即使這樣做可能也會造成一些(理智所不允許的)損失。獲得一種瘋狂非理性的名聲在重複博弈中是一種特別重要的策略,我們經常會發現在該博弈的幾次重複中表現得非理性,是對自己很有利的,這可能會為其帶來增加“長期利潤”的名聲與實惠。如果特朗普有這樣的名聲,且他過去已經用這種瘋狂的方式戰勝了很多競爭者,那麽通過塑造非理性和好戰的印象向中國傳達貿易沖突的威脅,就可信可行,在這種情況下其一貫的瘋狂行為方式也會提醒潛在的競爭者(中國),服從我也許對你更有利。特朗普的非理性博弈不能簡單地用經濟學上的即期盈虧絕對值來衡量,他在搞商戰、貿易戰。當市場競爭升級到“戰爭”之時,意味著經濟問題已經轉化成政治問題,所以要用政治學的思維來思考其行為邏輯,他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求得雙方力量的重新調整,試圖改變中美雙方的利益格局。

特朗普的本意應是想通過影響中國對美國會如何行為的預期,來限制中國的選擇,從而促使中國采用對美國有利的選擇,即引導中國的行為選擇盡量符合美國利益。通過“限制自身行為”以獲得優勢,這看起來有些荒謬可笑,威脅對中國限售芯片,主動斷腕裁掉一個大客戶大訂單,以自己的小損失換得中國的大損失。那麽美國的威脅可信嗎?威脅本身是一個信號,可真可假,一個威脅只有當它是可信時才有用,空頭威脅無用。然而,中美談判討價還價的結果,依賴於各方策略性地改變其相對談判地位的能力。

從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從美國提出的“中國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不得要求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中國,不得反對美國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行業的投資”的條款來看,美國將對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進行打壓。不難看出,中國的產業發展在未來,道阻且長。美國可以采用關稅、配額之類的貿易限制,同時對本國同類產品進行補貼、減稅,以鼓勵國內廠商比沒有這些措施時擴張得更迅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中國未來的產品進入世界市場,使美國相應產業實現較高的價格和銷量。該類政策或該類政策的組合打包會通過對潛在的進入者造成可信的威脅獲得成功。美國國內利用規模經濟的大型廠商,有能力以低價滿足世界市場的需要,如果未來中國的產品要進入世界市場,這些大型廠商有能力將價格壓低到使中國出產的產品無法盈利的水平。當前,我們只盯著貿易沖突,只關註研發替代,而進入世界市場是中國產業未來無法回避的另一道坎。中國應該務實地努力化解貿易沖突,同時用好反制措施手段為“中國制造2025”贏得時間。

我們目前還沒有跟美國正面對抗“終極對決式”打貿易戰的足夠資本,但既然是中美貿易博弈,就不會是美國獨自決定談判結果,我們不會拿核心利益與美國交換。中美兩國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競爭並力求實現博弈均衡,該均衡點非常有可能不是各國的最優利益點,但一定是兩國在這場貿易沖突里能夠階段性實現的最優點,這種均衡是建立在計算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中美兩國本意上不是為他國謀福利,但在談判互動的過程中,一國在獲得利益之前必須充分考慮他國對自己行為的可能影響,他國能夠擁有的利益達到什麽數量時才能允許自己實現所期望的利益數量,也就是說,必須在充分考慮他國利益的基礎上,在可能的範圍內,一國才有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這個利他的過程也就是為了利己。博弈均衡在微觀上是以利己為出發點,實現了宏觀層面上的共同利益。

中美貿易沖突最終是否能走向合作我們可拭目以待,而不能共贏的合作無法持續,支撐合作的要素說到底只有利益。即便美國再強勢,也應該懂得不經過中國點頭同意的收益,只能算是想法,離裝到自己兜里還遠著呢!想在中國這里獲得收益,首先要思考自己能給中國提供什麽,這樣一來,所提的條件才能看起來更靠譜,實現的幾率才能更大一些。一拍兩散意味著美國決不會輕松愜意。中美是世界上的兩極代表,構成當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博弈中,隨時都有可能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改變中美的談判地位,從而移動兩國的利益均衡點。博弈的精髓在於先思考好夥伴的可能收益,再想自己的收益。別弄反了。

目前,中美兩國的貿易談判正在從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我們期待,相關問題也能夠有一個雙方可接受的結局。

(賈康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歐智純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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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當頭:中港經濟的博弈論

1 : GS(14)@2016-12-07 07:37:59

深港通開通第一日,港交所(388)股價破9月以來低位,跌穿200元,收197.4元。市場先生表了態,我也沒有甚麼好補充。反正近年炒友的焦點,都不是一般人會接觸得到的幕後玩家股。多數人對深港通都沒有甚麼感覺,合情合理。「香港人唔醒覺,遲早就俾深圳同上海取代。」曾幾何時,我對這種講法也有點不以為然;說到底,香港不是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嗎?不過,今天思考同樣問題,也沒有從前那種自信。未成為金融中心之前,香港曾是貿易和輕工業中心。事實上,由輕工業進化到服務型經濟,也只不過是十多年光景。生產線北移,香港經濟反而走向更高增值;八十年代尾香港貨櫃碼頭超越了紐約和鹿特丹,成為世界上最繁忙港口,正是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的事。97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出現了不少結構性轉變,今天要再次經濟轉型,似乎有心無力。與此同時,鄰近地區卻在模仿過去的香港。最近在一個香港航運業未來挑戰的講座上得悉,大陸各自貿區城市在外國船公司的政治游說下,陸續開放沿海捎帶業務的航權,諷刺是香港在現行政策下被視為管轄外的城市,不但不會受惠政策開放,而且估計將會因此失去高達12%的貨運吞吐量。假如說從博弈論可以學到甚麼教訓,我會說:「競爭有好多種。」世上有正面的競爭,也有零和甚至破壞價值的競爭,問題是我們有否從競爭當中改進?又或者,我們都只是在互相抄襲別人的作為?利世民
http://www.fb.com/leesimon.hk本欄逢周二、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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