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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資集體協商： 政府推著工人跟老闆談判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272

浙江政府正在全力推著工人跟企業進行集體工資談判。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談判出統一工價，頻繁跳槽的工人們漸漸安定，從而獲得安全感與穩定增長的收入。

但這一制度能否適應勞動力日益供不應求的市場變化，它在新的現實下究竟保護了工人還是老闆，還充滿爭議。

2013年1月14日下午，浙江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辦公室裡，幾個人正忙得不亦樂乎，法工部部長吳海瑜只能一邊打電話、遞送材料和佈置開會，一邊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眼下是法工部正忙的時候。2012年開始，每年1月初至3月底，浙江省各地市進入工資集體協商「百日要約行動」，要求勞資雙方相互發出工資集體協商要約，相關材料要報送各級工會法工部。

工資集體協商在發達國家被稱為工資集體談判，是指職工代表與僱主方代表就工資分配製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籤訂統一的工資協議。

提高勞動者報酬佔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決心在全國力推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民營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浙江省，因為政府介入並主導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使其獲得了超高的普及率。不過，這一模式利弊如何，也存在明顯爭議。

自上而下的集體協商

中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

作為一種工資形成機制，工資集體談判始於一些發達國家。一般由工人自發組織發起，勞資雙方展開談判和博弈，政府只是在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破裂時，發揮調解、仲裁等第三方作用。

但由於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我國工會組織本身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而在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政府部門一般也全程深度介入，呈現出明顯的政府主導的特徵。

2010年，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各級工會組織提出了普遍建立工會組織、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兩個普遍」工作要求。浙江省則提出，已建立工會的企業，2012年年底前要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一些地方政府將工資集體協商納入行政考核，對其企業覆蓋面提出明確目標。「除了浙江人素有契約精神的傳統之外，政府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浙江的工資集體協商分為企業內部協商、區域性協商和行業性協商三類，其側重點各不相同。企業內的工資集體協商主要談工資增長，區域性協商主要談最低工資標準，行業性協商則主要談工價。

浙江省的做法是，先出台一系列強制性法規，再依靠各級工會層層突破，各政府部門則全力參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

政策法規方面，上述浙江工資集體協商「要約行動」通知要求，規模以上企業可以單獨開展要約；企業工會組織提出要約有困難的，上一級工會可依法代替企業工會提出，企業方要積極應約；縣級以下行業集聚或者小企業相對集中的區域，可以開展區域性、行業性要約。「若企業主收到要約書20日之內不給予書面回覆、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或拒不履行工資協議的，上級工會要向用人單位發出整改意見書；逾期拒不改正的，由市、縣（市、區）總工會提請同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

當上述法規的推行受阻時，工會便發揮「掃雷」的作用。比如按政府要求，所有在華企業必須在3年內全部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一些世界500強在浙企業認為，其人力資源薪酬制度是全球統一的，在浙江省單獨建制必須要總部批准。另一些民營企業老闆一開始拒絕建工會，工會建起來後又不理解為什麼要簽工資集體協商合同。吳海瑜把這些企業稱為「硬骨頭」，「它們以各種理由推脫，工會只好一次兩次三次地去做工作，一遍遍交涉，說服他們遵守法律。」

在浙江，工資集體協商的主體是「三方四家」，即代表政府方的人力資源與社保局，代表職工方的各級工會，以及代表僱主方的企業家協會和工商聯合會。早期在一些企業家協會和工商聯合會未建立的地區，代表僱主方參與協商談判的，則是政府部門中的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簡稱經信委）。

帶有濃厚官方色彩的工資集體協商，是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設之一。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理論上工資增長是企業本身的事情，政府能做的比較少，但問題在於工資增長機制是與工人自發組織相聯繫的，而我國企業的工會組織缺乏獨立性，也沒有形成談判機制。

這使得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的建立，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和半官方性質的外部工會組織。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種協商可能會脫離其勞資雙方利益博弈的初始涵義。

「國外的集體談判是自發的，我們是自上而下、強勢推行，協商的主體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政府在跟企業談判，行業協會由政府代表，行業工資標準是政府的意思。實際上是政府的意志以集體協商的形式表現出來，政府的著眼點是為了協調收入差距過大和勞資矛盾。」一位長期研究國內工資集體協商的學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跳蚤場」安穩了

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的一大成效是穩定了「無序」的勞動力市場，一個地方一個行業統一工價，工人就不再跳來跳去。

行政力量的強力推動，使工資集體協商在浙江省的發展「勢如破竹」。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浙江共簽訂工資集體合同11萬份，覆蓋企業26萬家，涉及職工1337萬多人，幾乎佔到浙江省就業人口的40%，已建工會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達到90%以上——這是個驚人的超高覆蓋率。

浙江的獨門利器，是政府主導下的區域性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

這一機制肇始於溫嶺市。

2003年，為解決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的無序競爭、企業剋扣、拖欠工人工資以及工人頻繁跳槽等問題，溫嶺在這一行業試行簽訂行業性集體合同，開展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隨後，溫嶺市又繼續在全市的泵業、注塑、鞋帽、軸承等行業組建行業工會和行業協會，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2007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溫嶺巿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主要做法》上批示「溫嶺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浙江省開始全面推進。

吳海瑜參與了浙江省第一份餐飲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的擬定過程，它誕生於嘉興市。

2008年新版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後，按要求，全國各地應在區縣以下試行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當時嘉興餐飲業工資協商的兩方主體——行業工會和企業家協會均已成立，行業中工人流動性較大，員工工資收入也比較低。於是嘉興財貿工會在嘉興市總工會的指導下，嘗試推行了工資集體協商。至今嘉興的餐飲業工資集體協商已進行了三輪。

吳海瑜記得，當時的第一份集體協商合同把餐飲業工種分為主廚、洗菜工、服務員等級別，分別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第二份餐飲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產生於臨安市，比第一份要詳細得多。它把餐飲業劃分為8類工種，其中7類都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對於「一般服務員」，則只規定了最低收入為1500元，這是考慮到服務員有時會有開瓶費等小費收入。當時協商這一條時，很多老闆不同意，因為如果服務員得不到小費收入，老闆就得支付1500元的工資，而這一水平高於當時浙江省1310元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但最後工會說就這麼定下來了，有意見也得執行。」吳海瑜回憶說。

與餐飲行業類似，浙江的許多地市都建立起了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比如臨安的精密元器件行業和節能燈行業、溫嶺市的羊毛衫行業、諸暨市的襪業、蕭山義橋鎮的裝飾布行業、嘉善縣的膠合板行業、寧波的刀片行業、桐廬縣的制筆行業和富陽市的羽毛球拍行業等。

在官方的宣傳口徑中，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的一大成效是穩定了「無序」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流通更加有序。

比如裝飾布產量佔全國95%的蕭山義橋鎮，以前因工人頻繁跳槽而被稱作「跳蚤場」。2011年行業工會和企業簽署了首份行業工資集體協議書，全鎮實行統一的工時、工價和最低工資標準（1760元/月）。由於待遇一樣，工人們不再在鎮裡跳來跳去，2012年1-9月份，義橋鎮勞資糾紛下降了18.2%。桐廬縣分水鎮2010年實行工資協商以後，全鎮208家制筆企業因為工價和跳槽引起的勞資糾紛幾乎降為零。

充滿爭議的難題

集體談判到底是保護了工人還是僱主，在世界上始終存在爭議。而在中國，在變化了的市場供求關係下，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的價格是否充分反映了市場變化，也存在爭議。

不過，對這一現象，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發達國家，對於工資集體談判的研究和爭論可謂汗牛充棟，集體談判對工人福利水平、就業量以及對企業利潤率等的影響，是各界爭論不休未有定論的課題。比如，集體談判到底是保護了工人利益還是變相保護了僱主利益？它是否更有助於工資增長？它是否有利於勞動力市場實現「帕累托最優」？

在現實操作層面，這一制度也有著極大的難度。比如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都形同虛設，「它定高了，執行起來很難，企業會通過裁員、增加勞動強度等各種辦法抵制它；定得低了，又不起作用。」李實說。

有意思的是，這些問題在現階段剛剛實行集體工資協商的中國大地上，同樣顯露出其固有的微妙和複雜。

比如一些觀點認為，浙江勞動力市場趨於穩定，是由於工資集體協商保障了企業職工工資每年與CPI和企業利潤的同步增長，給予了他們安全感，使得其不需要通過跳槽就實現收入增長。

但上述研究國內工資集體協商的學者對此卻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區域性行業性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降低，是因為集體協商制度統一了工資標準，形成了壟斷價格，從而人為干擾、壓抑了企業間對勞動力的競爭。

而這並不符合不同勞動者之間不同的工資決定機制，「過去，高端勞動者傾向於在一家企業長期積累，通過升職來獲取工資增長。但升職無望的低端勞動者一般就是依靠流動和跳槽來實現工資增長。」他認為，壟斷工價限制了這部分勞動者漲工資的機會。這種情況下，低端勞動者如果對收入不滿，其選擇就只剩下辭職離開這個地區。

對於工資集體協商是否真的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水平，也存在爭論。

「最低工資標準和集體協商的確提高了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水平，這是毋庸置疑的。」浙江省總工會的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另一位受訪研究者則認為，「工資增長分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相對來看，我認為工資集體協商反而壓制了工資增長水平。」他的理由是，杭州市工資集體協商合同規定的年工資增長率一般在7%-10%之間，而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度杭州市全社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上年增長13.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浙江開始出現較為嚴重的「用工荒」，導致工人流動率一度高達20%，這說明其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發生了轉變。

在變化了的市場供求關係下，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的價格是否充分反映了市場變化？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黃超撰寫了一篇名為《工資集體協商的經濟效應研究》的論文，文中提到，2011年11月，杭州市勞保局與浙江大學勞動保障和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對杭州巿14個地區504家企業和5040名員工開展了「勞動關係指數」問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在剔除自然變化效應後，與未開展企業相比，杭州市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企業的員工工資增長率相對較低，同時勞動強度反而更大。

土地換天然氣？德國與俄羅斯秘密協商達成烏克蘭和解協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2162

英國《獨立報》報道，德國和俄羅斯正在制定一項秘密計劃，以達成一項和平解決方案，結束烏克蘭緊張局勢。（更多全球財經資訊，請加微信號：wallstreetcn） 該報道認為，此項和平方案基於兩大雄心：穩定烏克蘭邊境局勢、為陷入財務困境的國家提供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尤其是通過一項新的能源協議以確保俄羅斯天然氣供應。 假若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提議被俄羅斯接受，國際機構可能需要承認克里米亞的獨立以及該地區並入俄羅斯。目前，部分聯合國成員對此並不表示認同。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介紹，英國是歐盟成員國中對俄制裁表態最為積極、最為強硬的。英國官員此前稱，卡梅倫將敦促其他歐盟領導人支持對俄全面經濟制裁。 英國《獨立報》報道還稱， 一位接近秘密協商的知情人表示，和平計劃的第一部分要求俄羅斯停止對烏克蘭東部地區親俄分裂分子的資金和軍事支持。作為協議的一部分，該地區將被允許一部分權力移交。 同時，烏克蘭總統可能同意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作為回報，俄羅斯總統普京將不會尋求封鎖或者介入烏克蘭與歐盟新的貿易關系。北約組織是美國與西歐主要發達國家為實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一個國際軍事組織，以美國為主導，成員國包括德國和英國，不含俄羅斯和烏克蘭。今年4月1日，北約組織宣布暫時中斷與俄羅斯的正常合作關系。 與歐盟加強聯系是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的願望之一。盡管他並不從屬於任何政黨，但他本人正是該國親歐運動的堅定支持者。 烏克蘭還將與俄羅斯天然氣寡頭企業Gazprom簽署新的長期供氣協議。目前，烏克蘭天然氣供應低位運行，預計將在冬季來臨前耗盡。 俄羅斯也將對烏克蘭提供一百萬美元的資金，用以補償過去幾個月在該國境內造成的各項損失。 然而，該報道還援引另一位參與協商的知情人消息稱：“德國作調停人的和平計劃仍在談判之中。該談判已經因為MH17的災難事件而陷入僵局。但調查結果出來之後，他們預計將重啟談判。”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發言人稱，他們對該協商並不知悉。不過，他們還表示，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會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地區的管控地位。 《獨立報》分析稱，對於德國來說，達成解決協議是合適且有利的，因為俄羅斯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默克爾領導之下，俄德軸心明顯增強。直到MH17被擊落事件發生前，德國政府還一直堅決反對對俄開展商業領域的懲罰性制裁措施。 如此強勁的兩國貿易關系也加強了默克爾的統治地位。俄羅斯也積極倡導與歐盟加強聯系。一位接近協商的知情人表示： 這是默克爾的交易。她開始直接與普京打交道。她需要解決爭端，因為烏克蘭局勢緊張或者與俄羅斯關系降溫都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沒有人希望發生另一場冷戰。

阿根廷協商未果 十三年來第二次主權違約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2123

截至5.39億美元債息的最後償付期昨日，阿根廷仍未能同對沖基金債權人達成和解。這是阿根廷十三年來第二次主權債違約。阿根廷經濟部長Axel Kicillof說，對沖基金債權人拒絕了阿政府新的提議，不可能再給他們付息。 有鑒於此，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標普）昨日將阿根廷的長期與短期外幣信用評級調降至“選擇性違約”。標普在昨日的聲明中寫道： 如果阿根廷解決了償付貼現債券違約的問題，解決後，我們可能根據當時阿方剩余的責任風險、進入國際債市的渠道及其整體信用狀況，調整對阿評級。 標普的董事總經理Roberto Sifon-Arevalo說，還債不是自動發生的過程，需要時間。但就像調解人Daniel Pollack昨晚所說的： “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阿根廷共和國違約迫在眉睫。” “無法預計違約的所有後果，但它們肯定不是正面的結果。違約不僅僅是‘技術性’的環境，而是真正痛苦的事件，會傷害現實生活中的人。” 早在2001年，阿根廷就宣布950億美元的主權債務違約。這導致該國被迫進行債務重組。此後，該國深陷大蕭條時代之後最糟糕的經濟衰退。 今年6月中旬，阿根廷與債權人的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並被裁決維持還債原判。阿根廷總負債達5.39億美元。 6月末，阿根廷已將5.39億美元存於紐約梅隆銀行，用作截至6月30日當期的利息。而美國法官的裁定阻止了阿根廷進行付息，法官還要求阿根廷在7月30日之前與“釘子戶”債權人達成和解。 所謂“釘子戶”債權人是指NML Capital、Aurelius Capital等被稱為“禿鷲”基金的美國對沖基金。2001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後，90%以上的投資者都接受了阿根廷政府在2005年和2010年提出的重組方案，但這些“釘子戶”債權人並不接受。 華爾街見聞此前文章提到，即使阿根廷違約，也不會對其他新興市場有多大“傳染”。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若阿根廷本周違約，則最小的違約規模可能在300億—800億美元。 在宣布違約以前，高盛發布的報告認為，如果就15億美元利息支付達成一致，阿根廷可能未來幾天內解除違約危機。 高盛的高級拉美經濟學家Mauro Roca就說： 這種時候，預計阿根廷違約會是短暫的，不應該對這個國家產生任何重大影響。預計會很快打破僵局，拿出協議。 阿根廷國內通脹高企，面臨進一步陷入經濟衰退的危險，還可能再次發生本幣大貶值。 如下圖所示，今年阿根廷比索兌美元匯率直線下跌。華爾街見聞本周文章提到，7月中旬黑市匯率已達12.65比索兌換1美元，遠遠超出官方設定的8.17的匯率。

難兄難弟：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協商應對油價下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838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尚未召開，委內瑞拉和俄羅斯就先行討論了支撐油價的方案。

委內瑞拉外交部網站的一份聲明顯示，委內瑞拉外長Rafael Ramirez 和俄羅斯能源部長Alexander Novak討論了采取“聯合行動”共同應對市場的事宜。

由於美國原油產量大增和全球需求增長放緩，原油價格自6月的高點下跌超過了30%。

上周，伊拉克總統 Fouad Masoum和利比亞總理Abdullah al-Thinni 前往利雅得與沙特官員談論了石油市場應對之策。Ramirez與阿爾及利亞和卡塔爾官員也討論過，而沙特石油部長Ali al-Naimi則飛往了拉美。隸屬於伊朗石油部的Shana通訊社上周日稱，伊朗石油部長Bijan Namdar Zanganeh本周準備出訪阿聯酋。

本月27日，OPEC會議將在維也納召開，討論原油市場的應對之策。

法興銀行（紐約）原油市場研究部主管Mike Wittner在電話中告訴彭博社：

毫無疑問，差不多從上周開始，這類OPEC會議前的會面變得頻繁起來。

現在，會議越來越臨近，油價卻在持續下跌，這種會面的熱度將持續不減。

上周五，世界原油價格主要基準的布倫特油價盤中最低跌至76.76美元，刷新四年新低。

油價驟跌令高度依賴石油收入的國家陷入困境。

陷入困境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國際油價跌入熊市之時，嚴重依賴石油收入的委內瑞拉政府卻發出無意讓貨幣貶值的信號，投資者越發擔憂委內瑞拉的償債能力，紛紛拋售該國債券，該國股市本月跌幅逾14%。

委內瑞拉國內通脹率已高達64%，名列全球第一。上周委內瑞拉政府重申不會讓貨幣貶值，其財政部長Rodolfo Marco Torres說，沒有任何貨幣貶值的打算。

此外，油價下跌還使得委內瑞拉上月對中國債券構成了實質性違約。

俄羅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被迫在實際上讓盧布自由浮動。

在油價大跌和遭受西方制裁的雙重打擊下，俄羅斯國內通脹高企，盧布匯率大跌。據彭博統計，僅今年7-9月，盧布對美元重挫逾16%，盧布成為全球跌幅最大的貨幣。

進入10月以來，盧布匯率進一步下挫。為了打擊盧布投機和抑制通脹，俄羅斯央行10月末意外加息150個基點至9.5%，可盧布的反彈僅持續了兩分鐘，當日全天跌幅仍創三年新高。

11月初，俄央行宣布，每日至多拋售3.5億美元支撐盧布匯率，盧布聞訊暴跌近3%。美銀美林俄羅斯首席經濟學家Vladimir Osakovsky告訴路透：

此舉實際上意味著盧布從現在開始自由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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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好貴　協商降價這樣說

2015-12-14  TCW

年終到了，Gloria接洽外國合作夥伴續訂合約，一看到對方寄來的合約價年漲20％，不禁直呼「貴森森」。她開玩笑說 it costs us an arm and a leg，果然就得到善意回應。和客戶過招，幽默感有時候比嚴肅斟酌容易得多，以下試舉3例。 情境1 向客户介紹新品，向強調眾人皆愛時……[嚴肅說法]Everyone loves its innovation.(每個人都愛它的創新。)[幽默說法]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 Love its innovation.(任誰都愛死它的創新。)解析：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是指「全世界的人、各色人種」，而且，連常常被蒙在鼓裡的太太都扯進來，不僅有畫龍點睛之妙，也比單講everyone有力。 例句：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 know you got increased pay today!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今天加薪了!) 情境2 向客戶暗示，競爭對手售價太超過時……[嚴肅說法]Don’t you think it is very expensive?(你不覺得它很貴嗎？)[幽默說法]Don’t you think it wiL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你不覺得它貴得要命嗎？)解析：cost somebody an arm and a leg的字面意思是要花掉「某人的一隻手加一條腿」，生動說明代價有多高。 例句：The apartment costs me an arm and a leg.soIhave no money to travel. (我花了一大筆錢買這棟公寓，現在沒錢去玩了。)情境3 向客戶強調，我方說到做到時……[嚴肅說法]We wilI do what we promise.(我們會實踐承諾。)[幽默說法]We wilI put our money where our mouth is.(我們會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解析:to put one’s money where one’s mouth is字面上是「把錢放進嘴裡」的明確動作，延伸為「實踐承諾」之意，不僅傳神，更帶點趣味感。 例句：I’ve been promjsing to offer you a job.Now I am putting my money where my mouth is. (我曾答應要給你一份工作，現在我要說到做到。)世界公民文化中心獨家授權 撰文者湯名潔

【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3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中國在英核電還建不建？中廣核首次回應正同法方協商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630.html

針對媒體最近對中國所參與的在英國一個金額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的核電項目的質疑，中國廣核集團(下稱“中廣核”)終於作出官方回應。

5月18日晚間，中廣核通過官方微信“中國廣核集團”發布的一則題為“香港記者走進大亞灣反向路演”的消息顯示，該公司新聞發言人黃曉飛對來訪的記者表示，盡管近期媒體對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HPC)項目有一些擔憂，但英法兩國政府對HPC項目的支持始終未變。

黃曉飛稱，在法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EDF目前正致力於完成“最終投資決策”所有必要的工作。作為英國三大新建核電項目的重要參與方，中廣核正在積極與EDF開展協商與談判，盡快促成HPC項目最終投資決策具備條件。

2015年10月21日，中廣核和法國電力集團(EDF)在倫敦正式簽訂了英國新建核電項目的投資協議，前者牽頭的中方聯合體將與法電共同投資興建英國HPC項目，並共同推進塞茲韋爾C(SZC項目)和布拉德韋爾B(BRB項目)兩大後續核電項目，其中布拉德韋爾B項目擬采用中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

根據協議，在造價高達180億英鎊(約相當於1800億元人民幣)的HPC項目中，法國電力將占據66.5%的股份，中廣核牽頭的中方企業將在欣克利角C項目中占據33.5%的股份。而與HPC項目和SZC項目不同的是，BRB項目將由中廣核主導、法國電力參與，雙方在項目投資中將分別占據66.5%、33.5%的股份，並采用華龍一號核電技術。

黃曉飛稱，2016年3月3日，英法兩國政府首腦在巴黎會晤後發表聯合公報，明確指出兩國政府支持在民用核能領域的合作，並強調HPC為重大戰略性項目，是英法雙邊關系的支柱，是英國能源政策重要一環，關系到在2025年之前確保英國能源供應安全並提供有競爭力和非碳的能源。5月17日，法國總統奧朗德再度表示，支持EDF建造HPC核電站的計劃。

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HPC)廠址圖

最近，有法國當地媒體報道稱，為了回應來自EDF內部工會以及管理人員的強力反對，EDF企業委員會上周決定將請企業外部專家審議英國核電計劃的可行性。EDF工會呼籲將投資計劃延期兩至三年，擔心修建英國核電廠所必須巨額投資將使早已面臨財政危機的EDF陷入癱瘓。

作為英國上述戰略的首個新建核電項目，HPC項目也是英國自1994年以來第一個新建的核電項目。該項目一共有兩臺由法國電力提供的EPR核電機組組成。EPR核電機組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之一。HPC項目的造價中國臺山兩臺同樣使用EPR核電機組的2倍還多。來自2014年11月中廣核電力(01816.HK)披露的信息顯示，臺山這兩臺機組的工程總造價約為731億元人民幣。

“我相信，中國投資方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應該已經開展了大量審慎的調查和計算”，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在2015年年底在廣州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對於中廣核來說，通過參與投資HPC項目的一個關鍵目的是，為日後華龍一號在BRB項目上得到使用提供基礎。因為，一旦華龍一號能夠“落地”英國，將迅速提升國內核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在進行大型投資的同時，投資方並不只是著眼於短期內的投資收益，我相信他們在英國的投資，能作為他們進入歐盟巨大市場的跳板。除了短期的投資回報之外，在英國的投資還有很多其他附帶的利益。”吳百納當時對本報記者說。

英國曾經擁有輝煌的核能歷史，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核能的國家之一，擁有非常完善的核能工業體系，對核能的監管更是擁有一系列嚴格的要求。即便英國自1994年之後再也沒有建設新的核電站，英國對核能的技術審查也並未曾因此而有絲毫的松懈。

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原局長趙成昆此前向本報記者分析，“英國對核電的要求，特別是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華龍一號能夠進入英國，標誌著我們(的核電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已經非常接近。”

中廣核此前向本報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華龍一號是中廣核與中核集團共同研發的三代核電技術，其安全水平與美國、法國、俄羅斯等世界主流三代核電技術相當。與這些國家的核電技術相比，華龍一號的經濟性更具優勢，是中國核電出口的重要選擇。

目前，包括中廣核在內的中國核電企業已經與阿根廷、埃及、沙特、南非、約旦、亞美尼亞、肯尼亞等多個國家簽署核能合作協議。如果華龍一號成功在英國立足，那麽將大大地提高中國企業日後與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核電強國參與發展中國家核電市場的競爭能力。

發展中國家將成為核能的主要市場。這些國家正在和打算利用核能來滿足當地的能源需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核動力”。 據世界核能協會估算，2015~2030年間海外新建核電站在160座左右，新增投資達15000億美元。而這些巨大的市場空間則主要存在於發展中國家。

李克強：不接受不承認所謂“裁決” 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據央視網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同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在談到南海問題時，李克強表示，中國政府不接受、不承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所謂“裁決”，這是維護國際法的舉措。作為直接當事國，中方最關心並致力於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將繼續根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依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希望歐方在這一問題上堅持客觀和中立。

圖斯克和容克對日前中國在南蘇丹維和人員遇難表示哀悼和慰問。他們表示，歐盟願同中方加強對話磋商，深化各領域合作，推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進展。歐盟願為履行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中所承諾的義務作出努力。

討論“分家”方案 德法意聚首協商”後脫歐時代“

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小島文托泰內(Ventotene)是歐盟夢開始的地方：意大利總理倫齊用心良苦地選擇了這座島嶼作為德法意領導人會晤場所。在二戰期間，文托泰內島上的監獄關押著歐盟創建者之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阿爾蒂羅·斯皮內利(Altiero Spinelli)，他在香煙紙上寫出了呼籲建立聯邦歐洲的《文托泰內宣言》。

8月22日，在參觀斯皮內利的陵墓之後，倫齊同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總統奧朗德首次討論英退歐後的諸多“分家”事宜，並在此地提出歐盟重新出發的必要性。

有法國外交人士指出，此次會議旨在體現“歐洲三巨頭的團結一致，但並不是要創立特殊俱樂部，最大的目標是為在9月斯洛伐克舉行的布拉迪斯拉發歐盟峰會準備英國脫歐後的藍圖，並試圖為刺激歐盟經濟增長達成共識。”

德國總理府發表聲明，在此次會議之後，默克爾在24~27日間將對包括捷克、波蘭以及北歐多國展開旋風式訪問，共會見13個歐洲國家領導人，盡可能同參與的國家達成廣泛的交流。

如何應對後脫歐時代

夏休結束之後，英國脫歐成為擺在歐盟領導人面前的首要議題。此次倫齊邀請德法領導人赴意大利提前商談共同立場，為2016年最後一個季度密集的國際外交調節拉開序幕。

在歐洲大陸進入夏休之時，英國外交部正在夜以繼日地趕工，希望在近期可以為首相府提供一份全面的立場說明書，解釋英國-歐盟關系變化後將對共同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將如何進一步影響到英國的貿易和經濟。

由於上述立場說明尚未出臺，英國並不急於啟動脫歐談判。一種看法認為，英國應在2017年4月之前，即在法國和德國大選之前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也歐盟認為，2017年3月的歐盟峰會正是英國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的合適時機。

然而另一種看法認為，由於英國嚴重準備不足，人員無法到位，加之希望最大化利用法德的大選，有可能拖到2017年法國6月大選之後，甚至到秋季才會開啟脫歐談判，這也將英國退歐時間從2019年年初推遲到2019年年底。

不過對於第二種看法，目前歐洲官員警告英國，歐盟對於英國推遲談判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盡管德法意領導人急於在應對英國方面達成同一立場，但德國同法國與意大利之間的看法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英國退歐之後，德國多次表示，希望要一個“更好的歐洲”而非“更多的歐洲”。默克爾則明確表示，對於英國脫歐後，歐洲加速整合、產生“量子級別的飛躍”並不感興趣。她指出，“任何已經令歐洲感到困擾，並加強離心力的措施都將產生不可預料的後果。”

相對於法國，德國對於英國脫歐表現得相對寬容。在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訪問德國並指出2016年底無法啟動退歐談判時，默克爾表示理解英國從公投脫歐到組建新政府的不易，並“相信英國會在權衡利弊後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談判方案”。默克爾還稱，給英國點兒時間準備是很有必要的。

默克爾出訪安撫中東歐

在此次三國領導人會見之後，默克爾將密集出訪歐洲13國，並重點安撫中東歐國家。此前中東歐國家抱怨，有關英國脫歐的談判被西歐國家主導，它們完全被排斥在外。

預計，此次默克爾將先會見捷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隨後奔赴荷蘭、芬蘭以及其他北歐國家，最後在德國接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和克羅地亞等國的領導人。

德國總理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她想要盡可能多地同參與談判的領導人進行廣泛商談。”

萬科A：就深圳地鐵交易事項仍在與相關各方進行協商

萬科A10月17日晚間發布公告稱，本公司於2016年6月17日召開了第十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了以發行股份的方式向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購買其持有的深圳地鐵前海國際發展有限公司100%股權(以下簡稱“本次交易”)等有關事項，以及公司於2016年7月2日披露的《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預案的修訂說明公告》等文件。公司A股股票於2016年7月4日開市起複牌。

公告顯示，目前，公司正在與相關各方就本次交易方案作進一步的協商、論證與完善。公司將在相關工作完成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後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