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冬季達沃斯論壇”)即將揭幕。今年達沃斯論壇(1月16-20日)的主題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率隊前往，並在當地時間1月17日發表主旨演講。外媒紛紛預計，此次中國將成為論壇核心。
習近平主席此次可能將釋放怎樣的信號?海外高度關註的中國改革議程將如何推進?達沃斯所關註的技術革新將給全球帶來什麽影響?
就此，畢馬威中國主席陶匡淳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他將赴瑞士參與此次論壇。過去兩年來，陶匡淳致力於提供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面的專業咨詢，並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具有多年經驗。
向世界釋放中國信心
第一財經：習近平主席此次親赴達沃斯，如何看待這一罕見的高級別亮相?在這個高端的經濟盛宴上，預計習近平主席會如何釋放中國信心?
陶匡淳：此次達沃斯年會旨在號召全球領導者重新審視曾經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現有國際體系，並重塑適應當今更加複雜的多極世界需要的新體系，以切實促進具有包容性、平等性的未來增長。
回望2016，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將近10年，但世界經濟依然在種種嚴峻挑戰中砥礪前行：金融市場動蕩、國際貿易持續低迷、主要經濟體走勢日漸分化、全球經濟形勢愈加複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機構於近期相繼調低了世界經濟增長預期。這些使得各方焦慮情緒升溫。
為應對經濟疲弱帶來的複雜挑戰，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經濟轉型升級。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走勢更受到世界關註。尤其在過去數年中，中國以逾25%的貢獻率穩居世界經濟增長頭號引擎。據IMF測算，2020年前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增加到30%。
習主席此次出席達沃斯年會，將為世界了解中國經濟形勢、經濟前景，了解中國政府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提供絕佳機會。
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多項指標回暖。作為當前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事實上，中國此前已針對區域經濟合作等議題提出“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方案。順應此次冬季達沃斯的主題，我相信中國將在世界經濟大局中進一步展現領導力，體現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正如習主席在不同場合下所強調的，我們的信心來自於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決心和行動。中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有力帶動了亞太和全球經濟增長，也提供了多樣的機遇。
2016年11月19日，習主席在秘魯利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曾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更寶貴的合作契機。”這與我們去年對全球CEO的調查結果也相吻合：他們認為，中國和印度是未來三年為企業提供新增長機會的最具吸引力的市場。
第一財經：達沃斯論壇密切關註“工業化4.0”趨勢，並認為技術革新的步伐將重塑全球格局。此次對這方面有何期待?
陶匡淳：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當前全球經濟的熱門話題之一，也是此次達沃斯的主題之一。現在人們普遍認同，移動互聯網、雲技術、大數據、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徹底顛覆傳統生產和組織方式。根據我們去年對於中國CEO的調查，大多數CEO把創新推動增長作為首要戰略任務，持此觀點的比例高於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CEO。此外，新產品、物聯網和數據分析能力都是中國CEO的重點投資領域。
最近十幾年，中國已在多個工業和科技領域取得長足進步，尤其是高鐵、建築工程、通信、無人機、互聯網等方面，已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中國如何與世界一道搭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快車駛向未來，或將在此次冬季達沃斯上亮出更明確的答案。
國企改革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主流觀點認為，十九大結束後結構性改革將加快步伐，國企改革是主要內容，而中國的改革進程也可能是此次論壇的關註焦點。你認為國企改革應該側重哪些議程?
陶匡淳：先談兩組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16年1-11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累計增長了9.4%，增長率不低，不過，同期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只增長了2.4%，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整整7個百分點。
再來看一下財政部的數據。同樣在2016年1-11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8%，其中，中央企業同比下降2.8%，地方國有企業同比增長16.9%。
從這兩組數據可以看出，在2016年前11個月，國有工業企業的經營情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在國企中，央企的運營效率又低於地方國企，當然央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職能。
在產能過剩行業中，尤其是鋼鐵、煤炭、電解鋁這三個行業，國企數量多、產能占比較高，這對國企在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五大任務的2016年的業績帶來短期的不利影響。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一點，我仍然認為，國企經營效率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十三五”期間，國企改革還任重道遠。
未來工作重點之一：積極穩妥推進市場化債轉股，把它作為企業降杠桿去產能的有效手段。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市場化、法治化的前提下推進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
通過解讀這些信息，我們看到這一輪債轉股重點強調了市場化原則。什麽是市場化?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當企業出現問題的時候，在沒有行政幹預和政府保護的情況下，是不是有商業化運作的機構也就是戰略投資者願意介入，幫助企業實現債轉股。
市場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高杠桿率主要集中於非金融國有企業部門。結合《指導意見》可以看出，未來過剩行業龍頭企業、新興產業高杠桿成長型企業將是新一輪債轉股的重點，央企和省屬大國企是主要的債轉股對象。
另外，在債轉股的過程中，實施機構也是大家關註的焦點。《指導意見》中提出，“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但“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
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來保證選擇出有效的實施機構成為一個關鍵。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債轉股的過程中定價公允、交易公平，並對債權人和各方的利益提供有效保障。還有就是債轉股最終要有資本市場的退出通道，希望在這方面有一些配套政策出臺，給實施機構後續的退出提供保障。
未來工作重點之二：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向縱深推進。
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推出了好幾個年頭，出現了一些經典案例，但是距此次國企改革要達到的宏偉目標還很遠，市場上還需要有更多實質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功案例。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混改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需要指出的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混”，社會資本的參與要達到一定規模，投資人要能夠真正參與到公司運營決策中，通過“混”不僅為國企帶來了資金支持，同時也能在管理運營、資本運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法人治理機制為國企註入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通過市場化運作，增強國企的綜合競爭力，提高運營效率。
未來工作重點之三：公益類國有企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目前，市場上對於公益類國企的改革問題關註較少，但是我們認為，其也存在較大的改革空間。
政府提出，公益類國企的改革目標是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我們認為，PPP，也就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公益類國企可以通過公建民營、特許經營、購買服務、委托代理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不僅可以為企業帶來資金，還能引入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和效率。
我們曾經為一些社會公共服務領域內的PPP項目提供咨詢服務，經驗告訴我們，在PPP項目開展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值得註意，比如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有關PPP的指導性意見，但PPP的法律體系還有待完善;再比如，並不是所有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都適合采用PPP模式，需要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另外，選擇合適的PPP模式十分重要，不同模式對項目的收益會產生不同影響。
未來工作重點之四：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社會監督和信息披露。
2015年11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指出，要“切實強化國有企業內部監督、出資人監督和審計、紀檢監察、巡視監督以及社會監督”。
未來國資監管將轉向以“管資本”為主，資本運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一整套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內部控制體系的運行。目前對處於壟斷行業或公益類的國企，社會關註度非常高。國企在保證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職能工作。由於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同社會公眾的溝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
社會監督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企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目前，國企信息披露情況還不能充分滿足開展高效社會監督的要求。而在國外，很多國家將信息披露作為國企公司治理的關鍵內容和重要基礎，比如，瑞典政府規定：“由於國有企業最終屬於瑞典人民，所以公開且專業地披露信息和保證透明度是一項民主訴求，因此政府認為國有企業至少應該像上市公司那樣透明。”另外，高標準的會計和審計是信息公開披露的前提，經合組織就指出，“國有企業應該像上市公司一樣遵循高質量的會計和審計標準。”
中企需要“制勝未來”的全球化戰略
第一財經：近兩年來，中國跨境並購、海外投資不斷放量。此前中企的海外投資並購主要以大宗商品等順周期行業為主，其副作用也十分明顯，如今並購方向則不斷向金融、科技領域轉型。你對下一步發展有何建議?
陶匡淳：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變化趨勢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特點息息相關。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和驅動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需要調整增長方式，以實現高效、高質和可持續的發展。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趨勢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目標和重點行業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中企將更多地關註海外市場中那些能夠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強自身創新能力，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綠色環保生產的現代產業體系。這些具有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引領型領域內的投資將有效推動中企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轉型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國企業將致力於在海外獲取經驗、技術、品牌和人才以增強競爭力，並引入適合在中國市場推廣的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重點行業包括先進制造業、信息通訊技術、農業和食品生產、醫療保健和養老服務等。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也將充分利用政策支持，以及政府間的倡議(如“一帶一路”)創造的有利的國際環境，為在國內市場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的優勢產品和服務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而在這一領域，我們可能將看到越來越多中外企業在“一帶一路”項目，以及在發達國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項目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成功案例。
第一財經：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去全球化”的趨勢也將成為今年達沃斯論壇的熱點議程。在這一大背景下，你認為未來中企應該如何融入全球?
陶匡淳：中國企業全球化戰略制定與實施中機遇與挑戰並存。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8.3%（同期全球外國直接投資1.47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8%），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近十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高達23.5%，未來也將可能持續快速增長。中企全球化進入了快車道，但將面臨更加複雜的海外投資環境，據我們估計，如果考慮到企業在投(資)後100天或者更長時間里面臨的整合難題，包括實現協同效應、迎接跨境跨文化的挑戰等，可能只有不到20%的中國企業能夠通過海外並購最終實現企業價值的增長。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企對外投資的業務領域與目標市場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投資目的地國家既有歐美諸多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如美國、德國、英國，也包括貧困或欠發達國家，如尼日利亞、坦桑尼亞，或是政治動蕩地區，如利比亞;另外，中企對外投資環境也愈發易變、不確定、複雜與模糊，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政治的敏感性和行業壁壘，來自跨國和本地公司的競爭，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帶來的稅收變化以及新興市場匯率巨幅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等方面，這對“走出去”的中企制定與實施全球戰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勝未來的全球化戰略是中企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中國企業在進入全球化發展階段後，需要有成為世界一流跨國公司的戰略願景，並將全球化戰略納入到企業整體戰略中進行通盤考慮;同時，還要克服本土企業“走出去”的盲目沖動與機會主義，才能擁有全局性的認知和規劃。
對於外部環境，如果沒有提前建立戰略信息的收集和溝通渠道，照搬國內發展模式，通常會使企業對海外市場產生信息誤判，與實際脫離;同時，由於缺乏系統的風險評估體系以及對於海外政策的全面了解，中國投資者往往會在合法、合規方面產生過多不必要的成本和風險隱患。
從內部運營來看，大多數中企在全球價值鏈中仍然處於附加值較低的環節，競爭優勢不明顯。隨著國內用工成本的逐年上漲，性價比優勢正在全球範圍逐漸削弱，在未來則更多需要加強創新、營銷與技術方面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