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9月，在短短不到4個月間，從中國到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再到歐美國家市場都發生了劇烈震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再度來襲”一說不絕於耳。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經濟增速放緩?“股市巨震”後，中國的各方人士又應該如何重新學會敬畏市場?

在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新領軍者年會期間，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前主席、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ET)高級研究員阿代爾·特納勛爵(LordAdairTurne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中國需要結束依靠信貸刺激、投資驅動、重房產和基建的增長模式。”他認為，上述模式的確支持了2009~2012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但“強心針”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產能過剩現象在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和基建方面已經十分突出。

然而核心矛盾在於，推動消費是一項長期工作，如果在此期間沒有基建或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速可能便會“斷崖式”下降。對此，特納指出，“這兩種模式不可能馬上切換(投資轉消費)，下一步的重點仍是依賴投資驅動，但要註意的是必須提高投資質量。”他也指出，中國政府不應迷戀具體增長數字，應平心靜氣推動改革。

當談及中國A股市場巨震以及政府“救市”等幹預行動時，特納認為，中國A股市場主要在兩方面存在問題：“過去幾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新股發行幾乎停滯，其借口是股市不振，不希望新股進一步打擊整體股價。其實，一個合理的股市就應該向所有公司開放新股發行通道，而不應該采取配給模式。”另一方面，特納指出，官方不應該刻意鼓勵股價上漲，且無論是推高股價還是防止股市下跌，二者都不可取，“當然如果沒有前因，就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且大幅股市波動有礙政府信用。”

不過他也表示，“融資總規模在中國債務總量中只占很小比例，且人均持股量遠遠小於美國，因此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可能相比美國而言要小得多。”

中國應提高消費率和投資質量

第一財經日報：有觀點認為，當前是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時刻——經濟增速放緩、政府層面對於具體應對措施較為迷茫，部分地區的增速已接近0。如果不采取合適措施，經濟增速下滑可能無法抑制，對此你有何建議?

特納：中國正在經歷艱難的轉折。過去6年，即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經濟放緩，中國以信貸擴張來刺激經濟，且聚焦於房地產、基建、重工業(鋼鐵、混凝土等)等行業，這導致信貸對GDP的占比從130%上升至220%;投資對GDP的占比從當時40%的高位進一步上升到近50%的水平。這一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成功的，其支持了2009~2012年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強心針”不可能一直打下去，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基建產能過剩已經十分嚴重。

日報：2008年危機前的增長模式——出口驅動增長不可持續，再加之4萬億元刺激政策，二者交織起來加劇了債務的不可持續性。

特納：出口驅動增長的模式的確不可持續，因為這將不斷放大經常賬戶順差。不過此後這一模式得到修正，但修正並不徹底，因為中國經濟仍是由國內投資來拉動，而不是依靠國內消費。我們需要結束依靠信貸刺激、投資驅動、重房產和基建的增長模式。然而困難的是，根據全球經驗，如果不是以經濟放緩為代價，上述模式很難徹底終止。

今後，中國必須要建立一個更平衡的增長模式，即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但是，這兩種模式不可能馬上切換，下一步的重點仍是依賴投資驅動，但要註意的是必須提高投資質量，而不是大量在二、三線城市建造大量無用的房產。

IMF報告顯示，中國人均房地產占地面積比日本和韓國都要多，但中國人均GDP卻僅僅是上述國家的1/4，這種過剩產能集中在二、三線城市，而不是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日報：有不少觀點認為，中國明年樓市調整可能將會結束，房價會再度反彈。你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特納：我認為這種反彈取決於具體的城市或地區。值得註意的是，“戶口改革”也將會對房價產生影響。如果改革力度大，如上海、北京、廣州、大連等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和房價或將進一步上升。二、三線城市的住房空置率也可能進一步上升，因為政府無法指定人們具體生活在哪個城市，所有人都希望向大城市遷移。

此外，城市之間也可能會形成競爭，認為如果加大力度建設會議中心、體育中心或地鐵線路等，就能吸引全球投資，這往往是誤區，結果產生更多過剩產能。中國真正應該做的是使現有城市更加宜居，並進一步推動消費。

日報：推動消費是一項長期工作，但其在短期仍將維持疲軟，而在此期間如果沒有基建或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速便會出現斷崖式下降。你是否存在這種擔心?

特納：消費模式的切換需要慢慢來，投資端仍應持續，但要確保投資的質量，例如將北京轉變成一個宜居、清潔的城市，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商業銀行在未來幾年內或需再註資

日報：今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量持續擴大，全年地方債置換規模高達3.2萬億元。這一行動在未來幾年會發揮一定作用，對此你有何評價?

特納：我認為這一置換是正確之舉。中央政府將會吸納大量過去地方政府債務，並進一步加強今後的債務紀律。同時，銀行債務也值得密切關註，尤其是積累了大量重工業貸款的銀行機構，它們可能需要中央政府再註資，這也將擴大今後幾年中央政府的債務比例，但我並不為此而擔心，我認為中國有能力彌補缺口。

此外，更重要的任務仍是刺激國內消費，但前提是，中國要打造更好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體系，讓人們不再擔憂巨額醫療負擔，使其不再預留大量預防性資金。

還需要註意的一個現象是，中國實際工資增速加快，這其實說明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緊縮。相關數據顯示，中國15~30歲人口將在未來十年減少25%，這將使得勞動力承壓，但對於中國經濟平衡而言也有一定好處。

日報：鑒於你說的“困難轉型”以及不良貸款問題，你認為中國最糟糕的時刻是否仍未到來?

特納：我認為中國在未來的兩三年中仍將面臨挑戰。如果中國GDP增速逐步放緩到5%~6%的水平，我完全不會為此而驚訝。如果增速得以持續保持7%的狀態，我反而會為此而震驚。

最大的風險在於，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要達到今年GDP增速7%的目標，那麽短期只能維持不平衡的增長模式，即依靠投資和信貸推動房地產和基建，這將加劇資源錯配，推高後期壞債規模。因此中國需要深呼吸、平心靜氣，接受經濟增速放緩的事實，並向更平衡的增長模式切換。

日報：盡管你認為中央政府債務水平仍位於低位，但加上企業、個人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債務水平對GDP的占比已高達約250%，這一水平總體在新興市場各國中處於很高的水平，你是否為此感到擔憂?

特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央政府可能都刻意地不將部分債務納入中央財政，但同時又讓銀行系統向地方政府提供貸款。這一過程實為政府刺激，但卻被誤認為是由銀行系統主導的市場化操作，而其操作本身其實並不符合市場化紀律。久而久之，這部分債務最終將會被累計到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也只有到那時可能才發現，過去這些基建應從一開始就由中央政府財政來牽頭，而不是通過銀行系統這一繁瑣的程序。

日報：對於企業部門的債務壓力，你有何見解?

特納：我並不清楚這些不良債務具體在哪里，有些大型企業的杠桿水平和現金流仍較為合理，但部分不良債務必定集中在重工業部門，如鋼鐵、混凝土等企業在過去都受到基建、房地產“投資熱”的推動，但在熱度驟降後，上述產業必定積累了規模不小的壞債，而銀行未來很可能將核銷大部分債務，因此中央財政需要對銀行再註資，這也可能對中央財政構成巨大壓力。

其實，這一過程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上世紀80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經歷了幾輪經濟繁榮後，形成了巨額銀行風險和壞賬;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對銀行進行了註資、資產剝離和大規模金融整治。

日報：你認為這在未來五年內會發生嗎?

特納：我認為在未來幾年中，類似現象一定會出現。

推高股價和防止股市下跌皆不可取

日報：對於企業而言，資本市場這一融資渠道似乎也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尤其是此前的股市巨震打擊了各界信心。你認為中國A股市場存在哪幾方面問題?

特納：中國A股市場主要在兩方面存在問題。過去幾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新股發行幾乎停滯，其借口是股市不振，不希望發行新股進一步打擊整體股價。其實，一個合理的股市就應該向所有公司開放新股發行渠道，而不應該采取配給模式;此外，官方不應該刻意鼓勵股價上漲，並以“牛市”作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一旦泡沫破裂、牛市終結，政府又不得不出手救市。其實，無論是推高股價還是防止股市下跌，二者都不可取，當然如果沒有前因，就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且股市大幅波動損害政府信用。

當然股市並不是完美的，回想納斯達克指數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也經歷了“過山車”。從1998年10月7日1449.06點起步，到2000年3月12日納斯達克創下5132.52點的歷史最高，到2002年10月10日最低又到了1108.49點。但你只能讓它發生，不能橫加幹預，這只會使情況惡化。

日報：話雖如此，但你是否認為股市快速、大幅下跌會激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特納：股市漲跌很正常，願賭服輸。最危險的是，股市下挫涉及到債務問題，這在中國便體現為融資融券、場外配資、股權質押等創新、加杠桿手段。

不過眾多數據顯示，融資總規模在中國債務總量中只占很小比例，且人均持股量遠遠小於美國，因此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可能相比美國而言要小得多。

當前，對中國經濟增速打擊最大的，是以投資、信貸驅動的舊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然而股市震動對於全球市場最大的影響是，外部市場可能會質疑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力，而股價巨幅波動也令人感到無所適從，摸不清政府的思路。

日報：對於部分券商、銀行，你是否認為應該任憑它們破產?

特納：這取決於其規模，如果其業務只是杠桿融資，那麽就應該讓其遵循市場規則，即破產。但不能“一刀切”地對所有大型銀行采取類似措施，這將影響市場借貸，或進一步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救市取決於具體對象。不過，救市的成本可能還是小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損失。

日報：各界對於中國政府此輪救市行動頗有爭議，你是否認為即使是在股市暴跌時政府也不應出手幹預?

特納：不能說得那麽絕對，政府對股市的幹預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回顧當年中國香港股災之前，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不少新興市場國家苦不堪言。繼泰國在1997年7月率先放棄固定匯率制後，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也相繼放棄，中國臺灣也主動開始緩慢貶值，由於當時港元掛鉤美元，因此中國香港也成為索羅斯等國際炒家的下一個目標。

當時中國香港為了維護港元、打破炒家套利計劃，轉變以往“積極不幹預”的經濟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做出應對：政府和金管局直接進入股市，金管局直接進入匯市，穩定匯率和利率;限制惡意賣空行為。上述幹預措施的確穩定了市場情緒。

不過，我並不認為現在的中國A股市場像當年的香港一樣受到了很多國際做空者的攻擊。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一開始股價就被推高到了一個與基本面全然不符的水平。

美聯儲12月加息的可能性更大

日報：此前美聯儲加息預期和中國股市持續大幅下跌一度拖累了全球股市，你認為其中中國的因素究竟有多大?

特納：全球股市震動可能並不源自中國A股市場的下挫，而是來自國際市場對於中國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的預期，新加坡、中國臺灣、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短期增長預期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上一個月發生的一切讓各界意識到，中國經濟的放緩將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構成很大的打擊，俄羅斯和巴西都處於蕭條狀態。此外，大宗商品價格也大幅下挫。值得註意的是，富時100指數中包含眾多大宗商品類企業，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經濟放緩一度造成了富時100指數大幅下挫。

日報：此前人民幣貶值也引發全球市場波動，各界對於中國開放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存在一定擔憂。你對此有何看法?

特納：我認為只有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才能避免出現資金外流的情況。

中國現在存在很明顯的短期資本流動。在三四年前，我們尚能理解成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動，根據現有賬戶和外匯儲備，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些“熱錢”是從哪里來的，但最近我們發現有些情況很難解釋。隨著匯率波動加大、資本賬戶越來越開放，有很多外國資本流入，因此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對於匯率波動，如果看一下過去15年，歐元和美元之間的變動只有非常少的波動是可以通過利率變化或經常項下競爭力來解釋的，大部分很難解釋，像上世紀80年代時日本的狀況，有大量資金流動，這導致了匯率的波動，簡單用貶值或通脹的理論難以解釋。因此伴隨著中國國際化的進程，必然有這樣的後果，也必須要去接受這樣的後果。

日報：除此之外，你認為美聯儲加息的不確定性是否也助長了全球波動性?

特納：美聯儲做任何決定可能都不會具有根本性意義，因為這在此前早有預期。我認為美聯儲9月加息的可能性僅為25%，12月加息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此次加息的幅度將較歷史而言更弱，我們預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到2017~2018年仍將在2%~2.5%的水平，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將維持零利率政策，中國的利率則會較現在更低。當前，全球都處於一個近似通縮的時代，各國仍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債務積壓的影響，中國在過去6年也試圖以信貸擴張的方式極力避免受到拖累，但事實顯示，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已經失去了過往的動能。

日報：在你看來，IOER(超額準備金利率)或RRR(隔夜逆回購)會否成為美聯儲加息時加以利用的主要工具?

特納：各個央行都有不同的措施將利率引導至它們理想的區間，不論是英格蘭央行、美聯儲，還是其他央行都是如此，但這些技術性操作都只是次要問題。關鍵在於，通過不同技術性操作，央行能夠確保短期市場利率符合其原先設定的理想利率水平。

(編者註：RRR是指美聯儲將持有的美國國債等優質證券作為抵押品，而共同基金等市場參與者將資金出借給美聯儲，和中國的逆回購方向正好相反，是“收”貨幣的一種工具。資金出借的利率就是美聯儲提供的固定隔夜逆回購利率，此隔夜利率相當於為短期利率設定了下限。因為低於該利率市場參與者就寧願出借給美聯儲，而不會出借給其他市場主體。IOER是美聯儲對金融機構存放的超額準備金支付的利率，從2013年7月開始使用，至今超額準備金利率一直為0.25%。IOER與RRP利率都是美聯儲控制短期利率下限的工具，但不同的是，超額準備金不需要美聯儲提供抵押品。美聯儲主席耶倫曾表示超額準備金利率將是主要的緊縮工具之一。)

隨著習近平主席成功訪英，中英在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大步邁進。英國《金融時報》也於11月2日發文提及，中英雙邊關系迎來“黃金時代”。然而，這種“聯盟”在幾十年前的“撒切爾夫人時代”似乎難以想象。令人好奇的是，今天的英國人究竟怎麽看待中英關系以及中國經濟?

近期，在2015複旦全球領袖論壇期間，英國上議院中立議員、複旦管院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查爾斯·鮑威爾勛爵(Lord Charles Powell)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鮑威爾勛爵當年(即上世紀80年代前後)曾擔任英國前首相馬格利特·撒切爾夫人的私人秘書、外交顧問和國防顧問，英國當時經歷了巨大變革;眼下，現任首相卡梅倫掌管下的英國也正面臨全球經濟放緩的挑戰。同時，他也可謂是幾十年來中英關系發展的見證人。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媒頻頻報道“英國是在質疑聲中擁抱中國”，但鮑威爾勛爵始終是中英關系的忠實擁護者。

中國應該更勇敢地推進改革

“幾乎令每一屆英國領導人後悔的就是——沒有更激進地推動改革。” 這是鮑威爾勛爵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首要建議。其實，當年撒切爾夫人大刀闊斧地進行國企改革也為中國提供了借鑒。

他回憶稱：“1979年，英國社會、經濟形勢窘迫，罷工不斷、失業率高企，撒切爾夫人幾乎需要進行全面改革，包括改變經濟運行模式，如使人們有能力買房，並采取減稅、國企私有化等重磅措施，可謂是一次重大革命(revolution)。相比之下，其接下來的幾任首相如布萊爾、卡梅倫就任的時候，形勢更為有利。”

上個世紀70年代的英國已經陷入窘境，二戰結束之後，英國形成了一種“中央集權、管理、官僚體制和幹涉主義結合的政府風格”。 撒切爾夫人面臨國企效率低、財政壓力大等問題。由於工黨長期執行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經濟政策失效，導致公共財政開支不斷增加，而國有企業生產效益差，反過來加劇了這種危機。

當時，撒切爾夫人也認為 “政府本身並沒有錢，只有納稅人的錢”，因此必須削減政府的規模和公共支出。由此，撒切爾夫人將改革的大刀砍向了政府、工會、國企這樣低效的組織。

盡管撒切爾夫人時代和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國企改革背景、經濟問題都有所不同，但核心都存在一些國企的低效問題。

鮑威爾勛爵告訴記者，“1979年前後，英國的航空、房產等多數產業都是國有的，此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進行私有化，人們還需要適應和理解這一概念。我們也發現，私有化使得服務質量提高、成本下降，但如鐵路等產業要進行私有化是很難的，不論是在美國、英國或是中國。”

談到中國的國企改革，他也認為，中國已經下定決心推動經濟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盡管改革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但有些推進的速度可以更快，如國企改革，至少在一個旁觀者來看，推動速度還不夠快。”當然他也承認，中英的政治背景不同，全面的私有化(full-scale privatization)難以實行，“但中國可以做的是進一步弱化政府在國企中扮演的角色。”

亞投行行長選金立群就對了

其實，促使中英關系迅速升溫的“催化劑”當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稱“亞投行”)。2015年3月12日，英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帶頭成為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國家，此後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七國集團（G7）國家悉數加入，當前G7國家中僅剩日本和美國沒有“入夥”。

“首先，我認為你們挑選了一位非常稱職的候任行長，金立群在英國非常有名，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其次，我認為對於亞投行而言，需要保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使得該多邊機構能夠順利運營。很顯然，金立群在這方面擁有諸多專業經歷，他曾就任亞洲開發銀行(ADB)副行長、投公司監事長等;此外，我們更希望看到好的投資項目，這種項目不應該是為了建立某種國家關系或有所傾向性，而是應該真正著眼有利全球經濟的項目，這樣才能取得各成員國的支持。” 鮑威爾勛爵相信，美國和日本最終也會加入亞投行。

話雖如此，他也坦言，“但這一切也遭到了一些質疑聲，例如有英國媒體說‘英國似乎與中國走得太近了’，美國也有類似的質疑。” 鮑威爾勛爵笑稱，“我們的媒體自由化程度極高，什麽都敢說。”

中國“溢出效應”有所誇大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不斷加強。在8月11日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引發全球市場波動後，各大外媒也紛紛表示“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

“對此，我並不想給出非黑即白的評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不少國家的經濟形勢在8月前就已經非常疲軟，歐洲經濟增長始終很糟糕，美國複蘇也不如預期的那麽強，因此不可能將問題都歸因於中國身上。” 鮑威爾勛爵對記者表示。

當然，他也指出，中國在8月發生的波動的確讓全球感到了緊張。“當前中國與全球經濟高度融合，所以不可能撇開中國不談。在我看來，全球媒體每天都在談論中國，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打開電視，幾乎都會看到談論中國的節目。”

（本報記者李雪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