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梁啟超與凱魯亞克

http://read.bbwc.cn/mrcvth.html
  • 倘若以鴉片戰爭為始,三代中國知識人已對西方的衝擊做出了回應
  • 在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想起這些歷史的插曲,有著特別的感慨

在城市之光的書架上,梁啟超正看著我。中分、服帖的短髮,鎮定的眼神,豎領白衫繫著領帶,與梁朝偉有幾分相似。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照片,可能拍攝於日本或另一個旅居地,他也的確是那個時代的偶像。照片上迷漫著自信,一點也不像是一個流亡者,也絲毫不擔心清王朝對他的人頭的高額懸賞。

他正處於影響力的頂峰,流亡沒有摧毀他,反而造就了他。他從康有為的陰影下襬脫出來,日本的書籍與全球旅行開拓了他的精神世界。他也是信息革命的受益者。他在橫濱與東京編輯的雜誌,被不斷偷運到國內,給一代人展現了一個嶄新的知識與思想的維度。他甚至難有一個流亡者的飄零感,在日本,他被大批留學生包圍著,當他前往東南亞、澳大利亞、美洲旅行時,海外華人熱烈地歡迎他,當地的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他甚至也與中國各地的使館人員相處甚歡,比起另一位更為激進的流亡者孫中山,他更容易被接受。

在舊金山的城市之光看到他的照片,有著特別的感慨。在1903年的那次縱貫加拿大與美國的遊歷中,他在舊金山停留了一個月之久。很有可能,這城市也對他的政治思想有所改變。「吾觀全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也。」他在《新大陸遊記》中寫道。

這本遊記至今讀起來都妙趣橫生。七個月中,他遍游溫哥華、紐約、波士頓、聖路易斯、洛杉磯等城市,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J·P·摩根等人。他感覺到一個政治與經濟上雙重集權的時代到來。羅斯福要讓聯邦更有權力,而摩根則堪比「工業時代的拿破崙」,他締造的托拉斯有征服全球之力。這正是美國迅速崛起的時刻,世界權力的中心從倫敦轉移到紐約與華盛頓。

但他關注的中心仍是海外華人群體,進行著無窮無盡的演講與會見僑領,為康有為的保皇會募集資金、徵召會員。也是在這個群體中,他發現了中國的另一種可能。同樣的廣東人,身處中國、南洋、澳大利亞、美國,面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卻表現出相似的弱點。在舊金山這個最大的海外華人社區更為顯著。在當地華人的熱情招待中,他感受到「愛鄉心甚重」,有不肯同化於他人的自尊,「義俠頗重」這些優點,但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林立的宗派、缺乏現代教養的國人,他們缺乏政治能力,也沒有高尚的德行,這一切都催促他追問,中國真的需要自由民主政體嗎?

「夫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如是。故吾今若採用多數政體,是無以異於自殺其國也。」他感慨道。對他來說,倘若把「自由、立憲、共和」這些美好理念與制度引入此刻的中國社會,很有可能像是在夏天的裘皮大衣、冬天的葛布單衣——「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

這也是一場漫長的思想演進的又一個關鍵時刻。倘若以鴉片戰爭為始,三代中國知識人已對西方的衝擊做出了回應。自強運動僅信奉技術上改造,而百日維新想借助政治制度的自我變革,在他們都失敗後,革命者們決定要徹底推翻這個制度,而30歲的梁啟超則認定,倘若你不能塑造出一種「新民」、一套新的價值觀,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在舊金山的唐人街,他看到了舊習慣與風俗如何塑造著中國人,他們即使獲得了自由,卻也不知如何運用。

「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他悲觀判斷道。即使自由與共和是未來目標,它也一定需要管仲、商鞅、克倫威爾式的強權人物的出現,他們「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鍊吾國吾民二十年三十年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

正是因這種思想,他在1905年和1907年間與孫中山的追隨者展開了一場共和與開明專制的辯論。不管專制還是共和之爭多麼激烈,雙方的基本立場卻是相似的,他們要塑造一個強大國家的期望超越一切,這就像歷史學家張灝敏銳地發現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普遍地傾向於,把民主看作發揮近代民族國家作用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不是視為一種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梁啟超的照片與哲馬爾丁·阿富汗尼、泰戈爾共同出現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書名是《來自帝國的廢墟》。泰戈爾的聲名與影響自不用說,哲馬爾丁是出生於伊朗的哲學家、政治家,曾倡導穆斯林團結起來應對西方在世界範圍內的殖民擴張。

在作者潘卡吉·米舍爾看來,這三位亞洲思想家身經最沒落與屈辱的時刻,都對自身與西方有著獨特的思考。倘若東西方力量再度發生轉變,重新理解其思想與行為不僅有歷史價值,對當下也至關重要。

對那一代來說,西方既是屈辱又是靈感的來源,他們既要從中學習,又要奮力保持自尊。我記得梁啟超與泰戈爾等曾在一次世界大戰後表現出強烈喜悅與自信。大戰暴露了整個歐洲的制度與思想的缺陷,他們開始認定即使在物質與軍事上落後了,但東方能教給他們另一種智慧,關於和平、安寧、自足的智慧。

「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佬,也一個個像我們一樣叫起窮來。靠著重利借債過日子?」,他在15年後的《歐遊心影錄》裡寫道,「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曾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來……」在那次歐洲旅行中,梁啟超開始覺得西方走得太過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質昌盛、科學進步的希望,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貪婪與野心,他感慨說「誰又敢說(戰前)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他甚至對中國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在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想起這些歷史插曲,有著特別的感慨。它緊鄰著唐人街,其中仍是宗派林立,不過華人後代中的一位已成為了這個城市的市長,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舊金山紀事報》。這個城市也在熱烈期待來自中國的投資。中國不僅獲得了梁啟超一代人渴望的富強,還創造出新型的托拉斯,但一切卻似乎仍不盡如人意。倘若梁啟超看到這一切,他或許會感到新的不安。中國人的確變成了「新民」,卻沒變成他期望的樣子,困擾著昔日唐人街的社會疾病,仍在中國與海外華人世界裡頑強地存在。

他曾抱有的某種文化上的自信也開始變得模糊。書店的櫥窗裡懸掛著傑克·凱魯亞克與艾倫·金斯堡,這垮掉一代的作家曾在這一帶流連,他們也在印度的冥想與中國的道教中尋找靈感,儘管其中充滿了誤讀,東方仍意味著某種與眾不同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這一切已經與我們疏離了,在獲得富強之時,中國人卻被身份危機困擾,人們需要重新尋找生活之意義。撰文/許知遠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84749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