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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燃气两高管被带走其一曾增持自家股票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30/2177046.shtml

　每经记者 李潮文 发自深圳
总部位于深圳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燃气（00384，HK）从本月20日起停牌，复牌的日期未知。当日，公司在联交所发布公告称，待刊发涉及股价的敏感资料。
24日，公司公告称，公司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刘明辉和公司的执行总裁黄勇，在12月17日，被两名自称为深圳市公安局的人士带走。值得注意的是，在公 告中公司用的是“自称为”的字眼。公司公关部门陈小姐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公司目前还不能确定带走两名高管的是否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人士，也没能联 系到两名被带走的高管。
记者试图就此联系深圳市公安局，但未得到回复。据媒体报道，一名接近深圳公安局高层的消息人士表示，带走中国燃气两名高管人员的消息在深圳公安局系统内没有公布，不排除事件是其他省市的公安机关负责。
据了解，就在被带走的前一天即12月16日，刘明辉刚增持100万股中国燃气的股份；但此前在10月份，即公布配股及上半年业绩前，刘明辉曾以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卖出4000万股。
数据显示，在10月下旬以前，公司股价一直上升，而自10月公布配股消息后，股价一路下跌，自停牌前低至3.39港元。而11月29日公布的上半年业绩显示，归属上市公司纯利9300万港元，比去年同期大降78.5%。
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刘明辉此举或有套利嫌疑，但如果是因资本市场的操作涉嫌违规的话，不应当由内地警方出面，而应该是香港证监部门介入调查。
陈小姐表示，目前公司或者是子公司都没有被政府机构调查或者通知将被调查，也没有其他的管理层被查问，因此现在还不能确定事件是否与集团有关。
事件发生后，集团委任了新的执董以及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监察集团日常的业务及执行董事会的指示。
就在昨日，中银国际发布报告称，该行今年10月首次覆盖该股并给予持有评级以来，一直对该股持负面看法。“鉴于复牌后投资者对公司治理及运营方面的担忧，该股仍将面临持续的抛售压力，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抄底。”

土耳其一交警檢查總站遭武裝分子襲擊 致3死25傷

8月15日，據新華社消息，土耳其東南部迪亞巴克爾市15日再次發生針對警察的爆炸襲擊，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5人受傷。

據土耳其道安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15日13時許，迪亞巴克爾市一個村莊的交警檢查總站遭遇汽車炸彈襲擊，已導致包括2名警察和1名兒童在內的3人死亡，另有包括8名警察在內的25人受傷，交警檢查總站大樓遭到損毀。報道說，這次襲擊是由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發動的。

事發後，大輛救護車、消防車已趕往現場，目前傷者已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土耳其軍方在爆炸現場警戒（圖片來源：新華網）

庫爾德工人黨成立於1979年，試圖通過武力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與敘利亞交界處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建立獨立國家，被土耳其、美國和歐盟視作恐怖組織。2015年7月以來，庫爾德工人黨武裝頻頻制造針對土耳其軍警的襲擊事件。

太血腥！土耳其一婚禮現場遭爆炸襲擊 至少30死94傷

據8月21日BBC最新消息，當地時間8月20日晚，在土耳其加濟安泰普市的一樁婚禮現場上發生爆炸襲擊事件，目前該事件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94人受傷，部分人員傷勢嚴重。

據新華社報道，加濟安泰普省省長阿里·耶爾利卡婭此前公布消息說，針對婚禮現場的襲擊為恐怖襲擊，爆炸發生後大批救護車和警車趕往現場救援。

爆炸現場(圖：AFP)

土耳其《晨報》報道說，此次爆炸襲擊發生在當地時間20日22時40分許，地點是當地的庫爾德人聚居區。

土耳其副總理希姆謝克對媒體表示，這起爆炸襲擊很可能是自殺式襲擊者所為。

目前還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制造了這起爆炸襲擊事件。

婚禮爆炸現場（圖：STR）

【相關報道】

土耳其本周已發生三起爆炸襲擊12人死

從17日晚到18日白天的24小時之內，土耳其東部發生三起爆炸襲擊事件。該國政府指責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實施襲擊，而且稱身在美國的宗教領袖居倫的支持者也脫不了幹系。

17日晚間，在同樣位於該國東部的凡城省(Van)，一個警局附近也發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平民，另有數十人受傷。

18日，土耳其東部埃拉澤市(Elazig)一警察局外發生汽車炸彈襲擊，導致3名警察死亡，超過兩百人受傷。

稍後不久，在附近的比特利斯省(Bitlis)，五名士兵和一名親政府的軍方人員被一個路邊炸彈炸死。

其中，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宣稱制造了18日發生在土耳其東部埃拉澤省的汽車炸彈襲警事件。

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

我職業生涯中有約30年時間是在金融領域度過的，而這幾十年正是我國金融體制不斷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歷史性階段。

2013年我從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崗位卸任後，每每回憶起往事，總有一種幸運之感。這倒不是因為自己最初是學機械制造的，從工廠轉到銀行，半路出家幹金融，居然誤打瞎撞地當上了全球最大銀行的行長，而是因為無論與那些先於我在銀行工作的前輩們相比，還是與那些後於我入行的年輕同事們相比，我有幸見證和參與了我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段過程。這實在是一種難得的人生機遇。

在這一過程中，我曾就銀行業改革發展的部分問題發表過自己的一些觀點和意見。離任後我將其匯輯成《銀行改革攻堅——熱點、難點、重點》一書，承蒙中信出版社不棄予以出版發行。該書出版後，讀者反映似乎尚可，先後還加印了幾次。此後三年間自己又發表了一些東西，不經意間又有了十多篇。此次人民出版社希望我能將這些 “新作 ”與原先的 “舊著 ”整合在一起，重出一本新書。面對盛情相邀，除了感激之外，我感到了不小的壓力。

我始終認為，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這不是故作自謙。搞金融時間越長，經歷的事情越多，就越發承認這一點。因此我實在不敢說這些文章究竟有多少價值，是否值得再去印刷出版。但我也意識到作為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這麽多年改革的一個經歷者，也有責任有義務把自己這些年間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悟，對一些問題的體會和認識如實地記載存錄下來。因為我國金融改革的宏大歷史畫卷實際上是由大大小小許許多多塊拼圖組成的，如果自己積累下來的這些東西能夠成為一塊巨大的多彩拼圖中的一小角，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選入本書的文章是我擔任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和工商銀行行長十四年中，以及卸任後近三年間所寫的，故將此書定名為《金融筆記——十六年間筆錄》。由於這些文章寫作的時間跨度較長，涉及的話題也較廣泛，為了便於讀者更清楚地了解當時我寫這些東西的背景及心境，在編輯此書時，我在每篇文章的開頭都以 “作者註 ”的形式加寫了一段話，意在對當時的有關情況作一些交代和說明。

希望本書中的這些文章能反映出自己這十多年一以貫之的一種追求——不故弄玄虛，不偏執極端，說真話，說白話，力求讓業內人看了不覺得淺，讓局外人看了不感到深。至於是否做到了這幾點，只能由讀者們去評說了。當然，倘若有人在研究我國銀行業改革史的時候，能從中找尋到些許參考之處，也不枉作者之用心了。(本文選自《金融筆記——楊凱生十六年間筆錄》序言，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

楊凱生漫談《金融筆記》：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

“我始終認為，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這正是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的核心觀點。

4月1日，“中國金融改革：過往與前瞻暨楊凱生《金融筆記》新書發布會”在複旦大學舉行。曾作為世界上最大商業銀行的行長，楊凱生見證和參與了我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段，《金融筆記》記錄的是銀行業以及整個金融業在改革中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

“作為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這麽多年改革的一個經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把自己這些年間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悟，對一些問題的體會和認識如實地記載存錄下來。因為我國金融改革的宏大歷史畫卷實際上是由大大小小許許多多塊拼圖組成的，如果自己積累下來的這些東西能夠成為一塊巨大的多彩拼圖中的一小角，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楊凱生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

發布會期間，除了分享過去的從業經驗，楊凱生也就金融機構是否為暴利行業、中國銀行業是否存在壟斷等熱點問題與嘉賓熱烈討論。

親歷金融改革二十載

楊凱生於1996年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1999年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此後擔任工行行長，並於2013年退任。而這一時期，中國銀行業經歷了一場巨變。

新書的五個章節標題也基本概括了這一段歷程——資產管理公司原原本本，商業銀行改革的零零總總，國際金融危機的兩兩三三，互聯網金融的是是非非，心路歷程的點點滴滴。

楊凱生回憶稱：“上世紀90年代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在總結了那場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之後，我國中央政府決定要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

當時，制造業產能不斷累積、企業利潤率迅速下降，1998年和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分別高達33%和41%。在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中，9800億元是四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

1999年，華融、東方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剝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2000年，政府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註資，充實資本金；2004年，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成立股份制公司；2005年，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H股市場上市，並於2006年在大陸A股市場上市。

“由於我國銀行業改革可以說是搶先了一步，所以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我國銀行業表現的相對健康、穩健，比較成功地應對了這場金融風暴。”楊凱生稱。

另一場巨大的變革就是技術革命。尤其是2013年以來，隨著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中國呈幾何級增長，監管出現了滯後。楊凱生在書中就監管與創新、國際和國內，以及歷史的傳承和未來的發展作出了解析。

他也表示，在金融改革進程中存在著種種爭議，而這種爭論可能持續至今，並將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例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到底怎麽成立的？它們有沒有資本金、資本金從哪來？再比如，當時國有企業為什麽要加快改革、為什麽有這樣沈重的歷史包袱？又如，銀行財務重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成本是由誰來承擔？還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麽？我們如何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甚至這一概念被人認為是偽命題。再有，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甚至被人們說有可能顛覆傳統銀行業，究竟是不是這麽回事？互聯網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什麽樣的問題？是要加強監管，還是要“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楊凱生回憶稱，當年為了答疑解惑，他趕在2014年6月4日的一個大手術前完成了《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文章針對如何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改革成果，我國銀行業究竟存在不存在壟斷，我國銀行業究竟是不是“暴利”行業這幾方面進行了闡釋。

不應斷言中國銀行業“暴利”

發布會上，在面對讀者“實體經濟創造利潤，但是金融機構賺錢太多”的質疑時，楊凱生表示，銀行業應不應該讓利給實體經濟的前提是，準確定義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但是目前沒有任何學術文件或權威文件能夠準確定義兩者，也不能回答銀行和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分別是什麽關系。

“鄧小平同誌有一句話是我非常贊成的，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它們是緊緊包裹在一起，而不是遊離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實際上是肌肉、骨骼、血液的關系，無法分離的，更不應該簡單對立起來。”楊凱生說。

楊凱生此前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到：“首先，應該肯定經濟決定金融，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是我國經濟這些年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一個折射。銀行利潤的增長，尤其是國有控股銀行的利潤增長是對國家的貢獻，是對股東、投資者的貢獻，是履行社會責任的最主要表現。”

他寫道，目前，在大型銀行的股權結構中，國家控股比例超過70%。也就是說，這些銀行每創造1元錢利潤，至少有0.7元是國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銀行自股改上市以來，共實現稅後凈利潤約39300億元，按70%比例計，其中國有股獲利超過27500億元，國有股權從中現金分紅達11000億元，國有凈資產增值超過3.6倍。與此同時，其他股東與國有股東是同股享有同權的，在權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區別，同樣也是銀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幾年來，社會上對銀行盈利的批評主要有兩種：一是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是因為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存貸款利差太高；另一種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來自收費項目太多。

但在楊凱生看來，我國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近年來的利潤增長並不是來自於高息貸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此前利率政策，在當時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不準商業銀行高息攬存，不準搞不顧風險的不正當競爭。

同時，當時的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放開的。就拿2013年為例，實際執行的結果是，我國幾大銀行當年新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中，執行下浮利率的約占17.18%，執行基準利率的約占34.25%，執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中國銀行業並非壟斷

盡管就股權結構來看，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並不能完全說是國有壟斷的，但規模如此之大仍始終讓人認為有壟斷的嫌疑。

在回答“宇宙第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不是過於壟斷、有損公平競爭時，楊凱生表示了否定。他稱，世界各國有一個通行的衡量標準叫做銀行業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CR5（Concentration Ratio 5），即一國前五大銀行（TOP5）的總資產占該國銀行業資產的比例。

他稱，我們可以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經濟體量排名居前的10個發達國家，以及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4個金磚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資產CR5）與中國作一些對照和比較。

“在這14個國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國前五大商業銀行的資產CR5都高於50%，尤其是10個發達國家的銀行業，澳大利亞、荷蘭超過90%，德國、加拿大超過80%，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超過70%，美國、日本也在50%到60%之間。”他稱。

這些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而明顯提升的。楊凱生認為：“事情並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麽簡單，以為只要銀行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小銀行將紛紛湧現，大銀行的競爭優勢將逐步削弱，它們的市場占比應該會也必然會隨之下降。”

轉視中國銀行業，“五大行的資產CR5大概是41%左右，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五大銀行市場占比是逐年下降的，並且是快速下降的，從最初的百分之七十幾、五十幾再到現在的四十幾。反觀剛才說‘10+4’經濟體（全世界10個發達經濟體和其他金磚四國），看CR5指標，有的是平穩的，有的時候是快速上升的。什麽時候上升？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就是上升的。”楊凱生表示。

楊凱生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及，在上述國家，銀行業集中度的高低似乎與金融市場的穩定水平存在著一定正相關性。例如，銀行業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銀行業表現得就更穩健一些。

相比之下，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儲蓄信貸機構危機爆發之前，銀行業資產CR5一直低於15%，在那場危機之後，美國銀行業的資產CR5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資產CR5更是從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達到63.2%。

“我們曾與美國一些著名的銀行家以及監管官員交流，他們都認為這一趨勢還會繼續，美國銀行的數量將繼續減少，銀行業集中度還會進一步提高。”他稱。

這些情況說明了什麽？這與人們現在常常說的所謂要警惕銀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論又有什麽內在聯系？楊凱生認為，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簡單的人雲亦雲並不有助於揭示經濟生活的內在規律。

人在中環 - CK 兩害取其一 (2012年0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