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最新消息,隨著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勝利,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自2006年以來首度贏得參議院多數席位,同時也保住了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
今日的選舉結果顯示出美國選民對於民主黨和總統奧巴馬的不滿,同時也顯示出共和黨在兩年前的總統大選敗北後的努力。
共和黨候選人在阿肯色、科羅拉多和北卡羅來納州擊敗了民主黨,同時也贏得了愛荷華、蒙大拿、南達科他和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人退休後留出的空缺。
今日的選舉也奠定了奧巴馬總統任期最後時光所面臨的政治格局,這將大幅削減其可操作的空間,但或許也可能會兩黨妥協給出更大空間。共和黨控制兩院也意味著:在八年之後,共和黨終於得以通過保守法案。企業界希望今天的選舉結果能有助於過去幾年來陷入僵局的一系列議題的突破,這些議題包括企業稅、移民、貿易和能源。
即將成為共和黨執掌下的參議院新多數黨領袖的McConnell承諾會尋求兩黨共識,參議院議長博納也表示將與奧巴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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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黨主宰兩院的背景下,未來兩年美國的政壇的僵局可能會更甚。
據最新消息,隨著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勝利,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自2006年以來首度贏得參議院多數席位,同時也保住了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
在最近的五次中期選舉中,美國選民已經是第四次“改換門庭”。雖然共和黨此次重奪參議院控制權,但選民們對他們並沒有太多熱情,更不用提對民主黨和奧巴馬了。
此次共和黨獲兩院控制權,可能加劇現有的美國政治僵局,而不是減輕。大多數新上位的共和黨參議院都來自傳統的保守陣營。而那些落選的民主黨參議員其實是民主黨內更加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選舉後的結果就是,原來的那些在移民和預算問題中持溫和態度,致力於彌合兩黨分歧的中間派將會越來越少。
比如阿肯色州的原民主黨參議院Mark Pryor,就曾被媒體“National Journal”評為最理想的中間派參議員。他在昨天(周二)的選舉中輸給了共和黨的Tom Cotton。
而奧巴馬總統,自兩年前連任以來一直沒能推動國會通過任何重大的政策。如今,在共和黨得勢和民主黨失勢的背景下,他的政治前景將更加艱難。
在中期選舉的慘敗之後,奧巴馬和民主黨不得不接受一個尷尬的事實:這是美國現代政治史上,所有連任兩屆總統在參眾兩院里遭遇的最大失敗。
共和黨占據參議院之後,那些來自眾議院的,原來被民主黨阻撓的法案將被直接送達奧巴馬的面前,他要麽選擇簽字,要麽動用總統的否決權。
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和政府研究中心主任Larry Jacobs預言:“未來兩年,美國政壇將面臨和過去四年一樣的暗戰不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兩黨的爭奪將會更加艱難、派別化和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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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議長博納(左)、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右)
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和即將出任共和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麥康奈爾(Mcconnell)齊齊發聲,批評中美減排協議,稱這可能拉高美國中產階級依賴的廉價、清潔的能源的價格,並沖擊美國人民的就業。
眾議院議長博納周三發表聲明,認為奧巴馬和中國達成的這一協議會嚴重影響美國就業,美國可能受到的毀滅性沖擊。因為美國承諾要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博納還表示,能源價格已經影響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而該協議可能進一步拉高“可承擔的、可信賴的能源”價格,共和黨將堅持通過立法來控制美國環保署(EPA)以阻止這些有害的政策生效,在新國會中,這將成為共和黨人的主要任務之一。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也是即將出任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麥康奈爾同日說,奧巴馬將把這個不現實的計劃強加到他的繼任者身上,將導致電、氣價格上升,就業機會減少。他還呼籲美國人一起反對奧巴馬的計劃。
麥康奈爾表示,“我們的經濟不能承受總統對煤炭發起的意識形態戰爭,這會增加對中產階級的壓榨,並使礦工們失去工作。”麥康奈爾也稱,限制美國環保署對經濟帶來的負擔將成為新一屆國會的主要任務。
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的聲明緊隨周三奧巴馬和習近平在APEC峰會期間發表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美兩國首次對未來溫室氣體的排放做出了具體承諾。中國承諾在2030年之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美國方面要到2025年減排26%。
目前,中美兩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據全球總排放量的45%,其中中國的碳排放量仍在繼續上升。
上周,美國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奪得參議院控制權,對美國總統奧巴馬是一大打擊,因為美國眾議院自2010年底以來已經由共和黨人掌握,這次民主黨又失去參議院多數黨地位。眾參兩院都將由共和黨人控制。這是2006年以來首次出現這一局面。
自從奧巴馬首次當選以來,共和黨一直都在抵制他的立法議程,料在奧巴馬任期最後兩年推動立法議程的能力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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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視覺中國/圖)
中國工程院最初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以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
201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召開的還有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這兩個同時、同地召開的大會被簡稱為“兩院”院士大會。
目前,“兩院”共有院士1608人,其中有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簡稱“雙院士”,共有16人。
建築學家吳良鏞、曾擔任過國務委員的航空航天專家宋健都是“雙院士”,18人中最年長的是材料科學家嚴東生,生於1918年,最年輕的是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
根據“兩院”各自制定的章程,允許院士“交叉當選”,也即中科院院士允許參加工程院院士的評選,反之亦然。
“但實際上這些‘雙院士’都不是自然當選的。”參與籌建中國工程院的中國工程院原黨組成員、原秘書長葛
能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是一個特意安排。”因為中國工程院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就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1994年中國工程學院聘任了30名中科院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1995年聘任了4名,此後沒再繼續。這34名“雙院士”也成了“絕版”,目前已有18人故去。
葛能全至今還能記得,中國工程院成立當天,差點出了個差錯。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當天早早去了會場的葛能全,一眼就看到一個大錯:橫幅上把“工程院”寫成了“工程學院”,他趕緊讓人改正。
他分析,誤會可能緣於很多人對工程院的不了解,以為它是大學一類的科技機構,實際上中國工程院是工程技術界的一個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要從1978年說起。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期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田長霖,建議中國重視工程技術的發展。
1982年,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上,學部委員侯祥麟第一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後來,茅以升、錢三強、王大珩等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都提出了相關提案。
1992年4月21日,張光鬥、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中科院學部委員共同討論,由羅沛霖執筆寫成了一份《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送中央。
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相繼作出批示後,相關部門開始征求對組建工作的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
科學界反對的理由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高校教改時,學科被細分,造成理科與工科分家,這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個錯誤。如果再建立一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可能又會造成科學界與工程界的截然分家。
最後,中央綜合考慮後,還是決定進行籌建,由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牽頭。周光召將籌建工作交給王大珩和師昌緒兩人。具體工作由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承擔,葛能全當時是這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當時,一部分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葛能全印象中,這些人主要在當時的冶金部、地礦部、電力部等產業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有些學術功底,但沒有中科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學問深厚。
他們反對的不是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對由中科院牽頭,擔心由中科院牽頭,評選標準就和中科院一樣,有可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反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當時的冶金部、中國水電等單位的一些官員。
面對這種情況,周光召提出,“應主要依靠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或專家來進行,並在廣泛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仔細讀一下,就能讀出周光召的意思。”葛能全說。
1993年,國務院決定籌建工作由國家科委牽頭,中科院改為“輔助”。這是個折中的辦法,既沒有讓中科院牽頭,也沒有讓產業部門牽頭。
不過,當時一些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不僅反對中科院牽頭,也反對由國家科委牽頭。他們認為應該由產業部門牽頭,“實際就是指國家經貿委。”葛能全說,經貿委與冶金、水電等部門對口。
時任國務委員宋健的態度是,名義上由國家科委牽頭,實際工作還要委托中科院學部聯合辦開展。
但實際操作中,爭議無處不在。本來當時籌備小組組長由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的師昌緒擔任,後來被換成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新中國成立後又到蘇聯讀大學的部長,成員中增加了冶金部有關領導等人,師昌緒成了籌備小組的副組長。
1993年11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明確了機構名稱是“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是“院士”,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也改稱院士。
進行第一次院士遴選時,又出現了爭議。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向各省鋪開,只在64個中央部委以及45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中確定了108名候選人。
一些產業界的部長、副部長沒有進入候選人名單,很快中央接到反映說,候選人名單有問題,於是又補選了一次候選人,有兩名產業界的官員進入。
按照設計,工程院有醫藥衛生學部,但有中央領導認為醫藥衛生主要是與健康有關,與工程技術關系不密切,可以以後再說。這樣,一些醫衛界的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後來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又成立了醫藥衛生學部。
候選人風波平息後,籌備小組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少候選人都是產業界的官員,有些還是部長級的官員。
“這會不會影響工程院院士的權威性?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葛能全說,最後的方案是,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聘任了30名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有錢學森、王大珩、王選、路甬祥、師昌緒、朱光亞、張光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權威認可的科學家。30人中,路甬祥最年輕,生於1911年的錢學森最年長,當時已經83歲。
葛能全解釋,從制度上看,這麽做也合乎規範,因為國務院批準的《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中就明確了工程院建立後與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最高學術機構,但要保持兩院的聯系,允許少數成員交叉當選,兼有兩個稱號。
“但這30人顯然不同於自然的交叉當選,而是一種特意安排。”葛能全說。最終從108名候選人中選出了66人,加上“特意安排”的30名“雙院士”,一共產生96名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又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提名選舉為工程院院士,成為“雙院士”,他們分別是水利學家嚴愷、冶金學家邵象華、醫學家吳階平、建築學家吳良鏞。
但這34人之後,就沒再產生過新的“雙院士”。葛能全說,倒不是因為後來的科學家學術威望不夠,而是沒有人再推薦,實際也無法繼續。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葛能全說,而且一些科學家已經具有很高的國際威望,有一個院士榮譽就夠了,也沒有必要掛著兩個院士頭銜。
按照當年國務院批準的籌建意見,中國工程院在發展過程中,院士總人數要超過中科院院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是841人,中科院的院士人數是767人。
(梁淑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