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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動物還是先救人珍稀動物入藥:修法落地,爭議不絕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67

新法律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動保組織擔心開啟規模化使用閘門。(農健/圖)

野生動物保護法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動物制品入藥。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擔憂,“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

而中醫藥研究結論則認為,“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

“這不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的時代。”2016年7月2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它基金”)執行秘書長張小海,在朋友圈感嘆。

幾小時前,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剛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

在野生動物制品能否入藥的問題上,新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而此前征求意見的中醫藥法(草案)則提出,“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

兩部法律相互呼應,為野生動物入藥留出了法律通道。“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和張小海一樣,不少動物保護及科學界人士擔憂。

“野生動物能否入藥,是修法中爭議最激烈的話題。”在修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認。不過,他同時也拋出了中醫藥研究的結論,“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藥可能就沒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黃、熊膽粉……當中醫遭遇日益枯竭的藥用動物資源,是保護動物,還是繼續治病救人?這正成一道必解的難題。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動物入藥

若非1993年那一紙禁令,陳恕(化名)的虎飼養場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錢”景。而如今,價值過億的財富——成年虎屍卻只能在冷庫中沈睡,成了養殖場的沈重負擔。

1993年5月29日,國內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狀況,讓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國內“虎骨的一切貿易活動”全部被叫停。原衛生部在《中國藥典》中刪除了虎骨的藥用標準,與虎骨有關的所有中藥成藥也全部停產。

此前,中國於1980年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格禁止虎產品的國際貿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陳恕說。原本,養殖場曾憧憬,當老虎種群繁殖到一定數量後,考慮將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藥。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術難題,老虎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政策之變,讓飼養場“騎虎難下”。三歲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來,一只老虎光夥食費就要好幾萬。養虎資金的巨大缺口,讓飼養場不得不減少餵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雞肉。一位動保人士透露,一些飼養場甚至餵食老虎不喜歡吃的雞架、雞頭,威武雄壯的“山大王”嚴重營養不良,被養成了骨瘦如柴的“病貓”。

延續至今的虎制品貿易禁令,讓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這些年,陳恕所在的飼養場從未停止遊說重開虎貿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費上百萬元的維護費,將老虎的屍骨冷凍,只為潛在財富“變現”的那一天。

“這算是一場危險的豪賭吧。”陳恕期盼著有朝一日,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庫。

“養虎為患”的生存壓力背後,是野生動物藥源的頻頻告急,這迫使國家對涉及瀕危、珍稀動物的中藥材收緊管理。

1987年,國務院頒布《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涉及14種瀕危、珍稀動物藥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種涉及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被禁止采獵,屬於自然淘汰的,其藥用部分由各級藥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鹿茸(馬鹿)、麝香、熊膽、穿山甲、蛤蟆油、金錢白花蛇、烏梢蛇等10種涉及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類等涉中藥功效動物嚴格管理、加強保護。

正因為此,《本草綱目》中收載了461種動物藥,而在《中國藥典》中,這一數字銳減至約50種。

不過在中醫藥界,恢複部分名貴動物入藥的呼籲從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養殖東北虎,是否可以考慮虎骨入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從藥用需求角度,策應野生動物入藥——虎骨在接骨續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年治療骨質疏松、類風濕關節炎,這些以虎骨為原料的中成藥優秀品種,現在幾乎全部停滯。”

李連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動物藥的應用範圍不像植物藥那麽廣,但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有些甚至是治療危急重癥不可替代的藥物。例如熊膽汁,被用於傳染病,心、腦、肝、腎及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種中成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更是將恢複名貴動物入藥,提到了“中藥存亡”的高度,“我國早期取消了部分藥用動物的養殖和入藥,導致許多傳統名方名藥的失傳與失真。如果再不保護好,麝香、熊膽粉、牛黃等名藥將被全面殲滅,中藥將名存實亡。”

發展人工繁育還是人工替代品?

有需求,卻少供應或無供應,中醫藥界將目光轉向人工繁育。

“動物入藥的開發利用,和動物保護並不矛盾。”李連達強調,野保法的對象是“野生動物”,不應與人工繁育混為一談。合理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瀕危動物,只準保護,不準食用或藥用。但國內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萬頭,“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於特種經濟發展,還能防止品種滅絕,為什麽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連達看來,國外那種“誰都不能動”的“消極保護”模式,反倒收效甚微,滅絕的品種逐年增加。

不過,動保界和科學界堅持認為,尋求珍稀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才是解決動物藥源匱乏的最好途徑,“既然已經有了人工替代品,為何還要用野生動物入藥?”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產業化”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食藥監總局網站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760家企業生產銷售含麝香的中成藥433種,其中431種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據測算,人工麝香啟用後,相當於少獵殺2600萬頭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絕非一蹴而就。”項目完成人之一的嚴崇萍回憶,雖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績優秀,且經過權威論證,但1994年被確立為中藥一類新藥時,許多中醫界的“老法師”受制於長期形成的觀念,一時難以接受。

此後20年,麝資源日漸稀缺。人工麝香生產工藝不斷改進,效果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檢驗,如今已成為六神丸、安宮牛黃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種國寶級中成藥的重要原料。

不過時至今日,中醫界的主流觀點依然認為,大部分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還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盡量用天然的,這個觀點要堅持。”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說。

目前,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大致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動物替代,比如處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藥,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種方法,則是通過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產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還是人工合成,共同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療血液系統疾病的犀角地黃湯為例,由於犀角被禁止入藥,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黃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劑量代替。“動物試驗顯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說聊勝於無。”

李連達則以熊膽為例,天然熊膽的成分有五大類,其中包括膽酸類,而人工熊膽的成分“熊去氧膽酸”只是膽酸類中的一種,無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膽的藥效。

事實上,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優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滔羅特)已在中國上市,年銷售額達數十億美元。

讓李連達不解的是,2004年,國家從《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刪除了“熊膽膠囊”,卻將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補入《國家醫保目錄》。日本用我國古方生產的救心丹,含有熊膽、麝香、牛黃、蟾蜍等珍稀中藥,可以在全球暢銷無阻,銷售額達百億元;而我國生產的同類藥,不但外銷被禁,國內銷售也受阻。

“洋中藥進入中國無人反對,國產同類中藥卻遭遇四面楚歌,這是什麽道理?”李連達質疑,動保機構反對野生動物入藥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

類似觀點,在中醫藥界有不少擁躉。中國社科院重大調研項目“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組長陳其廣就認為,中藥和西藥存在競爭關系,“中醫藥的發展,妨礙到了西藥的利益。”

“中醫藥界的一些觀點,誤導了公眾甚至官員。”世界動物保護協會資深科學顧問孫全輝說,恰恰是少數幾種瀕危野生動物入藥,毀壞了中藥在國際上的名譽,阻礙了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無助於野外物種保護

中醫藥界和動保組織的針鋒相對,凸顯出中藥產業和動保規則之間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孟智斌曾對112種常用中藥材野生資源狀況做過初步統計,其中22%已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瀕危的達51%。藥用動物中,瀕危物種的比例更是高達30%。

“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對野外種群保護的貢獻非常小。”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東北虎、丹頂鶴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種”,但研究表明,這些物種的野外種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

動保專家擔憂,國內野生動物入藥的強烈需求,將刺激市場消費,助長對野外瀕危物種的偷獵。

在長白山科學院研究員樸正吉的記憶中,小時候,常能看見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沒。不過,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關於野生黑熊的溫馨場面幾乎消失了。

樸正吉從1977年就在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學研究。他所在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1986年至2015年,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內的黑熊數量下降了90%。

“這段時間正是養熊業快速發展、活熊取膽興起的時期。”他說,熊膽的價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漸長的需求加上利益驅使,捕殺盜獵開始增多,而這正是導致野外種群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養種群的野化並不容易。樸正吉團隊曾野放過5頭飼養的黑熊,但野外種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區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對穩定,但國內黑熊野生種群至多不超過2萬頭。2012年,亞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易危”一類。

更讓動保專家擔憂的,是中醫藥界“先開發後保護”的觀念——對已經瀕危的物種,設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養殖項目極力挽救;而對目前資源仍較豐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種,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於瀕危境地。

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高鼻羚羊的瀕危化過程。1988年,中國將高鼻羚羊列為趨於滅絕的國家Ⅰ級保護珍稀動物,但當時的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仍有100萬頭以上。世界自然基金會呼籲中醫藥劑師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過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不得不停止這一宣傳,因為此時,高鼻羚羊的全部種群都被列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它們自己也成了瀕危動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數量接近十八萬頭,2002年銳減到5萬頭。”劍橋大學、英國帝國學院等機構在《自然》雜誌公布了聯合統計數據。數量銳減的原因,是中國與俄羅斯邊界貿易開放後,俄羅斯的偷獵者為供應傳統中藥的需求,大肆捕殺高鼻羚羊。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康藹黎也做過統計,2000-2002年間,國內公開報道中,查獲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來自於至少14867頭被殺的高鼻羚羊。這意味著,這兩年內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國被查獲,而未被查獲的走私量或遠逾此數。

“如果這種傾向持續下去,中藥涉及的瀕危物種的繼續增加將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錄”待修訂

新版野保法已一錘定音,頗為失望的動保界,將最後的希望寄托於“名錄”的修訂。

野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

此外,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人工種群,一旦野外種群保護情況良好,可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種群,今後可能會被當作家畜、農場動物來管理。”盡管期待“名錄”朝著公益化方向嚴格管理,但聯想到中醫藥法草案中“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物的繁育”的說法,張小海並不樂觀。

他分析,中醫藥產業要發展,國粹需要傳承,共同的訴求會讓產業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結成聯盟。產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主管部門掌握政府資源,“產業界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放大”。

按照規定,利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為原料的藥企,需在產品盒上張貼由林業部統一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執,也為名錄修訂帶來變數。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動議修訂野保法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部門間的權力之爭,或者說野生動物的權屬之爭,扼殺了修法需求”。

在我國,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分歸林業部和農業部主管,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區分究竟是陸生還是水生。“你說這是陸生,我說這是水生,兩家爭執不下怎麽辦?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議,農業部和林業部各自提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交由中間機構裁定,並建議專門成立一個野生動物主管部門,避免爭執。不過最終,建議無一被采納,“法律的修改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說到底,還是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權”。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總監、首席研究員範誌勇看來,《野保法》屬於資源法範疇,因此,利用的問題無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始終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將對野外種群的影響降至最低。

“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基於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範誌勇認為,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放在首位,人類就應該適當讓步。“一點放棄都不願做,人類和所有野生動物是否都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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