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戴夢嵐
“求職少年李文星之死”引起社會各界對打擊傳銷的重視。近日,四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專項整治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的傳銷活動。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在“招聘、介紹工作”背後,不只有傳銷騙局,還有一類專為大學生挖好的陷阱——“培訓貸”。
所謂“培訓貸”,就是培訓企業與信貸機構合作,由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個人名義向信貸機構貸款作為“培訓費”,“培訓費”直接打入企業賬戶,大學生無需出錢就能接受“培訓”。部分信貸機構為了牟取高額利潤,可能存在放寬對貸款人資質、身份的核實,進而誘導大學生進行分期貸款。
信貸機構將“培訓費”打給企業,這一過程雖然標明了利息,但貸款過程中還有高額的“咨詢費”“服務費”等,這些錢都由大學生個人承擔。此外,一旦大學生接受“培訓”,信貸機構放了款,這些大學生剛剛畢業尚未就業就已背負了貸款。
招聘機構積極推銷“培訓貸”
8月15日,《法制日報》記者在某大型信息平臺App上搜索“計算機”領域的招聘職位,發現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招聘多個IT技術崗位,記者與其招聘人員互加了微信。
這家公司招聘人員的微信名稱顯示為“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
據“杜老師”介紹,這家公司是“國家事業單位,政府主辦,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並且“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國家級的大學生就業實訓平臺,由國家發改委投資建設,是中關村軟件園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國家級工程教育實踐中心”。
記者質疑說:“公司名稱看起來不是國家的事業單位。”“杜老師”隨即改口:“我們公司的全稱叫做北京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我們是園區的管理單位。”“杜老師”繼續對記者說:“我們實訓完繼續在園區內企業就職。”
記者隨後在“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平臺網站”上找到一份《關於以中關村軟件園名義發布的實習生、實訓生招聘信息的說明》,文中提到“未以任何名義或授權其他機構在互聯網上發布‘實習生’‘實訓生’‘就業實訓生’等招聘”。
記者將這份“說明”發給“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杜老師”隨後答複:“我們原單位名稱叫北京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2010年人才基地擴大了規模,現在的人才基地叫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現在的中青中關村軟件人才基地、辦公地點仍在原來園區的九號樓(人才基地原址),工作人員80%以上還是原來的班底,承接了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之前的所有工作。”
記者隨後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發現該公司被工商部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且許可經營範圍中並沒有“教育培訓”這一項。
至於“杜老師”所說該公司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記者進一步核實發現,中關村軟件園由北京中關村軟件園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和管理,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並不是園區的管理單位。
即使質疑不斷,但“杜老師”仍然給《法制日報》記者發來一份宣傳材料,上面顯示培訓需要交“實訓費用”,分為兩種方式,可任選一種付款方式。一種付款方式為一次性付費17800元,第二種則是就業後付費19800元,也就是正式工作兩個月後在一年內分期支付,工作之前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同時實訓期間享受1500元的現金生活補助。不過,在培訓期間要交住宿費每月300元至450元,生活費自理。
記者表示培訓費用太高,一下拿不出這麽多錢。“杜老師”說:“這是屬於就業貸款,無需任何抵押和擔保,這個費用是由國家正規的銀行先為你支付的。”
記者表示1500元補貼交完三個月房租就沒有了,“杜老師”說:“如果實訓期間生活費仍有困難,可以申請生活費貸款。”記者詢問生活費怎麽貸款,學員是自己去銀行網點貸款還是公司幫忙貸款?“杜老師”表示這是軟件園幫忙辦的。
記者問辦貸款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杜老師”稱自己也不清楚,“好像只要身份證就可以”。
記者了解到,去銀行貸款一般都需要貸款人本人前往。
隨後,“杜老師”要求記者將畢業證、學位證、學信網的照片發給他,他審核通過了才可通知前往辦公地點。
“洗腦”後推出貸款培訓建議
“去年,我畢業找工作時就遇到一個‘培訓貸’騙局。打著名企的幌子,實際上是個培訓機構,有專人一對一洗腦,不斷貶低你的專業、貶低你的職業規劃,在你心灰意冷的時候開始吹捧他們的培訓,兜售他們的職業規劃,讓你參加他們的所謂量身打造的職業培訓,當然還有不菲的培訓費。如果你說沒有錢交培訓費,他們就說可以簽個協議,培訓結束當你工作時從工資里扣除。”來自河南,目前在北京從事快遞行業的周小泉說,“我現在幹快遞就是為了多掙錢快點還錢。這些人非常可惡,他們就是利用一些家境貧困的畢業生急於找工作補貼家用的心理實施詐騙。”
據周小泉介紹,培訓公司想方設法進入大學校園,或通過問卷調查,或開設講座,或以招聘為由,用嚴厲的詞語攻破學生的心理防線,讓學生懷疑自己的能力,並順勢建議參加培訓。在這個過程中,培訓機構甚至會提前雇傭好“水軍”,在貼吧、問答平臺上刷好感,以防大學生一時懷疑上網搜索。有的培訓機構甚至在公司顯眼位置粘貼某些知名企業的標識,讓參與面試、培訓的人產生聯想,並借此“營造”公司的良好形象。
當學生想參加培訓卻因資金不足而猶豫不決時,培訓機構就會順勢提議通過貸款平臺貸款交培訓費用,或者用各種虛假條件誘騙大學生申請貸款。十多名被騙大學生告訴記者,在貸款過程中,幾乎全部是培訓機構一手包辦,沒有貸款平臺的工作人員在場,只需一通電話或簡單簽字就完成了貸款過程。針對五花八門的崗位要求,培訓課程的價格也參差不齊,學費通常是1萬至兩萬元,而貸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
此外,有被騙的大學生告訴記者,如果想要中途退出培訓,還需要向培訓公司交學費20%的“違約金”,有的“違約金”甚至高達培訓費用的40%。
一名受騙大學生告訴記者,被告知中途退出需交“違約金”後,他算了一下賬,由於自己已經學了大半,退出培訓交的“違約金”比培訓費還要多,“退的時候,培訓費按天算,但是還要算上5000元‘違約金’,有的學員以曝光企業為條件才獲得了退款,但仍交了一筆‘違約金’。然而,即便退出培訓,學員仍背負著每月向貸款機構還錢的負擔”。
受騙者維權或困難重重
那麽,受騙的學員是否可以起訴?
北京律師周雲表示,學員與借貸機構的借貸條款是合法有效的,學生的貸款需要依約償還；至於學生交給培訓機構的學費,可以以違約為由起訴,比如,有的培訓機構並無辦學資質、承諾的畢業後薪金水準未達到等。
“這種‘培訓貸’可能涉及合同詐騙行為。單從民事角度看,這是典型的教育培訓合同糾紛,參加培訓者要想取回已交納的培訓費,要麽解除合同,要麽撤銷合同。根據合同法規定,可撤銷合同主要有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訂立時顯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合同的解除,主要涉及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周雲向記者介紹說,申請解除合同需要註意幾點,“在簽訂合同過程中,培訓提供方是否有欺詐行為；其次,在合同簽訂階段,培訓提供方是否有誇大宣傳,構成重大誤解”。
在周雲看來,申請確認合同無效的主要焦點在於,“就設立培訓的架構而言,是否取得培訓教學資格、是否有辦學許可證”。“但是,參加培訓者是不是沒有一點責任呢?不是的。‘培訓貸’主要涉及的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簽約時已成年,屬於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若不存在導致合同無效的條件,則應按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不過,在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看來,此類維權困難重重。
“騙取消費貸款方法,通常是騙貸人和商家、服務提供商串通分成,比如曾經有媒體曝光過的‘醫美貸’,或者商家欺騙申請人貸款,後者不知道自己貸款了。‘培訓貸’的流程看起來似乎很正常,申請人也知道自己申請貸款,不少學生也確實完成了課程。”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說,目前所說的培訓行業騙貸主要是招轉環節的加入讓很多原本並不想去培訓的人選擇參加培訓,讓這些人有被欺騙的感覺,尤其是在最後的培訓結果不滿意時,這種欺騙感尤其強烈。
為什麽陷入“培訓貸”不好維權?《法制日報》記者調查多日發現,“培訓貸”幾乎都發生在IT業培訓,而非其他行業領域。上述業內人士解釋說,IT“培訓貸”不同於其他的貸款,在各個流程上是沒有問題的,也就是在法律上幾乎是沒有什麽可以起訴的點,因此在貸款之後沒有很好的辦法進行維權。最近騙貸風波不斷在網絡上出現,就是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訴諸法律。
“即便是急需資金周轉,大學生本身也不具備貸款的資格。從自身的經濟基礎到抵抗風險的能力,大學生都不符合借貸的條件。所以,倘若有培訓機構或借貸平臺要求或允許大學生借貸,這個機構平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不符合正常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在江蘇銀行從事貸款業務的江雪對《法制日報》記者說,貸款不是想貸就能貸的。就個人而言,只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具備還款能力,在遇上一定的資金壓力時,才能考慮可承擔範圍之內的貸款,以緩解當前困境。所以,對於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缺乏風險管控能力的大學生而言,除助學貸這一類貸款外,應該遠離消費性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