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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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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彷彿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裡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台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佈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佈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范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范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范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台。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借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佈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背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范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台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掛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裡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曬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斗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絡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佈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家具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佈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曬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曬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絡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佈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佈」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讚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范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裡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曬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佈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曬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曬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范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曬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制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范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范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范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曬?」

「兩會」結束後,范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曬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佈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曬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曬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佈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佈,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佈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像那些公開曬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佈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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