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與儒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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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重生的漢朝儒家將肯定會批評“國進民退”。他會把普遍存在的腐敗追溯到由於國家過度開展經濟活動，一些手握管理權的人有太多機會，通過幹預經濟過程而撈取個人利益。他會說，國家通過稅收和其他管制對經濟施加了過多的負擔。
德國學者、中國法專家卡爾·賓格爾（Karl Bünger）曾經寫道，中國沒有發展出獨立的自由傳統，因為中國國家的性質與歐洲不同。
中國式的自由傳統
事實上，中華帝國的皇權就遠不如歐洲國家的國家權力那樣深入到地方社會。而且，與此相關的是，歐洲國家曾陷入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持續不斷的軍事角逐。英國作為誕生了獨立的自由傳統的國家，其人均稅負高於清代中國十倍。中國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在其地方一級，很薄弱，尤其是在知縣的所在城池之外。在19世紀，像漢口這樣有經濟實力的都市主要是由社會精英，尤其是由商業精英自主治理的。
中國人對皇權的自我理解也不同。治理被儒家學說既視為一種權利，也被視為一個義務。而在歐洲，有關個人面對統治者有其自主權利的思想，是從正在上升的新社會精英階層對皇室提出其擁有絕對權利的爭鬥中發展而來。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來比較歐洲和中國的歷史，很明顯，中國古代絕對存在自由傳統，它只是在不同於歐洲的歷史條件下以獨立發展的方式得以凸顯：這就是儒家傳統，尤其是這一傳統中的某些流派。
這一“中國式的自由傳統”，首度在漢朝有關“鹽鐵論”之爭中得到體現。在這場辯論中，儒家擺明自己的立場，反對法家，包括反對其有關建立國家壟斷的要求。
很多人常說，儒家對追求利潤的行為持批評態度。這些人忽視了事情的真實脈絡。從孟子以降，普通百姓追求利潤的行為絕對不受儒家譴責。相反，儒家認為，國家必須確保經濟蓬勃發展。
然而，追求利潤的動機不應引導政治和道德精英的行為。儒家一貫如此理解。正因如此，國家壟斷也成問題，因為它們必然導致國家的代理人去追求經濟利益，與民爭利。這樣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儒家在經濟活力強勁的江南地區還設立了眾多書院，這些書院非常強烈地支持民間的自由經濟活動。
如果從這樣一種得到重新闡釋的儒家傳統角度出發去觀察中國的現狀，可以得出一些有明顯自由傳統的結論。
例如，一位重生的漢朝儒家將肯定會批評“國進民退”。他會把普遍存在的腐敗追溯到由於國家過度開展經濟活動，一些手握管理權的人有太多機會，通過幹預經濟過程而撈取個人利益。他會說，國家通過稅收和其他管制對經濟施加了過多的負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自發秩序、精英治理與社會自治
之所以扼要談及這些內容，是因為在我看來，目前的一個中心任務在於，發展出一種跨越全世界的智識文化，這種文化不再是作為某個特定地區所取得的“成就”——由於西方中心論的影響，這一特定地區通常是指歐洲（美國在這里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其一個分支）。
當然，歐洲人確實尤為明顯地發展了某些思想，如有關個人和公民權利的思想。但一直以來，甚至在進入20世紀以後，他們在自己的殖民地，甚至也往往在自己的國家踐踏了這些權利。
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普適主義意義上的天下主義的思想史，在當代打造一個天下主義的智識舞臺。為此，回頭審察歐洲傳統的多樣性是重要的。
哈耶克是一位特別令人感興趣的大思想者。因為他在歐洲和美國毫無疑問地被視為一種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肯定會同意這一說法。在英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轉向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過程（也就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保守主義革命）中，他作為其精神領袖之一而發揮著一種中心作用。
但是，如果具體分析哈耶克的思想，將他與這里所概述的儒學傳統加以比較，並在此過程中盡可能擯棄偏見，那麽我們就能在兩者之間找到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
首先引人註目的是，哈耶克雖然非常強調法律對經濟秩序的作用，但也對由政治決定來積極型塑法律的可能性心存懷疑，甚至包括通過民主機構，如議會作出的決定也心懷疑慮。他終其一生都在譴責這種“建構主義”。
與此相反，他認為法律是嵌入於一個制度和規範系統之中的。這一系統的發展，恰恰契合他那聞名遐邇的慣常看法，即它是“人的行動而非人為設計”的產物，亦即自發秩序。
在我看來，這一思想與儒家對法和禮的區別正好相契。儒家對法家的設計師式法律實證主義的批評，在時間上要先於哈耶克的這些思想。就這點而言，哈耶克慣用的這樣一個中心思想，兩千多年來實際上在影響中國國家特性的發展。
哈耶克對西方福利國家的民主制度持非常批評的態度。對他而言，首要任務是如何限制國家的權力：民主很容易導致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幹預行為的泛濫，這主要是因為民主程序會導致政策的短期取向。
因此，他提出的憲法改革建議中，包括帶有強烈的精英治理成分的兩院制構想。該構想剝奪了通過民主選舉直接幹預重要立法職能的可能性。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絕非不同尋常：因為中心的經濟職能，即貨幣政策職能，一般有意排除了借助民主選舉對之加以幹預的可能性。
如果遵循哈耶克的建議，這個原則應大大擴大其適用範圍。這與儒家傳統也有明顯相似之處：政治精英的選任應建立在其業績與能力的基礎上，道德上的聲譽應是篩選精英的核心標準之一。
儒家思想始終代表了一種嚴格的輔助性原則，以家庭和社區為基本單位，政府發揮輔助性作用。清朝政府通過有意推行低稅政策，限制了自己的幹預潛能，直到進入19世紀，一個長期歷史趨勢就是在地方層面市民社會的強化。上面漢口的例子就涉及這一點。隨著20世紀強行推進工業化政策，這一原則才被打破，即便這不是在創設福利國家的意義上。在這一角度看，這里也體現出與哈耶克思想寶庫的親和力。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用逆向思維的方式來閱讀中國和歐洲思想史的經典著作是很重要的，這樣有利於我們推行一種天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哲學。
哈耶克的思想往往富有啟迪。需要更多地把其思想應用到分析中國的現實當中。這種應用涉及實證和規範分析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改革現象，包括政府競爭發揮了作為好政策的“發現程序”的核心作用，均可以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另一方面，也有哈耶克會對之持批評態度的方面，比如國有企業在經濟領域持續發揮過於強大的作用。中國的實踐要複雜得多，哈耶克的思想也廣博精微，兩者之間豐富多彩的細微差別，遠非那些簡單構想的兩極化想法所能闡明。
【本文為何夢筆教授為《哈耶克與中國》一書（馮興元著，即出）寫的序言】
如何利用儒家學說修正西方矩陣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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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1-03-13 17:09:042011-2-1 HJM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日深的世紀，東方企業不能不走出去，大概亦不得不走上利用西方矩陣管理的老路。但東方人民族性不同，當然要糾正美國人的特性。
筆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念MBA 的時代， 企業組織還是金字塔式的Line & Staff形態， 西方的矩陣管理法（Matrix Management） 還在萌芽階段， 能談到LOB（Line of Business）已經很了不起了。但隨著產品錯綜複雜，國際化程度日深，跨國企業組織隨著變化，國際大銀行如花旗首先試行矩陣，分層授權徹底進行，但控管日難，矩陣管理是命途多舛，不斷修正，亦日益流行。到了九十年代，連筆者的歐洲僱主亦在改革聲中試行矩陣管理法，摸著石頭過河。當時負責的主管名言''Change is forever'' （ 有錯必改），沒有策略和組織形態是永恒的，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被改變職位，有能者居之。筆者心中想，有點《易經》的味道，要變易，尚簡易，亦不易，變易者組織，簡易者程序，不易者賺錢。
西方管理層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口中不離《孫子兵法》，注重戰略，側重培訓，是將兵之道。要學習儒家金字塔理論尚遠，要明白《周易》八八六十四卦，要等到二十一世紀，下一代的CEO 再談了。雖然法國人自拿破崙開始已將《孫子兵法》念得滾瓜爛熟，但何以百多年來，並未更上一層樓。無論如何，隨著法文的沒落，法國研究東方管理亦未能有太大影響，只能看美國人了。
西方矩陣管理法的不足
西方矩陣管理法是多元組織，一以產品為主，一以功能為主，一以地域為主，一以客戶為主。但資訊卻未能追上來，有了組織很久，仍未能提供可以置信的成本分配，從而利潤誰高誰低，亦無定論。但對前線的員工而言，一個人上面可以有三至四個主管。正如羅馬人所言： 「一個奴隸有三個主人就是一個自由人。」而在美國社會，這個自由人可以要求過分的獎金而無人制衡，反正有業績，但這個業績可能是紙上的、未經證實的，可以是未來的收益，而未來的變數太多。而人心不足蛇吞象，發展到今日， 一個交易員收入比CEO 還多的現象， 已不是新聞了。
西方矩陣管理法既有漏洞，人的因素就愈發重要。據筆者多年和美國人交手的觀察，其人性變化有四：
一、八十年代： Sky isthe limit（天頂才是限）。
二、九十年代：Greed isgood（貪念是好）。
三、二十一世紀初：Winners take al（l 勝者全取）。
四、二十一世紀十年代：Greed is legal（貪念乃合法）。
以上四者的前提都是合乎法律， 亦即是達到最低標準， 遊走法律邊緣， 出了事只要可以打官司即可。美國法律定案曠日持久，美國人急功近利， 於是凡事都可妥協（settlement） ， 天下幾乎沒有不可settle 的案件。君不見連世紀大破產安隆公司的銀行家們，一個settement 就是70多億美元，如此就不必認錯了，好像是合乎法，但是否合乎情、合乎理，小民就不必論了。但亦是在2001 年發生的安隆後，大家亦可以安然無事，付錢了事。那麼subprime 案為何不可以發生呢？AIG 要被拯救，亦豈非矩陣管理法中的一環出了事，而其他部門懵然不知，一齊跌下凡塵呢？
儒家學說的應用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日深的世紀，東方企業不能不走出去，大概亦不得不走上利用西方矩陣管理的老路。但東方人民族性不同，當然要糾正美國人的特性。雖然此前已有日本人全球化，但日本人是內穿和服來全球化，希望全球各地員工亦要穿和服，所以成功例子不多，最少在回報率上，比歐美企業相差很遠，不是學習的對象。
二十一世紀是東方企業領導人創出如何組織和如何管理跨國企業的時機，應用儒家學說來修正西方矩陣管理法的不足，可以有如下方法：
①知止。美國文化缺乏東方文化中「初寫黃庭」，恰到好處的境界，而「定、靜、安、慮、得」正是企業CEO 如何自處，自我解壓之法。管理企業充滿壓力，令人焦慮，抑鬱、自我折壽，有多少CEO 是長壽呢？好像沒有人去統計。
②Jim Collins 的Good toGreat 提出CEO 五種領導。其實早在五百年前，明代儒者已提出三種領導人才，更深入試比較如下：
1) 儒家一等： 深沉厚重（低調、溫和、寬厚、勇毅、堅定）。
Collins 第五級： 沉默內向、低調、謙沖為懷、專業堅持。
2) 儒家二等： 磊落豪雄（光明磊落、透明度高、豪傑性格）。
Collins 四級：激發下屬，熱情追求清晰的願景和高目標。
3) 儒家三等： 聰明才辯（智慧一流，辯才無礙）。
Collins 一至三級：個人才華，能團結人心，有效率和效力。
Collins 的研究只是三十年的業績，而且未遇上大衰退，而儒家觀察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可信性更高，更符合東方精神。西方人只知「飛龍在天」而不知「亢龍有悔」，所以總是過不了最後一關。
③孔子金字塔。此處是說孔子的五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東方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西方只講契約，不講精神，不講人情，但契約永遠有漏洞，官司可以永遠打下去，什麼關係都是假的。要如東方《易經》所注重的吉（吉祥）、亨（亨通）、利（有利）、疚（有小過）、悔（ 有悔） 、吝（ 有錯） 、厲（有色）、兇（兇險）和處理組織的行動，難啊！
張建雄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行政人員碩士課程兼任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經濟金融系協席教授
用儒家思想治理經濟？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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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5-20 13:47:21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F%9F%EF%BC%9F/95111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要長期增長，往往需要一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或文化去配合。香港過去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時候，社會中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人民勤於工作搵錢，今天則內耗嚴重，不少人忙於黨同伐異，尋尋覓覓，也難以再找出有甚麼有利經濟發展的文化了。反觀內地，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的口號，卻解除了十多億人民思想的枷鎖，1978年至2012年間，人均實質GDP竟一口氣上升了17倍，打破了人類歷史中所有國家的紀錄。
內地知識分子尋思想出路
「致富光榮」這句口號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對推動經濟有強大的動力，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它其實十分粗疏，不把此等思想優化，也容易出問題。內地的一些知識分子眼見自然環境受到破壞，貪腐普遍，頗希望能另尋思想出路。我看過一套很有深度的探索文化與經濟關係的電視節目，叫《財富之道》，當中便隱隱然有用儒家思想主導經濟的建議。
儒家思想重視天地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把教育放在極高地位，這些元素無疑都可能變作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但若說儒家思想總體而言有利經濟，卻與事實不符。
資源少放生育 擺脫貧窮
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核心是「孝」，但我們也被告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輕易見到「多生貴子」的思想如何拖慢經濟。在明朝，美洲四大農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相繼傳入中國，大大有利於旱地的利用；北宋開始的早熟稻也大幅提高農業生產，但這些革命性的農業技術，所能造成的後果卻並沒有提高人均產值（從漢朝到1950年，據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a估計，中國的人均實質GDP總共只增加了18％左右！），多了糧食，人民卻只是多生子女，糧食能養多少，便生多少，物質生活水平並沒有進步，經濟有如跌入貧窮陷阱中。
人口經濟學中有「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lic Transition）的理論，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學術界中被引用過四百多次，其中一個論點是：投資在子女素質的回報要勝於投資在子女數量的回報，把資源放在教育，少放在生育，經濟才可慢慢擺脫上述的貧窮陷阱，但儒家多生子女的思想，卻顯然與現代經濟增長所需的一個重要前提背道而馳。
不過，世事往往弔詭，在當代社會中，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國家及地區，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國家反對節育）、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內地（全部或多或少，都曾受儒家文化影響），生育率都低至下一代人口少於這一代。這對總體GDP不一定有利，但長遠而言，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生產值卻可上升。東亞人民的收入上升，反而要受惠於他們能擺脫儒家思想的影響！
重視教育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此事曾否幫助中國脫貧，下次再談。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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