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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民: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本質是加大供給側的改革力度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5077.html

楊偉民: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本質是加大供給側的改革力度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11-22 11:56:00

楊偉民稱,現在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側了,病根在於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個方面的問題,從而帶來了目前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提及,“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日前,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11月10號,在五中全會閉幕的第11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就專題研究了經濟結構性改革問題。

楊偉民表示,五年規劃本來就是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優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問題,所以本來也不是規劃的重點。建議稿的靈魂,本質上體現的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的思想。

楊偉民表示,建議稿通篇都體現了更加註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樣一些思想,比如說,創新發展篇當中提出了“四新”,新動力、新空間、新產業、新體制,這些都是力求通過創造新供給來滿足新需求。

“十二五”規劃專門用“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篇來講內需問題,而且是作為“十二五”規劃建議當中各項任務之首。楊偉民說,當時國際金融危機剛剛兩年,穩增長是首要任務,而且大家普遍認為主要問題在需求側,內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當時是以擴大內需為主來穩增長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了。

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

之所以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家的政策和思路要據此進行調整、完善。

從增長來看,過去世界經濟處於較快增長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3%,很大程度帶動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世界經濟一方面在放緩,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量在變大。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帶動力沒有以前那麽大了,過去世界經濟加快發展帶動我國的戰略機遇就發生了變化。

從貿易或者需求來看,過去全球市場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發達國家的高債務來支撐的,我國的經濟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產能是面向外需、面向出口的。我國的供給總量和國內的市場以及用債務撐起來的世界市場,總體上是均衡的。但現在發達國家紛紛在去債務化,靠債務支撐的市場開始縮小了。這就導致我國一部分產能變成了過剩產能,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減弱,從過去依靠擴大出口來帶動發展的戰略機遇內涵也發生了變化。

從投資來看,過去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從產業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給、提供資源之間這種大分工,部分國家成了凈消費國,部分國家成了凈生產國。我國當時靠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成就了中國制造,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現在國際分工正在面臨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醞釀、正在加快;二是發達國家在推進再工業化;三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業化。特別是再加上我國發展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進的經濟技術差不多都引進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創造力來創造新供給的能力還不夠強。過去依靠比較優勢,依靠優惠政策,依靠引進外資來帶動增長,這個發展的機遇也發生變化了。

楊偉民說,增長、貿易、投資這些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是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提出“五大理念”並在五大理念基礎上提出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在國際背景方面的主要考慮。除了這三個方面,戰略機遇期的變化還有很多。

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也面臨諸多矛盾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建議稿也列舉了不少的風險隱患和條件,風險和隱患有些是長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不過,我國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本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形成,也是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

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方面問題

楊偉民強調,經濟結構性改革也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在工作方針上,我們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持續的推進;在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不能因為是長期任務,近期就不作為,必須馬上行動起來。

楊偉民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提出了5+4+3的行動方案。“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4”是要打好四個殲滅戰,化解產能過剩、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化解房地產庫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3”是三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十二五”規劃曾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楊偉民說,五年來這一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經濟總體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初步估計可能會年均增長7.8%,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

不過,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開始遞減了,再用需求不足顯然已經無法解釋。

楊偉民稱,現在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側了,病根在於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從而帶來了目前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具有外向型,現在外需減少,有些產能過剩。轉向內需當然是一個方向,但需要經歷痛苦的過程,有些甚至可能無法轉向內需。

第二,過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值得關註的事實是,同一件產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

第三,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總量上產能沒有問題,但結構上存在著花色、品種、規格、安全性等滿足不了消費需求這樣一些問題,所以有些消費流向了國外。

第四,有些產業,產能已經達到了物理性的峰值,價格再怎麽降,產品也很難賣得出去,再怎麽擴大投資,需求也很難消化現有的產能。同時有些產業,達到了資源環境約束的承載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費量為我們自己的產能峰值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忍受更加嚴重的霧霾。

第五,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說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了,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我們還是不能生產。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和不少零部件我們需要進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表現出“未富先貴”的現象。國民收入還是中等收入,但生產經營成本卻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產能過剩,產品不好賣,另一方面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所以說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

楊偉民說,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體制僵化,比如說電力壟斷、銀行壟斷、中介服務的壟斷;有超越階段的過渡福利化傾向帶來的,免費的午餐越多,意味著宏觀的稅負必然要高,必然要擡高成本;有些屬於政策方向上是正確的,但實施中的進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還不夠精準。比如說,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應該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市民化,促進他們進入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轉移性的收入,依靠補貼,最終會轉嫁到企業的成本當中。

此外,擴大內需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當中,有些政績工程、沒有回報的投資,以及結構調整中僵屍企業難以及時出清等,也間接轉嫁過來不少成本。有地方認為,這些投資早晚要投的,但問題是,一定時期、一個地方的財力總是有限的,建設規模超出財力就要負債。

楊偉民說,如果所有的地方都這樣做的話,既在宏觀上倒逼了貨幣發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資源。比如說,僵屍企業產品已經沒有市場了,長期虧損,但靠地方的財政補貼和銀行的續貸,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資源。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時候,一部分貨幣只好在金融系統內部自我循環、以錢炒錢,所以我們經濟的金融化、債務化程度不斷加深積累了不少的隱患。

總之,要重視經濟的下滑,但實行各項政策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必須放在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如何促進企業發展上,這是國家實力的根基、是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GDP不過是對所有企業一定時期內生產經營結果的一種統計,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了,生產並能賣得出去的東西多了,宏觀上統計出來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這是經濟發展本來的邏輯。

編輯:姚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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