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铁轨赚千万中铁物资一主管被判无期

山西煤販倒賣「外省煤」運輸過程「吃掉」三成利潤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5/812730.html

山西省煤炭工業廳回應：尚無整治電煤倒賣安排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5/812733.html

礦企倒賣內幕：預訂合同電煤先交500萬保證金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5/809908.html

地產商們的發跡史：王石倒賣玉米 潘石屹海南炒房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這一天，他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般的深圳，「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湧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強烈地意識到這塊塵土飛揚的土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見高高聳立著幾個白鐵皮金屬罐，那裡面儲藏著玉米。美國大陸穀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廣東不產玉米啊，經打聽，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其中來自東北的玉米卻不是直接從東北運來的，因為解決不了運輸。

神秘的命運開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說他能解決運輸，他可以組織來玉米，「你們要不要?」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不過，王石還並不知道東北和深圳之間的運輸情況，是巨大的誘惑使他硬著頭皮往前闖。

經過兩三通打問，確定了廣州海運局的海運。

於是，玉米生意開始了。

特發公司立即設立了一個「飼料貿易組」，組長王石，獨立核算。

玉米到了，「飼料組」需要一個組員。樓下的無線電裝配車間，拉出來一個又瘦又小，像個童工的小夥子，他叫鄧奕權，他成了王石的第一個員工。

第一次30噸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車後座上夾了兩個條紋塑料口袋，去到養雞公司。

「我來收錢。」他向養雞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手中的編織袋。

「發票呢?」袁經理問。

發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問，但他立刻想到，無非就是收款證明一類的東西。

王石回到特發公司，對財務部的小張說，「給我開個收款證明!」

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的畢業生不懂「收款證明」。

「你就寫收到誰多少錢，特此證明。就行了。」

小張一邊嘟嚕著「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證明」，一邊照辦。還加蓋了財務章。

再騎上自行車，後座還是放著編織袋，特發公司飼料組王石組長又到了養雞公司。對袁經理說，「給，發票。」

袁經理笑得嗆了喉嚨，一邊咳嗽一邊帶王石「參觀了發票的真面目」。

「他們要發票。」王石又是回到特發的財務室了。

「早開好了，我還納悶不開發票怎麼能收到錢。」小張說。

再次來到養雞公司財務室，王石「徹底糊塗」了：塑料袋仍然沒有用處，卻拿到兩張一模一樣的薄紙——銀行轉賬單。

特發公司財務室的小張告訴王石，這個轉賬單就是錢，如果對方賬上有錢的話。

用王石的話說，在這兩來兩往的經歷中，他「深刻感受到業務知識的貧乏，尤其財務方面，更是個門外漢。」 「從那以後，我每天下班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財務書。還學著記賬，下月初跟財務的對照。三個月後，我閱讀財務報表沒有障礙了。」

馮侖1959年生於陝西西安，198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年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獲法學碩士學位。曾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任職，從事理論研究及企業策劃、經營、組織、管理工作。1991年領導創立了萬通公司。

1988年，馮侖在海口將1萬台彩電批文遞給某外貿公司老總這批文是國務院體改所提供給馮侖的「費用」，交換來了30萬元，他用這筆錢建起了 海南體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體改所解散，馮侖也「失業」了幾個月。此後，他投靠了當時聞名全國的南德集團老總牟其中，最初擔任政務秘 書，月薪250元。一年後，馮侖成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資也漲到850元，但馮侖很快體會到家族企業的弊端，於1991年離開牟其中。

1991 年，馮侖用3萬元從某信託公司換來了500萬元投資，緊接著從銀行貸來1500萬元，開始了房地產經歷，很快就挖到第一桶金。

1992年起萬通進軍 北京，馮侖和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廈一起吃住達三年之久。後來萬通系六兄弟因為在公司發展策略上意見相左而「離婚」，分家時，馮侖對潘石屹說:「我要罵你三個月，罵完之後就說你好話。」作為補償，馮侖允許潘石屹把萬通的成功都歸到自己身上。

潘石屹：海南炒房得第一桶金

1963年，潘石屹生於甘肅天水農村，小時候父親是「右派」，母親常年臥病在床。命運的第一次轉變出現在1977年，這年秋天，父親平反了，一家人從農村戶口變成城鎮戶口，搬往清水縣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須將家裡所有的糧食拉到縣城糧站交公，換成甘肅省糧票，這個任務落到了長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糧食，一輛平板車，20多里土路，成年之後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幾，對當年14歲的「小潘」來說，這趟送糧路的艱辛不言而喻，「兩個坡道怎麼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邊等人幫忙。」

不久，潘石屹轉學到縣城高中，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從農村到縣城，感覺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認為，這是他人生的開始。一年後，潘接到來自省城蘭州一所中專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在蘭州：自我介紹引來哄堂大笑

由於通訊落後，潘石屹很晚才拿到錄取通知書，當他一個人踉踉蹌蹌來到蘭州的時候，學校已經開學一個多月了。站在教學樓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應該找誰報到。

「趕了10多個小時的火車，太累了，坐在樓梯口一會兒就睡著了，」潘石屹回憶說，中午時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過來。「你是我們班的，跟我來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師。

金老師將這個遲到的學生帶到了教室，介紹給同學們認識。「我忘記當時自己說了一句什麼話，印象很深的是我剛一開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測，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關，直到今天，他的西北鄉音依然無改。

「那時候，整天都是低頭走路的，從來不看天，到畢業了也不知道學校教學樓究竟有多高，不像現在，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樓。」潘說，那是一段埋頭讀書的日子。

兩年後，在全年級600個學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績考進位於河北的石油管道學院，三年大專畢業之後，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廣州、深圳。「從冰天雪地的北方來到鳥語花香的廣州，突然覺得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個人都過得那麼開心。」

春節一過，潘石屹便變賣家當，辭職南下深圳，到達南頭關時，身上剩下80多塊錢，這便是多年後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創業資本」。由於沒有邊境通行證，這筆「創業資本」首先是花了50元請人帶路，從鐵絲網下面的一個洞偷爬進了深圳特區。

現實中的深圳並不像走馬觀花時看到的那麼美好溫馨。潘石屹為三餐而奔波，不久進了一家諮詢公司，「其實就是皮包公司，電腦培訓、給香港人當跑腿的、接待內地廠長經理旅遊，什麼能掙錢就干什麼!」

由於語言不通，飲食不適應，深圳的生活始終讓潘石屹感到非常壓抑。兩年後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剛剛建省的海南設立分號，認為「不能錯過歷史機會」的潘主動請纓南下海南，迎來了他自認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階段。

「初到海南，感覺就是熱鬧。街道上談戀愛的、作詩的、彈吉他的，什麼都有，每個人都有夢想，就是沒錢。」回憶這段歷史，潘石屹眼睛發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個磚廠，潘石屹出任廠長。這個廠高峰的時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時候也有100多號人，地處山區，管理起來並不容易。

「小偷經常光顧，夜裡提供照明的小發電機一個月內被偷過三次，」潘石屹像講電影故事一樣：「人剛剛躺下，電燈突然滅了，那肯定是發電機被偷了，於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動了、棄機而逃。」更麻煩的是民工情緒問題，有一天，潘廠長正在自己的臥室———一個廢棄的水塔裡休息，突然一塊磚頭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談工資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著頭皮下去跟他們談!」

半年後磚廠停產，潘石屹重回海口。隨著經濟低潮的來臨，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決定留下來碰碰運氣。「理個發兩塊錢還要砍價砍成一塊。晚上睡在沙灘上，還要把衣服埋在沙堆裡，生怕被人偷了。在別人房間看春節聯歡晚會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趕走了。」

1991年8月，潘石屹與人合夥註冊成立萬通公司，高息借貸1000多萬元炒房，隨著海南經濟第二波熱潮的到來，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裡，萬通積累下了超過千萬元的資金。「雖然後來又賠掉了，但讓自己找到了膽量。」1992年8月，預感到海南房產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離海南，北上京城。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懷柔縣政府食堂吃飯的潘石屹，無意中聽旁桌的人講，北京市給了懷柔幾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願意做。

潘石屹抓住了這個機會。很快，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進入設立程序。正在潘石屹暗自歡喜的時候，卻接到了有關部門的一個電話：「你們捅婁子了，幾個部委領導要聯合聽你們匯報工作!」

潘石屹來到國家體改委。「一進門，幾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我在前面講，一邊念一邊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領導提醒潘石屹：「小夥子別太緊張，我們只是來聽聽新政策的實踐情況的。」最後，一位司長拿著潘帶過來的「股權證」樣本稱讚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規範，一張股權證都這麼正規，外地企業有的就拿收據代替，這算是對北京萬通的一點正面表揚。這一次，北京萬通挖到數億元的利潤，潘石屹開始嶄露頭角。

1994年4月，潘石屹認識了在華爾街高盛銀行工作的張欣，同年10月兩人結婚。1995年9月，潘石屹離開萬通與妻子創辦紅石實業，隨後開創出SOHO中國的大局面。
孫宏斌：柳傳志借給他的50萬元做順馳

1988年，山西人孫宏斌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後進入聯想，很快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分管聯想北京以外的所有業務，其時，楊元慶僅是聯想的一名工程師。

1988年，25歲的孫宏斌進入聯想，後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分管聯想北京以外的所有業務。1989年10月，孫宏斌在聯想成立企業部，迅速建立了13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達到2400萬元。1990年曾因挪用公款罪孫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1994年，出獄的孫宏斌懷揣著柳傳志借給他的50萬元，離開北京來到了天津。在幽靜的天津五大道，他租了一個臨街的小院子，辦起了一家小小的房地產銷售代理公司，並給公司起名叫順馳。

2003～2004年，順馳創造了一年內同時向十幾個城市擴張的紀錄。所到之處，順馳往往高價拍地，他聲稱順馳當年的銷售收入將達到100億元，這個數字將遠遠超過當時行業排名第一的萬科。短短兩年內，順馳取得中國地產史上前無古人的戰績，版圖擴張至全國10多個省、16個城市。

2004年的宏觀調控讓他第一次上市融資之路斷絕。

2006年，他從經營10年的順馳幾乎淨身出門，地價開始飛漲。

2008年，他悄然把雷曼兄弟引入自己的「第二人生」融創，金融危機到來，雷曼破產，上市再成畫餅。

2009年底，好不容易熬到路演的一天，投資者又不捧場，定價可能過低，老孫習慣性黯然離開。

2010年10月，融創掛牌前數日，政府再度出令限制購房，融創上市當天即跌破發行價(3.48港元/股)。破發這對於經歷過牢獄之災，及4次IPO(前三次以失敗而告終)的孫宏斌來說，不是大事。

現在的融創中國及孫宏斌讓業界不能小覷。從2007年至2011年的五年時間裡，融創的營收從30.11億元增長至106.04億元，淨利同期由1.74億元上升到23.56億元。

2012年融創中國營收43.02億元，同比增長224%;淨利5.23億元，同比增長65%;合約銷售額125億元，同比增長84%。在持續的宏觀調控形勢下，融創是為數不多的可以保持全面高增長的上市房企。

談及自己多舛的經歷，孫宏斌曾對《中國企業家》雜誌表示：「人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多吃點虧，年輕的時候不冒險不對。我們的企業是吃虧比較多，再想想挺好的，活得挺精彩的」。

柳傳志曾對出獄後的孫宏斌表示過讚賞：「坐了4年牢，還沒有沉淪，態度還很積極，年輕人能這樣很不容易。
張力：從公務員到商人

富力集團董事長張力公務員出身，1993年左右和李思廉創立富力集團，從此發跡。

張力1973年參加工作，從工人做起，後來在廣州郊區二輕局做團委副書記。1986年，張力任花園村酒店總經理。不久又被借調去籌建白雲區政府辦公 樓。這段時間裡，張力發現自己做生意的秉賦。於是1988年，張力決定辭去公務員工作。最初他是做裝修，後來才和香港人李思廉合作創辦富力集團。

張力剛開始主要是搞裝修，從接小工程起步，斷斷續續做了5年時間，積累了二三百萬元左右;1993年左右，他和李思廉一共投資2000 萬元，組建了廣州天力地產公司，即富力集團的前身，從此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合作。因為資金有限，他們剛開始時候主要以郊區或者城郊結合部地帶的樓盤為 主，多是廉價的宅張力—-公務員出身基地和市區舊廠房的拆遷地塊。
張寶全：從木匠到房地產富豪

今典集團董事長張寶全軍人出身，1990年代初期創辦今典集團，從此發跡。

張寶全從事過很多職業，包括下過鄉、當過木匠等等。1976年底，他參軍入伍，1984年任戰地記者隨部隊上過老山前線，1988年轉業後考入北京 電影學院導演系，著名導演謝飛是他的班主任。1992年他來到深圳，打算在深圳發展。後又到了海南，在這裡，張寶全得到某金融企業的賞識，他也因此創建了 房地產公司和海運公司，並通過海運挖到自己第一桶金。

張寶全號稱京城裡書法寫得最好的地產老總，是中國作協、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但他父親是江輪船長，母親是普通工人，家有兄弟姐妹6人，在他的 成長環境裡，很難發現商人或文人的早期教育的影子;以短髮形象深入人心的張寶全在就讀電影學院期間曾經留過長發;1992年4月，他來到深 圳，住在沒有空調的招待所裡，曾計劃在朋友工廠裡打工，要求月薪1000元，但朋友以「你是個文人不合適」為由拒絕;他在海南註冊了一個公司，就他 一個人，身兼秘書、打字員、老闆等多個角色，有人說這是典型的「皮包公司」。
吳亞軍：從記者到女首富

吳亞軍至少在出身上並沒有顯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於距離重慶五十多公里的合川縣(2002年成為重慶合川區)，這裡因古代戰場「釣魚島」而聞名。如電影《歲月神偷》中的場景，住在合川營盤街一大院中的吳家並不富裕，大院十多戶人家多年共用一間廚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業大學，學的是航海工程專業，對魚雷控制系統頗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當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的是通訊專業，熟悉導彈制導，後任重慶機場建設公司副總工程師，「以致公司內部有人開他們夫妻的玩笑說『一個指得準，一個炸得狠』。」龍湖集團執行董事秦力洪說。

20歲大學畢業後，吳亞軍進入一家國營儀錶廠做技術人員，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進入《中國市容報》做記者。一位曾於1990年前後與吳亞軍同在這一報社呆過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吳在做記者和編輯期間並沒有太出眾的表現，未曾引起同事們的關注。

但也許是在媒體歷練過的原因，吳亞軍口才甚佳，愛讀書。在龍湖沒有向全國擴張時，龍湖公司手冊及牆壁上的「警言名句」，幾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吳亞軍從小喜歡看書，「中學時期常被抓住課堂上偷偷看小說，只是由於成績優秀，老師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報社平台，成立重慶佳辰經濟文化促進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經商。公司的註冊資本為200萬元，當時有四個股東，中國市容報社、蔡奎、吳亞軍的母親高超和重慶亞泰工貿發展公司，各出資50萬元，分別持股25%。而亞泰工貿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據招股書稱，第二年，這家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1000萬元，其中吳亞軍和蔡奎分別增加了480萬元和270萬元的投資，使得他們二人持股比例達到了85%，中國市容報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釋，幾年後被兩人全部收購。

創業短短一年時間，吳亞軍和蔡奎就能夠再拿出750萬元的真金白銀，這部分資金從何而來，不得而知。「當時有十來個人左右，主要做裝修、賣進口建材，」吳亞軍在接受重慶一家當地媒體記者採訪時稱，「當時我在想，為什麼做這個公司?先是生存，然後是掙錢，掙錢完了就是發財，我發財完了就是大家發財……」

倒賣石油發大財 恐怖組織IS年入8億美元

美國市場信息與分析服務供應商構IHS Inc.近日報告預計，伊斯蘭極端分子為首的“伊斯蘭國”（IS）僅向黑市出售石油一項，一年就可非法賺取8億美元，約合每日200萬美元。兩個月前，華爾街見聞文章已提到，IS用走私石油、搶劫、綁架勒索多種手段大肆斂財，曾負責金融情報工作的美國官員稱其為“可能是我們已知的最富有恐怖組織”。

IHS昨日公布的報告估計，目前IS日產石油5-6萬桶，該組織控制的伊拉克與敘利亞地區產能可達每日35萬桶。據彭博報道，報告的一位執筆者Bhushan Bahree接受采訪時稱：

“這（出售石油）為他們的許多軍事和其他活動提供了資金，助長了這些活動。為了便於論證，我們假設他們的產能減半，那他們（一年）也有4億美元進帳，這可比其他一切我們所知的融資來源高很多倍。”

昨日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報每桶85.40美元，較6月的今年高位跌去26%。而IHS報告稱，即使作為國際基準的布倫特油價近期明顯回落，IS倒賣石油的平均價格也低得多，僅有每桶40美元。這與今年8月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及的美國專家估計均值大體一致，當時他們認為IS的石油售價在每桶25-60美元。

華爾街見聞此前文章提到，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Luay al-Khatteeb稱，伊斯蘭國控制伊拉克北部七座油田和兩家煉油廠，敘利亞東部十座油田中有六座為其掌控。另據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估計，IS控制約60%的敘利亞油田和伊拉克的許多產油資產。

al-Khatteeb指出，IS控制的油田日產能達8萬桶，現在半數都在開采。他估計，IS以原油換取現金或者以物易物每日可獲收入約200萬美元。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報導，IS控制地區出產的原油許多都銷往敘利亞的中介機構，然後由中介送往土耳其、伊朗和西亞北部庫爾德斯坦地區的煉油廠。

專家預計，那些參與IS上述交易的國家和個人都不會受到制裁。Bahree提到這一走私倒賣的複雜性：

“很難攔截，該地區走私各類物品的活動可能有幾千年歷史。”

目前美國的空襲並未鏟除IS的車載煉油設備，IS利用它們為己方作戰提供燃料，也用以滿足控制區內的平民生活需要。Bahree認為，轟炸油田的加油站可能是切斷IS石油網絡的最佳方式，因為那里的儲油不便移動，而且難以替代。

能源業咨詢機構Manaar Energy的主管Robin Mills則是認為，如果伊拉克政府希望重新控制IS侵占地區，那些在黑市出售石油的個人和國家就都不會受到歐美制裁，伊拉克也不會采取法律手段予以懲罰。（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史玉柱抱怨光伏難做：“政府收指標轉手倒賣電站路條”

史玉柱抱怨光伏難做：“政府收指標轉手倒賣電站路條”

一財網 王佑 2015-02-12 19:39:00

未滿周歲的、史玉柱投資的綠巨人能源有限公司（下稱“綠巨人”），似乎在這條光伏的道路上走得並不順暢，該公司已在運作的三個光伏電站，有兩個出現了問題。

第一道汙染防線上的“空手道”環評資質倒賣經

寧夏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企業，盜用3家環評機構資質，完成了至少23個環評項目。有項目被打回重做，有項目被列入環保部重點黑名單。

舉報者認為實是環評機構的違規“出借”資質。“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一個惡性循環就此形成，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只能出借資質。“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

東窗事發無人答疑

一連5天，劉宏偉的兩個手機號碼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或為空號，他以前的員工也無法聯絡上他。

2015年3月23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去到他的公司寧夏瑞博環保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夏瑞博）的辦公室時，這里早已於一個月前被轉租給了一家教育機構。

劉宏偉，根據公開資料，這個被描述為3家甲級資質環評機構的寧夏代理人，至少是23個環評項目聯絡人的公司老總，似乎憑空消失了。

環評（即環境影響評價），被稱為規劃及建設項目的第一道汙染防線，是對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並提出對策。按規定，從事環評的機構必須擁有資質證書。

這可能肇始於一起一年多前的舉報。2013年7月，民間環保NGO重慶兩江誌願服務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重慶兩江）投書至環保部，認為寧夏瑞博盜用3家環評機構的甲級資質開展業務。

最新的消息是，環保部核實，寧夏瑞博確存在盜用行為，責成寧夏環保廳處理。

但再無下文。3月24日，南方周末記者去到寧夏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並未就此受訪。而吊詭的是，原本應為“受害者”的3家環評機構，幾乎都三緘其口。

據多名環評師透露，業內存在“資質掛靠”的沈屙，即無環評資質的企業借用資質在當地接單，有資質的環評機構負責蓋章，兩者利益均沾。不過，環保部的答複並未指出寧夏瑞博一案有此問題。

寧夏瑞博如此暗度陳倉，後遺癥已然顯現。

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永固紫、苝系列顏料等化工產品生產項目，位於寧夏賀蘭縣暖泉工業開發園區，便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的環評。

2014年12月，這一企業被列入環保部的重點環境案件。經調查，企業存在汙水處理站壓濾機露天擺放且沒有使用痕跡；鍋爐煙囪排放黑煙、煤和爐渣存放無“三防”措施；危險廢物管理不規範等5方面問題。

“正是由於寧夏瑞博這類公司的存在，一些本不符合環保要求的汙染項目開工建設了，環評這道保險墻形同虛設。”一名現居深圳的環評師彭曉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在一家環評機構工作了近10年。

據重慶兩江的調查及多位環評業內人士的反映，這種“資質掛靠”已成為行業毒瘤。像寧夏瑞博“盜用”資質案件，在全國並非個案。

名為“盜用”實為“掛靠”？

2014年9月，在重慶兩江舉報寧夏瑞博的一個星期之後，這家NGO的負責人向春還見到了劉宏偉。向春一直詢問劉與3家環評機構的“合作”關系，但劉出言謹慎。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劉的這句話讓向春印象深刻：“既然出事了，反正我扛了，我不會出賣朋友的。”

盡管在舉報信中用了“盜用”一詞，但向春一直質疑是“資質掛靠”關系。

“根據我們的調查，所謂盜用，實質上是借用。即寧夏瑞博與3家單位實際上是私下的合作關系。”向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用了“盜用”，是沒有確切的證據。

這種“借用”，即為資質掛靠。由像寧夏瑞博這樣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具體承接和操作環評項目，再蓋上有環評資質機構的公章。

寧夏盛世榮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世榮華）建設的寧夏石嘴山國際建材城項目同樣也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環評。

在其環評的公眾參與公告中，環評機構為某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而環評機構地址則是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聯系人是劉宏偉。

除了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被認定盜用資質的另兩家環評機構為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冀都）、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

盛世榮華一位王姓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整個環評中，他一直是和寧夏瑞博進行聯系，從來沒有同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有過接觸。“劉宏偉告訴我們，他們與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是合作關系。”

像這樣的環評報告還有很多。有的報告中，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被描述為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駐寧辦事處。而有的報告中，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的環評聯系人同樣為劉宏偉，聯系電話也是同一個號碼。

向春的質疑得到了一名曾在寧夏瑞博工作過的員工的佐證。“直到我2012年離開瑞博前，瑞博與另幾家有資質的單位還是合作關系。”這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此，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河北冀都。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已讓對方停止使用河北冀都的名義。“你別問我，問寧夏環保廳去。我們也是受害方。”這名工作人員突然掛斷電話，且無法再次接通。

如果確為盜用，對方並不知情，則寧夏瑞博有私刻公章之嫌，嚴重違法；如果雙方是合作，由於國家頒發的資質是不能私自交換和買賣的，這樣的合作本身就不合法，雙方都要承擔責任。擁有資質的一方還會面臨被吊銷資質的處罰。

灰色利益鏈

那麽，有環評資質和無環評資質的兩方為何能走到一起？

答案是利益。

“兩家合作，無資質的一方可以獲得資質，承接環境影響評價項目，賺取項目建設公司的環評費用。而有資質的一方則可坐收漁翁之利，從掛靠單位中獲取分成。雙方各取所需。”彭曉鐘說。

而環評資質的稀缺性更是增加了其含金量。

“國家對於申請環評資質有著嚴格的要求，且進行總量控制。像寧夏瑞博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達到申請要求的。”上述前員工說。

根據環評公眾參與網的數據顯示，寧夏僅有9家機構擁有環評資質，其中擁有甲級資質的機構更是僅有1家。而大量的建設項目都要環評。市場的需求吸引著那些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上述前員工也曾建議劉宏偉申請環評資質，而不是非法使用其他單位的資質承接項目。但是這一提議被劉宏偉否決掉了。

“實際上，如果按照規定來做，雇用有執業許可證的職工，申請正規的環評資質，這樣花費的成本要比掛靠幾家有資質的單位，給他們分成多得多。”這名員工表示。

關於分成，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則有著不同的辦法。

“有的是按年簽訂合作協議，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彭曉鐘說。

“像寧夏瑞博這類沒有資質的公司，成本費用除了要向有資質的機構分成以外，還要經常打點評估單位的專家以及相關審批部門的人。”彭說。因而，他們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以上幾方共同分掉了被環評的項目建設公司所交的環評費用。

建設項目的公司看似成了這一灰色利益鏈的最終受害者，但在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環評師撒世軍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建設公司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人員、設備、現場監測等都需要成本。而瑞博省去了這一切環節，成本低了，向建設單位收取的環評費用就低了，同時，一些原本不應該開工建設的項目也順利通過了環評這一關。”撒世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非，寧夏瑞博的環評報告編得質量實在太差，以至於不得不被要求重新評價。

寧夏瑞博承接的寧夏博永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碳四幹氣綜合回收利用項目”的環評上報至寧夏環保廳後，就由於質量太差被退回，後由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承接完成了環評報告。撒世軍便是這個報告的負責人。

而寧夏瑞博大量的環評報告依然通過了審批。在一些環評從業人士看來，這涉及環評審批的弊病。“環評報告能不能通過，不是看技術，而是看送審機構與審批部門的關系，要麽有後臺，要麽花錢搞定。”彭曉鐘表示。

而最近環保部亦在重拳整頓環評亂象，清除“紅頂中介”，並出臺建設項目環評的相關政策文件。此外，環保部會不定期發布日常通報，處理違規單位和個人。

惡性競爭、惡性循環

這並非個案。除了寧夏瑞博，2012-2013年間，重慶兩江還舉報過3家公司，均為“資質掛靠”問題，目前均已得到反饋和處理。

這均是重慶兩江通過網絡檢索，發現了環評文件的異常情況。例如，在網絡中搜索有資質的甲公司某一環評項目的負責人張三，而張三同時又是一家無資質公司的老總，張三以及這家無資質公司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還出現在乙公司某一環評項目上，則可以懷疑這兩家機構存在掛靠關系，從而再做進一步調查。

其中，重慶永博環境汙染治理有限責任公司就自稱與重慶市多家環評機構有合作關系，擅自在其公司網頁經營範圍中增加“環境影響評價”，違規開展環評工作。

據彭曉鐘觀察，“資質掛靠”一般發生在小項目上，且集中在外地環評機構承接本地項目上。

“而監管力度不夠，為環評機構資質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彭曉鐘說。

“環評市場是非常開放的，要求不得有任何人指定必須委托誰做環評。全國範圍內所有擁有資質的機構，只要符合評價範圍，都可以委托他們來做環評。這對於環保部門來說也確實很難監管。”撒世軍這樣認為。

而目前，資質掛靠則使得沒有資質的環評公司過分壓低了市場價格，攪亂了環評市場，形成惡性競爭。

“像寧夏瑞博這類的公司，他們不需要有資質的人員、不需要專業設備、不需要前往現場，於是成本便可以被極度壓縮。他們報給項目建設公司的價錢，甚至比我們的成本都要低。”撒世軍表示，“而建設公司考慮到成本，只要花最少的錢完成前期審批手續就可以了。所以不了解也並不關心環評資質問題。”

這樣的惡性競爭形成後，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真正有資質的環評單位便很難保證收益了。

於是，這樣的行業環境反過來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出借自己的資質，與沒有資質的公司進行掛靠，通過收取掛靠費來增加收入。“這些有資質的機構，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彭曉鐘說。

一個惡性的循環由此產生。

如果說惡性競爭影響的是環評行業的健康發展，那麽環評質量則關系到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的利益。當前，全國的環評行業亟須環保主管部門的重視和大力度監管。

而在銀川，據寧夏業內人士的不確切消息，凡是寧夏瑞博曾經做的環評項目，現在全部撤銷，重做環評。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寧夏環保廳求證此事，並未得到答複。

而向春對此向寧夏環保廳申請信息公開，目前也仍在等待答複中。

山東臨沂被騙學生增至三人 倒賣信息黑色產業鏈曝光

據央廣網報道，近期，家住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高都街道中坦村的18歲大學新生徐玉玉被詐騙電話騙走9900元學費，導致呼吸心臟驟停最終去世。消息 引發社會各界熱議。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天，與徐玉玉家相隔不遠的臨沂市河東區湯頭鎮塔橋村的大一女生小芹也遭遇了電信詐騙。對方以小芹“涉嫌洗錢”為由， 把她兩張銀行卡里的6800元錢全部騙光。記者在發稿前剛剛獲悉，同在臨沂市的臨沭縣大二學生小宋在連續遭遇電信詐騙後，心臟驟停，不幸去世。

據介紹電信詐騙因為能說出被騙人基本信息，讓人深信不疑從而讓不少人陷入騙局。那麽個人信息為何頻頻被詐騙分子利用?

據被騙的大一女生小芹介紹當時她看到陌生號碼的來電本不想接聽，但對方先後通過幾個不同的電話分別假扮成快遞公司、銀行客服、公安局辦案人員，騙她 說需要往指定賬戶匯款證明收入來源合法，並且準確說出了她的身份證號碼、銀行賬戶等個人信息，小芹才一步步落入圈套，把家里人東拼西湊給她準備的6800 元錢都匯了出去。

小芹對記者講述受騙的過程時說：“他說因為徹查資金給了我一個賬戶，讓我把卡里的錢以百元為單位給他轉過去就是把我所有的錢給他轉過去。然後說30分鐘徹查結束之後就把錢再還給我，然後我就用手機支付寶把我兩張銀行卡里邊的錢轉到了他給我的那個賬戶上面。”

而因為電信詐騙不幸去世的徐玉玉也是因為對方聲稱當天是大學新生助學金發放工作的最後一天，要求她20分鐘之內趕到ATM機進行操作才上當受騙。

那麽徐玉玉和小芹等眾多受騙者的個人信息為何落到騙子手中，從而讓這些騙子“精準定位”屢屢得手呢?

倒賣信息已成產業鏈

《新聞晨報》記者在網絡上發現了大量出售、收購考生信息資料的QQ群。經過身份驗證後，記者加入了其中一個名為“考試數據”的QQ群。

剛進群不久，群主“出售考試名單”就主動添加記者為好友。對方個人資料里寫著“車主、研究生、房地產估價師……”等標簽，記者詢問其是否出售考生資 料，對方很快答複：“去年研究生考試160萬考生數據都有，4000元一個省。今年高考考生數據不多，要的話打包給你，5000元。”隨即，對方發過來一 張截圖，上面的文件名分別為“湖南全省”、“重慶”、“江蘇”等7省市數十萬名的考生信息。記者問為何只有少數幾個省市的高考考生數據，對方稱“渠道不 同，數據和數據當然不一樣了，今年高考考生的數據難搞了。”

同樣在這個QQ群內，也充斥著大量求購這類考生數據的買家。一個昵稱是“求穩定報考數據商”的買家，表示“只收一手二級建築師，高考沒有錢的， 不收”。當記者細問為什麽沒有錢時，對方就不再說話了。另外，一些備註昵稱為“李老師”、“王老師”等自稱招生機構老師的人，還在群內招攬群發短信或者打 電話的業務。

在這個QQ群觀察兩天後發現，這里幾乎包含著整個圍繞個人隱私信息的收購、出售、提供群發服務的灰色產業鏈。除了出售、收購個人信息者外，還有不少 昵稱為“短信中心”、“呼叫中心”的群內成員。一個名為“短信平臺”的群成員在群內發布“大量發助考廣告，聯通、電信可以一起發，移動小量發送，需要發廣 告的朋友趕快聯系”。

北京眾安天下負責人、知名白帽子“301”楊蔚對於考生個人信息安全曾做過專門的研究。他講訴了這些泄露的數據是如何一步步匯入黑色產業鏈的。 “這些信息非常有價值，有人買就有人賣。既然下遊有人願意花錢，那自然就會有黑客去攻擊這些目標。黑客非法獲取這些信息，拿到數據以後，就會有人接手。這 里面還有大量二道販子的存在，在中間賺差價。”楊蔚說，這個鏈條上的人分工特別明確，而且都是“專業”級別的團隊操作。“有些人會專門去聯系相關的培訓機 構或詐騙團夥，從而把手上的數據賣到下遊。而下遊這些團隊，有專人負責詐騙的話術編寫培訓、線上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洗錢、線下ATM機提款等，分工非常明 確。”

在分析山東女生受騙的這起事件時，楊蔚稱徐玉玉的個人信息一般有兩種情況可能被詐騙集團掌握。一種是教育機構環節中某個人主動向外售賣，另一種則是黑客從系統中盜取了她的個人信息。不管是哪種方式，這條信息最終都被下遊的詐騙團夥拿去利用了。

這些考生的個人信息在地下流通時能獲取多大的利潤呢?楊蔚表示，地下產業鏈里的數據跟市面上做代理一樣，每個人拿的市場價格不一樣，沒有一個非 常標準的價格。“一些未成年的黑客往往對金錢沒有概念，最低幾百元可能就會賣到中間商手中，然後有一些中間商會以幾萬元的價格賣到下遊。有些職業的黑產團 隊，拿到一些信息可能會賣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楊蔚說，有些時候這些信息也可能會按條算錢，例如一名考生信息定價為“一分”。

“有的數據是第一手的，沒有人碰過的，價格就會非常高;如果數據已經被利用過很多次，就會變得非常廉價，因為在詐騙團夥看來，經手太多就意味著價值縮水。”

去年8月，湖北武漢有記者臥底招生公司。記者發現，每個招生機構都有數目驚人的考生信息，而且信息十分精確，包括姓名、考分、甚至是具體到樓棟的家 庭地址。警方調查後，封存查獲近10萬條考生信息，涉及13省市區。據招生公司員工透露，這些信息大部分是從網上購買或交換的，也有一部分從教育部門流 出;按照信息的豐富程度，價格從0.1元到0.5元一條不等。

虛擬運營商管理存漏洞

除了個人信息泄露給人們頻頻帶來隱患，虛擬運營商的管理漏洞則讓電信詐騙“如虎添翼”。所謂“虛擬運營商”，是指民營企業租用三大運營商的基礎網 絡，相當於“批發商”，一次性從傳統運營商處“批發”大量收集上網流量、語音通話分鐘數、短信數，然後設計不同資費套餐，再向用戶發放的 一種銷售模式。由於虛擬運營商和傳統的基礎運行商之間是租用的關系，虛擬號段的卡和銷售渠道不可控性較大，無法做到像其他正規運營商那樣嚴格執行實名制。

同時，被用來實施電信詐騙的“實名制”手機卡，跟詐騙分子本人的身份信息沒有任何關系，這完全脫離了實名制的初衷。“市面上一大堆實名開卡軟件，可 以不用通過終端掃描，只要你能錄入真實身份證信息，就能通過系統認證，然後開出來‘實名制卡’。雖然名義上是實名制，但跟以前沒有身份證信息的‘黑卡’沒 有什麽區別”，來自河南手機行業人士爆料，“通過這種方式，河南許昌電信最近開出了1萬多張‘黑卡’。”

事實上，消費者名下莫名開通手機號、寬帶業務的案例經常見諸媒體，運營商集團雖多次嚴打，但屢禁不止。在2014年工信部、公安部聯合啟動了打擊“黑卡”行動之後，此類行為被明確為違規行為。

所有的身份信息錄入必須通過身份證識別設備，在實名制初期，運營商一度允許用戶通過APP自動上傳身份證信息，但由於存在“上傳他人、偽造身份證信息”的風險，APP上傳的方式被迅速叫停。同時，三大運營商均投入數億元在所有實體渠道中部署了二代身份證識別終端。

不過，偽造實名制開卡的行為仍十分常見。就在8月4日，廣東省公安廳召開“安網2號”發布會時，還公布破獲了一起“利用非法軟件破壞實名登記”的案 件，一舉查獲了10萬多張黑卡，涉案渠道商遍布全國28個省市。針對虛假等級問題，中國電信也從2015年9月開始肅清社會渠道，至今已取消了710個網 點。

中國虛擬運營商產業聯盟秘書長鄒學勇表示，犯罪分子看準了虛擬經營商在實名制管理方面的漏洞，所以變得肆無忌憚。他表示，去年 11月份到今年2、3月份，針對虛擬運營商的投訴比例大一點，被很多的卡商鉆了空子，一下子把虛擬運營商的號碼給買斷了。他還說，當時有一個系統的漏洞， 虛擬運營商監控不了發短信的內容，發完短信然後再扣費的時候有將近24小時的延遲，這讓違法人員鉆了一個空子。

根據國家《反恐怖主義法》的要求，包括虛擬運營商在內的所有通信企業都必須對新老用戶完成實名登記，到12月1號對未實名的電話號碼將全部進行停機處理。

新華社調查：收錢代刷火車票是否屬於倒賣車票的黃牛?

又是一年一度春運，火車票牽動億萬人。近來，攜程、去哪兒、藝龍等國內多個知名互聯網旅遊公司，紛紛推出刷票軟件替客戶搶票，被質疑涉嫌倒賣火車票。

那麽，在車票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刷票軟件到底是服務神器還是網絡黃牛?據新華社報道，“新華視點”記者就公眾關心的幾個焦點問題進行了調查。

據報道，記者發現，當前的網絡搶票主要有三類。一是互聯網旅遊公司在其平臺上推出的加價搶票業務。去哪兒搭售了20元和30元的兩種保險，宣稱不購買保險就出票慢;藝龍網搭售了20元的保險，宣稱買了保險就優先急速處理不用排隊;攜程網則是直接推出三款加價服務：25元的保險可提升30%速度，66元的保險可以提升40%速度，搶票加速包買得越多，搶票成功率越高。記者在攜程上選了1月13日從廣州到長沙的車票，票價為182元。如果不買保險不買搶票加速包，網上顯示搶票成功率僅為51.26%。而購買了66元的保險和最高1004元的搶票加速包，成功率就可以提升到85.86%。

二是奇虎360、百度、獵豹等瀏覽器或網站開發的捆綁式刷票軟件。如奇虎360推出的“360搶票”號稱能提供自動識別驗證碼、預約提醒、自動刷票等功能，搶火車票成功率翻倍，但必須綁定在360瀏覽器上使用。

三是一些QQ群上的網絡搶票。記者用手機QQ搜索“火車”二字，搜索界面出現多個以搶票為群名的大群，有的群成員近2000人。記者隨機進入一個群，群主要求進群者再單獨加一個號碼。該號碼介紹：“8年團隊專業搶票，100M網速專業代購全國火車票、高鐵票、動車票”。這名“專業搶票”的人告訴記者，將購票信息給他後便可以幫助搶票，搶到票截圖驗證後每張加50元手續費付款，便可以自行去火車站取票。只要是還沒出的票，基本上都能保證搶到。

收錢代刷火車票是否屬於倒賣車票的黃牛?記者采訪鐵路、公安、法律方面的人士，發現各方對此存在較大爭議。

鐵路部門對搶票軟件多持反對態度。中國鐵路總公司運輸局運營部副主任黃欣說，12306一直在努力改善旅客購票體驗、確保購票公平。今年在非熱點車次不再使用驗證碼的同時，節前北上廣去往成渝、湖南湖北等地的熱點車次，仍然需要使用驗證碼，增加“黃牛”惡意搶票的難度。一名鐵路系統幹部告訴記者，搶票軟件看似方便，但會擾亂正常的購票秩序，尤其是短時間內的巨大點擊量，容易沖擊12306網站的運行。

北京崇厚律師事務所主任趙瑛峰認為，如果為個人購票目的而使用搶票軟件，從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收取“服務費”從中牟利，且達到一定數額，就應認定為倒票。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黃牛”倒票應按照倒賣車船票罪或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但也有觀點認為，收錢代刷火車票能否入罪值得商榷。中國公安大學副教授李懷勝認為，對“技術黃牛”的行為，目前刑法還難以規制。第一，這種行為不構成倒賣車票罪。“技術黃牛”是為特定他人代購車票，賺取代購費，和倒賣車票的行為方式截然不同。第二，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也有商榷余地。“技術黃牛”客觀上是破壞了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但未必達到刑法處罰線，是否是非法經營罪也需研究。有些人認為，刷票行為即便不構成倒賣車船票罪，也應被判定涉嫌非法經營罪。然而，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研究所所長阮齊林教授說，倒賣車船票罪與非法經營罪，在刑法上是特殊罪與普遍罪的關系。如果倒賣車船票罪不能成立，就必然不能定性為非法經營罪。

此外，公安執法也處於模糊狀態。天津鐵路公安一民警告訴記者：“這兩年，天津鐵路警方沒有處理過網絡搶票這群人，因沒法定性為倒賣。只處理過在火車站排隊幫人買票收手續費的，不過也是轉給工商部門處理。”